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一同地走吧。
但是這種靜謐的光和抑鬱的悲哀的產生，卻絕不是無病的呻吟，而是有它社會的根源和客觀的桎梏隱藏著的。因為作者用日文寫這些詩篇的時候，還身處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統治之下，他從被壓迫的枷鎖裏呼叫，於是滿腔的熱血也隻見是寂寞的感觸了。當熱血和悲哀混和在一起的時候，使我們感到了一種新的激動，這激動倒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不是在踐踏讀者的誌氣，而是在助長反抗的熱情。例如《裏巷黃昏》一篇，他描寫了台灣平民的窮困：赤著腳的婆婆扇著烘爐，炭灰散了滿地；啞巴的老阿媽倚靠著門檻，葬送了她的青春；腹部隆起的孩子拿了茶杯，滾在地上哭泣；而關於這種貧民窟的住戶們，他說：
據一個年青的研究者統計，
最多是十六家住在一起，
如果是五家或是六家，那才稀奇!
試問這樣的台灣人，這樣的台灣人的家，這樣的台灣人的貧困，是由於誰的賜予呢?是由於怎樣的被損害和被壓榨，才使台灣人的生活變成豬樣的生活呢?一句話——那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蠻橫統治下的“成績”!
所以在作者的詩篇裏，雖然充滿了寥穆和悲哀，但從寥穆和悲哀的反麵，我們卻看到了他的熱血與呼聲。這不是無援的消沉，而是充滿了新的希望的反抗的呐喊。隻要讀了他的《新年誌感》一篇，我們不是可以看到作者是抱著無限熱烈的美麗的希望嗎——
我的詩篇散在世界上，
那文字的生命就和先哲一樣久長。
從奔濤駭浪裏，可以看到碧色的天空，
唯有道義，是千古不滅無始無終。
如今，在癸未陽曆的元旦，
初升的太陽發射出美麗的光輝，
梅花槎丫，古枝新幹，
那上麵增添了更多的花卉。
熱情的奔放，穿著靜穆的外套的澎湃的思潮，把悲哀和憤怒凝結起來的台灣的呼聲，充滿在楊雲萍的詩篇的章節裏。所以楊雲萍，這不再是一個靜謐和憂鬱的代名詞，而應該是一聲台灣平民的抑鬱的然而卻是憤怒的呐喊，這應該是一種把半個世紀葬送在被侮辱與被傷害裏的反抗的呼聲。
楊雲萍——對於這個生疏的台灣詩人的名字，我應當向中國的讀者麵前提出，我們應該認識他，研究他，鼓勵他。在台灣重入了祖國懷抱以後的今天，對於這位台灣的詩人，我們要寄與無窮的熱忱和希望。我們深信，一個燦爛的美麗的未來正等待著他——這詩人，這具有悲憤的靜穆的風格的台灣新詩的作者，楊雲萍。
（原刊上海寰星圖書雜誌社一九四七年七月版《創世紀》）
關於無名氏
他，這位躺在墳墓裏的人，是曾經為多數人的幸福，呐喊過，衝殺過，然而最後，竟倒在戰地無聲無息地死了。
他，從他的母親交給他生命的時候起，曾經不斷地戰鬥：和貧窮戰鬥，和社會的惡勢力戰鬥，和時代的礁石戰鬥；他曾用過筆，也曾用過槍；但最後，竟無聲無息地死在敵人從背後打來的槍彈裏。
他，不曾留下一個名字，也似乎無需留下一絲足跡。
因為，也許，無數的像他一樣的人的誕生，便是他真正的名字和真正的足跡!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為無名氏建墓碑而作
（原刊上海寰星圖書雜誌社一九四七年七月版《創世紀》）
迎艾蕪·黎烈文
最近，艾蕪先生自重慶來上海，黎烈文先生自台灣來上海。文藝春秋社在本月十日下午三時，約請了經常為本刊執筆的作家李健吾、許傑、臧克家、碧野先生等作陪，舉行了一次小小的茶聚，以示歡迎。
這次茶聚曆時三小時。大家不拘形式地談了一些文藝界的瑣事：談到莎士比亞的翻譯問題，談到重慶文化界的現狀，談到台灣新舊文化的交替，談到老舍和曹禺在美國，談到葉君健（馬耳）在英國出版的《山村》，談到中國作家的饑餓狀態，談到郭沫若和周學普的兩個《浮士德》譯本，談到現階段話劇運動的趨向。談話在非常歡洽的空氣中行進，尤其是健談的李健吾先生，幽默而響亮的語調常常引得四座騰笑。
艾蕪先生是在上月二十七日自重慶搭輪來上海的。他並沒有和家屬同來，因為他自知上海的生活並不容易。他告訴我們重慶的物價和上海比較，大約是一與五之比。重慶的鉛印業排工費每千字不過數千元，而上海竟達四萬三千元；上海吃一次客飯，要相當於重慶吃兩天的客飯。在這樣的情勢下，他是準備獨個人耽在上海了。而且如果居住問題不得解決，生活問題無法應付的話，他打算仍然回到重慶去。
黎烈文先生帶給我們的消息，說是：台灣的文化目前是在真空的階段。半個世紀來，台灣同胞已習慣於日文日語的寫說，現在既無日文的書報，又不能閱讀高深的華文，所以台灣作家都在苦悶和沉默裏過日子，台灣的讀者都在空虛和休息的狀態下消磨時光，這的確是一個文化真空的嚴重問題。而另一方麵，倒是上海運去的那些含有毒素的連環圖畫，卻在台灣非常暢銷。關於這一點，應當是目前文化工作者值得注視、警惕和急待糾正的。
現在，當本刊出版的今天，黎烈文先生又搭輪回到台灣去了。我們一麵禱祝他旅途的平安，和回到台灣以後產生大量的譯品；一麵希望留在上海的艾蕪先生，能夠不為經濟所逼，安心地寫下作品，為貧弱的中國文藝界增添寶貴的活力和光輝。
（原刊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文藝春秋》第五卷第二期）
艾蕪的最後衝刺
我有幸給老友艾蕪編了他一生中最後一個文集，因而比較清楚地了解他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如何堅持寫作，作最後的衝刺。
艾蕪一生勤奮寫作，即使在他最後幾年，帶著起搏器住院治療的時候，也不放過點滴的休息時間，不是看書，就是寫字，寫回信，寫預約的文稿，寫讀書筆記，寫隨想雜感。後來，到了病情惡化的時候，也仍然不顧體力衰竭，屏息握管，艱難地寫下幾個字、幾十個字或上百個字，直到停止了呼吸。
一九九一年，他還能坐在醫院的寫字台旁，看一些書，寫一些短稿，那年夏天，我為上海文藝出版社編一本《文化老人話人生》的書，約他寫一篇短文，他就在醫院裏寫了《我是這樣對付老年的》。他對生命進入老年，將要畫上句號的事，十分平靜，既聽其自然，又積極爭取自由地活動。
艾蕪負病在床，經年累月，看了不少天花板和牆壁。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但是他不浪費時間，而在被迫閑看中，勤奮思索。他說，在看天花板和牆壁時，第一眼看了本來的形跡，是汙點就是汙點；但是看得久了，汙點變了，有的像軍人的臉，有的像小孩的頭。事實上，這第一眼的反映是真實的，後來的反映則是幻象。而這兩種反映，有真實有幻象，正是搞創作的人所不可缺少的。特別是幻化，實質上就是“創造”。他說：“藝術就是利用這一再現，這一創造，進行文藝的創作的。”
在住院治療的後期，艾蕪憑著他頑強的寫作意誌，鼓足勇氣，十分艱難地寫下了關於驗證《詩經》的讀書體會。在兩千多年前的《詩經》裏，有不少古字，就像化石一樣，要尋找它隱藏得很深的本義，已是十分困難。艾蕪在住院的最後一些日子裏，卻留下了不少紙片，寫的是《詩經》內某些古字的詮釋。有些僅僅五十字左右，有些僅僅十多個字，也有僅寫“胡逝我梁”四個字，什麼也沒有再寫的。有些已經寫出的，句子還不全，意思還沒有充分發揮。所有這些，說明他在住院的最後一段時期，如何頑強而艱難地與疾病作鬥爭——堅持寫作，作最後衝刺。這些文字，有的雖然隻有片言隻字，字體歪歪扭扭，語意不全，但所有這些，都是他畢生艱苦奮鬥實踐經驗的結晶，是留給我們極其寶貴的文學遺產。
（原刊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海《新民晚報·夜光杯》）
悼念許壽裳先生
台北二月十九日電：台灣大學許壽裳教授，十八日夜在台北和平東路青田街六號寓所遭凶殺，右頰右頸被柴刀砍中四刀，慘不忍睹。
本市二月二十一日訊：本市文藝界學術界人士，昨天均以沉痛的心情，哀悼許壽裳先生的受難。昨天自晨至晚，許氏在滬友好的寓所電話頻傳，互詢壽裳先生遇害詳情。蔡元培先生的長子蔡無忌，準備在上海為這位善良不幸的老者舉行追悼會。
《大公報》二月二十五日駐台灣記者嚴慶澍通訊：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殺害許壽裳教授的凶手高萬伡被捕，贓物亦經找出。凶手當場招認。這件駭人聽聞的血案至此真相大白，距離慘案發生三天半。
許壽裳先生，字季弗，籍貫紹興山陰，享年六十六歲。一九〇二年初秋，考取浙江省官費學額派往日本東京留學，初入弘文學院，後入東京高師。一九〇八年，與魯迅、錢玄同等八人，共學於章太炎先生。返國後擔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務長。民元臨時政府成立，應蔡元培先生邀，入教育部任職，後因揭發當時教育當局的乖謬措施而被免職。一九二六年春，因學生反段祺瑞政府事件而被通緝。同年八月，離平南下，入中山大學執教。嗣後又在上海、南京等地任教，並擔任江西教育廳長、中央研究院文書處主任等職。抗戰以後，初到西安任教於西南聯大，後在重慶時任職考試院考選委員。勝利以後，隨考試院複員抵京。三十五年六月，赴台主持編譯館。台灣“二二八”事變後，轉入台大擔任文學係主任迄今。
許壽裳先生的遺著有：《章炳麟》、《亡友魯迅印象記》、《中國文字學》、《曆代考試製度述要》、《周官研究》、《傳記研究》等。零篇著作有《懷亡友魯迅》、《懷舊》、《魯迅的生活》、《回憶魯迅》、《關於“弟兄”》、《魯迅的民族性研究》、《民元前的魯迅先生序》、《魯迅詩集序》、《魯迅的幾封信》、《魯迅遊戲文章》、《蔡孑民生活》、《青年期的讀書》等篇。
當台灣主持編譯館務時期，未及一年，在許先生的擘畫下，所譯的西文名著，已有《莪默詩譯》（波斯·莪默）、《我的學校生活》（舊俄·亞克沙科夫）、《鳥與獸》（英·哈德生）、《四季隨筆》（英·吉辛）等書。對台灣研究方麵，又計劃編譯《過去日人在台灣之科學活動及其成績》、《台灣昆蟲誌》、《高山族語言集成》、《台灣先史時代之研究》、《台灣民俗研究》、《台灣通誌》、《台灣府縣誌藝文誌索引》、《小琉球漫誌》等書，且已分聘專家，著手譯述；複編《光複文庫》，第一期書目中有《台灣三百年史》、《劉銘傳與台灣》、《中國通史論》、《中國發明史略》、《三民主義淺說》、《魯迅及其阿Q正傳》等；且自為“文庫”寫就《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一書，以期有助於台胞的語文學習。
許壽裳先生為人忠厚，和藹可親，且終身清苦，身無長物。每晚七八時入睡，晨三四時起閱書寫作，絕少交際，埋頭研究。遇難時家中現款僅存千餘元，於此也可見淡泊生活的一斑了。
本社謹代表本刊的一萬二千位直接讀者，向這位仁厚而勤奮的文化工作者致哀，並禱祝他的為人和治學的精神永遠不死!
（原刊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文藝春秋》第六卷第三期）
刃鋒畫展
在文藝界的朋友之中，大家知道刃鋒兄是一位木刻作家，但看了這次展覽會以後卻使我們知道作者同時也是一位國畫家，而且是一位西洋畫家。
從這次大新畫節展覽的作品上看，我們覺得有以下幾種不同凡俗而值得注意的特點：
第一，就全部題材上說，作者是采用社會下層人物為主題。例如木刻中的《為了生存》、《告地獄》、《賣兒》，國畫中的《小販》、《鳳陽花鼓》、《鞋匠》、《流動的織工們》，素描中的《瞎孩子》、《紡工》、《山家》等等。這種藝術創作傾向無疑是開創了曆來畫家們所沒走的新的路徑，這是一種可喜的現象。
第二，就作品的構圖上說，作者對於人物的解剖，理解得非常深刻，從而使他以速寫為基礎而完成各項任務。並特有力而明朗，毫無多餘的筆墨，創造的人物看來更是栩栩如生。正由於作者對於人物解剖的理解力的深刻，所以能使作者完成了第三種特點。那就是表現手法的多麵性，同一題材，作者可以用木刻的刀，憑墨水或五彩以至油畫的筆恰到好處地表現出來，作者並非隻致力於“專”，同時也做到“博”，像這樣的努力和成績也是一般畫家所不可同日而語的。
（原刊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上海《申報·文學》）
沉痛悼念茅盾先生
得韻琴同誌信，說茅盾先生於二月二十日因患肺氣腫住了醫院。去年他也住過醫院，後來就出院了。我想這一次，也會很快就能出院的。不料到了三月二十八日早晨，突然聽到他病逝的廣播。這真是晴天霹靂，使我震驚，感到萬分悲痛，我噙著淚花，久久沉浸於三十五年前的回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