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是從叔本華出發開始其哲學活動的，他事實上接受了叔本華悲觀主義的兩個基本論點，即生命在本質上是痛苦，必死的個體生命在本質上是虛無。不過，他不滿意叔本華赤裸裸否定人生的消極結論，而試圖為人生提供一種意義，指出一條自救之路。為此他訴諸藝術。尼采早期提出藝術起源於日神（夢）和酒神（醉）二元衝動說，便是立意要說明藝術對於人生的本體論意義。後來他又提倡強力意誌說。強力意誌說與叔本華的生命意誌說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在叔本華那裏，生命意誌是一種盲目的衝動和掙紮，是全然沒有意義的，必須加以否定的；在尼采那裏，意誌獲得了一個目標，即強力，這裏強力的本義是生命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擴張。而在尼采看來，強力意誌最生動直觀的體現仍然是藝術。不過，尼采以藝術肯定人生，本身是以默認人生的悲劇性質為前提的，而這種肯定說到底也隻是靠藝術幻覺（夢）和藝術陶醉（醉）來忘卻個體生命的痛苦和虛無罷了。尼采還曾經試圖用強力意誌的永恒輪回說來抵製虛無的觀念，足見虛無問題是如何折磨著他的心靈。
我們看到，叔本華直截了當地渲染人生的痛苦和虛無，主張立足於虛無而否定、“解脫”這痛苦的無意義的人生；尼采主張用藝術肯定人生，立足於人生而對抗人生的痛苦和虛無。與他們相比，海德格爾的悲觀主義有所不同。他和叔本華一樣主張立足於虛無，但不是要否定人生反而是要肯定人生。他和尼采一樣主張肯定人生，但不是立足於人生反而是立足於虛無。叔本華想說明：人生既然在本質上是虛無，就應該自覺地皈依這虛無，摒棄人生一切虛幻的痛苦和歡樂。尼采想說明：人生盡管在本質上是虛無，卻仍然可借藝術的美化作用而獲得其價值。海德格爾想說明：人生唯其在本質上是虛無，個人才理當無牽無掛，有設計自己的存在方式的自由，可以從非真正的存在向真正的存在“超越”。對於叔本華來說，虛無徹頭徹尾是消極的，並且決定了人生是消極的。對於尼采來說，虛無同樣是消極的，但是不能因此抹煞人生有某種積極意義。唯獨在海德格爾那裏，虛無似乎獲得了一種積極的性質。他不去議論虛無本身的可悲，僅限於挖掘它啟示個人返回自身的作用。然而，我們已經指出，這並不能掩蓋海德格爾哲學的悲觀主義實質。
1984.5
沉重的輕：虛無與偶然
讀小說是我的一個享受，寫小說是我的一個夢。許多日子裏，忙於分內分外的功課，享受久違，夢也始終隻是夢。最近生病，自己放自己的假，開了讀小說的戒。讀得最有滋味的是移居法國的捷克作家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不但獲得享受，而且覺得技癢，愈發做起寫小說的夢了。
我喜歡哲學和詩，但我愈來愈感到，真正哲學式的體悟，那種對人生的形而上體悟，不是哲學命題所能充分表達的。真正詩意的感覺，那種不可還原的一次性感覺，也不是詩句所能充分表達的。唯有把兩者放到適當情境之中，方可表達得充分，而這就要求助於小說。當然，小說形形色色，寫法迥異。我想寫的小說，就是設計出一些情境和情境之組合，用它們來烘托、連結、貫通我生命中那些最深沉的終極體悟和最微妙的瞬時感覺，使之融為一個整體。讀了昆德拉的小說，我發現它極為接近我的設想。不過既然讀了，我知道我會寫得與它極為不同。我相信，小說的可能性遠未窮盡。
昆德拉這部小說的題目看似費解，其實表達了一種萬古常新的人生體悟。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直譯應是“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輕”，“存在”指人生的實質。人生的實質很輕很輕，像影子一樣沒有分量，使人不能承受。小說的這個主旋律用種種精微的感覺符號彈奏出來，在我們心中回蕩不已。
麵對人生的重大抉擇，芸芸眾生不過是被環境、欲念、利益等等一時的因素推著走，唯有少數人懷著貝多芬式“非如此不可”的決心，從一種堅定的信念出發作出決斷。有大使命感的人都具有形而上的信念，相信自己的生命與種族、曆史、宇宙整體有著內在的聯係。可是，一個像托馬斯大夫那樣的人，他的心智遠遠超出芸芸眾生，甚至可以說他具有某種形而上的氣質。但具有形而上氣質的人未必就具有形而上的信念，他清醒地知道生命隻有一次，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永恒包括尼采式的“永恒輪回”。像這樣一個人，他既不能隨波逐流，又不能銜命獨行，就不免要陷入難堪的困境了。托馬斯常常沉思一句德國諺語：Einmal ist keinmal。這就是說，隻活一次等於一次也沒有活。既然生命屬於我們隻有一次，我們就無法通過比較來檢驗人生的選擇孰好孰壞。對於我們來說，生活是一場永遠不能成為正式演出的彩排，一張永遠不能成為正式作品的草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