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出檳榔嶼的華裔少年(1 / 2)

一、走出檳榔嶼的華裔少年

24年前,也就是1857年,辜鴻銘出生於馬來半島檳榔嶼的一個華僑世家。

這個長15裏,寬8裏的太平洋上的小島,像一枚狹長的樹葉,漂浮在馬六甲海峽的入口處,那條溝通東西的漫長航路就從這裏穿過。特殊的地理位置似乎暗示了某種特別的含義,這個小島在很長的時間裏難以確定自己的所屬。15世紀末以後,先是葡萄牙人,再是荷蘭人,然後是英國人,都來到這裏拓殖,然而比他們早得多到達這裏的,是中國人。這些從中國福建、廣東諸省越嶺越洋而來的中國人,成為南洋最早的華僑。

檳榔嶼的辜氏家族,祖籍即係福建同安。

歐洲人與中國人來到南洋的起因迥然相異。前者是為了奪取殖民地——西洋民族那種融於血脈之中的“擴張性格”;而中國人素有“安土重遷”的傳統,這些最初的華僑之所以背井離鄉,多是出於被迫無奈。“國人南來,非因畏罪潛逃,或避難流亡,即係冒險經商,或為人役使,國內較有身份,能安居樂業者,決不致跋涉重洋,寄居南荒。”所以,他們是中國大陸的一群“逃逸者”,雖然身上打著中國人的烙印,卻已被一個封閉、一統的文化視為異己,摒除在外。明清兩朝均實行過嚴厲的海禁,違者輕則杖,重則斬。“流居海外的華人,一則被認為‘多係不安本分之人’,當作天朝之棄民,一則聽任殖民政府或當地土人的屠殺”。也許可以這樣說,華僑是這樣一種類型的人,他們最深地體現了一種微妙的文化處境:他們既是中國人,又是另外的某國人;同時,他們既不是中國人,也不是另外的某國人。所以,他們好像總是“外國人”。這使他們在獲得某種自由的同時又遭受著一種窘迫,自由與窘迫似乎都源於那最初的漂泊命運。身份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最容易產生的結果就是不為人承認。雖然華僑是開發南洋最主要的力量,可是他們從未成為這裏的主人。

這裏的主人是英國人。

1786年,英國人萊特(Light)從荷蘭人手中接管檳榔嶼,他帶領船隊在小島登陸以後,發現這個地方人煙稀少,滿

目荒涼。正在此時,幾個華僑從附近的吉打島趕來,為首一個叫辜禮歡的,向萊特獻上一張漁網以示歡迎。英國人在檳榔嶼的墾殖開始以後,這個最先向英國人表示善意的華人被任命為首任“甲必丹”(Captain,當地居民的首領,管理各族日常事務)。

辜禮歡,就是辜鴻銘的曾祖父。辜氏的先人從福建移居馬來半島以後一直以捕魚為生,是辜禮歡讓辜氏家族開始興盛。他的八子三女裏頭,辜國材成為到新加坡的最早的華人;辜安平被送回中國讀書,並考中進士,做了林則徐的部下,後赴台供職;辜龍池,也就是辜鴻銘的祖父,在吉打州殖民政府裏任公職。辜龍池的兒子辜紫雲,也就是辜鴻銘的父親,在檳榔嶼為一個叫福布斯·布朗(Forbes Brown)的英國人管理橡膠園,深受布朗的器重,他們關係融洽而親密。毫無疑問,在辜鴻銘來到這個世界上以前,他的家族就已經通過自己的奮鬥,在這片新開發的地域裏爭取到了一個可觀的位置。這一點對辜鴻銘而言是重要的。一個優裕的環境,能為人提供相對廣闊的發展空間,辜鴻銘之所以在年少之際就能從容地遊學於西歐,與之不無關係。而且,中上階層的地位實際上也影響到他後來的某些思想取向,譬如他的貴族意識,他對精英人物的推重以及對民眾力量的貶抑。人的思想意識往往植根於最初的土壤。

這個家族的成功方麵首先在於“商”,但他們更注重於

“學”(這是否也是一種中國式的興趣?)否則辜安平就不會被送回中國念書了。雖然我們並不知道辜鴻銘的父親辜紫雲對兒子曾有什麼樣的培養方案,但從他送辜鴻銘出洋受教育的舉動中,可以推知他一定“望子成龍”,並且希望他有某種智力上的成就。辜鴻銘最終被一些人譽為“學貫中西”,這也許正符合了這個家族的期待。而且,他從一出生起,就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氛圍中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