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曾在臉譜網為美國財長蒂姆·蓋特納（Tim Geithner）主持過一次會議。我們邀請了15位來自矽穀的執行官吃早餐，就經濟問題展開了一場討論。蓋特納財長與4位隨行人員抵達會場，其中兩位職位較高，另兩位職位較低，我們聚集在臉譜網公司一個非常不錯的會議室裏。轉悠了幾圈之後，大家開始隨意選取自助餐。被邀請的客人中大多數是男性，他們抓過盤子、裝上食物，然後坐到了最大的會議桌前。財長的隨行人員都是女性，她們最後取餐，然後在房間一側坐下。我示意她們坐到桌前來，並當著大家的麵向她們招手示意，好讓她們覺得自己是受歡迎的。她們猶豫半天，還是留在原來的座位上沒有動。
這四位女性完全有權利參與會議，但對座位的選擇卻讓她們看上去更喜歡旁觀而非參與。我知道我得說點什麼。會後，我把這四位女性拉到一邊，我對她們說，即便沒有受到邀請，她們也應該坐到桌前來；而當別人公開歡迎自己時，她們更應該主動參與。聽完這些話，起初她們有些驚訝，隨後就表示認同了。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轉折點：就在這一刻，我目睹了存在於女性內心的障礙；就在這一刻，我意識到除了習俗等外在障礙，女性也麵臨著內心的鬥爭。幾年後，當我在TED大會做關於女性如何在職場上取得成功的演講時，我用這個故事來舉例說明女性是怎樣讓自己退縮的，準確地說，她們自己選擇了成為旁觀者。盡管如此，我仍為女性會做出這樣的選擇而感到泄氣，但我也深深理解她們做出這種選擇的深刻原因。
在大學高年級時，我被選拔進入美國大學優秀生榮譽學會（PhiBeta Kappa honor society）。那個時候，哈佛大學和拉德克裏夫學院擁有各自的分會，所以我的入會儀式是“女性專屬”的。其主要發言人、來自威爾斯利女性中心（Wellesley Centers for Women）的帕吉·麥金托什博士（Peggy McIntosh）的演講題目是“招搖撞騙的感覺”（Feeling Like a Fr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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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解釋道，很多人尤其是女人，當她們所取得的成績被人稱讚時，會感覺那些稱讚是騙取來的。她們常常感到自己不值得被認可，不配受到稱讚，並心存負疚，就好像犯了什麼錯。即便那些在自己的領域成就斐然，甚至已是專家級別的女性，她們仍然擺脫不了這樣一種感覺：我其實隻是個技術水平或能力都很有限的冒牌貨，現在的榮譽不過是因為碰巧被大家發現了而已。
我想這是我聽過的最好的演講。我坐在椅子上，身體前傾，使勁地點著頭。我發現，我那才氣逼人、絕對不是“騙子”的室友卡麗·韋伯竟然也有這種心理。終於有人明確有力地表達出我的感受了！每次在課上被點名時，我都覺得自己肯定會當眾出醜；每次考試時，我都覺得自己肯定會考砸。然而，當我沒有出醜甚至是表現很出色時，我又覺得自己再次欺騙了大家。而且，總有一天，好戲會收場的。
在入會儀式之後的聯合招待會（也就是為書呆子們準備的後續派對）上，我跟一位男同學提起了麥金托什博士關於“招搖撞騙的感覺”的精彩演講。他看著我，表情困惑，問道：“你為什麼會覺得這種話題很有趣呢？”後來，卡麗和我開玩笑：對男人來說，那次演講大概就像在講“怎樣應付一個所有人都不如你聰明的世界”。
有能力的人因自我懷疑而苦惱，這種現象有它的學名——“負擔症候群”（imposter syndrome）。無論男女都容易出現這樣的症狀，但女性會更嚴重，也會更多地受其限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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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很出色、非常成功的喜劇演員蒂娜·菲（Tina Fey）也承認自己有這樣的感覺。她曾對一家英國報紙說：“負擔症候群妙就妙在，它讓你總是在兩種感覺中搖擺不定：要麼自我迷戀，要麼就會想‘我是個騙子。天哪，他們都中招了！我是個騙子！’於是，在自我迷戀出現時，你隻是試著駕馭它、享受它，然後就漸漸開始覺得自己是在欺騙別人。說真的，我已經意識到，幾乎每個人都是‘騙子’，所以我嚐試著不讓自己感覺太過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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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女性來說，“感覺像個騙子”說明的是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我們始終在低估自己。各項研究都表明，女性對自身表現的評價普遍低於實際情況，而男性則會過高地評價自己的表現。研究人員在對手術室輪崗學生表現的評估中發現，當問到對自己的評價時，女生給自己的分數普遍比男生要低，盡管其教員的評估顯示女生的表現要優於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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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幾千名潛在的政治候選人的調查揭示，盡管擁有相同的資質證書，男性認為自己“完全有資格”擔當政治職務的可能性比女性高出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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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哈佛法學院近1 000名學生的研究發現，在與法律實踐相關的每種技能上，女生給自己的分數都比男生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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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當女性在其他人麵前，或是在人們慣常認為是男性主導的領域中評價自己時，她們低估自己能力的現象就更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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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讓一個男性解釋自己的成功，他通常會歸因於自己內在的能力和技巧；如果問女性同樣的問題，她一般會將成功歸因於外部因素：之所以表現得好是因為她們“真的非常努力工作”，“運氣不錯”，或“有別人的幫助”。在解釋失敗時，男女也不同。當一個男性失敗時，他會歸咎於“研究得不夠”或是“對這件事本來就不太感興趣”等；當一個女性失敗時，她會相信是由於自己本身缺乏能力導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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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地，當一個男性和一個女性接收到負麵的反饋時，相比男性，女性的自信和自尊會遭受到更大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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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發的失敗和不安全感的內化會傷及她未來的表現，所以這種心理模式具有嚴重的長期負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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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待女性的不隻是女性自己，周圍的同事和輿論也很快都會將女性的成就歸因於外部因素。當臉譜網申請上市時，《紐約時報》曾撰文善意地提醒我（和其他人），我隻是“運氣不錯”，而且“一路都有強有力的導師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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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記者和一些網絡博客對《紐約時報》的雙重標準提出抗議，指出它很少將男人的成功歸因於“運氣不錯”。但《紐約時報》所說的，其實也是我曾對自己無數次說過的話：在我事業的每個階段，我都認為自己的成功來自運氣、努力工作和他人的幫助。
我的不安全感（和大多數人的不安全感一樣）開始於高中時代。那時，我在邁阿密一所很大的公立學校上學——請聯想一下電影《開放的美國學府》（Fast Times at Ridgemont High）。比起學習成績來，這所學校更關心如何防止學生在宿舍裏打架、在廁所裏吸毒。當我被哈佛大學錄取時，很多同學都問我為什麼要去一所盛產書呆子的學校，接著，他們會突然停住，意識到我也是個“書呆子”，然後不等我回答就窘迫地走開——他們已經知道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