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與文》二卷六期上載有景宋先生的《〈魯迅傳〉序》一文，因為文內述及拙譯《魯迅傳》的“校訂”事件，謹就事實聲明如下：
（一）景宋先生說：“日譯本《魯迅傳》未出版前，確曾有先睹之榮”。又說到原著者有若幹主觀之見，“待到譯者把譯文給我看的時候，曾經把這一點頗為重要之處說明了，似乎譯本出版，多少刪掉了一些”。是可見景宋先生閱讀譯文，並將錯誤的事實予以糾正，實甚明顯。
（二）景宋先生說：“在《文藝春秋》介紹時，編後記裏就硬被說是‘許廣平校訂’的了。”其實《文藝春秋》的曆期編後記中，絕未有“許廣平校訂”字樣。僅僅在一卷二期中，在書前的文化報道小新聞裏，提到一句，且亦並未說到“校訂”，而僅言事實上的“校正”。校“正”與校“訂”當有差異，實甚明顯。
（三）景宋先生說：“與之交涉：這不能算‘校訂’，因為我並沒有拿日文與譯本對校過，並且要求下一回予以更正。待到次一期的《文藝春秋》到手，翻開編後記一看，那更妙了，大意是說：《魯迅傳》許廣平並沒有從日文對校，不過是她校訂的。”其實當時的事實是這樣：景宋先生向譯者提出必須更正時，特別強調未懂日文，恐被人誤解一點（至今該序文中還是堅持這一點）。所以在《文藝春秋》一卷三期的編後記中聲明，“並未經日文本校訂”。作為一個編輯人的責職，似已盡到最大努力。否則唯有說該書景宋先生並未寓目，且亦並未提供任何意見，並未糾正任何事實，但與事實違背，似更不應昧沒良心。至於景宋先生說“不過是她校訂的”一句下文，那是純係景宋先生的臆測之辭，絕非事實，且亦無此存心。
（四）景宋先生說：“開明書店出版單行本的時候，也仍然登廣告說是我校訂的。”其實開明刊登廣告，事先未交譯者閱看，等到通知，已經不及。譯者未敢擅刊景宋先生名號，早在請錢君匋先生設計封麵時已可窺見。無論該書之封麵或版權頁上，均未刊景宋先生校訂字樣，此可見譯者絕對無意沾汙景宋先生，實甚明顯。
（五）至於在拙譯《魯迅傳》的序文中，說到“譯者邀請許廣平先生加以詳細的校閱。許先生曾把原著歪曲的地方，用一片片的小紙片記錄下來，賜贈譯者加以改正，並且當麵又獲得不止一次的解釋。”這些都是事實。譯者所以這樣聲明，其一是感激景宋先生的盛意，其又一是譯者不願以景宋先生的寶貴的糾正作為自己的功勞。事實具在，無庸贅述。
總之，譯文本《魯迅傳》的出版，能夠糾正了不少錯誤，這都是景宋先生的教益，譯者自應鄭重致謝。至於該書原作者為日本軍閥辯護，根本不值得一讀，那是另一個問題。而說到譯文與日文本對照閱看的工作，則在該書“附記”中說得很清楚，是夏丏尊先生，並非許廣平先生。
以上雲雲，純係事實，譯者不敢昧沒良心，歪曲事實，絕不存有任何成見與偏見，向讀者申述原由，以釋誤會。最後，仍向景宋先生謹致謝忱。
（原刊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上海《時與文》第二卷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