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州時，拜訪一位相識的大學教師。踏進他的家門，我驚住了，寬敞的大廳，精美的浮雕，考究的家具，在我眼裏不啻是一座宮殿。交談中知道，他辦了一家公司。
“這算不了什麼，我還要蓋別墅。我們知識分子應該腰纏萬貫。”他說，口氣中兼含自豪和共勉的意味。
自豪我讚成。一個民族，一個人，終歸是活比呆好，富比窮好。據我看，文化人中凡有經商之興趣和能力的，都不妨去經商，這對自己對國家都有益處，對文化也決不會有什麼損害。說到底，普及和提高文化是需要金錢支持的，創造文化則並不需要太多的人。
共勉卻不敢。我有自知之明，知道我非其材。我對經商既無興趣，也無能力。我認定我去經商必定如燕人學步，兩頭落空，一事無成。我的天性——至少由習慣造成的第二天性——使我活不起來，從而也富不起來，隻宜繼續做一個書呆子和窮書生。一個人不該違背或怨恨自己的天性，我的心是平靜的。
在我看來，無論安心治學，還是勇敢從商，都是值得讚許的。我獨不解的是有一種人，看見別人棄學經商便憤憤不平，痛斥世道人心；自己盡管還做著學問，卻仿佛受了天大委屈。從他的憤懣和委屈，可見做學問並不符合他的天性。那麼，何必露一副隻身為文化殉難的悲劇麵孔呢？
1992.4
玩物也可養誌
友人送我一本三聯新近出版的董橋的小書，書名是《這一代的事》。曾在《讀書》雜誌上看到一個很誘惑的題目——《你一定要讀董橋》，當時不服氣，世上哪有一定要的事？現在讀了，感到的確好。一個身居香港的文化人，能夠寫出這等雋永的文字，算難能可貴了。
我對香港文化一向不喜歡，嫌它商業氣，俗。萬一雅起來，也是附庸風雅，比老實的俗更敗興。真正的雅倒不一定避俗，而是能在俗中見雅。界限在哪兒呢？董橋所說的“品味”、“生活情趣”、“對人性的無限體貼”庶幾近之。
生活在現代商業社會裏，文人棄文從商也好，亦文亦商也好，賣文為生也好，都無可非議。“現代人看到不食周粟而餓死在首陽山的伯夷，實在應該發笑。”真有一位當代梵高枯守在象牙塔裏，窮困潦倒而終，當然可歌可泣，但這是不能要求於並非天才的一般文化人的。我們應該也能夠做到的是，在適應現代社會的同時有所堅持，在卷入商品大潮的同時有所保留。堅持和保留什麼？當然是原來就有的東西，毋寧說是人之為人的某種永恒的東西。董橋談園林，談藏書，談文壇掌故，都是文人喜談的題目，卻不落俗套，談得可愛動人，就是因為有這種東西在其中閃光。“不會懷舊的社會注定沉悶、墮落，沒有文化鄉愁的心井注定是一口枯井。”單憑這句話，就足以把他既與時髦的文化商販、又與落伍的文化遺民判然區別開來了。
在品玩藏書、箋譜之類“物”的趣味時，董橋承認自己“玩物喪誌”，不過他有新解。一方麵，“這所謂‘誌’，本來就沒有什麼太大的道理”，“老老實實出去找飯吃之餘，關起門來種種花，看看書，寫寫字，欣賞欣賞《十竹齋箋譜》之類的玩意兒，充其量隻能把一個人的‘火藥味’衝淡，再要他去搞‘革命’大概是不太容易了，不過，說他會破壞革命事業，似乎就把他抬舉得過高了。”另一方麵，“一個人寄情山水，隱姓埋名，也是一種‘誌’。”我很喜歡他的這個解釋。人各有誌，何必“革命”？時至今日，胸懷“革命”壯誌者日益稀少，倒使我對其中真誠者生出了一分敬意。
多數人的“誌”是更實際了，天下滔滔，皆想發財。我不懷疑發財在有的人也可以是一項嚴肅的事業，但我更相信蒙田的話：“我們最豪邁光榮的事業乃是生活得寫意，其餘一切，包括從政、發財、經營產業，充其量隻是這一事業的點綴和附庸罷了。”據說愷撒、亞曆山大都把享受生活樂趣看做自己的正常活動，而視威武戰事為非正常活動。倘真如此，他們在我心目中就更是偉人了。人活世上，主旨應是享受生活樂趣，從這意義上理解“玩物”，則“玩物”也可養誌，且養的是人生之大誌。因它而削弱、衝淡（不必喪失）其餘一切較小的誌向，例如在權力、金錢、名聲方麵的野心，正體現了很高的人生覺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