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人類思想史上的許多大師，都揭示了人具有逐利的特征。外國的霍布斯、洛克、斯賓諾克、萊布尼茨、愛爾維修、費爾巴哈等哲學家都認為，自我保存是人的普遍的本性，是人們行為的動力，並且人生下來就會追求幸福。人利己是自然的，在人際關係中，在與大自然的關係中，人通過犧牲別人來利己是很常見的現象，靠人們自己約束自己，處理好同別人的利益關係是靠不住的。正因為這個原因，才產生了國家，由國家這一權力機構來製止人們損人利己的行為，規範人們之間的關係。外國的亞當·斯密等經濟學家，我國的孔丘、管仲等思想家，也都認為人有天生的追逐私利性。人類曆史和現實的大量實際印證了這些思想。幾乎可以說，人尋求自己的私利有一種永恒性，而許多人對私利又是貪得無厭的。
因為人普遍存在逐利性，人製售假貨在理論上可以在實踐中又常常謀求到私利，所以假貨的製售就幾乎同人類的曆史一樣源遠流長。並且幾乎是進入階級社會以後，人類的任何一個曆史時期都有假貨，任何一個社會形態已進入現代，人口在50萬以上的國家都有假貨。有些人以為就國家整體形象而言，產品質量享譽世界的國家沒有假貨，如日本、德國、瑞士等，事實是這些國家同樣有假貨，和一般國家在這方麵的差別，隻在於假貨在全部貨物中的比率，以及造假的深度，假貨泛濫的廣度不同。
“發達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造假曆史。一個世紀前，美國消費者就無法放心使用本國產品。從糖果、肉類到藥品，很少能令他們放心購買使用。報紙每天都在揭露造假醜聞，連知名百貨商場也在銷售含銀量低於廣告宣傳的餐具，而所謂的胡桃木家具其實是膠樹材製成的。……（日本和韓國）在戰後的經濟起飛階段也都先後麵臨過‘日本製造’與‘韓國製造’的危機。”“‘日本製造’也曾是‘品質低劣’的代名詞。”在近年的德國，盡管對製售假貨的懲治十分嚴厲，但將普通水當作礦泉水賣，盜版出售計算機軟件，撰寫並發表假論文，醫生為了錢而對病人進行過度治療，會計人員對公眾公布假賬等各種假貨，同樣屢見不鮮。
發達國家的民眾多十分崇尚名牌，許多人將去名店、買名牌作為避免購物時吃虧上當，保證工作效率的信條。這也從反麵映襯了假貨存在的普遍性。名店名牌是經長期恪守賣真貨，提供真服務的信用，並且有大量的非名店名牌相襯，才得到社會自然認可形成，如果在社會商品和服務的汪洋大海中，完全不存在達到一定程度的製售假貨現象，人們自然不會非常在意特定商家和商品的品牌，特定商店和品牌在人們心中的印象就會相當淡，也就難在社會上形成真貨意義上的名店名牌。
如在盛產甘蔗的我國南方廣大農村，在上世紀70年代前，農民用傳統的木榨辦法將甘蔗榨出汁，然後用鐵鍋將甘蔗汁的水分蒸幹，剩下糖漿，再將糖漿倒入木格，凝固成紅糖塊。這些紅糖塊都沒有人造假，並且市場上眾多賣主出售的紅糖塊品質，基本上沒有人能感覺到區別，人們在市場上買這種土榨紅糖塊，隻看外觀、幹燥度等是否達到公認的合格標準就行，不關心是哪個地方，是哪個人出產。這些紅糖塊自然無法產生名牌。
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南方出現了許多現代糖廠，這些現代糖廠生產的白糖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商標。但由於各個廠家的白糖產品品質幾乎沒有差別，社會上也很少聽說過有白糖摻假的事，也沒聽說過國家質檢部門檢測有那家糖廠的白糖產品達不到質量要求，所以人們買白糖時還是不注意品牌。
人類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製售和購買假貨的劣根性，在許多身居要位的名人的行為中也深刻地體現出來，如在對假文憑處罰非常嚴厲的發達國家，許多所得待遇相當豐厚，並且持有真文憑級別已不太低的政府高官和其他人士，仍然冒著身敗名裂的風險，購買學級更高或名氣更大的假文憑或偽造假學曆，如以色列國家旅遊部長埃斯特裏娜·塔特曼、美國奧委會主席桑德拉·鮑爾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招生錄取部門負責人馬裏莉·瓊斯等。許多已有百萬千萬甚至過億美元財產的人，同樣做製造毒品，大批量製售盜版光碟等勾當，並且一犯再犯，屢教不改。
假貨的危害
假貨給人類帶來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並且是十分嚴重的。鑒於此，發達國家都對假貨製售者予以嚴厲打擊。我國近年來也同樣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行政司法技術等資源應對假貨問題。以食品業為例，2007年6月底，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建立的食品安全監管責任區就有16030個，食品安全專職監督員25346人，還有政府協管員72474人，社會信息員106573人。2006年，全國質檢部門對食品生產企業的巡查有90萬次。工商部門出動執法人員560萬人次，查處製售假冒偽劣食品案件6.8萬件。衛生部門查處的非法生產經營食品案件也有4.5萬件。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檢出不合格食品2458批。製訂食品安全的國家標準有2900項，其中強製性的有634項，食品行業標準有2900多項，設立的各級農產品檢測中心有2103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