不知何人最先把1928年至1937年的南京政府時代，稱之為“黃金十年”，也許從國民黨的眼光看，那是難得的十年。但是即使如此，實在也“黃金”不起來。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在財政、交通、工業與教育上的建設，根本無法掩蓋那十年中，幾乎是連年戰亂、強寇壓境。國家命運的嚴峻，不下於北洋時代，而民生之凋敝，導致哀鴻遍野，以及對整個學術言論自由的壓製，則尤過之。總之，蔣介石基本上要求一個服從的國民，而於此十年之間，從來沒有認真談過基於憲政的民主、人民應有的政治權利、公正的司法以及社會的改良等。（參閱Chi，NationalistChinaatWar，p.29）
許多中外民國史學者把十年南京政府，稱之為一黨專政的訓政時期。其實，斯乃胡漢民的理想，但他遭囚禁與放逐之後，並未能真正地實施，其結果如胡氏所說，成為走向個人集權的軍事獨裁。更精確地說，應是基於特務組織上的軍事獨裁，連國民黨都被“閹割”了（參閱CambridgeHistoryofChina，p.136），此一軍事獨裁的頭頭就是蔣介石。因而蔣氏個人密切關係到整個南京政府的成敗。
外國學者旁觀者清，較易看出蔣介石在知識上的短缺、理論上的淺薄，對國際事務所知極為有限，隻是一個十足的軍人。（參閱Thomson，WhileChinaFacedWest，p.12）其實，連軍人也不“十足”。之所以認為“十足”，因誤認為他係日本士官出身。一個士官畢業生，至少有相當的軍事知識與才能，但事實上，他隻是在振武學校習軍事，與士官完全無緣。他在戰場上的表現，始終拙劣，北伐前期靠會打仗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北伐後期靠馮玉祥、閻錫山等。他又先後依靠俄國軍事顧問、德國軍事顧問以及美國軍事顧問。所以蔣介石軍事上的成績，如果除去這些人的貢獻，絕對是不及格的。
蔣於困難時，為了解決問題，尚可與能者共患難，但絕不可能享一點安樂，因其個人才智有限，下意識的自卑感，必然對能者疑懼，非除之不能安心。因此像古時候無能的帝王一樣，唯有與皇親國戚和太監們患難安樂與共。蔣介石沒有太監，卻有太監的替身。所謂“替身”者，即可由他隨心使喚而效忠不懈的特務之類。唐縱日記所記蔣於1928年6月16日在紀念周的訓話，可見一斑：
（校長）並且要我們團結精神統一意誌，實質擔負黨的中堅使命，排除一切反革命障礙。統一意誌就是要以校長（自謂）的意誌為意誌、服從我（自謂，以下準此）的主張，一致行動才可以報中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9頁）
如此“統一意誌”，除了唐縱輩視為當然外，誰肯呢？汪、胡固然不肯，李、白與馮、閻也不會肯，難怪無法與蔣“團結”了。
蔣介石的皇親國戚孔祥熙和宋子文，似也不能完全以蔣之意誌為意誌，但畢竟有甩不開的“內親關係”，姻親之血更濃於水，在緊要關頭至少可以“一致行動”。宋子文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自有足夠的理財知識和本領。他原是在廣州以及武漢政府的財政部長，蔣把他爭取過來，與宋美齡結婚後，這層關係更加穩固。然而宋在所謂“黃金十年”中，並不能起“黃金”作用，主要由於他對中國問題理解的淺和狹，遠不能和他的西方知識相襯，那些西方知識也就難有“用武之地”，最多能“治標而不能治本”，再加上不懂財政的蔣介石，時時掣肘，把國家財政視為個人的軍需，令宋大有秀才遇見兵的尷尬，無可奈何的氣憤。繼宋為財長的孔祥熙，才學固遜，鄉願更甚，更能配合蔣氏無知無能的獨斷獨行。然而無論孔宋，以皇親國戚的地位，主持財政，在法製不健全的情況下，難免監守自盜，孔宋兩家都成為富可敵國的家族，豈偶然哉！
民國十六年（1927）以後的蔣介石，清黨反共，鎮壓群眾運動，早已不革命了，早已是反動派了。美國學者易勞逸稱之為“一個流產的革命”，並謂蔣氏已把國民革命轉化為軍事集權，把國民黨變成一個法西斯政黨。（Eastman，TheAbortiveRevolution，p.39-55）但是他嘴巴上仍然革命不離口，在他嘴巴裏，連革命搞得最凶的共產黨都成了反動派了，無非要繼承孫中山的革命法統。其實他所謂的革命，必須以他的意誌為意誌，所有不服從他主張的人非“逆”即“匪”。這是一種霸道主義，邵元衝在日記中留下一條，頗可透露“蔣幫”的真麵目，那是1931年9月22日星期二，國民黨在九一八事件群情激憤下聚會：
全市黨員在中央大學開會，介石前往演說，中有一人稍施譏彈，季陶即叱令縛跪，介石亦頓足怒罵，是亦不可以已乎？（《邵元衝日記》，第776頁）
“稍施譏彈”，就被綁起來下跪，被“頓足怒罵”，固無一點言論自由之可言，更無人權之尊嚴與保障。蔣介石和戴季陶輩的作風，何異於北洋時代的惡劣軍閥。北洋大軍閥馮國璋、段祺瑞等的脾氣，還沒有蔣、戴那樣暴烈！
北洋軍閥固然是軍閥，國民黨的地方軍頭如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也被稱之為軍閥。蔣介石沒有被稱之為軍閥，因其擁有中央，有大一統之誌，所謂軍閥每指軍事強人割據的“地方主義”。事實上，馮、閻、李輩何嚐不胸懷全國，他們的民族主義不會遜於蔣。他們如擁有中央，作為也不可能輸給蔣。蔣雖擁有中央，有誌統一，但一直很“地方”，隻不過是他“割據”的地方較大、“資源”較多而已。他在1929年元旦向軍校學生訓話，說是“三年前立一個誌，要統一中國，現在做到了”（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11頁），但不久就發生了中原大戰。中原大戰後，以為統一了，其實西南仍然形同獨立，中共蘇區猶在。美國公使在1933年年中報告裏，仍謂國民政府不成其為中央政府，仍然是分裂狀態（NelsonJohnsontoS.K.Hornbeck，June1，1933）。一直到抗戰爆發，同禦外侮，才勉強可說是統一，已經是“黃金十年”的盡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