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初居龍潭
萬曆十六年秋至十八年（1588至1590）。
九初居湖上
李贄在《初居湖上》詩中說，他“遷居為買鄰”。
李贄新鄰是澄湖沁月，是碧宇蒼鷹，是山鄉野老，是梵宮佛燈。
這龍潭，又名龍湖，是周柳塘的產業。周柳塘在這裏建有一座佛堂，取名“芝佛院”——據說建寺掘地基時，挖出三株芝草，很像佛形，故名。雖是私家佛院，規模卻不算小。無念和尚是周柳塘先期禮請在院的住持。無念既以李贄為師，周柳
塘請李贄避囂於此，李贄當然就成了這裏的“祖師爺”。
不用說，周柳塘是出於關心愛護朋友的一片雅誼，才請他當這座莊園的實際主人，直到數年後柳塘臨終，也沒有向兒子提及收回“主權”（產權）的話。其中也不無讓李贄息靜林泉、頤養天年、免惹是非的意思。
這龍湖，真是隱居的勝地。
四年後“公安”三袁同訪龍湖，長兄袁宗道是初到此地，對此地山水之佳大感驚奇。他在《龍湖記》中說：“餘本問法而來，初非有意山水，且謂麻城僻邑，當與孱陵（公安）、石首伯仲，不意其泉石幽奇至此也。”
李贄以芝佛院右邊的聚佛樓作起居的精舍，在寒碧樓側辟一洞為藏書所，就在這裏“安居樂業”了。
於是，李贄最大的樂趣就是讀書，“閉門下鍵，日以讀書為事”。
他讀書，是用全身心在讀，周友山說他常常讀著讀著就“感慨流涕”。
李贄讀書時，是不肯與人講閑話的。雖與周友山、無念僧共室讀書，亦危然而坐，不甚交語。又有掃地與洗浴之癖；掃帚用得快，紮縛之人稍有疏忽便供不應求。衣裳浣洗得鮮潔不染，拭麵拂身，有同水淫，似乎有一種心理強迫症。或嫌人鼻息臭穢，令之遠坐；或嫌其俗不可耐，驅之出門；或嫌其心竅
不通，寂無一語。這就難免得罪那些不速之客和世俗之客了。
盡管如此，到龍湖尋訪李贄的人仍不少。
萬曆十七年，友人顧養謙到南京任侍郎，邀請李贄前往焦山明月樓府長住。李贄不願株守空山，為侍郎守院，推辭了。
這年五十歲的焦竑，以廷試進士第一大魁天下，了卻中舉二十五年來一樁心願。李贄自然為友人從此擺脫科場得失之苦而欣慰，有意償前願去伴焦竑，以其身心兩不閑隻得作罷。令人忍俊不禁的是，李贄這強老頭的“賀信”上寫著：“莫以狀元恐嚇人也，世間友朋如我者絕無矣！”
這年，李贄選編了蘇軾的詩文集四冊寄給焦竑，請他提意見。
李贄是很佩服蘇軾的：“蘇長公片言隻字與金玉同聲，雖千古未見其比，則以其胸中絕無俗氣，下筆不作尋常語，不步人腳（印）故耳。”尤喜蘇軾的小品和詩詞，對他的大文章則以其“終未免有依仿在”而略有微詞。朱熹多非議蘇軾，李贄說他是記恨蘇軾好嘲笑道學先生，為他的道學前輩出氣，不值一提。
我們今天覺得推崇蘇軾很一般，是蘇軾應得的“名譽”，但在當時，這卻是與文壇盟主王世貞（1528—1590年）完全針鋒相對的見解。擬古派的“後七子”的代表人物王世貞主張“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勿讀”，蘇軾屬於不屑一顧之
列。李贄推重蘇軾詩文，開的正是療救擬古時弊的藥方。他認為蘇軾的文章自然驚天動地，但這首先是因為其人能卓立於世；人格既立，為文又不跟著古人亦步亦趨，這才足以不朽。
李贄的選本著重發掘“係彼精神髓骨”而“世人所未取者”。他對自己的選本照樣是頗自負的，“真洪鍾大呂，大扣大鳴，小扣小應……閑時一披閱，平生心事宛然如見；如對長公披襟麵語，朝夕共遊也”。他的編選為的是與古賢交流，他的推崇也就是一種自我表現。
後來袁中郎評價李贄這個選本說：“宏甫選蘇公文甚妥，至於詩，百未得一。”（這是因為）袁中郎認為“蘇公詩無一字不佳者”，選本難免掛一漏萬，也因他以詩才自高，認為李贄的眼光不夠準。不過，李贄在這一點上是頗“謙虛”的，他從未誇耀過自己的詩才，而承認自己“於詩學無分”，偶爾作詩，也不過是借“以發叫號，少（稍）泄胸中之氣’。
李贄寫的最感人的詩當是《哭貴兒》。
弟弟大約在他從麻城遷往龍湖時，就離他而回閩了。侄子貴兒帶著妻與子隨他到了龍湖，朝夕侍奉伯父。可是，不久，貴兒到湖中洗澡，卻潛沉深潭再也沒有抖抖濕淋淋的頭浮出水麵。
李贄長歌當哭，先後寫了五首詩吊唁他。
失去了親人，身體也時好時壞，生病的日子多，李贄日益
感到“老苦”的煎迫。
觀音問
《初潭集》卷三記司空圖逸事：“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台自隨。歲時村社會集，圖必造（到）焉。”
李贄曰：“圖卻有女家人，何如李卓一僮不相隨也。”大約自侄子貴兒死，其婦改嫁，龍湖便沒有女性住家了。雖然承元朝風習，有明一代的和尚多有娶妻室的，芝佛院似無女眷。數年後，湯顯祖在南京拜訪李贄，寫有《卓翁縫衣妓》詩一首，但那縫衣妓恐怕是浪跡四方時為照料生活所養。
但龍湖時有女客光臨，除了信佛的女施主和香客，還有一位比丘尼和給幾位在家修行的“菩薩”送信的使女。
這位比丘尼就是梅澹然。
澹然出生於麻城望族名門，是梅國楨（字克生，別寫客生，號衡湘）禦史的次女。梅氏家族僅梅國楨一房同胞親兄弟六人中，長兄梅國楨與二弟（以及一個妹婿）同榜登進士第，三弟是舉人，三個年幼的皆是生員（秀才）；梅國楨的侄兒梅之煥（字彬父，號長公）十四歲即進學為諸生。梅氏可謂赫赫奕奕盛冠一方。
這樣家庭出身的人很少有容許出家的——和尚、尼姑在中國社會地位低賤，“和尚”、“尼姑”往往被田父村夫用作兒子
的賤名。但梅國楨是個性格豪放的人，為人處世不拘禮教，治家也相當開明，他並不幹涉女兒孀居後的選擇。他曾對人闡明自己的人生觀：“人生自適耳！依憑軌跡，外張名教，酷非所屑。”女兒要借學佛排遣“未亡”的孤苦，尋求精神解脫，他不願為了家門虛榮剝奪她這點可憐的慰藉。有這樣的好父親，梅澹然還怕什麼人說長道短，指指戳戳？
於是，梅澹然不僅出家了，不僅與父親書信往來探討佛乘，而且不顧非議，以師禮事李贄，時常遣人到龍湖求教佛法。
今天的讀者，恐怕很難感到這個“事件”的嚴重性（挑戰性）。我們司空見慣遊泳場、健美比賽的舞台上，穿“比基尼”的女士與赤膊短褲的男士在一起；看厭了銀幕上的男女擁吻；每天打開電視，都會見到幾則賣弄風情的廣告……很難想象一個年輕女人與一個老年男人通信論學“是可忍，孰不可忍”。
然而，這在程朱理學成為官方哲學和普遍的社會道德標準的明代，確是驚世駭俗的。在縣城時，李贄與一個老年寡婦交往，尚鬧得滿城風雨，何況現在是與一個年輕寡婦交往！中國封建社會一直實行雙重道德標準。一個男人與卑賤的妓女、奴婢發生“不正當”關係，人們往往一笑置之，甚至可傳為美談；但是若與良家女子過從甚密，就是非禮的大問題，有辱雙
方門楣；而與官宦人家上流婦女來往，更是傷風敗俗的醜聞。這在《紅樓夢》中表現得很生動。賈母對賈府公子與丫頭仆婦乃至平民女子偷情，視為“貓兒偷猩”一樣正常，而一旦得知寶玉與黛玉有戀情卻大驚，斷然阻止。
李贄這個人真是早生了幾百年，他的意見就是與一般讀書食祿之人不同。他並不輕視婦女，在《初潭集》中，李贄輯錄了許多“大見識”、“男子不如”的女子事跡。他稱讚“若無忌母、婕妤班、從巢者、孫翊妻、李新聲、李侃婦、海曲呂母，皆真男子也。天下皆男子，夫誰非真男子者，而曰真男子乎？然天下多少男子，又誰是真男子？不言真，吾恐天下男子皆以己為男子也”。他主張人的輕重，論才不論性別：“但其才智實有大過人者，人亦何必不女？人之父亦何必以女女之乎！”——隻要才智過人，做女人不必自卑，為父的也不應隻因為她是女性而輕視她。就因為持這樣的觀點，他從未為無子繼嗣著急，從未起過娶妾生子的念頭；持這樣的觀點，所以他稱立誌悟道並有“端的知見”的梅澹然為“出世丈夫”。至於與梅澹然交往，他認為是非常自然的事：“鰥寡孤獨，聖人所矜；道德文章，前哲不讓。山居野處，鹿豕猶以為嬉，而況人乎？此而不容，無地可容此身矣！”
與李贄書信往還的婦女不止一梅澹然，還有她的姊妹妯娌善因、明因、澄然、自信、無明（顯然，這都是學佛的法
名），不用說，都是士紳人家的姑娘媳婦。梅澹然修行的“繡佛精舍”，就是她們研經參佛的“沙龍”。她們不可能經常聚會，有參不明白之處就直接向李贄請教了。
後來刻印的《觀音問》，即是萬曆二十四年以前七八年間，李贄給她們的書信。
就《觀音問》的內容來看，並無什麼稀奇古怪或輕薄濫情之嫌。不過是討論、闡釋佛學的基本常識，大體是稍有所悟的禪師就可發明的一些入門概念；有些是信手拈來的話題，如《答自信》就以自信的名字為話頭，講“放得下”與“放不下”的禪機。《答明因》則如答記者問，按寫好的提問字條一一解說。李贄說其中有兩條是佛所未言，但也不過是轉手販賣別人以儒書釋佛經之方。“聯係實際”的隻有關於一個火化僧的議論。龍湖一僧未死，卻自願端坐烈焰火化。這個聳人聽聞的舉動是他有“大法力”的驗證，令佛教徒驚羨。李贄雖讚賞他的勇毅，但並不讚成效法他的舉動：“但人不必學之耳。念佛須以見佛為願。火化非所願也”，“若我則又貪生怕死之尤者，雖死後猶怕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