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烏托邦三部曲在細節和側重點上各不相同，相比於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紮米亞京寫於20世紀20年代的《我們》，與《1984》有更多的相似點。《我們》和《1984》都描述了社會的完全官僚化，人隻是一個數字並且失去了所有的個性。這是由於無限的恐怖（在紮米亞京的書中，對於人腦的操縱最終發展到在身體上進行改造）聯合意識形態和心理操控引起的。在赫胥黎的作品中，應用集體催眠暗示是將人變成自動機器的主要手段，這避免了恐怖行動。你可以說紮米亞京和奧威爾的作品與斯大林主義和納粹的獨裁統治類似，而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展示的是發展中西方工業世界的圖景——假如它隻是繼續跟隨目前的趨勢，而沒有在根本上做出改變。
盡管反烏托邦作品有如此多的不同，但是在一個基本問題上它們是一樣的，這是一個哲學的、人類學的、心理學的、可能也是宗教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人類是否可以這樣轉變，變得忘記自由的渴望、尊嚴、完整性、愛——也就是說，人類是否可以忘記他是一個人？或者人類本性是否有一種推動力，可以對違背這些人類基本需求的事做出反應，然後通過努力去將這個野蠻無人性的社會變成一個有人性的社會？我們必須注意到，反烏托邦的三個作者並沒有采取現在在很多社會科學家中普遍流行的心理相對主義這種簡單的觀點，他們並不認為：沒有所謂的人性；沒有一種對人類必不可少的品質；像許多社會學者寫到的人剛生下時什麼也不是，就像一張白紙一樣。他們認為人有一種強烈的渴望去謀求愛、公平正義、真理、團結，在這方麵他們與相對主義者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事實上，他們斷言，正是他們描述的這種通過一切手段去爭取的思想充滿了力量和強度，所以它們必須被摧毀。在紮米亞京的《我們》中，大腦控製與腦前葉切除手術類似，都是為了擺脫人對於人性本質的索取；在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中，則利用了人工選擇物種和毒品；在奧威爾的《1984》中，他們更是無限製地使用酷刑和洗腦。三個作者中任何一個作者都不應因認為摧毀人性易如反掌而受到指責。他們三個都得出了同一個結論：通過現有的普通技術和手段，這完全可以實現。
盡管與紮米亞京的作品有很多相似點，奧威爾的《1984》對於“人類本性可以如何被改變”這個問題有著獨到的見解。下麵我就談談一些更具體的“奧威爾式”的概念。
奧威爾最直接的貢獻是在《1984》中假設了1961年和隨後的五到十年之間的事情，並將獨裁社會和原子戰爭聯係了起來。在《1984》中，原子戰爭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開始出現；一場大規模的原子戰爭在大概十年之後爆發，數百顆炸彈被投到了歐陸俄羅斯、西歐和北美洲的工業中心。在這場戰爭之後，所有國家政府開始確信，如果繼續這樣的戰爭必定會使組織化的社會和他們的政權走向末日。出於這樣的理由，沒有更多的炸彈被引爆。而現存的三個大國集團“全都隻是繼續製造原子彈並儲備起來，等待決定性機會的到來，他們都相信那一天遲早會來。”執政黨的目標仍然是找到“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於幾秒鍾內消滅上億人口”的辦法。奧威爾在寫《1984》的時候，熱核武器還沒有發明，而在20世紀50年代，所有我們剛剛提到過的目標都已經達到，這隻能作為一個曆史的注腳去解釋了。相對於熱核武器可以在幾分鍾之內就可以徹底消滅一個國家的90 甚至100 的人口來說，丟在日本城市的原子彈似乎威力太小，還沒達到效果。
奧威爾關於戰爭的概念的重要性在於他一係列敏銳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