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日俄戰爭與日本的崛起
直到19世紀中葉，日本仍然是一個閉關鎖國的落後國家。但半個世紀之後，經過了明治維新的日本就打敗了公認的西方強國——沙皇俄國。日俄戰爭是非西方人對西方人的首次勝利，日本從此告別亞洲國家的身份，成為歐洲列強的一員。
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裏率軍艦4艘由上海駛入東京灣。由於這些蒸汽動力戰艦漆成黑色，因此，被稱之為“黑船事件”。第二年，佩裏又來了。這次帶來7艘軍艦，裝備更為精良。德川幕府在武力逼迫下，接受了美方的條件，簽訂條約，被迫開國。
佩裏叩關之後，隨著外國人的到來，日本國內出現攘夷浪潮，外國人相繼被殺。其中最嚴重的一起事件就是生麥事件，也稱理查森事件。
1862年9月14日，薩摩藩主監護人島津久光在700藩兵組成的儀仗隊護衛下前往京都，在途經武州生麥村（今橫濱鶴見區）碰到了四名騎馬的英國人。按照慣例，平民如遇到大名的儀仗隊須下跪及退讓。可是四名英國人沒有下跪，武士們於是認為洋人不懂禮節。恰好此時一匹馬受驚衝入儀仗隊，最終導致一名外國人即理查森被武士砍死，另外兩人受傷。由於幕府沒有接受英國要求賠償和懲罰凶手、保護英國僑民的最後通牒，英國決定對攘夷大本營薩摩藩進行炮擊。
1863年8月11日，7艘英國軍艦駛入鹿兒島灣，雙方展開一場激戰，停泊在灣內的薩摩藩船3艘被擊沉，大量炮台和鹿兒島約十分之一市區被毀。之後，雙方達成協議：（一）薩摩藩如抓獲生麥事件的犯人，立即在英國士官的麵前處罰；（二）英國為薩摩藩購買軍艦進行斡旋。以上述兩個條件為基礎，薩摩藩承諾支付賠償金5000英鎊。這次炮擊鹿兒島事件使薩摩藩見識了英國的實力，從而意識到攘夷並非明智之舉。之後，薩摩藩的立場戲劇性地從攘夷轉變為采取和英國接近的方針。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另一個攘夷中心長州藩。1863年5月10日，長州藩炮擊停泊在下關的美國商船，而後又向法國和荷蘭的軍艦發炮轟擊。美國和法國決定報複。7月16日，美國軍艦奉命進入下關海峽，與長州藩海軍交戰，戰鬥進行了1小時10分，結果長州藩視做寶物的壬午丸、庚申丸被擊沉，另一艘軍艦遭受重創。幾天後，2艘法國軍艦抵達下關，於7月20日向長州藩發起攻擊。法軍毀壞炮台，打開彈藥庫，將炮彈投入大海。1864年8月28日、29日兩天，英美法荷4國聯合艦隊共17艘軍艦、288門大炮、5014名官兵抵達下關。9月5日，聯合艦隊炮轟下關炮台，雙方展開激戰。僅3天，炮台即被聯合艦隊占領。根據最後的媾和協議，日本向各國賠償300萬日元作為艦船損傷和遠征費用。憑借此次炮擊，長州藩不但沒有與西方各國結下仇恨，反而建立了親密關係。
作為攘夷中堅的薩摩藩和長州藩，在接受了西洋近代化軍事力量洗禮後，積極推動國家采取開國方針。1865年11月22日，天皇終於對已簽署八年 “安政五國條約”給予敕許。
日本在被迫開國後之所以對外國的態度會發生180°大轉彎，從狂熱排外到和解友好，武士“崇尚武力，願賭服輸”的性格是一個重要原因——因為“親眼看到敵人的強大，於是便向敵人請教。”這種性格令日本人在極其頑固的同時又具有令人瞠目的靈活性，他們可以很從容地從一個極端轉到另一個極端。所以，在中國人看來非常恥辱的事情日本人卻可以坦然接受。當中國人還在糾結於“體”“用”問題的時候，日本已經欣然“脫亞入歐”了。
這兩種不同的民族心態也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近代中日兩國的命運。
自從15世紀末地理大發現以來，隨著西方社會向外擴張，它們與非西方社會開始了激烈的碰撞。幾乎沒有什麼例外，等待非西方社會的都是失敗、屈辱和臣服，唯一的區別是速度和程度。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非西方社會從遭遇失敗的那個時刻起，就在尋找擺脫困境的出路。1905年是一個讓非西方社會看到希望的年份，因為這一年，日本贏得了日俄戰爭的勝利。這場戰爭不能簡單地被視為帝國主義重新瓜分世界的戰爭，它還是一場黃種人第一次打敗白種人的戰爭，一場經過改革的非西方國家打敗一個公認的西方大國的戰爭，幾百年來非西方社會逢西方必敗的曆史因此而改寫。在結束日俄戰爭的《樸茨茅斯和約》當中，割地的變成了西方國家。
一、被迫開國與變法圖新
差不多與中國同一時間，日本也被迫向西方“開國”，並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但是，中日兩國命運迥異，一個淪為西方的半殖民地，一個卻躋身列強行列。日本之所以能夠創造奇跡且成功逆襲，關鍵就在於進行了一場全方位的變革——明治維新。
從17世紀開始，日本的最高權力就已經由天皇手中移到了幕府大將軍的手中。封建諸侯被稱為大名，每個大名都有自己的武士，他們生活在古老的傳統之中，反對一切與歐洲人的接觸。 1638年之後，除了在對馬小島上荷蘭人還保有一個小型的貿易據點以外，所有在日本的基督教和對外貿易均為幕府所禁止，一切與西方的接觸都被切斷。
但樹欲靜而風不止，至19世紀中葉，閉關鎖國的日本繼中國之後也被迫與西方勢力遭遇了。1853年7月間，美國準將佩裏率4艘軍艦到達日本，以美國政府的名義要求與日本天皇簽訂一個友好條約。這個要求被拒絕。第二年3月，佩裏又帶了7艘軍艦來到日本，幕府在他的大炮威脅下簽訂“日美條約”，日本開放下田、函館等港口以供美國商人進行貿易，並同意在下田設立美國領事館。至此，日本兩個世紀閉關自守的狀況終於被打破。不久，英國、俄國、荷蘭、法國等國紛紛向日本援例要求，也都獲得了同樣特權。1858年，美國又強迫日本簽訂了新的條約，開放更多港口給美國商人，確認美國在日本享受治外法權，降低日本對於從美國進口商品的進口稅。接著，其他列強也強迫日本訂立了同樣的條約。
外國勢力的突然入侵加劇了日本國內危機，並且導致了德川幕府統治的崩潰和皇權的恢複。幕府將軍對美國和歐洲代表的順從激起了保守的大名和天皇的反對，天皇對不平等條約中的屈辱條款更是感到憤怒，並因其向蠻族屈服而質疑幕府將軍統治日本的權力。反對德川幕府統治的情緒迅速擴展，南方的長州和薩摩兩藩成為不滿武士聚集的中心。到1858年，長期被排斥在外，無法插手政治事務的京都朝廷成為反對的中心。不同政見者在“尊王攘夷”的口號下集合在一起。
但不久之後發生的一件事使西南藩武士改變了盲目排外的立場。事件緣起1863年長州藩炮轟美、法、荷蘭等國軍艦，結果招致列強報複，於1864年9月炮轟下關，登陸後肆意燒殺。長州藩無力抵抗，最後以300萬日元賠款才得以了結。薩摩藩武士製造的“生麥事件”也導致英國軍艦炮轟鹿兒島。民族危機使日本有識之士開始思考國家前途，他們感到，盲目排外不但於事無補，而且隻能帶來損失和惡果。因此，尊王攘夷派轉而采取了倒幕開國的決策，尊王攘夷運動發展為倒幕運動。倒幕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高杉晉作、木戶孝允、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
1867年10月14日，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倒幕首領從新即位的天皇睦仁手中得到一份給薩摩、長州二藩的“討幕密敕”，命令二藩舉兵征討幕府。1868年1月3日，兩藩倒幕派在軍隊的幫助下發動政變，用天皇的名義發布“王政複古”詔書，宣布廢除幕府將軍製，將政權還給天皇。王政複古後，朝廷同德川慶喜就辭官納地進行了交涉，但以破裂告終，雙方還發生了武裝衝突。朝廷決定對德川慶喜進行征討。1868年1月31日，明治天皇發出了討伐德川慶喜的敕令，1868年6月27日，新政府軍攻克幕府殘餘勢力的最後據點北海道，統治日本265年的德川幕府終於結束。此次戰爭被稱作“戊辰戰爭”。1868年9月8日，新政府定年號為明治。
“戊辰戰爭”在日本曆史上具有重大意義。一方麵，不僅薩摩和長州藩出身的藩士開始掌握政治權力，而且以後長州藩成為陸軍的重要勢力，薩摩藩則成為海軍中的主要勢力，這兩者都是20世紀上半葉日本對外侵略的推動者。另一方麵，明治天皇為祭祀戊辰戰爭中陣亡的3500多名官兵，在江戶修建了東京招魂社。之後，在日本內戰中為明治政府奉獻生命的戰士，均作為護國的英靈被合祀在東京招魂社。1879年，日本政府取義中國古籍《左氏春秋》中“吾以靖國也”（鎮護國家，使國家永保安定之意）一句，將東京招魂社更名為靖國神社。以後，日本曆次對外戰爭的戰歿者均被合祀於靖國神社。
1868年4月15日，明治天皇頒布了《五條誓文》，這是一個推動國家變革、開啟變法圖強的總綱領。從此，日本進入了一個被稱為明治維新的時代。
明治政府成立後麵臨兩大任務：一是要把封建的國家改造成資產階級國家，二是要進行新國家的建設工作。維新元老們認識到，要想把日本建設成一個資本主義強國，必須要向西方學習。因此，明治維新從一開始就采取了向西方全盤學習的態度，而不是像其他落後國家那樣僅僅局限在軍事技術領域。1871年11月，日本派出了一個包括40人的大型使節團前往歐美國家進行考察。使節團到1873年9月陸續回國，前後將近2年。他們一共去了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德國、俄國等12個國家。在國外期間，他們認真、細致地考察了西方國家各個方麵的情況以及經驗，途中就不斷給國內寫信，隨時介紹情況，讓國內第一時間學到西方先進的經驗。
根據考察的經驗並結合日本的國情，維新元老們提出了三大政策：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富國強兵，涉及經濟、教育、思想、科學技術、生活方式、國防建設等多個領域，其改革範圍之廣、程度之深，在世界曆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
（一）殖產興業。明治政府為促進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采取了三個措施：
第一，用國家的力量扶持資本主義。以1880年為分水嶺，之前主要采取了“官營示範主義”和“技術移植主義”的方針，大辦官營企業，由國家投資，引用西方先進技術設備，聘請外國技師，作為示範供私人資本主義企業效仿。政府在大辦官營企業的同時，也以公司補助金的名義給予大資本家以巨額補助金，大力扶持和保護私人資本。1880年11月以後，明治政府開始把官營企業劃歸私人經營，進入了全麵扶植和保護私人資本主義的階段。所有官營企業均按低價、無息、長期分期付款的辦法出售。三井家購買了三池煤礦、新町紡織所、富岡製絲所。三菱公司購買了長崎造船所、佐渡金礦、生野銀礦。這樣一來，原來主要是從事商業和金融活動的大資本家變成了大工礦企業主，從而奠定了他們後來發展成為財閥的基礎。
第二，用國家力量促進資本的原始積累。到1885年，明治政府為了興辦官營企業共拿出2.1億日元。此外，由於在改革華族、士族俸祿時發給他們大批公債，政府也因此付出巨額資金。
第三，用國家力量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及設備，聘請外國專家和派遣留學生。以內務省為例，它所辦的輕紡工業企業大部分是用從西方引進成套設備的辦法建立起來的。當時，一個外籍專家的月薪最高可以達到兩千日元，是明治政府高官的3倍多。
殖產興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日本政府的一個基本認識，即在興辦產業方麵，政府不能與民爭利，官營企業出售就是這種認識付諸實施的集中體現。相比之下，采取官辦、官督商辦等形式開展洋務運動的清政府卻沒有這種意識，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特別是民間企業在官商和洋商的夾縫中求生存、圖發展，舉步維艱。日本在殖產興業方針的引導下，資本主義得到迅速發展。
（二）文明開化。文明開化意味著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科學技術、文化教育乃至思想風尚和生活方式，把日本從封建社會迅速改造成近代化社會。當時，政府盡管在財政上十分困窘，但仍將最多的資金用在了學校建設上。1872年，文部省仿照歐美實行資產階級教育製度，建立了小學、中學、大學的完整近代教育體製，並且確立了普及小學教育原則；同一年，宣布成立師範教育；1873年，決定振興實業教育，以造就科學技術骨幹力量。這樣，維新後的日本建立了普通學校、師範學校、實業學校三個教育體係，這是明治政府一項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國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