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世紀初
如我這樣出生於五十年代的人，世紀末正是悲觀主義生長的中年，情緒難免是低沉的，所以要以“接近世紀初”作題目，是為了激勵自己，好去看見結束之後的開始，破壞之後的建設。
然而，目下是悲觀的，不幸的感受總是更加尖銳，甚至蓋住了希望。並且，悲觀的理由也都準備充分了。這是一個痛苦的認識階段，有些像瓜熟蒂落的秋收季節，摘下來的果實死亡了，枝葉藤蔓作了來年的肥料，留下荒涼的即將冬眠的土地。世紀末就在這時節來臨了。
於是，便看見了最為破碎的表情。這真是一個不幸的遭遇，不僅不能互添光色，還互減了期望。
一切都是明了的，理解的，卻無法釋然，唯一的出路就是陳述理由。當所有的理由都陳述完畢，相反的理由或許能夠絕處逢生，現在卻是未可知的。這就像掘地，穿過熟土，再穿過生土，底下是什麼在等著我們呢？一個巨大的懸念，說懸念是太輕鬆了。
就像方才說的瓜熟蒂落，所有的理由都基於此。在這世紀的下半葉裏，一些事物飛快地成熟著，從開始走向終局。還有一些事物在經曆了漫長的道路之後，卻在這下半葉
裏突然加快了節奏，進入全速奔跑。似乎是，長距離和短距離的跋涉在這一時期裏，都接近了它們的目標，問題都有了答案。
這是個生產力格外發達的世紀，也是在經過漫長的起跑以後進入全速的狀態。我說的生產力不僅指物質的生產力，還指思想的生產力。那是因為生產關係終於達到了最合理和最協調，於是，性能良好地發動了，效率是驚人的。
對了，這是個極有效率的世紀。當地裏的莊稼都在催長素的刺激下飛快地成熟，將自然的規律拋在一邊，思想這樣人性的產物，便也逃不脫催熟的命運了。思想就像暖房裏的蔬菜，縮短了季節。
於是，物質和思想便堆積成山，人們隻能以揮霍的方式享用它們，不至辜負它們的生產者。消耗也是飛快的。消耗過後的垃圾便跟著堆積起來。
我們已經走向了我們的目標，昔日裏抽象的王國終於變為具體的景象。接下來的是什麼呢？就好像一個堅硬的核，被無堅不摧的二十世紀敲破，四散落地。
事情是向人們的心願接近，抵達之後則走上了背離的路途，似乎都是不由己的，刹不住腳。創造力在完成任務之後，依著慣性變成了破壞的力量。而破壞是比創造更見成效，更觸目驚心。因力量已經度過了積累的階段，量變到了質變。就這樣，我們看見了破壞。在我悲觀主義的視野裏，本世紀幾乎是以破壞為結局的。這個破壞是以取消為方式實現，取消差別和界限，科學和思想的武器都非常強大，攻無不克，隔絕的藩籬拆除了，踩在腳下，餘下的是什麼呢？
我想將這些仔細地看個明白。
先從我們身邊著眼，這是一樁小事情，也許證明不了什麼，那就是美國的可口可樂打遍了全世界。這種有著強烈氣體的飲料穿透了堅實森嚴的壁壘，無所不至。記得是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有一次穿越莫斯科航線的經曆。作為一個成功的開放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我驚訝地品嚐了莫斯科航空公司的飲料，它們被封閉在質地粗陋的玻璃瓶裏，從撬開的鐵皮瓶蓋下散發出奇異的氣味。這是一種離群索居的氣味。在洪大的可口可樂的浪潮中，它孤立其中。它帶著壁壘的表情。現在，它還會在嗎？我們在報上早已看見過莫斯科街頭的麥當勞的照片，
有麥當勞就有可口可樂。麥當勞也打遍了全世界。
還有肯德基大叔的笑臉。還有香格裏拉、希爾頓、Holiday Inn，走進那裏，可以想象是在任何一個國家。世界在這一刻走進了大同，變成一個地球村。寫字樓也是國際化的，英語成為世界語，而真正的世界語——這個語言的烏托邦，退向邊緣的邊緣。
奧林匹克成為世界的節日，奧斯卡成為世界的節日，諾貝爾也成為世界的節日。當我們走通隔絕之後，就這樣走到一起來了。差別僅在於誰走在前誰走在後，強者總是在前弱者則在後。
還有一樁不大不小的事情，也許依然不能證明什麼，那隻是發生在人類生活的一個局部，就是拉美文學大爆炸。八十年代初，那位來自偏僻的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來到了瑞典斯德哥爾摩，摘取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於是，拉丁美洲的文學撩開了神秘的麵紗，展現了它們隱士般的麵目。
如今回想起它帶給我們的欣喜，悲哀油然而起。我們將它視作榜樣，以為找到了文學的方向，就是那句膾炙人口的語錄：最民族的乃是最世界的。我們純樸地說出“世界”兩個字，滿心以為那真是“世界”的含義，於是虔誠地爭取著世界的認同。我們從各自的所在出發，又走到一起來了。土著人的舞蹈登上了國際舞台。誰擔任看客呢？
而我們在盡情地歌舞。為使我們的聲音被世界聽見，就特別地突出差異。而差異隻存在於過去，前景是日益統一，麵目一致。於是，我們隻得掉過頭去，往回走，直走進原始的叢林。那前方的合唱已經聲部齊全，效果圓滿，多我們不多，少我們不少。它將徹底吞沒我們幼稚學舌的聲音。當世界如我們願成為一個地球村，誰是村落的酋長？
再說一件本世紀的大事情，就是科學和民主。它們取消了人和自然的差異，也取消了人和人的差異。事情的開頭激動人心，有多少憧憬誕生，前途壯麗。它們成為一代又一代熱血青年的理想和信念，寫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詩篇。
開頭也總是艱難的，布滿風險，並且虛無。說它是理想，其實更接近空想。它似乎隻是一個巨大的動力，催促著積極的行動。就像希臘神話中的緒福斯，永遠推石頭上山，而石頭一上山頂，便轟然而下，再開始又一輪的推石頭。不料事情忽然有了轉機，二十世紀就是這樣，時有轉機，是力量積蓄的成果。科學和民主加快了腳步，事情終有了結果。
沒有神的日子到了，沒有英雄的日子也到了。眾所周知，一個需要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大眾的狂歡日來臨了。倘若要用現成的場麵來形容這個狂歡日，我想最合適不過的就是《巴黎聖母院》的第一卷，在巴黎司法官上演流浪詩人的聖跡劇的一幕。那樣鬧騰騰，熱騰騰，亂七八糟且生氣勃勃。市民、商販、學生、詩人、親王、官員、教士、外交使節，聚於一堂，卑賤者和高貴者不分彼此，調笑和被調笑，嘲弄和被嘲弄。這是十九世紀的雨果所懷想的一四八二年正月六日的情景，他身處革命和複辟迭起的法國，進出於帝國王朝和共和體製的交替上演之中，於是便把這個大眾狂歡的節日推回到了四百年前。然而，雨果卻還是在大眾之上創造了俯瞰人間的神——卡西莫多和艾思米拉達。是出於他浪漫的心，還是出於先知？他處身專製就已經預感到了民主來臨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