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
說起我的名字，就可鬧上了許多笑話。你如果要我口供出來，那我非得從我三歲那年說起不可。因為那一年，我的父親把我的奶名取掉，而取定了我真正的名字。照一般人家，小孩的取定真正名字，須得在他進學校的時候；未進學校以前，使喚他的總是奶名。這原因是，第一，奶名根本不成其為真正的名字，取由父母隨便取的，叫亦隻限於家庭一方麵的人；第二，到了學校，同學間往往喜歡連名帶姓的叫，先生也是如此，所以不像名字的奶名是不應該再用了。我的除去奶名，取定了真正的名字，是應該的，而隻是，為什麼在這樣早便把奶名取掉呢？
理由並不是沒有，而且這理由倒似乎是非常充足的。小的時候，因為父母生我是第三個，因此我的奶名也就被叫做“三官”。當時我們家裏的人都朝我這樣叫。但也真是不幸得很，在同一條鎮的東邊，有個廟宇叫“三官堂”的，那裏邊有個“三官老爺”，而在那時候，已經是坍零破毀了。於是，家裏的人，尤其是父親，以為這是對於我的名字的意義不很好的預兆，所以他們立刻把我的奶名取消了。
取掉了奶名以後，我便被取定了真正的名字。中國人往往脫不掉這樣的迷信：他們以為名字的好壞，就似乎能影響到這一個人以後一生的事業似的。所以他們從來沒有——至少是很少——放棄過對於這取選名字的研究的工夫。自然，在這種情勢之下，我是不會被例外的。為了我“五行”缺“木”，而同時又要補足我這樣的一個缺陷的原故，我的初次的真正的名字，便叫“森”。
“森”字是用三個“木”字造成功的。既然缺“木”的我有這樣許多“木”字來補充，那這個缺陷還怕會填不滿嗎？
然而，這個缺陷恰正是沒有填滿，而且填不滿的原因正是為了這些多得過分的“木”字。
在那時候，我已經從家庭的生活解放了出來，改換成小學校的生活。小學內的同學自然不用說，是免不了擺脫不掉一股頑皮的脾氣的，起初的幾年倒還好，到了後來，也許是常鬧在一起吵得太熟的原故吧，他們總是喜歡把我的名字故意地寫得拆了開去，變成了“木林”兩個字。這是，簡直可說是給予了我一種很難堪的侮辱，當時我為了“木林”問題，和他們交涉了好幾次。然而，正如易卜生在某一個劇本內所說的，“有一種特殊勢力，當你愈壓製得嚴厲的時候，它會愈猖獗了起來。”——當我勸告他們不該這樣寫之後，他們不單更喜歡寫，而且進了一步，把這兩個字，搬移到嘴巴上去了。
自從“象形”進化到“形聲”以後，我那少時的一顆不願受人欺侮的心更開始“動搖”了起來。跟著這動搖的結果，我便冒著痛苦，把這種瑣屑不成章的事告訴給我父親。父親是一個很愛他兒子的人。他聽到了我的話，安慰我說：“我一定把你的名字改去，重新換一個新的。”
於是，第二年，跟著我離去的痛苦接踵而來的，便是我那一個新的名字。那名字的發音非常響亮，是叫“雄”。“雄是英雄，中國的英雄，世界的英雄，將來我就是希望你做一個雄偉的世界上的英雄。”父親一邊安慰我，一邊誇張著，笑著，在賜我這樣的一個名字的時候這樣說。
我一半帶著慚愧，一半帶著欣喜地接受了下來。誰想到一年之後，幾位善於相字的頑皮的同學們又朝我這樣半嘰著說：
“哈哈，我想你一定是雌的，你怎見得是雄？”
“我們以後就叫他做徐雌吧！哈哈，——雌？”
敵更斯的聖誕節內有述及這樣的意思，他說，這說話的人和接受這話的人的情緒，往往是絕對的不同。現在我既接受到這樣的話，自然我的情緒是與他們相異的。甚至，我竟在當時怨恨起我父親的粗意來了。
為了這件事，第二年，我的十二劃的名字又減少了一劃，變成“偉”字。
那時我已整個地脫離了家庭，考入另一個地方的初中念書去了。
初中的同學畢竟是能夠自治的，他們頑皮的程度遠遜於初小高小那一批。或者，為了功課較多的關係，他們不再花出更多的工夫來把別人的名字拆開，並攏，添多，減少，拋起，擲下的工夫。這一段時期，我是覺得最幸運的。
然而古諺說得好，“樂極要生悲”。這悲字，後來終竟給我從我的一位朋友的信內捉摸到。他道：
“不說別的，就從你的名字上我就知道你是位非常自負的人物。”
他是這麼寫。
但在我，從這寥寥的幾個字中，我立刻感覺到我自己好像是隻中傷的猿猴，我顫動，我畏怯，我恐懼。終於我把這十一劃的名字，又增添了兩劃，改成這樣的一個同聲不同形的“煒”。
那時我已經從金中考取了光華。而一直到現在讀書的我，還是這個名字。
綜觀我的名字的曆史，而揣測我的為人，我總覺得我是太怯懦了些的。雖則這些都是一時的被欺玩，然而我總感覺到自己的軟弱無能。於是，為了我對這些過去的名字的憤恨，為了我厭惡我過去的單名的危害，一天晚上，儼然決然地，我替自己又取定了一個新的“雙”名。這一個名字，是預備在我喜歡用的時候用的，在現在，在將來。
本來一個人的名字，無論如何是不配花了這許多字，占去這樣一大幅刊物的園地，費掉別人許多寶貴的光陰，除非他是位重要的偉人之類。如今我之所以為了名字而寫出這一大堆字，那原因，就是因為我起初對於它們過於憎恨，而隨後，也可說是到了現在，一反憎恨，反對於他們有一種趣味的感覺。時常當我危坐的時候，回憶起它們來，總是覺得非常夠玩味似的。甚至——
有一天晚上，當我睡到床上去的時候，竟做了個美麗的夢。在夢裏有個人問到我，大意說，“在你有生以來認為最感興味的是哪一件事？”於是這個問題，真的，可問得我快樂到幾乎要跳起來了。那時我立刻大聲而且肯定地說：“是我的名字！”我說了這句話，自然他是不會明了的。他皺了皺眉頭，又問到我，“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因此我很快樂地把我名字的曆史口供給他聽，正如我上麵寫的那樣。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四日
（原刊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上海《光華附中》第三卷第六期）
北行散記·家
耑的朋友劉在今天要我們到她家裏去吃茶點。我們流浪在外麵，久久看不到“家”了，因此我們也就毅然決然答應了下來，想從此再溫習溫習家裏的滋味。
我們坐在劉家的客室裏。那斜對客室的門有一個很大的爐子，爐裏生著強烈的火。火焰把凜寒的空氣烘暖了，我們坐在那裏第一點感到一種家的滋味的，便是溫暖。
劉家的那兩位小姐都是很會說話的，她們原是江蘇人，跟我們同省，可是搬到北平來後她們都能說流利暢達的北平話了。這天客室裏坐滿了人，有文學家王和他的愛人楊，有我們的侄女和她的愛人張，還有劉家的伯母，和一個好玩的小弟弟。
我們的談話很瑣散，但都是毫無拘束而且是不分界限地談。笑聲不斷地充滿了院落，過道，甚至越過牆頭直到外麵的馬路上。有時竟是遇到什麼問題了，於是談話中的陣線顯然分成這樣：劉家姊妹一派，王和楊一派，我們和張他們一派，結果常常是笑了滿堂，連劉家伯母也老高興地參加了進來。
這不是吆喝，這是家的熱鬧的氣息，我們已深深地感覺到了。
茶點吃罷，接著就是我們提議小弟弟唱歌。醞釀不一會，居然答應了。他唱得很好很宏亮，很天真，唱的是“打倒列強”的舊調子，但這裏卻是裝上了新的內容——抗敵的內容！
大家問小弟弟會不會跳舞，他的回答是現在寇深了，先生不再教跳舞了，先生說我們應當練開槍，練殺人，練體操，說我們是國家的小主人，應得快快起來救國，不應該再跳舞了！
我們都佩服，全鼓起掌來，一邊說：
“好孩子，好孩子！”
而好孩子說罷一溜煙地奔逃了。
這時我們總共八個人，圍坐在一隻大圓桌的四周，像開圓桌會議似的。菜端下來了，那廚子據說燒手很好，我們大家也都同意——尤其是我們，好久沒看見家裏廚子做的熱菜，這時望著它熱騰騰的蒸氣，便出神了好一會。直到告別的時候我還在偷偷地想：那是可愛的家，我們從這可愛的家出來了。
我是如何地渴想著能夠到一次家啊，縱然我的家僅僅是充塞著淒涼和寥寂，饑餓和恐怖！
一九三六年秋
（原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上海《光華附中》第四卷第九、十期合刊）
張家口和味の素及其他
張家口在北平的西北，從北平到張家口，得經過南口，青龍橋，宣化，居庸關，險峻的山峽，長城，和四個山洞。
這次去張家口為了天下雪，僅僅住了不到二十個鍾點，然而不論張家口的市情，商店，旅館，或是警士和巡夜的大刀隊，都已深深投示給我一個牢不可拔的印象。
首先我們跑下車來循著街道走去，這時張家口的商店和市情盡入我們的眼簾了。張家口的街道的寬闊很有幾處不亞於北平，但它隻用煤屑堆成的，沒有柏油路，而且沒有車路和行人道的分別，也沒有行列樹。商店多百貨店，皮毛店，賣零星的寒季用的物件如手套大暖鞋等的鋪子也不少，其次便算是旅館和菜館了。菜館的名稱和北平的亦大同小異，它和旅館一樣，有大的，也有小的，但除了極少數的幾座三四層樓的西式建築外，張家口的商店，三層樓的簡直是很少。
循著街道走去，店家，路人，洋車……一切都為別的商市同樣有的——我們簡直見不出它的特征來。然而走了一陣，我便發覺“味の素”的廣告怎樣來的那麼特別：它不單在允許貼廣告的地方貼著，而且在店家的門柱上也連連都是——不光是菜食店，就是連皮毛店，鹹肉店，與“味の素”絕不相關的商店也居然釘起這顏色紅白分明的“味の素”的廣告來了。因此這廣告儼如店家的“行業證”，沒有了它便不能行業似的，而在那些菜館裏，代替了黨國旗的地位，卻把“味の素”的三角花旗用線連成一串串地高掛在頭頂上，有雙十字的，有乘字號的。這也許是一種高明的裝飾，我不明白釘起和掛起這“味の素”的牌子和旗子的人的心情，也許他是很不在乎吧？也許他是很苦悶吧？但總之，尤其是菜館飯店，拿這“味の素”的廣告來作為對某種人的諂媚標記，那是不問可知的。
於此，我明白“味の素”的廣告不單是店家的“行業證”，它也是店主和夥計們的生命以至財產的“保護狀”了！
我更明白用“仁丹”來作戰略標記的時代是過去了，“仁丹”會叫一個人吃了慢慢成“仙”，“味の素”卻會立刻把你麻醉，叫你繼續不斷地做一些甜甜蜜蜜的，但卻是永不會清醒的幻夢。——我相信世界是在進步的！
我看走在街上的那些大袖寬服腰間縛帶的同胞，說的盡說，笑的盡笑，都有一副滿不在乎的態度。這話可從那裏說起呢？
晚上，從旅館出來，已經是天黑了，街道兩旁的店家已撚亮了電燈，我們東跑西竄，走了不少地方，兩邊的人都很注意，因為我當時戴了一個學生戴的軍帽，那上邊有青天白日的圓章，而街上來來去去的，又大抵是鄉下人，洋車夫，小販，店員之類，沒有學生，沒有穿洋服或學生裝的，所以外路的人在他們一見就能識別。當然這可又麻煩了站崗的警士了，他目不轉睛的注視著我，軍帽，眼鏡，照相機，背心和褲子……總之，他也許在想張家口可來了這萬惡淵源，至少與他不利的什麼勞什子的“學生”了吧？——他直瞪著眼睛，盯住我，直等到一輛高揚著大紅圓圈的太陽旗的運貨汽車駛近時，他才自自然然地作了一個與地球平行手勢，阻止行人前進，讓汽車直奔過去。
我才踏進菜館的門口，那三位看門的就齊聲高叫一下，樓上的亦粗大地接應了一聲。上去，到了一間小餐室，那裏一切都很清潔有序，台，凳，紙糊的窗，連洋鐵皮的“味の素”廣告上的灰塵也絲毫沒有。我們坐下了，點菜，吃飯，可是隔壁的哈哈大笑的聲音，和那講得不成熟的北方話常常攪擾我，而且其中還夾著刺耳的女人的聲音……
我問那個搬菜的，他卻慌慌張張搖著手低聲說：
“是××人，他們也懂我們的話啊！”
“那麼，”我又說，“女的呢？”
“這是我們店裏的女招待。”他聲音放得更低。
等到我想問：“女招待單應付××人的嗎？”可是他已急急出去了，看他樣子好像是怕我再問下去似的。
出來時那兩位大笑朋友也出來了：一位是又胖，又矮，一位是滿臉胡髭，樣子都很醜。他倆走出門口時也分了手，隻聽說：
“衫搖哪啦！”
“衫搖哪啦！”（意即“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