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對於和自己有師承關係的俞樾,在評論其《群經評議》中《爾雅》部分時,黃侃指出:“偷君此書,中失參半。”肯定其前人所未道及的精到之處,也批評其書“隨意破字之病,較高郵王氏為尤多”。明確表示,“雖師承所(1 / 3)

三是對於和自己有師承關係的俞樾,在評論其《群經評議》中《爾雅》部分時,黃侃指出:“偷君此書,中失參半。”肯定其前人所未道及的精到之處,也批評其書“隨意破字之病,較高郵王氏為尤多”。明確表示,“雖師承所自,亦不敢阿其所好也”。表現了他對學術問題嚴肅科學的精神。

其次,黃侃研究《爾雅》,擺脫了經學的束縛,使《爾雅》研究進入了語言科學的新領域。從漢代到清代,學者們一般都認為《爾雅》是明經、通經的工具,有的人認為它還有幫助閱讀其他古書、增廣見聞的作用。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認為《爾雅》是一部工具書性質的書。

真正說來,清代是曆史上《爾雅》研究成果最多、成就最高的一個時代。研究的視野較之前人擴大了許多,研究的內容較之前人也寬廣不少;然而由於傳統思想觀念的束縛,學者們對《爾雅》的研究仍然沒有脫離明經、治經的範圍。章太炎把傳統的小學改稱為語言文字之學。黃侃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訓詁學探討語言的新課題。他說:“真正之訓詁學,即以語言解釋語言。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係統與根源是也。”提出訓詁學研究的對象是語言,目的是推求語源,探索語義係統和語義發展的規律。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黃侃對我國第一部訓詁學專著——《爾雅》的名義和內

容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一方麵肯定了《爾雅》的工具書性質,認為《爾雅》與經傳百家多相同,是訓詁之正義,是“厘正故訓,綱維群籍之書”。另一方麵認為《爾雅》所釋是我國北方地區公用的通語,是經典中常用的詞語,是一部反映上古漢語詞彙麵貌的語言學著作。

黃侃在比較《說文》和《爾雅》兩書異同時,曾說《說文》所釋是脫離具體語言環境的字詞的本義;《爾雅》所釋是出現在具體語言環境中的詞義,其中包括本義、引申義和假借義。指出應當注意兩書的特點,兩類訓詁的區別。但不能因此而認為《爾雅》所釋為非通語語詞的意義,因為《爾雅》所釋不論是詞的本義、引申義還是假借義,都是“公言”“常語”的意義,對這些詞義的研究,就是對當時公言、常語詞義的研究。

黃侃的這一論述,就《爾雅》的研究擺脫了經學的束縛,從明經、治經的狹小天地裏解放出來,為《爾雅》研究開辟了新的境界。這在雅學史上是一次不曾有過的飛躍。這一突破,把《爾雅》研究納入了語言科學的新領域。

其三,黃侃研究《爾雅》,不僅使自己掌握了《爾雅》的精髓,而且摸索出了一條研究的科學途徑,給後學以莫大的好處。

所謂理論的精髓,就是黃侃通過研究後,從理論上闡明

《爾雅》研究中形、音、義三者之間的關係與必須以《說文》、古韻學書為工具和基礎的道理,清代學者研究《爾雅》多采用以聲音通訓詁的方法。這可以解決《爾雅》詞義研究中許多實際的問題,但訓詁和文字、音韻三者的關係如何,文字、音韻的作用是什麼,清代學者還沒有人從理論上加以明確的闡釋。章太炎提出以聲音、訓詁求文字推衍之跡,由音而義,由義而形,將形、音、義三者綜合起來進行研究的方法。黃侃進一步闡述了章太炎的思想。在《爾雅》研究中,他從理論上論述了形、音、義三位一體不可分割的關係,文字、音韻在《爾雅》研究中的作用。他說:“治《爾雅》之始基在正文字,其關捩在明聲音。字不明,則義之正假不能明,音不明,則訓之流變不能明。”深刻地闡明了研究《爾雅》必須以正文字為基礎,以明聲音為關鍵的道理。

與此同時,黃侃還結合自己的治學經驗,提出了研究《爾雅》的一整套具體的方法,包括其程序和參考書。

總之,在古往今來的《爾雅》研究中,黃侃的研究則是具有總結性和開創性的。所以使他在雅學史和訓詁史上成為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

黃侃在滬苦鑽的第三本書是《廣韻》,全稱為《大宋重修廣韻》,韻書,五卷,宋陳彭年等奉詔重修。收字二萬六千餘,平聲字多,分上下二卷,上平二十八韻,下平二十九韻。

上、去、入聲各一卷,上聲五十五韻,去聲六十韻,入聲三十四韻。共二百零六韻,研究上古語音的,大都以此為重要根據,研究上古或近代語音的,也都以此作為比較的資料,是漢語音韻學中重要的一部韻書。

黃侃對古音學的研究,主要是從《廣韻》出發來著手的。他曾說過:“凡舍《廣韻》而別求古音者,皆妄也。”從《廣韻》出發,依鄒漢聲古聲紐說,劉逢祿的古韻部說,陳澧的今音學說,提出了“古本紐”“古本韻”的看法。

對於“古本紐”(即“古本聲”)的確定,他是從《廣韻》“歌部”入手的,歌部音本為元音,觀《廣韻》歌、戈二韻音切,可以證知古紐消息,如非敷奉微,知徹澄娘,照穿床審禪,喻日諸紐,歌、戈部中皆無之,即知古無是音矣。黃侃此一論證,其師章太炎“初不以為然”,後乃見信,於《薊漢微言》一文中譽為“此亦發明”。師弟間善善從長,令人感佩。

那麼28部是如何擬定的呢?28部考定論證的方法,一如確立19紐之例,即考察《廣韻》裏凡有19紐的韻,謂之“古本韻”。依他看來,“大抵古聲於等韻隻具一、四等”,所以,《廣韻》韻部與一、四等相應者,必為古本韻,不茬一、四等者,必為後來變韻”。這樣,他考定出具有19紐的一、四等“古本韻”共32個。在這32韻中,有8韻開口、合口相配,它們是歌、戈、寒、桓、曷、未、魂、痕。並其開合而為4,32

去4即為28,這28韻即為“古本韻”,它們不是一等便是四等韻。於是,古韻28部就這樣確立下來。

此28部,“皆本昔人”,可謂集乾嘉古音學之大成。

然而從黃侃提出古聲19紐和古韻28部說以來,卻有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方麵是林語堂的批評,他說黃侃的古音研究犯了循環論證的錯誤。隨之而來者有王力等。王力認為:“黃氏以古本紐證古本韻,又以古本韻證古本紐,在理論上犯了乞貸論證的毛病……總之,他‘古本韻’‘古本紐’之說絕不可信。而陰、陽、人三分之說不失為一家之言,我們應該分別來看,不可因他立言失當而完全抹殺他的古音學說。”王力的意思是,黃侃求古音的方法應當否定,而他的成果則不能抹殺。

另一方麵是錢玄同和劉賾等的肯定,錢說:“今人黃君季剛承章君之學,刊《廣韻》206韻中考得古本韻32韻(知此32韻為古本韻者,以韻中止古本聲19類也。因此32韻中止有古本聲,異於其他各韻之有變聲,故知其為古本韻。又因此32古本韻中之聲類止有19,故知本聲之僅此19類。本聲本韻互相證明,一一吻合,以是知其說之不可易),……今黃氏根據《廣韻》之古本韻而定為28部,可謂至當不易之古韻部居。由是蓋可知章君所定,本體己合於古,若更補此五部,則完全無缺矣。”劉賾著《漢語韻圖說》,針對錢玄同對黃侃的評論曾

說:“錢君所論諸家古韻標目及分部異同與得失,至為審諦。先師黃君於《廣韻》中求得古韻28部,其部數適與鄭庠及顧、江以來古韻諸家之說吻合,而奄有眾長。故錢君推崇備至也。”錢、劉對黃侃古音說從方法到結論都給予了充分肯定。

綜觀黃侃有關古聲19紐和古韻28部的全部論述,可以看出他始終是將音理、音史、音證結合起來進行古音研究的,並專從《廣韻》中求古音。這是一種辯證思維的方法,是非常科學的方法。

黃侃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取得如此重大的學術成果,太可寶貴了!正如古人所雲:“艱難困苦,玉汝於成。”

黃侃手寫《說文形聲字稿》

六、轉換戰場,在北大

當教授

1914年秋天,黃侃經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即文學院長)夏錫祺向校長胡仁源引薦,入北京大學國文係任教授,講授《文學概論》《詞章》及《中國文學史》。

新來乍到,所見所聞,使他心潮澎湃,浮想聯翩,遂作詩一首,題目叫《賦初入都》:

依然繁盛舊長安,

五噫誰同梁伯鸞?

樂府猶聞歌玉樹,

仙人已見泣銅盤。

興亡自是諸君責,

功罪須從異日看。

酒罷登樓一惆悵,

西山斜照近闌幹。

來北都後,麵臨的第一件揪心事情就是要營救老師章太炎。1914年2月,章太炎因反對袁世凱複辟稱帝,被袁世凱指使陸建章幽禁於北京。開始,章太炎被禁錮在一所被廢除的軍校內,繼而,又被移禁於龍泉寺,並派巡警守門。同年6月,章太炎絕食裝瘋七八天,袁世凱派醫診視後,遂將其移居到東城錢糧胡同。黃侃到京後,探知章太炎的下落,便冒著殺頭之險,搬進錢糧胡同與章師同居,一麵侍奉太炎,一麵與太炎日夜論學。經過一段時間後,警察逼令黃侃遷出,章太炎繼續絕食。在此情況下,黃侃集同門諸人致教育總長湯化龍論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