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有多遠
你在北京的胡同裏住過吧？你曾經是北京胡同裏的一個孩子吧？胡同裏那群快樂的、多話的、有點缺心少肺的女孩子你還記得吧？
我在北京的胡同裏住過，我曾經是北京胡同裏的一個孩子。胡同裏那群快樂的、多話的、有點缺心少肺的女孩子我一直記著。我常常覺得，要是沒了她們，胡同還能叫胡同麼？北京還能叫北京麼？我這麼說話會惹你不高興——什麼什麼？你準說。是啊，如今的北京已不再是從前，她不再那麼既矜持又恬淡、既清高又隨和了。她學會了擁抱，熱熱鬧鬧、亦真亦假的擁抱，她懷裏生活著多少多少北京之外的人啊。胡同裏那些帶點咬舌音的、嘎嘣利落脆的貧北京話也早就不受待見了——從前的那些女孩子，她們就是說著這樣的一口貧北京話出沒在胡同裏的。她們頭發幹淨，衣著簡樸（卻不寒酸），神情大方，心眼兒不多，叫人覺得隨時都可能受騙。二十多年過去了，每當我來到北京，在任何地方看見少女，總會認定她們全是從前胡同裏的那些孩子。北京若是一片樹葉，胡同便是這樹葉上蜿蜒密布的葉脈。要是你在陽光下觀察這樹葉，會發現它是那麼晶瑩透亮，因為那些女孩子就在葉脈裏穿行，她們是一座城市的汁液。胡同為北京城輸送著她們，她們使北京這座精神的城市肌理清明，麵龐潤澤，充滿著溫暖而可靠的肉感。她
們也使我永遠地成為北京一名忠實的觀眾，即使再過一百年。
當我離開北京，長大成人，在B城安居樂業之後，每年都有一些機會回到北京。我在這座城市裏拜訪一些給孩子寫書的作家，為我的兒童出版社搜尋一些有趣的書稿，也和我的親人們約會，其中與我見麵最多的是我的表妹白大省（音xǐnɡ）。白大省經常告訴我一些她自己的事，讓我幫她拿主意，最後又總是推翻我的主意。她在有些方麵顯得不可救藥，可我們還是經常見麵，誰讓我是她表姐呢。
現在，這個六月的下午，我坐在出租車上，窗外是迷蒙的小雨。我和白大省約好在王府井的“世都”百貨公司見麵，那兒離她的凱倫飯店不遠。她大學畢業後就分配在四星級的凱倫，在那兒當過工會幹事，後來又到銷售部做經理。有一回我對她說，你不錯呀剛到銷售部就當領導。她歎了口氣說哪兒呀，我們銷售部所有的人都是經理，銷售部主任才是領導呢，主任。我明白了，不過這種頭銜印在名片上還是挺唬人的：白大省，凱倫飯店銷售部經理。
出租車行至燈市西口就走不動了，前方堵車呢。我想我不如就在這兒下來吧，“世都”已經不遠。我下了車，雨大了，我發現我正站在一個胡同口，在我的腳下有兩級青石台階；順著台階向上看，上方是一個老舊的灰瓦屋簷。屋簷下邊原是有門的，現在門已被青磚砌死，就像一個人衝你背過了臉。我邁上台階站在屋簷下，避雨似的。也許避雨並不重要，我隻是願意在這兒站會兒。踩在這樣的台階上，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我回到了北京，就是腳下這兩級邊緣破損的青石台階，就是身後這朝我背過臉去的陌生的門口，就是頭上這老舊卻並不拮據的屋簷使我認出了北京，站穩了北京，並深知我此刻的方位。“世都”“天倫王朝”“新東安市場”“老福爺”“雷蒙”……它們誰也不能讓我知道我就在北京，它們誰也不如這隱匿在胡同口的兩級舊台階能勾引出我如此細碎、明晰的記憶——比如對涼的感覺。
從前，二十多年前那些夏日的午後，我和我的表妹白大省經常奉我們姥姥的吩咐，拎著保溫瓶去胡同南口的小鋪買冰鎮汽水。我們的胡同叫駙馬胡同，胡同北口有一個副食店，店內賣糕點罐頭、油鹽醬醋、生熟肉豆製品、牛羊肉鮮帶魚。店門外賣蔬菜，蔬菜被售貨員擺在淡黃色竹板拚成的貨架上，夜裏菜們也那麼擺著不怕被人偷去。幹嗎要偷呢？難道有人急著在夜裏吃菜麼？需要菜，天一亮副食店開了門，你買就是了。胡同南口就有我說的那個小鋪。如果去北口副食店，我們一律簡稱“北口”；要是去南口小
鋪，我們一律簡稱“南口”。
“南口”其實是一個小酒館，台階高高的，有四五級吧，讓我常常覺得，如果你需要登這麼多層台階去買東西，你買的東西定是珍貴的。“南口”不賣油鹽醬醋，它賣酒、小肚、花生米和豬頭肉，夏天也兼賣雪糕、冰棍和汽水。店內設著兩張小圓桌，鋪著硬挺的、脆得像幹粉皮一樣的塑料台布的桌旁，永遠坐著一兩位就著花生米或小肚喝酒的老頭。我覺得我喜歡小肚這種肉食就是從“南口”開始的。你知道小肚什麼時候最香嗎？就是售貨員將它擺上案板，操刀將它破開切成薄片的那一瞬間。快刀和小肚的摩擦使它的清香“噗”地迸射出來，將整間酒館彌漫。那時我站在櫃台前深深吸著氣，我堅信這是世界上最好聞的一種肉。直到售貨員問我們要買什麼時，我才回過神兒來。“給我們拿汽水！”這是當年北京孩子買東西的開場白，不說“我要買什麼”，而說“給我們拿……”“給我們拿汽水！”“冰鎮的還是不冰鎮的？”“給我們拿冰鎮的，冰鎮楊梅汽水！”我和白大省一塊兒說，並遞上我們的保溫瓶。我已從小肚的香氣中回過神兒來了，此時此刻和小肚的香氣相比，我顯然更渴望冰涼甘甜的楊梅汽水。在切小肚的櫃台旁邊有一隻白色冰櫃，一隻盛著真冰的櫃。當售貨員掀開冰櫃蓋子的一刹那，我們及時地奔到了冰櫃跟前。嗬，團團白霧樣的冷氣冒出來，猶如小拳頭一般打在我們的臉上痛快無比，冰櫃裏有大塊大塊的白冰，一瓶瓶紅色楊梅汽水就東倒西歪地埋在冰堆裏。售貨員把保溫瓶灌滿汽水，我和白大省一出小酒館，一走下酒館的台階——那幾級青石台階，就迫不及待地擰開保溫瓶的蓋子。通常是我先喝第一口，雖然我是白大省的表姐。以後你會發現，白大省這個人幾乎在謙讓所有的人，不論是她的長輩還是她的表姐。這樣，我毫不客氣地先喝了第一口，那冰鎮的楊梅汽水，我完全不記得是怎樣流入我的口中在我的舌麵上滾過再滑入我的食道進入我的胃，我隻記得冰鎮汽水使我的頭皮驟然發緊，一萬支鋼針在猛刺我的太陽穴，我的下眼眶給凍得一陣陣發熱，生疼生疼。啊，這就是涼，這就叫冰鎮。沒有冰箱的時代人們知道什麼是冰涼，冰箱來了，冰涼就失蹤了。冰箱從來就沒有製造出過刻骨的、針紮般的冰涼給我們。白大省緊接著也猛喝一大口，我看見她打了一個冷戰，她的胖乎乎的胳膊上起了一層雞皮疙瘩。她有點喘不過氣似的對我說，她好像撒了一點尿出來！我哈哈笑著從白大省手中奪過保溫瓶又喝了一大口，一萬支鋼針又刺向我的太陽穴，我的眼眶生疼生疼，人就頓時精神起來。我衝白大省一歪頭，她跟著我在僻靜的胡同裏一溜小跑。我們的腳步驚醒了屋頂上的一隻黃貓，
是九號院的女貓妞妞，常躥到房頂去找我們家的男貓小熊的。我們在地上跑著，妞妞在房頂上追著我們跑。妞妞呀，你喝過冰鎮汽水麼？哼，一輩子你也喝不著。我們跑著，轉眼就進了家門。啊，這就是涼，這就叫冰鎮。
白大省從來也沒有抱怨過在路上我比她喝汽水喝得多，為什麼我從來也不知道讓著她呢？還記得有一次為了看電影《西哈努克訪問中國》，我和白大省都要洗頭，水燒開了，我搶先洗，用蛋黃洗發膏。那是一種從顏色到形狀都和蛋黃一樣的洗發膏，八分錢一袋，有一股檸檬香味。我占住洗臉盆，沒完沒了地又衝又洗，到白大省洗時，電影都快開演了。姥姥催她，洗好頭發的我也煞有介事地催她，好像她的洗頭原本就是一個無理的舉動。結果她來不及衝淨頭發就和我們一道看電影去了。我走在她後邊，清楚地看到她後腦勺的一綹頭發上，還掛著一塊黃豆大的蛋黃洗發膏呢。她一點兒也不知道，一路晃著頭，想讓風快點把頭發弄幹。我心裏知道白大省後腦勺上的洗發膏是我的錯誤，二十多年過去，我總覺得那塊蛋黃洗發膏一直在她後腦勺上沾著。我很想把這件往事告訴她，但白大省是這樣一種人：她會怎麼也弄不明白這件事你有什麼可對她不起的，她會掃你要道歉的興。所以你還是閉嘴吧，讓白大省還是白大省。
我就這樣站在燈市西口的一條胡同裏，站在一個廢棄的屋簷下想著冰鎮汽水和蛋黃洗發膏，直到雨漸漸停了，我也該就此打住，到“世都”去。
我在“世都”二樓的咖啡廳等待白大省。我喜歡“世都”的咖啡廳。臨窗的咖啡座，通透的落地玻璃使你仿佛飄浮在空中，使你生出轉瞬即逝的那麼一種虛假的優越感。你似乎視野開闊，可以揚起下頦看遠處夕陽照耀下的玻璃幕牆和花崗岩組合的超現實主義般的建築，也可以壓著眼皮看窗外那些出入“世都”的人流在腳下靜靜地淌。我的表妹白大省早晚也會出現在這樣的人流裏。
現在離約定時間還早，我有足夠的時間在這兒穩坐。喝完咖啡我還可以去二樓女裝區和四樓的家庭用品部轉轉，我尤其喜歡各種尺寸和不同花色的毛巾、浴巾，一旦站在這些物質跟前，便常有不能自拔之感。我要了一份“西班牙大碗”，這厚墩墩的大陶瓷杯一端起來就顯得比“卡普契諾”之類更過癮。我喝著“西班牙大碗”，有一搭無一搭地看身邊過往的逛“世都”的人，想起白大省告訴過我，她看什麼東西都喜歡看側麵，比如一座樓，比如一輛汽車、一雙鞋、一隻鬧鍾，當然也包括人，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白大省的這個習慣有點讓我心裏發笑，因為這使她顯得與眾不同。其實她有什麼與
眾不同呢，她最大的與眾不同就是永遠空懷著一腔過時的熱情，迷戀她喜歡的男性，卻總是失戀。從小她就是一個相貌平平的乖孩子，脾氣隨和得要死。用九號院趙奶奶的話說，這孩子仁義著呐。
一
白大省在七十年代初期，當她七八歲的時候，就被胡同裏的老人評價為“仁義”。在七十年代初期，這其實是一個陌生的、有點可疑的詞，一個陳腐的、散發著被雨水洇黃的頂棚和老樟木箱子氣息的詞，一個不宜公開傳播的詞，一個激發不起我太多興奮和感受力的詞，它完全不像另外一些詞彙給我的印象深刻。有一次我們去趙奶奶家串門，我讀了她的孫女、一個沉默寡言的初中生的日記。當時她的日記就放在一個黑漆弓腿茶幾上，仿佛歡迎人看似的。她在日記中有這樣幾句話：“雖然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但我的革命意誌不能消沉……”是的，就是那“消沉”二字震撼了我，在我還根本不懂消沉是什麼意思時，我就斷定這是一個奇妙不凡的詞，沒有相當的學問，又怎能把這樣的詞運用在自己的日記裏呢。我是如此珍視這個我並不理解的詞，珍視到不敢去問大人它的含義。我要將它深埋在心，讓時光幫助我靠近它明白它。白大省仁義，就讓她仁義去吧。
白大省也確實是仁義的。她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就曾經把昏倒在公廁裏的趙奶奶背回過家（確切地說，應該是攙扶）。小學二年級，她就擔負起每日給姥姥倒便盆的責任了。我們的姥姥不能用公廁的蹲坑，她每天坐在屋裏出恭。我們的父母當時也都不在北京，那幾年我們與姥姥相依為命。白大省小學三年級的時候，中國很多城市都在放映一部名叫《賣花姑娘》的朝鮮電影，這部電影使每一座電影院都在抽泣。我和白大省看《賣花姑娘》時也哭了，隻是我不如她哭得那麼專注。因為我前排的一個大人一邊哭，一邊痛苦地用自己的脊梁猛打椅子背，一副歇斯底裏的樣子。他弄出的響動很大，可是沒有人抱怨他，因為所有的人都在忙著自己的哭。我左邊那個大人，他兩眼一眨不眨地盯著銀幕，任憑淚水嘩嘩地洗著臉，一條清鼻涕拖了一尺長他也不擦。我的右邊就是白大省，她好像讓哭給嗆著了，一個勁兒打嗝兒。就是從看《賣花姑娘》開始，我才發現我的表妹有這麼一個愛打嗝兒的毛病。單聽她打嗝兒的聲音，簡直就像一個遊手好閑的老爺們兒。特別是當她在冬天吃了被我們稱為“心裏美”的水蘿卜之後，她打的那些嗝
兒呀，粗聲大氣的，又臭又暢快。“老爺們兒”這個比喻使我感到難過，因為白大省不是一個老爺們兒，她也不遊手好閑。可是，就在《賣花姑娘》放映之後，白大省的同學開始管她叫“白地主”了，隻因為她姓白，和《賣花姑娘》裏那個凶狠的地主一個姓。有時候一些男生在胡同裏看見白大省，會故意大聲地說：“白地主過來嘍，白地主過來嘍！”
這綽號讓白大省十分自卑，這自卑幾乎將她的精神壓垮。胡同裏經常遊走著一些灰色的大人，那是一些被管製的“四類分子”。他們擦著牆根掃街，哈著腰掃廁所。自從看過《賣花姑娘》，白大省每次在胡同裏碰見這些人，都故意昂頭挺胸地走過，仿佛在告訴所有的人：我不是白地主，我和他們不一樣！她還老是問我：哎，除了和白地主一個姓，你說我還有哪兒像地主啊？白大省哪兒也不像地主，不過她也從未被人比喻成出色的人物，比如《賣花姑娘》裏的花妮，那個善良美麗的少女。我相信電影《賣花姑娘》曾使許多年輕的女觀眾產生幻想，幻想著自己與花妮相像。這裏有對善良、正義的追求，也有使自己成為美女的渴望。當我看完一部阿爾巴尼亞影片《寧死不屈》之後，我曾幻想我和影片中那個寧死不屈的女遊擊隊員米拉長得一樣，我唯一的根據是米拉被捕時身穿一件小格子襯衣，而我也有一件藍白小格襯衣。我幻想著我就是米拉，並渴望我的同學裏有人站出來說我長得像米拉。在那些日子裏我天天穿那件小方格襯衣，矯揉造作地陶醉著自己。我還記住了那電影裏的一句台詞，納粹軍官審問米拉的女領導、那個唇邊有個大黑痦子的遊擊隊長時，遞給她一杯水，她拒絕並冷笑著說：“謝謝啦，法西斯的人道主義我了解！”我覺得這真是一句了不起的台詞，那麼高傲，那麼一句頂一萬句。我開始對著鏡子學習冷笑，並經常引逗白大省與我配合。我讓她給我倒一杯水來，當她把水杯端到我眼前時，我就冷笑著說：“謝謝啦，法西斯的人道主義我了解！”
白大省吃吃地笑著，評論說“特像特像”。她欣賞我的表演，一點兒也沒有因無意之中她變成了“法西斯”就生我的氣，雖然那時她頭上還頂著“白地主”的“惡名”。她對我幾乎有一種天然生成的服從感，即使在我把她當成“法西斯”的時刻她也不跟我翻臉。“法西斯”和“白地主”應當是相差不遠的，可是白大省不惱我。為此我常做些暗想：因為她被男生稱作了“白地主”，日久天長她簡直就覺得自己已經是個地主了吧？地主難道不該服從人民麼？那時的我就是白大省的“人民”，並且我比她長得好看，也不像她那麼笨。姥姥就經常罵白大省笨：剝不幹淨蒜，反倒把蒜汁漚進自己指甲
縫裏哼哼唧唧地哭；明明舉著蒼蠅拍子卻永遠也打不死蒼蠅；還有，丟錢丟油票。那時候吃食用油是要憑油票購買的，每人每月才半斤花生油。丟了油票就要買議價油，議價花生油一塊五毛錢一斤，比平價油貴一倍。有一次白大省去北口買花生油，還沒進店門就把油票和錢都丟了。姥姥罵了她一天神不守舍，“笨，就更得學著精神集中，你怎麼反倒比別人更神不守舍呢你！”姥姥說。
在我看來，其實神不守舍和精神集中是一碼事。為什麼白大省會丟錢和油票呢？因為九號院趙奶奶家來了一位趙叔叔。那陣子白大省的精神都集中在趙叔叔身上了，所以她也就神不守舍起來。這位姓趙的青年，是趙奶奶的侄子，外省一家歌舞團的舞蹈演員，在他們歌舞團上演的舞劇《白毛女》裏飾演大春的。他脖頸上長了一個小瘤子，來北京做手術，就住在了趙奶奶家。“大春”是這胡同裏前所未有的美男子，二十來歲吧，有一頭自然彎曲的鬈發，烏眉大眼，嘴唇飽滿，身材瘦削卻不顯單薄。他穿一身沒有領章和帽徽的軍便服，那本是“樣板團”才有資格配置的服裝。他不係風紀扣，領口露出白得耀眼的襯衫，洋溢著一種讓人親近的散漫之氣。女人不能不為之傾倒。可與他見麵最多的，還是我們這些尚不能被稱作女人的小女孩。那時候女人都到哪兒去了呢，女人實在不像我們，隻知道整日聚在趙奶奶的院子裏，圍繞著“大春”瘋鬧。那“大春”對我們也有著足夠的耐心，他教我們跳舞，排演《白毛女》裏大春將喜兒救出山洞那場戲。他在院子正中擺上一張方桌，桌旁靠一隻略矮的杌凳，杌凳旁邊再擺一隻更矮的小板凳，這樣，山洞裏的三層台階就形成了。這場戲的高潮是大春手拉喜兒，引她一步高似一步地走完三層“台階”，走到“洞口”，使喜兒見到了洞口的陽光，驚喜之中，二人挺胸踢腿，做一美好造型。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設計，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場麵，是我們心中的美夢。胡同裏很多女孩子都渴望著當一回此情此景中的喜兒，洞口的陽光對我們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在於我們將與這鬈發的“大春”一道迎接那陽光，我們將與他手拉著手。我們躁動不安地坐在院中的小板凳上等待著輪到我們的時刻，彼此妒忌著又互相鼓勵著。這位“大春”，他對我們不偏不倚，他邀請我們每人至少都當過一次喜兒。唯有白大省，唯有她拒絕與“大春”合作，雖然她去九號院的次數比誰都多。
為了每天晚飯後能夠盡快到九號院去，白大省幾次差點和姥姥發火。因為每天這時候，正是姥姥出恭的時刻。白大省必得為姥姥倒完便盆才能出去。而這時，九號院裏《白毛女》的“布景”已經搭好了。啊，這真是一個折磨人的時刻，姥姥的屎拉得是如
此漫長，她抽著煙坐在那兒，有時候還戴著花鏡讀大三十二開本的《毛主席語錄》。這使她顯得是那麼殘忍，為什麼她一點兒也不理會白大省的心呢？站在一邊的我，一邊慶幸著倒便盆的任務不屬於我，又同情著我的表妹白大省。“我可先走了。”——每當我對白大省說出這句話，白大省便開始低聲下氣而又勇氣非常地央求姥姥：“您拉完了嗎？您能不能拉快點兒？”她隔著門簾衝著裏屋央求。她的央求注定要起反作用，就因為她是白大省，白大省應當是仁義的。果然門簾裏姥姥就發了話，她說這孩子今天是怎麼啦，有這麼跟大人說話的嗎？怎麼養你這麼個白眼兒狼啊，拉屎都不得消停……
白大省隻好坐在外屋靜等著姥姥，而姥姥仿佛就為了懲罰白大省，她會加倍延長那出恭的時間。那時我早就一溜煙似的跑進了九號院，我內疚著我的不夠仗義，又盼望著白大省早點過來。白大省總會到來的，她永遠坐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雖然她是那麼盼望“大春”會注意到她。隻有我知道她這盼望是多麼強烈。有一天她對我說，趙叔叔不是北京戶口，手術做完了他就該走了吧？我說是啊，很可惜。這時白大省眼神發直，死盯著我，卻又像根本沒看見我。我碰碰她的手說，哎哎，你怎麼啦？她的手竟是冰涼的，使我想起了冰鎮楊梅汽水，她的手就像剛從冰櫃裏撈出來的。那年她才十歲，她的手的溫度，實在不該是一個十歲的溫度，那是一種不能自已的激情吧，那是一種無以言說的熱望。此時此刻我望著坐在角落裏的白大省，突然很想讓“大春”注意一下我的表妹。我大聲說，趙叔叔，白大省還沒演過喜兒呢，白大省應該演一次喜兒！趙叔叔——那鬈發的“大春”就向白大省走來。他是那麼友好那麼開朗，他向她伸出了一隻手，他在邀請她。白大省卻一迭聲地拒絕著，她小聲地嘟囔：“我不，我不行，我不會，我不演，我不當，我就是不行……”這個一向隨和的人，在這時卻表現出了讓人詫異的不大隨和。她搖著頭，咬著嘴唇，把雙手背到身後。她的拒絕讓我意外，我不明白她是怎麼了，為什麼她會拒絕這久已盼望的時刻。我最知道她的盼望，因為我摸過她的冰涼的手。我想她一定是不好意思了，我於是鼓動似的大聲說你行你就行，其他幾個女孩子也附和著我。我們似乎在共同鼓勵這懦弱的白大省，又共同憐憫這不如我們的白大省。“大春”仍然向白大省伸著手，這反而使白大省有點要惱的意思，她開始大聲拒絕，並向後縮著身子。她的腦門沁出了汗，她的臉上是一種孤立無援的頑強。她僵硬地向後仰著身子，像要用這種姿態證明打死也不服從的決心。這時“大春”將另一隻手也伸了出來，他雙臂伸向白大省，分明是要將她從小板凳上抱起來，分明是要用抱起她來鼓勵她
上場。我們都看見了趙叔叔這個姿態，這是多麼不同凡響的一個姿態，白大省啊你還沒有傻到要拒絕這樣一個姿態的程度吧。白大省果然不再大聲說“不”了，因為她什麼也說不出來了，“咕咚”一聲她倒在地上，她昏了過去，她休克了。
很多年之後白大省告訴我，十歲的那次昏倒就是她的初戀。她分析說當時她恨透了自己，卻沒有辦法對付自己。直到今天，三十多歲的白大省還堅持說，那位趙叔叔是她見過的最好看的中國男人。長大成人的我不再同意白大省的說法，因為我本能地不喜歡大眼睛雙眼皮的男人。但我沒有反駁白大省，隻是感歎著白大省這拙笨之至又強烈之至的“初戀”。那個以後我們再也未曾謀麵的趙叔叔，他永遠也不會知道，當年駙馬胡同那個十歲的女孩子白大省，就是為了他才昏倒。他也永遠不會相信，一個十歲的女孩子，當真能為她心中的美男子昏死過去。他們那個年紀的男人，是不會探究一個十歲的女人的心思的，在他眼裏她們隻是一群孩子，他會像抱一個孩子一樣去抱起她們，他卻永遠不會知道，當他向她們伸出雙臂時，會掀起她們心中怎樣的風暴。他在無意之中就傷了胡同裏那麼多女孩子的心，當他和三號院西單小六的事情發生後，那些與他“同台”飾演喜兒的小女孩才知道，他其實從來就沒有注意過她們，他傾心的是胡同裏遠近聞名的那個西單小六。為什麼一個十歲的小女孩能為一個大男人昏過去呢，而西單小六，卻幾乎連正眼都不看一下那“大春”，就能弄得他神魂顛倒。
二
西單小六那時候可能十九歲，也可能十七歲，她和她的全家前幾年才搬到駙馬胡同。她們家占了三號院五間北房，北房原來的主人簡先生和簡太太，已被勒令搬到門房去住，誰讓簡先生解放前開過藥鋪呢，他是個小資本家，而西單小六的父親是建築公司的一名木匠。
西單小六的父母長得矮小幹癟，可他們是多麼會生養孩子啊，他們生的四男四女八個孩子，男孩子個個高大結實，女孩子個個苗條漂亮。他們是一家子粗人，搬進三號院時連床都沒有，他們睡鋪板。他們吃得也粗糙，經常喝菜粥，蒸窩頭。可他們的飲食和他們的鋪板卻養出了西單小六這樣一個女人。她的眉眼在姐妹之中不是最標致的，可她卻天生一副媚入骨髓的形態，天生一股招引男人的風情。她的土豆皮色的皮膚光潤細
膩，散發出一種新鮮鋸末的暖洋洋的清甜；她的略微潮濕的大眼睛總是半眯著，似乎是看不清眼前的東西，又仿佛故意要用長長的睫毛遮住那火熱的黑眼珠。她蔑視正派女孩子的規矩：緊緊地編結發辮，她從來都是把辮子編得很鬆垮，再讓兩鬢紛飛出幾縷柔軟的碎頭發，這使她看上去膽大包天，顯得既慵懶又張揚，像是腦袋剛離開枕頭，更像是跟男子剛有過一場鬼混。其實她很可能隻是剛刷完熬了菜粥的鍋，或者剛就著醃雪裏蕻吃下一個金黃的窩頭。每當傍晚時分，她吃完窩頭刷完鍋，就常常那樣慵懶著自己，在門口靠上一會兒，或者穿過整條胡同到公共廁所去。當她行走在胡同裏的時候，她那蠱惑人心的身材便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那是一個穿肥襠褲子的時代，不知西單小六用什麼方法改造了她的褲子，使這褲子竟敢曲線畢露地包裹住她那緊繃繃的彈性十足的屁股。她的步態鬆懈，身材卻挺拔，她就用這鬆懈和挺拔的奇特結合，給自己的行走帶出那麼一種不可一世的妖嬈。她經常光腳穿著拖鞋，腳指甲用鳳仙花汁染成惡俗的杏黃——那時候，全胡同、全北京又有誰敢染指甲呢，唯有西單小六。她就那麼誰也不看地走著，因為她知道這胡同裏沒什麼人理她，她也就不打算理誰。她這樣的女性，終歸是缺少女朋友的，可她不在乎，因為她有的是男朋友。她加入了一個團夥，號稱西單縱隊的，“西單小六”這綽號，便是她加入了西單縱隊之後所得。究其本名，也許她應該被稱為小六吧，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西單小六”的這個團夥，是聚在一起的十幾個既不念書（也無書可念）又不工作的年輕人，都是好出身，天不怕地不怕的，專在西單一帶幹些串胡同搶軍帽、偷自行車轉鈴的事。然後他們把軍帽、轉鈴拿到信托商店去賣，得來的錢再去買煙買酒。那個時代裏，軍帽和轉鈴是很多年輕人生活中的向往，那時候你若能得到一頂棉製栽絨軍帽，就好比今日你有一件質地精良的羊絨大衣；那時候你的自行車上若能安一隻轉鈴，就好比今日你的衣兜裏裝著一隻小巧的手機。“西單小六”在這縱隊裏從不參加搶軍帽、偷轉鈴，據說她是縱隊裏唯一的女性，她的樂趣是和這縱隊裏所有的男人睡覺。她和他們睡覺，甚至也缺乏這類女人常有的功利之心，不為什麼，隻是高興，因為他們喜歡她。她最喜歡讓男人喜歡，讓男人為她打架。
她的種種荒唐，自然瞞不過家人的眼，她的木匠父親就曾將她綁在院子裏讓她跪搓板。這西單小六，她本該令她的兄弟姐妹抬不起頭，可她和他們的關係卻出奇的好。當她跪搓板時，他們搶著在父親麵前替她求情。她罰跪的時間總是漫長的，有時從下午能跪到半夜。每一次她都被父親剝掉外衣，隻剩下背心褲衩。兄弟姐妹的求情也是無用
的，他們看著她跪在搓板上挨餓受凍，心裏難受得不行。終於有一次，她的那些同夥，西單縱隊的哥兒們知道了她正在跪搓板，他們便在那天深夜對駙馬胡同三號搞了一次“偷襲”。他們翻牆入院，將西單小六鬆了綁，用條紅白相間的毛毯裹住扛出了院子。然後，他們騎上每人一輛的鳳凰18型錳鋼自行車，再鉚足了勁，示威似的同時按響各自車把上那清脆的轉鈴，緊接著就簇擁著西單小六在胡同裏風一樣地消失了。
那天深夜，我和白大省都聽見了胡同裏刺耳的轉鈴聲，姥姥也聽見了，她迷迷瞪瞪地說，準是西單小六他們家出事了。第二天胡同裏就傳說起西單小六被“搶”走的經過。這傳說激起了我和白大省按捺不住的興奮、好奇，還有幾分緊張。我們奔走在胡同裏，轉悠在三號院附近，希望能從方方麵麵找到一點證實這傳說的蛛絲馬跡。後來聽說，給西單縱隊通風報信的是西單小六的三哥，西單小六本人反倒從不向她那些哥兒們講述她在家裏所受的懲罰。誰看見了他們是用條紅白相間的毛毯裹走了西單小六呢？誰又能在半夜裏辨得清顏色，認出那毛毯是紅白相間呢？這是一些問題，但這樣的問題對我們沒有吸引力。我們難忘的，是曾經有這樣一群男人，他們齊心協力，共同行動，搶救出了一個正跪在搓板上的他們喜愛的女人。而他們搶她的方式，又是如此的震撼人心。西單小六仿佛就此更添了幾分神秘和奇詭，幾天之後她沒事人似的回到家中，又開始在傍晚時分靠住街門站著了。她手拿一隻鉤針，衣兜裏揣一團白線，抖著腕子鉤一截貧裏貧氣的狗牙領子。很可能九號院趙奶奶的侄子、那鬈發的“大春”就是在這時看見了西單小六吧，西單小六也一定是在這樣的時候用藏在睫毛下的黑眼珠瞟見了“大春”。
這一男一女，命中注定是要認識的，任什麼也不可阻擋。聽趙奶奶跟姥姥說，那鬼迷心竅的“大春”手術早就做完了，單位幾次來信催他回去，他理也不理，不顧趙奶奶的勸阻，竟要求西單小六嫁給他，跟他離開北京。西單小六嘻嘻哈哈地不接話茬兒，隻是偷空跟他約會。後來，西單縱隊的那夥人，就是在趙奶奶的後院把他倆抓住的。照例是個夜晚，他們照例翻牆進院，用毛毯將裸體的西單小六裹了走，又把那“大春”痛打一頓，以匕首威脅著將他轟出了北京。
胡同裏有人傳說，說這回西單縱隊潛入趙奶奶家後院，是西單小六故意勾來的。她一挑動，男人就響應。她是多麼樂意讓男人在她眼前出醜啊。這傳說若是真的，西單小六就顯得有點卑鄙了。美麗而又卑鄙，想來該是傷透了“大春”的心。
趙奶奶哭著對姥姥說，真是作孽啊，咱們胡同怎麼招來這麼個狐狸精。姥姥陪著趙奶奶落淚，還囑咐我們，不許去三號院玩，不許和西單小六家的人說話。她是怕我們學壞，怕我們變成西單小六那樣的女人。
我就在這個時候離開了北京，回到了B城父母的身邊。那時我的父母剛剛結束在一座深山裏的五七幹校的勞動，他們回家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從姥姥家接回來，要我在B城繼續上學。他們是那樣重視與我的團聚，而我的心，卻久久地留在北京的駙馬胡同了。我知道胡同裏那些大人是不會想念我這樣一個與他們無關的孩子的，可我卻總是專心致誌地想念胡同裏一些與我無關的大人：鬈發的“大春”，西單小六，趙奶奶，甚至還有趙奶奶家的女貓妞妞。我曾經幻想如果我變成妞妞，就能整日整夜與那“大春”在一起了，我還能夠看見他和西單小六所有的故事。我聽說西單縱隊的人去趙奶奶家後院抓“大春”和西單小六時，妞妞在房頂上好一陣尖叫。她是喊人救命呢，還是幸災樂禍地歡呼呢？而我想要變成妞妞，究竟打算看見“大春”和西單小六的什麼故事呢？以我那時的年齡，我還不知道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一起要做什麼事。我的心情，其實也不是嫉妒，那是一團亂七八糟的惆悵和不著邊際的哀傷。因為我沒像白大省那樣“愛”上趙奶奶的侄子，我也不厭惡被趙奶奶說成狐狸精的西單小六。我喜歡這一男一女，更喜歡西單小六。我不相信那天夜裏她是有意讓“大春”出醜，就算是有意讓“大春”出醜又怎樣？我在心裏替她開脫，這時我也顯得很卑鄙。這個染著惡俗的杏黃色腳指甲的女人，她開墾了我心中那無邊無際的黑暗的自由主義情愫，張揚起我渴望變成她那樣的女人的充滿罪惡感的夢想。十幾年後我看伊麗莎白·泰勒主演的《埃及豔後》，當看到埃及妖後吩咐人用波斯地毯將半裸的她裹住扛到凱撒大帝麵前時，我立刻想到了駙馬胡同的西單小六，那個大美人，那個豔後一般的人物，被男男女女口頭詛咒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