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
我上小學前一年，“文革”結束了。一個運動結束，另一個運動卻又開始。家裏的大人都在單位忙著清理“三種人”，他們一天到晚開會不回家，我們這些小孩子沒有人管，成群結隊在街頭巷尾流竄，個個像瘋長的野草。那時候，好像滿街都是年輕人，從我們這些無人管教的六七歲小孩，到那些二十多歲從農村、林場回來的“待業青年”都在街上混。那年頭除了看電影也沒其他去處，於是街頭便成了我們的娛樂場所。大孩子一幫一幫蹲在角落吹口琴，看手抄本，雖然輪不上我們插嘴，但小孩子可以圍在外麵看，也算間接參與了他們的活動。
記得有一天，一夥人又在十字路口聊天。突然一陣摩托車的聲音遠遠傳來，所有人都停止說話遙望著巷口。就見一輛摩托車由遠而近，原來是郵局送電報的郵遞員來了。我們的視線跟著摩托車走，等郵遞員消失在巷子裏的時候，一個大哥突然神往地說：我這一輩子要能有一輛摩托車就好了！他說這話的時候，縣城裏隻有郵局和公安局這樣的公家單位有機動車輛，當時誰能有一輛永久牌自行車已經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所以大哥發出感慨的時候沒有人會在意他的話，那時候想有一輛摩托車不是理想是幻想。
可到了第二年，不知為什麼街上突然出現了很多摩托車，很多人家買了重慶產的嘉陵輕騎。雖然嘉陵輕騎體量比公安局的250型摩托車小了很多，但畢竟開始個人擁有了機動車輛。我背著書包去學校，一路上看那些端坐在嘉陵上的大哥，他們個個春風得意地像移動的雕像。昨天還遠在天邊的摩托車，今天已經近在眼前了，就覺得生活真是布滿了可能性。更神奇的是小學時有一天學校放電影《祖國新貌》，裏麵介紹上海某個廠子生產出了洗衣機，沒想到幾個月後我們家就買了一台。生活真是日新月異。這幾十年裏物質層麵的變化讓人應接不暇，至少電視機、錄音機、電子表、洗衣機、電腦、網絡是無中生有、空降到我的生活中的。
生活在物質方麵充滿了可能性，但在另外一些領域卻從不為我們帶來驚喜和意外。
初中的時候看路遙的小說《人生》，主人公高加林為了施展才華，從山村到了縣城，犧牲掉鄉村愛情，結果卻還是被清退回鄉。這原因隻有一個，便是他是農民沒有城市戶口。看完小說，我明白了我那些來自農村的同學為什麼會頭懸梁錐刺骨地學習，他們中的很多人最大的夢想就是考上縣師範學校，隻要上了中專便可以把農村戶口轉為城市戶口。在青燈下讀完小說，我便想或許這不合理不合情的戶口製度，很快就會從我們的生活裏消失，就像摩托車很快會出現在我們生活裏一樣。但這次我錯了，戶籍製度到現在都屹立不倒。最近北京搞汽車新政，為了治理擁堵開始搖號買車。我看了看有關細則，作為一個仍然持有山西戶口的人，我要是現在買車肯定是沒戲了。我們的生活變化多端像魔術，有一些願望馬上可以實現，另一些願望卻遙不可及。
經過八十年代的人，都經曆了製度的變革給中國帶來的轉變，因此我們迷信製度，以為由體製變革帶來的生活的可能性是無窮的。但是過去是體製自身有變革的要求，而今天的體製已經失去了變革的欲望。那我們怎麼去改變呢？我們總是把改變生活的願景被動地寄托在體製自身的改變上，事實上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會有什麼樣的製度，有什麼樣的製度就會有什麼樣的生活。或許我們應該首先改變我們的文化，進而帶來生活的改變。我們渴望擁有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原則，有人一定要在前麵加上一個定語——“中國特色”。這些原則是不需要定語的，自由就是自由，平等就是平等。
有一次跟建築師馬岩鬆聊天，他興奮地拿出他的一個作品的模型給我看。那是一個天安門廣場改造計劃，在他的想象中天安門廣場種滿了樹木，樹林下麵一層是購物城、卡拉OK、電影院？廣場種滿樹會是多少棵？這不是問題，重要的是這裏不再是政治集會的場所，這裏可以容納我們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