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走上曆史的舞台(1 / 3)

從事社會主義宣傳,被神學院開除,坐牢、流放,斯大林有一個革命家應該有的典型經曆。天將隆大任於斯人,必使其經曆苦難。他在黨內搞清洗、搞肅反,也帶領人民搞社會主義建設,沒有五年計劃的成功,很難想像蘇聯能在二戰中抵禦德軍的進攻……一場大規模的肅反和清黨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斯大林要挖出隱藏在黨內外的一切敵人,一個不留全部肅清,是功是過,隻能留給後人評說。

從教士到戰士

在歐亞兩大洲交界的高加索山脈之中,有一個岩石遍布的小城鎮,這就是格魯吉亞的古老城鎮哥裏。

這裏居住著大約5,000人。公元1879年12月21日,維薩裏昂·朱加施維裏和妻子葉卡特琳娜生下了一個兒子,他們給他取名叫約瑟夫(昵稱索索)。後來,小約瑟夫長大以後又用名柯巴,最後他用了斯大林這個名字。斯大林一詞在俄羅斯語中是“鋼”的意思。

小約瑟夫的父親約瑟夫·維薩裏昂是距第比利斯不遠的迪迪一利洛村人。維薩裏昂的雙親與他們的先輩一樣,都是農奴。對維薩裏昂來說,解放就意味著他可以做鞋匠的生意。大約在1870年前後,年輕的維薩裏昂作為一個擺脫了農奴地位的自由人,心情愉快地來到了哥裏定居。

在小約瑟夫的童年時代,母親葉卡特琳娜幾乎是他生活的全部。由於父親嗜酒如命,因而單靠修鞋掙來的微薄收入根本無法維持一家三口的生計。於是,葉卡特琳娜不得不靠幫助鄰居們縫洗衣服來掙些零用錢,用以補貼家用。後來,維薩裏昂到離哥裏50英裏的格魯吉亞首府第比利斯的一家製鞋廠幹活,這樣,葉卡特琳娜母子倆的日子才算稍稍好過一些。她可以安下心來幹家務:洗衣服、烤麵包、收拾屋子、縫製衣服。

在擁有5000人的哥裏一共有4所學校,其中一所是初級神學學校。

從1888年到1893年,小約瑟夫在哥裏的學校裏度過了5年學習生活。他聰穎好學,而且具有很強的上進心。他通常都是班裏最好的學生之一,甚至是班裏最好的學生。教師和同學們很快就注意到,這個貧窮的、臉上帶麻點的孩子聰明過人,各門功課對他來講幾乎不費什麼勁。他們也注意到,小約瑟夫好勝心特別強,甚至有點任性,喜歡出風頭。盡管班裏的一些富家子弟看不起他,但無論如何,他在班裏卻有一種明顯的優越之處,這就是:比起那些出身於葡萄酒商人或小麥商人家庭的紈絝子弟,他能夠更輕鬆地朗誦課文,能夠準確地回答老師的提問。在操場上,在課外活動中,他的敏捷和膽量更是富家子弟無法比擬的,因而大家都情願聽命於這個鞋匠家庭出身的窮孩子。正是在這所暗淡無光的教區學校裏,小約瑟夫、未來的斯大林第一次體會到了階級的區別和階級仇恨。

同樣是在這所學校裏,小約瑟夫第一次領略了即使在他成年之後也一心一意研究、關注的問題——少數民族問題。格魯吉亞語是父親的民族語言,母親也根本不會說俄語。在學校裏,大多數功課都用俄語教授,課程表中規定每周隻有很少幾節課用格魯吉語教授。在小約瑟夫讀書的那個年齡段裏,他很快就掌握了俄語,但出了學校之後,在家裏,他仍然講格魯吉亞語。政府當時極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強迫實行非俄羅斯族俄羅斯化,在學校裏,盡管有不少說亞美尼亞語、土耳其語、高加索方言的學生,但俄語卻統治了一切。民族同化政策使得當地的非俄羅斯族怨聲載道,甚至10多歲的孩子們也舉行罷課和示威,以示捍衛他們的民族語言。

1894年7月,小約瑟夫離開了哥裏神學學校,並獲得了一張考試優等證書。由於成績優異,校方保送他到第比利斯神學院學習。

當小約瑟夫被錄取入校時,第比利斯神學院已經變成一個反對俄國當局的中心。1885年,一個叫西爾韋斯特·季布拉澤的學生由於襲擊院長丘傑茨基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襲擊院長的原因據說是由於他曾說過格魯吉亞語是“狗語”,而季布拉澤被流放後,成了一名革命領袖。1886年6月,一個叫約瑟夫·拉吉耶夫的學生由於表現有反俄態度而被開除,哥裏地區一個牧師的兒子一氣之下暗殺了院長丘傑茨基。1890年3月,學生舉行了為期一周的罷課運動;1893年底,米哈伊爾·茨哈卡亞和拉多·凱茨霍維利領導了一次學生罷課運動,警察關閉了學院,87名學生被開除,兩位罷課運動的領導者後來都成了積極的革命活動家。

雖然如此,但學院裏的生活照例每天都很嚴格。早晨7點鍾,全體學生必須按時集中到禮拜堂裏做長時間的東正教祈禱。白天,上課和祈禱交替進行。學生隻能在得到特殊允}午時才可以在課後外出兩個小時,但必須在下午5點校門關閉以前返校。校紀森嚴,學生哪怕是有小小的過失,也要在地下室的一間小黑屋子裏單獨關禁閉。修道士的迫害,低劣的飯食,以及缺少新鮮空氣和運動,使不少學生身心健康受到損害。

在神學院的頭兩年裏,小約瑟夫留給老師的印象顯然是個用功聽話的學生。第一年,他在全班名列第八,第二年名列第五。他腦子反應快,記憶力強,能夠不費勁地記住神學課的內容。他從未喪失過對禱文以及新舊聖約全書的韻律和詩意的興趣。此外,他所學的課程還包括數學、希臘語、拉丁語、俄羅斯文學和曆史。盡管所學課程多拘泥於形式,範圍狹窄,但總還算得上是良好的基礎教育。

與此同時,小約瑟夫也學會了造反者的謀略。他開始憎恨學院和修道士,憎恨他後來所稱的“屈辱人的體製”。他很快就接受了當時在學生中風行一時的造反精神。但是修道士們卻並沒有覺察出他的真實感情,直到後來他再也不想掩蓋時,他們才有所察覺。

這個時期,小約瑟夫讀書的範圍更廣了。第比利斯有一個流動圖書館,他就從這個圖書館借書。他讀的作品不僅有格魯吉亞詩歌,也有俄羅斯和西方的經典著作。果戈裏、謝德林、契訶夫和托爾斯泰都是他喜歡的俄羅斯作家。他閱讀巴爾紮克、雨果、撒克裏作品的譯本,撒克裏的作品《名利場》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愛看曆史、經濟和生物學方麵的書籍。在他閱讀的書籍中值得一提的有: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巴克爾的《英格蘭文明史》,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勒圖努的《民族文學發展史》和門捷列夫的《化學》等。對一個年輕的神學院學生來說,這是一個大膽的讀書活動。如同諳熟禱文和聖經一樣,他讀過的東西也從不會遺忘。多年以後,他常引用或提到許多他在這一段時間裏所讀過的書籍裏的東西。

對小約瑟夫來說,這個時期,他對自己的前途仍然舉棋不定。他明知自己不配當教士,也確實失去了對東正教的信仰,可是他又不知道選擇什麼樣的生活道路。在這個時期裏,薩莎·楚魯吉澤和拉多·凱茨霍維利出現在小約瑟夫的生活裏。他們年紀都比約瑟夫大,而且才幹超群,對小約瑟夫的影響很大。他們是19世紀末葉俄國湧現出來的一批出類拔萃的青年中的典型。這些年輕人勇敢,相信應當打破這個製度,從而實現人民安享正義和富庶的太平盛世;至少用類似的辦法摧毀或鏟除少數人,使多數人享受到這種生活。

楚魯吉澤出身於皇族家庭,是個有文學才幹的知識分子。他投身革命事業,用格魯吉亞文為兩家大型刊物《溝》和《伊比利亞》撰稿,大力宣傳和普及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在1905年6月患肺病去世,當時所有的格魯吉亞革命者都參加了他的葬禮。結果葬禮變成了一次群眾性的示威遊行。小約瑟夫把楚魯吉澤的文章收集成冊,於1927年出版,作為對朋友的紀念。

拉多·凱茨霍維利的性格與楚魯吉澤大不相同。楚魯吉澤是個狂熱的知識分子,而他卻是個不知疲倦、富有事業心的實幹家。他也在哥裏神學校和第比利斯神學院上過學,然後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893年12月,神學院發生了轟動一時的罷課風潮之後,他到了基輔,並在那裏被捕,坐了3個月的牢,出獄後一直受到警方的監視。1897年,他回到第比利斯,以巨大的熱情從事地下革命工作。

這兩位朋友激發了小約瑟夫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大概是他們介紹小約瑟夫加入了麥撤墨達西社(第三小組),這是格魯吉亞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組織。創始人有:諾伊·饒爾丹尼亞(曾在神學院上過學,從1918~1921年任獨立的格魯吉亞共和國主席)、K·齊赫澤、G·策烈鐵裏和西爾韋斯特-季布拉澤。諾伊·饒爾丹尼亞是這個小組的領導人。

麥撒墨達西社(第三小組)當時是個合法的組織,活動得到警方的許可。它出版《溝》(格魯吉亞文日報)和《先驅》(月刊)。楚魯吉澤和凱茨霍維利猛烈抨擊這兩種刊物。他們主張反抗沙皇政權,鼓動謀反,主張采取激烈的暴力行動。

盡管如此,參加麥撒墨達西社卻是小約瑟夫成長道路上至關重要的一步。與兩位朋友的討論和與小組其他成員的接觸增強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當時讓他負責一個工人學習小組。斯大林後來在追憶這些活動時說:“我在斯圖魯阿同誌住處接受了做實際工作的第一課,在場的有季布拉澤(他也是我的老師)、喬德裏什維利、齊赫澤、波喬裏什維利、尼努阿等第比利斯有名氣的工人。”對一個年僅19歲的革命者來說,給工人講課,是一種新的嚐試,因此他十分興奮,然而,他畢竟是個神學院的學生,行動自由上的嚴格限製無疑使他十分苦惱,因為這個時期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小約瑟夫那時雖然年僅19歲,但已經顯示出是個有才華的學生。他博覽群書,對馬克思主義和革命思想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神學院的生活對小約瑟夫來說,變得越來越難以忍受,加入麥撒墨達西社以及給工人學習小組講課,使他感到生活有了目標。在他摸索自己前進的道路並最後確定全力以赴地投身革命工作的過程中,小約瑟夫曾征詢過別人的意見。

作為一名革命者,小約瑟夫當前的任務是給幾個煙草工人、泥瓦匠、鞋匠、織工、印刷工和馬拉有軌車工售票員講授社會主義。工人們都組織成為學習活動小組,每組10多人到20人不等,每一個誌願前來的學生都被分配給相同的工作,因為這個年輕的組織十分缺乏有文化、有覺悟的人才來啟蒙它的成員。這些小組大多聚集在工人擁擠的窩棚裏,空氣中充滿了刺鼻的莫合煙氣和汗臭味。門外總有一個人放哨,以免遭受警察的突然襲擊。在這裏,年輕的小約瑟夫得到了鍛煉、提高,從而感到了精神上的極大滿足。在這裏,從身份上看,小約瑟夫雖然還是修道士看管下的一隻馴服羔羊,實際上,他卻把精神上的炸藥放到了沙皇帝國和教會的基礎上。工人們在年齡上雖然比小約瑟夫大得多,但卻都在恭恭敬敬地聽他演講,把他當成自己的精神領袖和領導人。

1902年在巴統被捕時的斯大林在這樣的集會之後,小約瑟夫必須匆匆忙忙趕回學校,向修道士解釋,並為自己長時間地不在學校尋找借口,然後裝作十分虔誠的樣子,到教堂去同其他人一起進行祈禱。也就是說,約瑟夫過著一種雙重意義上的雙重生活。作為一個不信教者,他卻要假裝是虔誠的教徒;作為一個革命者,而且在城裏已經是一個重要人物了,在學校裏他卻又不得不重新扮演未成年學生的角色,聽任修道士們的指責嗬斥。無論如何,他的處境越來越困難了。在他留在學校的最後幾個月裏,學生品行登記簿上還沒有提到他進行過任何社會主義的宣傳。他顯然想方設法地隱瞞了自己這方麵的活動。

1899年5月27日,他被學院委員會開除了。斯大林自己後來說過,他是“由於宣傳馬克思主義被趕出神學院的”。約瑟夫·朱加施維裏離開神學院之後,自稱柯巴。年輕的柯巴如饑似渴地閱讀他所弄到的各種革命材料,與那些具有革命新精神的人接觸、交談。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的著作對他的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然而,由於他遠在格魯吉亞,因而他還不能與革命運動取得真正的聯係。

在被學校開除後的幾個月裏,即從1899年5月到這一年的年底,柯巴既找不到工作,又沒有固定的住處。他到哥裏同他的母親待了一段日子,後來又返回了第比利斯。這段時間,他大概是同聽他講課的一些有階級意識的工人住在一起。靠著朋友的幫助,他在一些中產階級家庭中教課,掙得一點點錢。到了這一年的年底,他謀到了一個職位,即在第比利斯天文台當一名職員。雖然他的薪水十分微薄,但這個職位卻有重大的好處。他的工作並不太忙,並且在天文台裏有單獨的一間屋子,這使他第一次嚐到了清靜的味道。這時他能夠不時地在他的屋子裏舉行集會,並且希望利用天文台這樣一個特殊的地方,暫時逃脫警察的監視。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在隨後的幾個月裏,警察逮捕了一些“麥撒墨達西社”成員,而他卻安然無恙。他懂得如何使自己不引人注意。小心謹慎,沉默寡言,敏銳機警,沉著鎮定,他已經在許多方麵成為一個理想的地下工作者了。

在天文台的最初幾個月裏,他同其他一些人忙於準備高加索的第一次“五一”節遊行示威。這是對歐洲工人表示團結的行動,也是一次對當局的挑戰。在指定的那一天,大約有400~500名工人出了城,到第比利斯遠郊區的鹽湖去集合,因為那裏大概不會受到警察的監視。到了目的地,示威者排著整齊的隊伍,舉起了紅旗。工人們舉著橫幅,上麵用俄文、格魯吉亞文和亞美尼亞文寫著革命標語;自製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畫像也高高地舉起來了。柯巴在會上作了他第一次的公開演說。另外還有兩三個人發表了演說,隨後,示威的工人們唱起社會主義者的歌曲。第比利斯的社會主義者在柯巴的領導下,正是以這種方式開始聚集自己的力量。他們決定下一次“五一”節遊行示威將在市中心舉行,以示對沙皇俄國政府及其暗探局的公然抵抗。

在此以前,柯巴隻是在需要的時候才偶然寫一些短的傳單和宣言,現在他已經試著寫一些革命的理論文章了。拉多·凱茨霍維利躲過了第比利斯警察的緝捕,來到了巴庫,並且終於在那裏建立了一個他日思夜想的秘密印刷廠。他現在已經可以著手用格魯吉亞文出版一家“非法的”報紙了。這家報紙叫做《鬥爭報》,於1901年9月創刊。

《鬥爭報》第二期於3個月後的1901年12月出版。它登載了一篇相當長的未署名的文章,題為《俄國社會民主黨及其當前任務》。它的作者就是年輕的柯巴。這篇文章是作者在吸收並融會貫通了《火星報》,特別是列寧本人思想的基礎上寫成的。

在這篇文章中,柯巴完全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和思想,文章中所認為的可以給工人、農民和資本家以平等權利,是同當時俄國社會主義者的精神相一致的。也許令人吃驚的是,還在早期階段,即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分裂前幾年,柯巴年僅22歲的時候,他的觀點就已經是未來的布爾什維克觀點了。

1901年11月11日,柯巴被選人第一個俄國社會民主黨第比利斯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25名委員組成,委員會委員們要求實行比麥撒墨達西社(第三小組)更激進的政策。兩個星期以後,柯巴來到巴統。

巴統,位於黑海沿岸,是個隻有3萬多人口的城鎮,而且約有一半人是土耳其人。這座小城和亞熱帶沿海地區是在1878年俄土戰爭以後落入俄國手中的。巴統實質上仍是土耳其人的穆斯林城。然而,由於外國資本的流入,也由於這一地區的石油資源以及與巴庫相連的石油管道,使巴統成為俄國的一座新興的石油工業基地由於高加索地區四分之一的工人都居住在巴統,連接巴庫和巴統的外高加索鐵路於1883年竣工;那裏建起了10個大型工業企業,包括羅思柴爾德、諾貝爾、曼塔謝夫這幾家煉油廠,因而迅速發展成為俄國的一個工業中心。

居住在巴統工業區的工人大約有1.1萬人,他們幹著十分繁重的體力勞動,工資卻十分低下,生活條件也非常差。這個新興的工業城市雖然已經有了社會主義的宣傳,但還沒有能夠建立一個聯係緊密、團結一致的秘密組織。柯巴去巴統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彌補這個空白。

革命的筆杆子

柯巴於1901年11月抵達巴統後,立即著手組織和發動工人運動。幾個星期以後,1901年12月31日,在一名工人家裏,以舉行新年晚會為由,召開了社會主義者的代表會議,並成立了巴統的第一個社會民主黨組織。

柯巴還設法搞了個簡易的印刷所,後來他用從第比利斯帶來的設備擴充了這個印刷所。不久,印刷所便印出了傳單和宣言書。到1902年2月底,柯巴就在各大工廠的工人中間建立了11個社會民主黨組織。所有這些都表明,在巴統這個工業城市中活躍著一種新生的力量。

巴統3月9日發生示威遊行,工人們的奮起反抗,接踵而來的流血事件,使外高加索各地的工業中心的工人運動達到了沸點。當局被如火如荼的工人運動嚇破了膽,警察也開始采取行動了。他們四處搜捕革命者。年輕的柯巴在他的革命鬥爭生涯中第一次被捕了。

坐牢,與漉放一樣,在職業革命家的生涯中,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一個階段,沙皇的監獄遠離俄國城市,通常是些革草盞起來破爛不堪的房子·擁擠的巴統監獄也不例外。在巴統監獄的一年(1902年4月5日~l903年4月19日)裏,柯巴對自己要求很嚴格,一清早起來鍛煉身體,每天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看書學習。

1903年4月19日,柯巴被轉到離巴統監獄80英裏遠的庫塔伊斯監獄,他在那裏又被關了6個月。一個當時被關押在這個監獄的溫和派社盒民主黨人後來回憶說,柯巴走路躡手躡腳,偶爾也拘謹地笑笑,但從不大聲喊叫,也沒發過脾氣。他的克已和鎮靜當時已經很突出,在他向著最高權力邁進的過程中,他一直保持了這些特點。

在參加巴統示威遊行的人員中,有的人受到審判;有的人(包括柯巴和坎德拉基)的案子則由行政當局判處。1903年7月9日,柯巴被判處3年流放。

柯巴去西伯利亞是取道諾沃羅西斯克,羅斯托夫,察裏津,薩馬拉,最後去伊爾庫茨克。當他到達新烏達村時,已經是11月27日(俄曆14日)。他有生以來一直住在炎熱的格魯吉亞,西伯利亞的嚴冬對他來說無疑是個非常嚴峻的考驗。然而,這並沒有阻止他逃走,不久他便回到了格魯吉亞,於1904年2月抵達第比利斯。他直奔社會民主黨人米喬·博喬裏澤的住所,在那裏見到了謝爾盞·阿利盧耶夫,後者在回憶裏追述了這次見麵。柯巴告訴他,他剛到新烏達村後不幾天就想著逃走,然而,他對嚴寒卻幾乎毫無準備。他在西伯利亞遇到過一次可怕的暴風雪,差一點凍死。當他及時回到原地後,臉和耳朵都凍壞了,但他終於在1904年1月5日進了出來。

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斯大林(後排左三)大約在這個時候,柯巴與迪迪·利洛村的葉卡捷琳娜·斯瓦尼澤結了婚。她是在鐵路上傲工的社會民主黨人謝菌·斯瓦尼澤的女兒。她的哥哥亞曆山大在第比利斯神學院上過學,約瑟夫可髓是通過她父親或哥哥認識她的。他自己從未談及過他的婚事。革命者多半都把這種事看成是私事,而且他天性就不愛談自己的私生活。有莢他第一次結婚的事差不多都懸從伊雷馬什維利的回憶錄中了解到的。

1903~1904年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也是年輕的柯巴成長曆程中的重要階段。

在這段時期裏,有兩件事對柯巴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一件事是1903年7~8月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代表大會,這次大會使黨分裂成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兩派另一件事是大約在1904年初,柯巴閱讀了列寧撰寫的小冊子《怎麼辦?》,這本小冊子對柯巴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1903年7月30日,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開幕,後因警察的威壓,會址遷至英國首都倫敦,並於8月10日閉幕。在這次會議中,黨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多數派)和孟什維克(少數派)兩派。柯巴在從西伯利亞流放地回到格魯吉亞以後,了解了黨代會的全部情況,並且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站在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一邊。

柯巴支持布爾什維克的主要原因是,他堅信這是俄國進行革命的唯一正確的途徑。列寧在《怎麼辦?》中已經從理論上闡明了什麼是他所堅信的正確的行動方針。在柯巴看來,普列漢諾夫、阿克雪裏羅德、馬爾托夫、查蘇利奇等僑居國外的知識分子,並不了解俄國工人和農民的現狀,所以他們常常喜歡空談政治覺悟的自發增長,而柯巴卻深深懂得:如果沒有黨的正確領導,俄國的工人和農民很難自發地行動起來進行革命,即使起來革命,也未必能取得最後勝利。當時在黨內,隻有列寧才可能有所作為,與喜歡空談的知識分子相比,列寧及其支持者才是唯一積極的、可靠的力量。因此,每當遇到黨內意見分歧的時候,柯巴總是立場堅定地、毫不猶豫地站在列寧一邊。

柯巴對普列漢諾夫寫文章攻擊列寧的《怎麼辦?》一事非常氣憤。列寧認為,不能依賴工人階級自發地產生革命覺悟,工人必須接受黨的教育和領導而普列漢諾夫則對列寧的這一觀點表示懷疑。普列漢諾夫在當時得到了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人的支持,而柯巴這位年輕的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人的態度卻不一樣,他以辛辣的筆鋒寫道:

此人不是完全發了瘋,便是心懷仇恨和敵意。我想這兩個原因都是有的。我覺得普列漢諾夫是落在新問題的後麵了。他以為在他麵前的還是舊時的論敵,所以他總是唱老調,說“社會意識決定於社會存在”,“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現在我們關心的是,怎樣把各種思想創造一個思想體係(社會主義理論)……究竟是群眾向自己的領導者提供綱領和綱領的根據呢,還是領導者向群眾提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