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孫犁先生
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因為時局的不穩定，也因為父母離家隨單位去作集體性的勞動改造，我作為一個無學可上的少年，寄居在北京親戚家。“革命”正在興起，存有舊書、舊畫報的人家為了安全，盡可能將這些東西燒毀或者賣掉。我的親戚也狠賣了一些舊書，隻在某些照顧不到的地方遺漏下零星的幾冊，比如床縫之間，或角落裏的一張桌子腿兒底下……我的身高和靈活程度很適合同這些地方打交道，不久我便發現了丟落在這些旮旯裏的舊書，計有《克雷洛夫寓言》、《靜靜的頓河》電影連環畫等等，還有一本書脊破爛、作者不詳、沒頭沒尾的厚書，在當時的我看來應屬於長篇小說吧。我胡亂翻起這本“破書”，不想卻被其中的一段敘述所吸引。也沒有什麼特別，那隻是對一個農村姑娘出場的描寫。那姑娘名叫雙眉，作者寫她“哧哧地笑”，寫她抱著一個小孩用青秫秸打棗，細長身子，烏黑明亮的頭發披在肩上，紅線白線紫花線合織的方格子上衣，下身是一條短褲，光腳穿著薄薄的新做的紅鞋。她仰頭望著樹尖，臉在太陽地裏是那麼白，目光是那麼流動……細看，她臉上擦著粉，兩道眉毛那麼彎彎的，左邊的一道卻隻有一半，在眼睛上麵，禿禿的斷了……以我當時的年齡，還看不懂這小說的時代背景是“土改”時期，不知道這雙眉因為相貌出眾，因為愛說愛笑，常遭村人的議論。吸引我
的是被描繪成這樣的一個姑娘本身。特別是她的流動的目光和突然斷掉一半的彎眉，留給我既曖昧又神秘的印象，使我本能地感覺這類描寫與我周圍發生的那場革命是不一致的，正因為不一致，對我更有一種“鬼祟”的美的誘惑。那年我大約十一歲。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這本“破書”的作者是孫犁先生，雙眉是他的中篇小說《村歌》裏的女主人公。
我產生要當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階段。我的家庭鼓勵了我這妄想。父親為我開列了一個很長的書目，並四處奔走想辦法從已經關閉的市級圖書館借出那些禁讀的書。在父親喜歡的作家中，就有孫犁先生。為了驗證我成為作家的可能性，父親還領我拜會了他的朋友、《小兵張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師。記得有一次徐光耀老師對我說，在中國作家裏你應該讀一讀孫犁。我立即大言不慚地答曰：孫犁的書我都讀過。徐光耀老師又問：你讀過《鐵木前傳》嗎？我說，我差不多可以背誦。那年我十六歲。現在想來，以那樣的年齡說出這樣一番話，實在有點不知深淺。但能夠說明的，是孫犁先生的作品在我心中的位置。
時至今日，我想說，徐光耀是我文學的啟蒙老師，他在那個鄙棄文化的時代裏對我的寫作可能性的果斷肯定和直接指導，使我敢於把寫小說設計成自己的重要生活理想；而引我去探究文學的本質，去領悟小說審美層麵的魅力，去琢磨語言在千錘百煉之後所呈現的潤澤、力量和奇異神采的，是孫犁和他的小說。
那時還沒有“追星族”這種說法，況且把孫犁先生形容成“星”也十分滑稽。我隻像許多文學青年一樣，迷戀他的文字帶給我們的所有愉悅，卻沒有去認識這位大作家的奢望。但是一個機會來了。一九七九年，我從插隊的鄉村回到城市，在一家雜誌做小說編輯，業餘也寫小說。秋天，百花文藝出版社準備為我出版第一本小說集，我被李克明、顧傳菁兩位編輯熱情請去天津麵談出版的事。行前作家韓映山囑我帶封信給孫犁先生。這就是我的機會，而我卻麵露難色。可以說，這是我沒有見過世麵的本能反應；也因為，我聽人講起過，孫犁的房間高大幽暗，人很嚴厲，少言寡語。連他養的鳥在籠子裏都不敢亂叫。向我介紹孫犁的同誌很注意細節的渲染，而細節是最能給人以印象的。我無法忘記這點：連孫犁的鳥都怕孫犁。韓映山看出了我的為難，指著他家鏡框裏孫犁的照片說：“孫犁同誌……你一見麵就知道了。”
我帶了信，在一九七九年秋日的一個下午，由李克明同誌陪同，終於走進了孫犁先生的“高牆大院”。這是一座早已失卻規矩和章法的大院，孫犁先生曾在文章裏多次提
及，並詳細描述過它的衰敗經過。如今各種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裏自由地起伏著，稍顯平整的一塊地，一戶人家還種了一小片黃豆。那天黃豆剛剛收過，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裏聚精會神地撿豆子。我看到他的側麵，已猜出那是誰。看見來人，他站起來，把手裏的黃豆亮給我們，微笑著說：“別人收了豆子，剩下幾粒不要了。我撿起來，可以給花施肥。丟了怪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