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刻苦為人”。黃侃嚐言,人之生世,實為勤苦而生,不為逸樂而生;能如苦中求樂,方是真樂。又嚐語晚輩:“汝見有辛勤治學如我者否?人言我天資高,徒恃天資無益也!”(1 / 3)

四、“刻苦為人”。黃侃嚐言,人之生世,實為勤苦而生,不為逸樂而生;能如苦中求樂,方是真樂。又嚐語晚輩:“汝見有辛勤治學如我者否?人言我天資高,徒恃天資無益也!”

黃侃刻苦為人、誨人不倦的精神,無論何時何地,教授何大學,從不改轍。據其弟子、山東大學教授殷孟倫於1982年

回憶:他師事黃侃後,侃師首先告誡他要打好基本功,不要騖外,要耐心於久坐下功夫。要求他在一年之內圈讀完《十三經》,此後又增加到二十六種,並要他三十歲以前讀完唐以前的典籍。黃侃說,有了這樣的基本功夫,再研究任何門類的中國學問,就容易多了。黃侃還告誡他三十歲以前不要輕易地在報刊上發表文字。殷孟倫嚴格遵守老師的教導,以積累自己的知識為先務。1932年,他開始讀肖子顯的《南齊書》,讀到卷四十一的《張融列傅》中的《海賦》,讀不下去,便去向侃師請教。黃侃立即為他把這篇賦斷了句,並指出其難解之處,如“使天形寅內敷、情敷外寅者,言之業也”句,校出“天”為“夫”誤,兩“寅”字為“演”誤,正因史避梁武嫌名的緣故,其他訂正處也不少。後來友人王仲犖便把這些校正了的誤處采入所校點的《南齊書》之內,對一般讀者明白文義大有好處。1931年,殷孟倫隨黃侃避寇北上,與師同住北京前門外上巷上四條時,適聞父喪之訊,不能即歸,哀慟無已。黃侃因將所批郝懿行《爾雅義疏》一書命他移錄。他朝夕從事,曆時五月方了。每卷末都特記年月,以示不忘。殷孟倫在移錄時得到許多啟示,不獨專治訓詁而已。後於1934年,黃侃又命他過錄清十三家校本《經典釋文》,其書批注,朱墨燦然,他亦一點一畫,照樣過錄,經半年之久方始成事,以呈先生審閱。黃侃翻檢後,並在封麵題了如下的一段話:

劉履芬過錄眾家本,比孫毓修據葉寫本參校段、臧諸人校本所作校勘記尤詳密。乙亥七月六日,孟倫攜其所移錄劉本就予覆勘,因翻孫記乃知劉本之佳。予與孟倫殷勤謄寫,功不唐捐也。量守居士書。

黃侃對學生要求之嚴,如此可見。他還常對殷孟倫講顧炎武的話:“著書必前之所未嚐有,後之所不可無。”當時有很多學者,或率意詭更舊文,牽強附會;或如顧炎武所譏本無心得,“不能開山采銅,而但剪碎古錢,成為新幣”。可黃侃不是這樣,每作一文,論一事,無不思理深細,多見道之言,絕不人雲亦雲,隨波逐流。殷孟倫說,先生對他的言傳身教,使他獲益匪淺,深感幸運。

跟黃侃學習,學生少走許多彎路,而獲得的卻是更大效益。因為黃侃的治學精神和治學經驗,給他們以很好的指引。他的這些經驗,是在嘔心瀝血中取得的,而又是在不求善價無償無保留地付出的。如學生章瑤在1935年寫給叫《製言》的一個刊物上的文章講:“四載以來,挾冊聽講,微方勝諦,未能盡記。然先生居常詔吾輩,有名言至論,為治學所不可易者。”他舉例說,如論讀經雲:“為文必先讀經,而讀經先要明

句讀。未有句讀不明,而能探索經義者也。”又雲:“誦經文,看注疏,其本也。由疏以明注,由注以繹經,由一經之注疏,以通他經之注疏,則渙然而會通矣。”論小學雲:“形聲訓詁之學,莫備於《說文》。不明《說文》,不足以通古文。”又雲:“看《說文》,當專攻許氏原書,旁及二徐,清代注《說文》者甚多,略之可也。”論文學雲:”學文寢饋唐以前書,方窺密鑰,《文選》《唐文粹》可終身誦習。”又雲:“唐以前文,高處在能製辭,宋後,則掇拾前人陳句為文而已。上焉者氣韻滀渟,下焉者侈衍叫囂,何足言文?”

隻言片語,擲地有聲!

還特別值得稱道的是黃侃在學生麵前所表現的老實而謙遜的態度,對學生和對自己能一致,嚴格要求學生治學嚴謹,首先是要求自己治學嚴謹。在學問麵前,他始終以愚自處,他說中國學問如仰山鑄銅,煮海為鹽,終無止境。作為一個學者,當日日有所知,也當日日有所不知。他對他的舊作《文心雕龍劄記》《音略》等都認為非他篤意之作。對於自己的疏失,哪怕是一個句讀問題,隻要點錯了,就及時改正,對學生也不隱晦。他案頭總放著一把剪刀和一根壓尺,以便隨時改正圈書之誤,用壓尺壓在頁內,再用剪刀刮磨。

五、悠遊吟詠。黃侃對學生既嚴格要求,又打成一片,節假日和課餘時間,常常師生一同出遊,吟詩作對,寓教於樂。

據學生孫世揚回憶說:“先生好遊,而頗難其侶,惟揚及慎言無役不與。遊蹤殆遍郊圻,宴談常到深夜。先生文思駿發,所到必有題詠,間令和作,亦樂為點竄焉。”這裏是講,陪同黃侃出遊,不是一般人可參與的,因為要同老師喝酒、和詩。能喝酒的人,不一定會寫詩;會寫詩的人,不一定會喝酒,必須二者兼備才行,所以這樣的學生極少,而曾緘和孫世揚兩人,雙雙具備,所以才能與之奉陪。當時人們戲稱向黃侃拜師和從遊的學生為“黃門侍郎”。

1916年5月,即黃侃在北大工作的第三年,王夫人患病辭世。此時,長女念容十二歲、長子念華七歲、次子念田四歲、三子念楚夭折。這四個孩子,原都由王夫人照料,自己隻一心一意地教書做學問,現在又當爹來又當媽,又是家來又是工作,使黃侃又為難又痛心!

黃侃和夫人王采蘅的結合,雖然是父母之命,但相處和諧,相親相愛。王氏是個有教養很賢淑的夫人,能書會畫,尊老愛幼。1903年和黃侃成婚後,相處不到兩年,黃侃就到日本留學。前後十四年,生了七個子女,迨其死時,僅存三男二女,哺養教育擔子十分沉重。可王采蘅任勞任怨,不躁不焦,在黃家人中享有令名。特別是黃侃在武昌求學時,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不怕開除,不怕殺頭,給《民報》和《大江報》撰稿;在蘄北發動“孝義會”起義,推翻清政府,

都得到了王采蘅的鼓勵和支持。王采蘅在家不管怎樣含辛茹苦,也毫無怨言。采蘅死後的第五年(1920年),黃侃曾以《憶先母亡妻啜粥》為題作詩,表彰其德。

北大紅樓

黃侃手書《音略》

七、寄身兵荒馬亂的武漢

1919年7月,黃侃應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張渲之聘,從北京大學回到武昌,就教於武昌高等師範學校。

黃侃來到學校報到後,首先觀看了學校的環境,武昌高師的地理位置十分理想。校園北倚蛇山,南麵長湖、紫陽湖,東鄰抱冰堂,西接省議會、閱馬場。學校後麵拾級而上,是蛇山最高峰大觀山,上有

大炮台一座,安放著三尊在武昌起義立過功的大炮,每日午時鳴炮一聲,以便人們校對鍾點。登山遠望,江上片片白帆,對岸萬家燈火,如此一個“鏡湖枕麓,屏城襟江”的環境確是讀書的好地方。

轉悠轉悠,黃侃思想有些激動,這一方麵是要感謝高師領導的厚愛,屢屢催促自己迅速返鄂主講,並且工作在如此舒適之地;另一方麵對和北大的親朋故舊、老師學生分手遠離,又難舍難分。

搞好工作,先要安置好家庭,掃除一切分心的障礙。慈母田太夫人八十有三,嚐思返鄂。黃侃願回湖北,就是實現慈母的願望。所以在報到以後,黃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使年邁的母親生活好。“千裏關河愁戰伐,十年萍梗羨團圓”。要母親生活好,需要有人照料,要有最親最親的人來照料。他征詢母親意見說:

“媽媽,你八十多歲的人了,身體又不太好,我想請個人來照顧你,不知你同意否?”

媽說:“兒,你才從北都迂回,用了不少錢。現在家庭人口已不少了,再要請人照顧我,那開銷就更大了,你怎麼承受得起?”

“媽,這你不用擔心,我會有辦法的。”黃侃說:“我要請人照顧你,是要把黃安的九姊請回來,他一家人都來,和我們

住在一起。有九姊他們照顧你,我放心呀。”

媽點了點頭,說:“這好是好,我就怕你負擔不起啊!”

黃侃征得母親同意後,就把九姊從黃安請過來了。這給黃侃心靈以極大的安慰。

可是不遂心的事旋即接踵而來了:一是戰亂,二是生活困難。特別是戰亂,不僅給生活造成困難,更嚴重的是給生存造成困難、構成威脅。

端午節,這是中國的傳統節日,特別是湖北、湖南人最看重的,因為來自於楚三閭大夫屈原的故事,是憑吊屈原的節日。可是1921年這一天,武昌督軍王占元部嘩變。黃侃一家人來到武昌才一年多一點,盡管比較窮困,但過得比較平靜,這一下平靜被打破了。從農曆五月初二的晚上起,武昌城開始被槍炮聲搖撼著、震蕩著。

“通……劈……”念田被震醒了,一下從床上爬起來,“爸爸,奶奶,哪裏放槍呀?”接著念容、念華也都圍到爸爸、奶奶身邊來。

黃侃皺著眉頭,一言不發,在室內踱步。田太夫人把三個孩子護在身邊,對他們說:“可能在打仗吧!我們在室內,沒關係。”

一會兒,有人拍門,田太夫人怕是有兵來騷擾,但不是,拍門的人大聲講話:“是我,是王兆雄,請把門打開!”

王兆雄就是鄰居的王會計,他三十多歲,還是個單身,住一間小房,又做辦公室,又做臥房、廚房,大家叫他“自由人”。黃侃把門打開了,聽他說道:

“我聽到槍響,就跑出門去轉了一圈,這槍是在司門口一帶放的。聽說,槍打響後,王占元部就四處搜索,好多商店被亂兵哄搶了,有錢的一些商家,還被抓去敲了很多錢和金子。還有幾個老板的姨太太,被亂兵抓去強奸了。”

黃侃說:“這亂槍似放鞭炮一樣,一定會死許多人的。”

王兆雄說:“那肯定。我剛才聽說,有兩個學生在街上路過,被亂槍打死了。”

田太夫人叮嚀:“季剛,不要念容、念田、念華幾個出門呀!槍是不長眼睛的,管你好人壞人。”

黃侃說:“媽媽,你放心,不會讓他們出去的。”

一會兒,街上鬧聲更大了。王兆雄說:“你們在家裏,我出去看看。”

武昌的街道突然火光衝天,濃煙滾滾。王兆雄隨即進門說:“不好了,不好了,鬧市區都起火了!”

這一夜,黃侃完全沒有入睡。

早晨,槍聲息了。街上屍體橫七豎八地躺在地上,血肉模糊,慘不忍睹。被燒的一些鋪麵,有的已被撲滅,有的還在燃燒,城中人人危懼,四處逃竄。

咚!咚!咚!一群荷槍實彈的亂兵闖到黃侃家裏來了,惡聲惡氣:“你是幹什麼的?”

黃侃站在堂屋中間,答道:“我是教書的!”

“窮秀才,走!”亂兵覺得這種家庭沒什麼油水可撈,瞄一眼就出門了。

約莫過了兩個小時,又有幾個荷槍實彈地闖進門來,高聲叫道:“老板哪裏去了?”

黃侃從母親房裏走了出來,說:“我就是這房子的主人。老總有事,請講。”

亂兵又是問:“你是幹什麼的?”

黃侃說:“教書。”

“教書匠!”口裏不幹不淨,“媽的!”就離開了。

下午兩點了,黃侃一家人正在圍坐吃午餐。又一批亂兵闖進屋來,看到桌上擺著的菜肴很不搶眼:一個炒架豆、一個蒸雞蛋、一碗醃蘿卜、一碗醃芥菜。他們瞄一眼出門說:“窮秀才,什麼日子!”

亂兵一日三過其家,幸虧沒找什麼麻煩,往後曉得怎麼樣?黃侃在家裏踱來踱去,時而搔首,時而歎氣。他到母親房裏,跟母親講了外界的一些情況,同時商量要趕快離開城裏,母親同意了。

下午黃侃從外麵回來,對母親說:“我已經看好,暫時避

居到東門外道觀去。已經和房主商妥。道觀東側有三間房子,一間客廳、兩間臥房、一間廚房。雖然擠一些,但這是暫時的,湊合住一下再說。”家裏東西不多,當日下午就租兩乘車子,舉家從東廠口附近黃土坡遷到道觀去了。

擺在黃侃麵前的麻煩事,除戰亂而外,就是窮困。從北京遷回武漢,耗資不少;在武昌安居也需錢;接九姊來武昌住在一起,十口之家。王夫人的靈柩還在北京急需運回安葬。還有侄子耀先和自己生活在一起,慈母田太夫人逝世之前,患了嗽疾,醫生疑為“消中”。黃侃認為稚芸堂兄僅此一子,如有不幸,“則肖嫂暮景可悲”。所以他考慮自己再有困難,也要幫助侄兒把病治好。這一係列的花錢事,幾乎壓得黃侃喘不過氣來。有一天,黃侃早晨起來,沒有洗漱,就在房間悶坐,一會兒獨自哭泣起來。“男兒有淚不輕彈”,一個大男子漢怎麼會隨便哭泣起來:隻因為上麵的這些棘手事兒困擾著他。

為了克服眼前的突出困難,他處處節約,同時,對家人提出嚴格要求,勸誡大家不要自己“出身貧寒,而用錢攀擬富人”。

同時,在武昌兵變以後,各大學均已輟課,黃侃覺得不能“坐以待斃”,即於1921年秋,應山西大學之聘,家人留漢,個人外出任教。兩個月之後,黃侃因為身體患病,又回武漢。

1922年春,武昌中華大學校長陳時登門聘請黃侃在該校

任教,說《莊子》《尚書》無人勝任。黃侃允之。

陳時推崇黃侃是有曆史淵源的,早在兩年前(1916年)的春天,美國首倡實驗哲學及教育學的杜威教授初次來華,蒞校講學,鄒昌熾教授為他助講並擔任翻譯。5月,學校繼湖北教育會之後,敦請上海佛教華嚴大學校長月霞法師講演佛學月餘,全國著名的國學大師黃侃為之助講(時黃侃執教於北京大學)。其間,大學者章太炎應邀來中華大學講國故,由於他浙江口音濃重,方言古字極為難懂,因此講課時,特請黃侃做翻譯。這兩件事本是陳時父親任上的事情,但名噪一時,給陳時的印象很深。所以,陳時聽說黃侃已到武昌高師任教,就想法聘他過來。

此時,黃侃的心緒很亂,9月25日,他收到九姊寫來的一封信,問及母親喪事,黃侃複信告以具體日期之後,講及近來打算,說自己不想再出遠門,就在湖北待下來算了。“從前奔走四方,無非欲及母餘年,略求榮進,以慰母門戶淒涼之感。”現在母親去世了,猶如“天崩地塌,鮮民苟活,毋為定適他方。且學已乖時,性複絕俗,果能奉承遺訓,庶無異患相幹。現在欲報父母深恩,隻有績學著書之一路而已”。

這就是黃侃的行動計劃。

黃侃在武昌的這一時期,堅持教學與學術研究結合,取得了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效果。

黃侃治學嚴謹,深惡信口開河。梁啟超來鄂,赴中華大學暑期講演。第一日發講,即鬧出不少笑話。梁說:“春秋時,楚都武昌,三國時,吳亦都武昌。”又舉湖北先賢五人:“老、莊、屈子、葛相、篷以道安。”黃侃說,這是大笑話,“夫楚凡四都,未嚐居鄂;吳雖中徙,乃今鄂城。老則苦縣,莊為蒙人;諸葛,陽都;道安,扶柳。楚國惟善以為寶,寧不欲致彼眾賢?君子不輕去其邦,恐不必玩斯芳草。今日舉國化梟晌之俗,通邑皆沸唇之聲,凡屬庸怡,何勞指摘?啟超乃南海聖人之高足,此段以國史研究為講題,昔有仲由率爾致哂;今之魯連,求之不難,可無戒乎?”

在武昌大學校務維持點任負責人時的黃侃

八、晉水情思

武漢兵荒馬亂,大中學校相繼輟課,黃侃在武漢除了讀書實在沒有什麼事情可幹了。他在接到山西大學的聘書並征得慈母田太夫人的同意以後,就準備出發了。

山西大學是中國建校最早的“國立”大學之一,從1918年起,即列入了全國僅有的7所“國立”大學的範疇,稱為“國立第三大學”。時山西臨汾人王錄勳(1885—1963)為校長。西齋(1902年山西中西大學堂並入山西大學堂,改為西學專齋,山西大學堂的原設部分改為中學專齋)預備科畢業(舉人),赴英國倫敦大學土木工程科學習,獲學士、博士學位。歸國後,任山西大學教授與工科學長。從1918年8月至

1937年11月任山西大學校長。張籟為文科學長。文科分國文學類與英文學類,國文學類注重小學、考據、經學,英文學類則以英美方式進行教學。張籟十分注重師資的質量,國文學類都聘用國內一流學者擔任教授。他先後聘請了京師圖書館館長、故宮博物館第一任代理館長、福建長汀江瀚主講詩學經學;前清進士、戶部主事、署吉安府知府、參議院議員易順豫講詞章學與中國史;北京師範學校校長、北大文科學長夏錫祺講美學言語學;壬午科解元王瀚曾講國文;直隸南宮劉登瀛、浙江桑瀠之、山西夏縣狄樓海講國文、詞章學;同時聘用章太炎弟子“南黃北李”的黃侃與李鏡蓉主講文字學。其教授陣營學問之淵博,聲名之赫赫,為當世所僅見。

黃侃到校,受到學校領導人的熱情接待,包括校長王錄勳、文科學長張籟等。他們向黃侃詳細介紹了學校的曆史和現狀,竭誠希望同舟共濟,為國家培養大批合格人才。

黃侃到山西大學,兒子念田同行。安住下來以後,黃侃即帶著念田在學校各處走一走、看一看。

這個時期,學校占地麵積共有209.4畝,計有城東楊家園校園一處,占地80畝,城內侯家巷校址兩處,129.4畝。主要建築物有大禮堂、工科教學大樓(主樓)、文科法科教室、圖書館、辦公室等共有房屋602間。圖書館藏中文、日文、英文、法文、德文各類圖書11617種115701冊。實習工廠、機械

設備、各種試驗儀器、標本共9885件,校具11522件。

主樓西北方的四五進大院即山西大學校文科,內院正庭配房各五間,是學長辦公、獨身教師住宿之所,再往北走,是一字排三道過庭,左右均為文科教室;再往北,還有廂房院牌房院大門。文科院最北邊是一座小規模的文廟。文法學院與預科的教室共有69間,文學院與預科教室在文學院的大院裏,法學院的教室則在東北麵法學院大院內。

盡管是一所北方大學,但校內樹木蔥蘢,十分整潔。

黃侃攜念田在學校四處轉悠以後,即向單身教師的宿舍走去,黃侃轉身問念田:

“田兒,你對這個學校印象如何?”

田兒答道:“我看不錯。”

黃侃笑道:“不錯在哪裏?”

田兒說:“學校很整潔。”

“還有呢?”

“老師、學生很忙碌。”

黃侃高興地說:“你這看法好!在學校裏無論老師、學生都要忙碌,學習的時間很寶貴,古人說:‘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大禹惜寸陰,吾輩要惜光陰,不抓緊時間學習,浪費光陰,那就太可惜了。今天,我們看了大半天,熟悉一下學校環境,體會到一些道理,算是有收獲的。現在我們

該回去看書了。”

黃侃到山西大學校以後,消息不脛而走。首先來看黃侃的是郭可階(象升)(1881—1941)。郭可階同黃侃本初次見麵,但一見如故,他性格開朗,為人爽直,兩人相互攀談,非常投機。

他問了黃侃對學校的印象以後,勸黃侃把家庭遷來,在山大紮根。

黃侃笑了一笑。

郭可階問:“是不是還有些疑慮?”

黃侃說:“疑慮倒沒有什麼。可能我不一定服山西水土,還有老母親習慣在湖北居住。”

郭告訴黃侃,他對山大感興趣的是山大目前的領導人重視知識、重視人才;說張籟為文科學長是他推薦的。文科辦公室前的四根柱子上有四塊瓦形木板,上刻有張籟自撰自書的兩副楹聯:一是“史學冠中華漢宋以來兩司馬;經傳昭萬世商周以上兩尚書”。一是“聖教以大同為歸佛耶果普渡顓蒙即素王亦授作知己;吾道非空談可補漢宋等高植門戶願我輩勿自命傳人”。前聯為明示山西國學光榮傳統,後世當繼承發揚光大;而後聯則暗示文科將包融萬象於中西文化為一體,並不拘守一家之見,外為中用之意。郭可階認為張籟在擔任文科學長以來,創造了一些業績,希望黃侃與之合作好,以共創未來。

同時,郭可階還建議黃侃,在學校課程安排未定之際,先外出走走,看看太原的名勝古跡。

黃侃感謝郭可階的關心。

第二天,黃侃首先作了晉祠之遊。郭認為黃侃不熟悉情況和路線,主動來作陪。

黃侃走進晉祠以後,四處觀望,覺得很有氣勢,令人流連:它依山傍水,古木參天;亭台池沼,星羅棋布;樓閣殿堂,雄偉壯觀;氣象宜人,風光秀美。但最搶眼的還是水鏡台,它是一座戲台,因為建築風格具有特色,一下吸住了黃侃,站在那裏細細觀察,他從東邊看去,上部為重簷歇山頂,它像座樓;下部為寬闊的宮殿形製,它又是殿。從西邊看去,上部是單卷棚頂,像座閣;下部是寬敞的高台。是一座由殿樓和卷棚合而為一的特殊建築。殿樓建於明代,而卷棚則是清代補建,這種形製國內極為罕見。上懸正額“水鏡台”大匾,為清乾隆翰林、著名書法家楊二酉所題,以秀麗著稱,被譽為晉祠三大名匾之一。

郭可階見黃侃饒有興致地細看,兒子念田卻急不可耐地要往前走,就對黃侃父子介紹說:這個水鏡台是古代演戲的舞台,每年農曆七月初二到初四這幾天,人們為了祭神,總要美美地唱幾天大戲。據說,開始唱戲時,人們熙熙攘攘,聽不清楚,演員不管怎樣提高嗓門,也無濟於事。人們都要推倒重

修,急得主管戲台的人雙眉緊鎖,想不出好的解決辦法來。

就在這火燒眉毛的時候,來了一個推獨輪車的老漢,車上放著一口大缸,一麵敲,一麵叫賣。起初人們根本沒有把老漢當回事,隻顧想自己的心事。可是那個老漢總是圍著戲台一邊敲一邊叫,那嗡嗡的缸音,伴著老漢的叫賣聲,直往人們的耳朵裏鑽。那個主管修水鏡台的人聽著聽著高興了,說:“這下可有辦法了!”……

郭可階講到這裏停了下來,似乎不準備講下去,念田卻急了:“郭叔叔,你講吧,你講吧!有什麼辦法呢?”

郭可階大笑起來,對黃侃說:“孩子就是喜歡故事……”

黃侃說:“我們也都是做小孩來的,故事就是有吸引力,你講下去吧!”

郭可階點了點頭就接著說:“主管修戲台的人就去找那個老漢,可是,那賣缸的老漢忽然無影無蹤了,隻有他那口大缸還放在戲台的

前麵。人們都說是仙人來指點了,於是管修戲台的人派人買回八口大缸,埋在戲台前的兩側。那八口大缸如同胡琴上蒙著蛇皮的圓筒筒一樣,將聲音放射出來。以後,人們無論站在台下什麼地方,都可以清楚地聽到戲台上悠揚動聽的腔。傳說那個賣缸的老漢就是魯班師傅。”

念田聽得眉開眼笑。

兩天後,學校對黃侃的工作作了安排,就是教《說文解字》。

約過一兩周後,郭可階去看黃侃,黃侃病了,膝彎很疼痛,行走不方便,幸虧帶上田兒作些照料。郭可階一見之後,立即請來醫生診治。醫生看了說,沒大事,主要因為夜晚睡覺著涼了,痛則不通,通則不痛,吃兩劑藥,疏通一下經絡就沒事。黃侃吃三劑中藥後,疼痛消失了,行走也沒問題了。

黃教授害病的消息不脛而走,大三班的同學們紛紛前來探視,有的同學還堅持留在老師身邊進行照料,都被黃侃婉言謝絕,說同學們時間寶貴,一刻千金,豈可因老師一點小病而耽誤自己學習!

文科學長張籟知道後,先看看,然後對飲食起居都做了安排,不要念田到食堂端飯,由廚房師傅做好送來,生活也方便了。

在黃侃病情好轉以後,郭可階將其父子接到家裏,另請了

兩位好友作陪,又是飲酒,又是談心。郭可階藏書甚多,大約不下十萬冊,基本上什麼都有。這樣,使黃侃愉快地度過兩三天。

連日以來,黃侃繼續為學生講授《說文解字》。

學生反映強烈,說黃先生把枯燥的文字課講成了陶冶性情的藝術課。反映到文科學長張籟那裏去後,張籟便想要親自來聽一聽。真是無巧不成書。這一天張籟正向文科教室走來的時候,恰逢郭可階來了。張籟見郭可階說:“今天要耽誤你兩個鍾頭時間,和我一同去聽聽黃侃教授講《說文解字》。”

郭可階說:“這不關我事,我是來找他玩兒的。”

張籟說:“這不隻兩個鍾頭嘛,聽了以後再玩不是一樣的!”

郭可階見張籟這一說,也就點頭了,兩人一同走進教室,坐在後麵。

聽過以後,張籟非常滿意,他拉著郭可階,一同到黃侃寓舍,誠懇邀請郭、黃一同到水鏡台酒館吃酒。三人邊喝邊談,花了兩個半鍾頭。念田上桌後,吃了一些飯菜,就到一邊玩兒去了。

席間,黃侃說:自己對太原這個地方的氣候、水土還不適應,所以有時鬧病,恐怕有負學長厚望。

張籟說:“每一個人到一個新的地方都可能會出現這個問

題,但時間長了,可能也就適應了。可階先生知道,請你來這裏我是誠心誠意的,我想,一個大學,沒有一批名牌教授,總不像個高等學府。所以,我衷心希望你和我們一起作長時間的合作。家庭有什麼困難,隻要你提出來,我會同學校商量幫你解決。”

郭可階也在一旁打圓場。三人談得特別愜意。

轉眼就到了十月,黃侃又病了。於是他向學校請假回家養病。農曆十月十一日攜田兒從太原出發,十三日晨達漢口,凡行二晝夜。既抵漢口,天方向明,呼馬車至六碼頭,乘渡江小輪,八時許到寓。見老母親以下均安,心為略慰。

黃侃離家遠行,實不得已,他是上有老、下有小肩負重擔的中年人;而且老的耄年衰頹,喘氣殊劇,風燭殘年,危在旦夕。如果不是家庭困難,他是不會赴晉的。所以他回來以後,即告訴朋友:“今後苟得粥不絕,亦真不忍他行矣。”

黃侃在晉的時間很短,約莫四十天,但同山西大學的師生們和社會賢達,情誼厚重,有依依不舍之感。車發太原經獲鹿時,他即作《南還道中憶太原諸友好及大學生徒一律》,詩雲:

誰遣辭親赴北征,卻緣屬疾得南行。

輕舟千裏歸途易,落日群山客思盈。

舊好新知俱可感,久離暫別尚難明。

中懷更有猶疑處,畏負纏堂請業行。

詩意表明,黃侃在離晉南還的路上,為新知舊好的情深義重而思緒萬千,牽腸掛肚;特別是對一群學生殷切期望能得到他授業解惑,而他不能回報深感內疚。全詩感情真摯,親切動人。

還有太原的朋友郭可階,關心他的工作,關心他的身體,千方百計使他在一個新的地方能夠盡量適應,他是深為感激和眷念的。

黃侃(前中)同子念田(後右)、念祥(前右)、媚潘重規(後左)合影

九、建家金陵

山大之後,黃侃又受聘於沈陽東北大學,然而在東北大學執教不到一年之際,因為受不了東北的寒冷以及深感人際關係複雜,1928年2月,黃侃便離開沈陽東北大學乘天津丸由大連往上海。

這天天氣較好,未遇風濤,海鷗不斷在海麵上下飛翔。黃侃在船上坐了近四日。但他還是按老習慣隨身帶書,日不廢誦。現在讀《管子》。三天未完,已經三過。

黃侃這次赴任的是南京第四中山大學。該校文學院長為樓光來,汪東任中文係主任,是經汪東(旭初)的推薦而受聘的。

在金陵九年間,對黃侃來說,可以聊以安慰的主要有如下方麵:

一是經過長期的艱苦奮鬥,終於實現了夢寐以求的願望,治學環境比較優越。黃侃嗜書如命,勤奮好學,是極為有名的。而治學環境,對於一個學子來說,是會起一定作用的。小時候,盡管黃侃出自官宦之家,但因庶出,讀書條件很不理想。1985年10月,黃侃的八子念平回憶說:1984年,他因為安葬母親,回到了蘄春老家。他原以為父親自幼聰明,二十九歲便當上了北大教授,可能是讀書條件好,再加上有名師的指點。回到家鄉後,住在老家的人把他帶到老宅西北角上,指著一間與灶房相連的土屋說:“聽老輩說,從前周太夫人(黃侃生母)同十爺(侃),就在這間房紡線讀書,每天都到深夜,有時天快亮了才見熄燈。”

黃念平站在這裏看了又看,沉思起來……父親真的在這樣的房間讀書麼?為什麼二品高官的貴公子竟是在這樣的房子裏讀書?戲台上的書房不都是窗明幾淨清雅宜人?

黃念平沉思一陣之後,漸漸感到,也許正是這黑暗的柴房,父親才成就了學問。也許正是在這黑暗的柴房,父親決定開始與封建禮教決裂,後來成為反封建的鬥士,成為辛亥革命的先驅。

黃侃幼年的書房是如此簡陋,及至以後革命、當教授,書

房才有改善,也改善不多。幾乎大半生在漂泊,住、租房,條件都很不好。

誠然,居住環境不好,自然是會對治學有一定影響的。

黃侃至南京後,初定居大石橋十七號;1932年正月初七,賃屋於長巷上四條胡同,遷入新居;後來用多年省吃儉用節約的一部分錢,在藍家莊九華村購了土地,建起新宅。這對於黃侃來說,是一件極為欣慰的大事,因為他改變著自己的治學環境。要想象他對此事的重視和珍惜情況,看看他的日記就清楚了:

1934年1月3日下午三時許,偕念田至藍家莊九華村去親自看宅地,“殊覺其可卜居”。

1月26日,午後獨自去九華村看宅基置碑妥否,遂觀吳姓新宅,遇伍叔黨適遷居其樓上,因與久談。

1月31日,吳某來商修九華村路。

3月6日,視宅地於九華村。

3月19日,新宅地破土開工(時念田二十一歲,黃侃令念田去看看,用癸丁兼子午向,門用辛乙向)。

3月27日,田僑(田桐兒子)來言,居士(田桐名玄玄居士)見餘新築室,議其未堅致。

5月10日,暮視新宅,平台猶妙,可朝望鍾山、

雞籠也。遇茀庵叟,詢前此其鄰人何以對此宅平議?茀庵言,此諺所謂“路邊築屋”也。予因記《詩》言“築室道謀”,正如此解耳。

6月20日,晨看宅。

6月26日,旭初來,亦言宅事,即亦支俸事浼之。下晡,始定計移入九華村九號新宅,先移什器,次與全眷同以車行,留書籍於舊寓。

6月26日,天氣晴熱。月色佳。始遷入太平門內藍家莊九華村九號新宅,東瞻鍾阜,西望雞籠,南眺牛頭,北臨桑泊。一畝之宮,三層之閣,辛勤數月,吾事得諧,詢足慰也。世道方屯,故山日遠,又可傷耳。

6月28日,催電燈廠接電。訂製杉籬。

9月2日,晴,秋光甚美。晚晴,徘徊平台上看鍾山,秋色風煙俱淨,人意蕭爽,惟買倭書不至為可惱耳。

9月4日,奉到師(章太炎)手示亦賜撰《量守廬記》一首,真可慶恍,鳧藻踴躍,喜不自勝。

9月7日,上先生書,謝撰《量守廬記》。

9月8日,以師書並函並《量守廬記》,付田(念田)持往裱肆裝成橫披,更安玻璃框;又以師書“寄

勤閑室”四字並旭初跋語安玻璃框,又重裝府君《攜幼嬉晴圖》及詩影刊本。懸旭初贈楹帖。

上菿漢師書

奉二日手書及賜撰《量守廬記》,歡慶激發,殆不自勝;惟慚糞朽,空勞彤軾,謹當尋繹寶訓,守之畢生,不隳師法,以酬恩造。侃以故裏榛蕪,萍浮已久,爰謀環堵,以芘妻孥。不謂樹蔽台南,有似隰斯之宅;潦經堂下,非鄰子罕之家。即此蘧廬,尚虞侵奪,九域不靖,一室寧論。但令圭窬篳門,讬尊文以見知來葉,斯厚幸也。順風陳謝,未盡懇款,感厲之忱,伏惟垂鑒。

以上情況,足以說明黃侃構建新居,是把它作為改善治學環境的重要條件。可不是嘛,黃侃住進新室後,將上層六間全部作為書房,陳書二十餘架,十多萬冊;下麵是家屬住房及生活用房。既寬敞,又明亮,他十分滿意這良好的治學環境。更可貴的還有夫人黃菊英對他的百般關懷和照顧。如果說黃侃是借天資聰穎、幼承家學而步入傳統語言學及文學的殿堂,這以後,黃菊英則使他能自由遨遊在這個王國中。黃菊英生於1903年,比黃侃小十七歲。為人賢淑大度,任勞任怨,謙虛和善。自從嫁給黃侃為繼室後,自願放棄受任小學校長的機

會,整整十二年,親自操持家務,讓黃侃擺脫家庭生活瑣事的纏繞,潛心治學。黃侃重交情,講義氣,時常有朋友來家說敘,黃侃常常留飯,菊英從不反對,總是熱情接待,想方設法做好飯菜,使客人吃得香甜可口。有時候,朋友們來打牌,通宵達旦,菊英還半夜起來為他們做夜宵。

一天,菊英看到黃侃原來寫的《戲題計簿》一詩雲:

安得身如董仲舒,

不關家事但窺書。

二毛已見猶漂泊,

轉學治生計恐疏。

她笑著問黃侃:“現在你可操心少多了吧?”

黃侃說:“你把我身上的生活擔子都攬去了,我真感謝你啊!”菊英幸福地笑了。

黃菊英的指導思想是:自己多操心一份家計,丈夫就多出一分學術成果;操持家務、關心丈夫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所以,吃的總想讓丈夫、孩子吃飽吃好,自己卻不介意;穿的總想為丈夫、兒女們添新的,自己卻揀差的破的。黃侃發了工資,他總考慮買書,有時一個月的工資,買書全用了,柴米油鹽醬醋茶就遇到困難,可黃菊英從不講什麼,更不埋怨。有一

次,黃侃買了《四部叢刊》,凡十四包。全書三百二十三部,八千五百七十三卷,二千一百一十二冊,黃侃以四百三十元決意買之(時侃月薪二百九十四元),結果弄得家裏沒有錢來買柴米。黃菊英暗地給在武昌的父親寫了一封信,借了一些錢來解決。

1933年6月30日,雨後夜深,黃侃登樓理書,至子夜。睡後,菊英勸他要注意身體,不然,想做學問也做不成,況且一鍬總挖不出一口井。黃侃覺得菊英講得很有道理,在枕上想出了養生八個字:一日閑(不可生事),二日靜(力避喧擾),三日和(心無憤怒),四日適(衣食調節),五日正(室器有序),六日潔(按時掃灑),七日謹(言行無患),八日儉(不輕酬應)。並持之以恒。

黃侃習慣通宵達旦讀書不睡,這對身體很有傷害,菊英非

常憐惜,經多次勸說以後,黃侃在日記中寫道:“卯初起,行庭院,呼吸沆瀣,餐朝霞,養生之要也。後此決以亥眠,遲不過子;卯起,遲不過辰。”

黃侃在南京時,在室內看書學習,黃菊英總要把飯菜送到手上。在“量守廬”書齋,黃侃讀書不下樓,隻有在星期日,他才和家人一起吃飯,平時都由菊英送到書齋。

對於黃菊英無微不至的關懷,千方百計為其創造靜謐舒適的治學環境,黃侃極為感激,夫妻恩愛是難以用言語表達的。

侃外出,總時刻牽掛著菊英和孩子們。例如1928年,侃同旭初在九江講學並遊廬山,前後不過十來天,卻給菊英寫了四封信,給兒女們寫了三封信。

菊英生日,黃侃都要率兒女們進餐館吃酒為其祝壽。

黃侃在南京期間感到自慰的第二點是山水遊樂,詩詞相娛。1928年7月17日至28日,值學校放暑假之機,黃侃邀約汪旭初遊廬山。汪先向九江教育局打電話,囑轉暑期講習會,令於聯和船到步時見迎。

這次黃侃偕旭初的廬山之遊,從7月17日出發至28日回寧,曆時12天。除應邀兩次赴九江暑期講演會作國學報告外,都在遊樂中;飽覽了廬山的風光,經曆了廬山的奇險,道不出的神怡心曠;並得詩三十七首,編為《遊廬山詩》,繕寫好後,令耀先裝成一冊,寄呈章太炎先生。太炎閱後,還為他

作了一序。

在金陵的遊樂,黃侃時有稱道的還有兩次:一次是1929年的5月2日,黃侃偕友人五人赴蘇州,他們坐的是長途快車。一路上,飲了白蘭地,吃的是西菜,說說笑笑,非常快活。在黃侃一行出發前,瞿安就去了蘇州,這時瞿迎於車站,自新開平門入,經北寺塔下,至老城皇廟,寓中央飯店,旋食於觀前街鬆鶴樓,蔬菜甚美,侃首次食鮮蓴,倍覺美甚。

還有一次遊樂是1929年5月31日,率小石、伯沆、旭初及兒子念田,為棲霞之遊。棲霞山亦稱攝山,在江蘇省南京市東北約20公裏。有三峰,中峰鳳翔峰最高(海拔313米),其東西兩峰為龍山、虎山。多楓樹。有棲霞寺、千佛岩、舍利塔等名勝古跡。黃侃一行五人,下午四時半登車,半時即到,抵棲霞寺小坐,即出遊,經隋塔、無量殿,坐觀玉峰上觀落日,還越中峰下,觀珍珠泉而還。夜,黃侃與諸人用謝公《石壁精舍還湖中作》韻聯句。寢至三時,起看殘月,梵吹大作,鍾磬冷然,黃侃說:“此時之樂,真難語江寧城中人也。”

黃侃在金陵,是其人生的最後一程。因為閱曆之深,經驗的豐富和繼絕世、報國家之心切,從他的言語和行動中體現兩方麵是其最為追求的東西:一是不知疲倦地讀書學習,為五十以後著書立說做好準備;二是為內憂外患無能為力而十分傷感。

首先說他治學。其突出的特點:

一、書讀得很多,涉及的方麵很廣。隨著治學環境的改善,黃侃用來讀書的時間更多一些,效果更好一些。1928年一年,他下苦功夫讀完了《新唐書》,嚴輯上古文、王閶運日記(全32冊)、《聲調譜》《玉台新詠》《文選》《書林清話》《春秋左氏音義》《太平廣記》《唐書》《荊楚歲時記》《南方草木狀》《竹譜》《古今刀劍錄》《莊子》《孟浩然詩集》;校了《禮記》、點了《唐詩》,鈔了《爾雅》《論語》《古詩存目錄》。1929年,他在日記中謙虛道:“今年買書甚多,而讀書甚少。所可粗慰心者,校《經典釋文》過;讀《全上古文》《全漢文》《全後漢文》《全三國文》盡,加點;寫《論語》《孝經》《爾雅》通;讀《新唐書傳》一過;鈔《唐詩》三本,此工程之可計者也。其餘零星瑣碎,不成條理矣。作詩百餘首,略有吟詠之樂耳。”黃侃所講“零碎”,也是謙虛的話,視其所讀書目,相當廣泛,有《漢書》,有《禮樂誌》《山中白雲》《韓詩外傳》《尚書大傳》《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白虎通疏證》《三家書疏》;還有本年9月3日至13日,讀了《國語》;9月14日至10月10日讀了《山海經》;10月11日讀了《穆天子傳》;10月13日至18日,讀了《漢塚周書》;10月15日至11月22日讀了《戰國策》;11月23日,讀了《司馬法》;11月24日至12月3日,讀了《古籀拾遺》;其他還讀了《史通》《困學紀

聞》,《尚書》也全部校完。1930年,讀了《意林注》《醫心方》《太玄闡秘》《尚書駢枝》《左庵集》《圍爐詩話》《永豐稿》《水經注》《籀廎述林》《禮書》,點校了《呂氏春秋》等。

二、汲取名人治學修身經驗,既有利於武裝自己,更有利於啟迪後學。如楊峴《臧先生述》:憶平日詔峴曰:“置散錢滿屋,無下手處,授以索則貫矣。四部書千萬卷猶散錢也。沈研一經,而群書為之用,殆猶索歟?”又曰:“讀書遇有用者,錄片紙粘於壁,朝夕循覽。座左右各設一空器,壁積多以人器,更粘新者,他日探左器入於右,試複誦寫;越日探右器入於左,亦如之。勿怠勿棄。博學多識,奚難哉!”

楊峴《陳先生述》:先生曰:“高郵王念孫氏三代經學庋架無唐以後書。學貴精深,奚泛濫為?精乃通,深乃靈,無人而不挈。千載之心,勉乎哉!”

包世臣《國子監生淩君墓誌》自述其告淩之言曰:“心之為用,苦則機滯,樂則慧生。機滯者常不卒其業。凡讀書,不熟則心以為苦。君自取熟者治之可也。”

看《宋史》百七十二,黃侃錄取如下精言:“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資,不可長保,熟若捐金助國,以舒目前。”(謝方叔)

“孔子為萬世王者師,吾國共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元張德輝對忽必烈之言)

“清心、寡欲,崇儉,皆為致壽之原。”(宋之嶽之言)

“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嚐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宋末陳仲微語)

“史不可使佞人執筆。”

三、讀書與評書結合,細細玩味,時有得之。如1929年3月30日,看《後漢書·崔駟傳》,黃侃說:“此傳多飾詞,蓋以實著作東觀之故,範曄所論亦為無識。”

讀漢軍李雲麟同安著《曠遊偶筆》上卷(下卷未見),讀之五過,其雲平生獨造之境有三:巨峰觀海,恒嶽登峰,天柱刊崖也。黃侃認為,“以餘觀之,天柱刊崖最奇,巨峰觀海次之,恒嶽登峰隻以遇豹為險耳。李卷登大衛峰,記述其升巔之危,亦有可慮怖者。昔範石湖《吳船錄》述其遊峨眉、龍門之勝,此並人生難得之遊,亦文人難得之文也。”

黃侃讀書,是完全把心血傾注於書上的,常常邊讀邊思,邊思邊批,所批之言,皆有獨特的見解和深邃的思想。1928年1月7日,他對汪旭初要借他手批《十三經白文》所說的一段話,恰是對他讀書與評書的最好詮釋,他說:“此書餘用力甚苦,當時讀注疏、《釋文》,所見皆標記此冊之上,正字斷句,無絲毫謬失,向不借人,今破例借旭初矣。”

四、厚積而發,此生大願。黃侃對著書十分謹慎,總待五

十而後進行,並且欲著的書很多,不少著作已經列出了提綱,準備足了資料,隻待“施工”了。到金陵後,實有迫切之感,因而在日記上常有流露,如1928年10月31日的日記中雲:“試編《四庫書目書名作者通檢》,至《提要》二卷之半。”在1929年1月1日的日記中雲:“編《全宋齊文》所據書目。”在1月3日的日記中雲:“編《古詩存》所據書目定。”在1月9日的日記中雲:“編《全文》引逸書目錄,至《全宋文》,未精析,仍須隨看隨編。”在2月14日的日記中雲:“擬輯《漢書集注》中釋古今語者為一編,試鈔《文紀》上下二卷。”對擬編的有些書,黃侃已深思熟慮,編出了寫作提綱,如在1930年2月2日的日記中雲:近治古文字,自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昨,共費時四旬,擬編《義貫》書,其目如左:

《義貫》

六書次第第一名事表裏第二筆勢變化第三同形異用第四獨體轉注第五分理別異第六古聲大類第七聲母多音第八聲子從母第九雙聲通韻第十疊韻互音第十一方音由來第十二石經考異第十三古文缺疑第十四俗學指迷第十五

再說他為國家內憂外患無能為力而十分傷感的問題。推翻

清政府,這一步的願望,對黃侃來說可以說是實現了;但接踵而來的軍閥混戰,列強入侵,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大有侵吞整個中國的狼子野心和囂張氣焰,黃侃十分憤慨、十分痛心。比如大年除夕這一天,這是中國人民的傳統佳節,此時此刻,人們都是非常高興的,好吃的好穿的都要在此時派上,忙著除舊迎新,歡慶團圓;然而麵臨“兵甲盈天地”,蔣介石不調兵打擊日本侵略強盜,而偏要同室操戈,“圍剿”共產黨,黃侃心裏很不好過。

幣月凝冰涸硯池,今晨微暖到梅枝。

漸看兵甲盈天地,何用璿璣正歲時。

臘鼓最憐千戶寂,春盤聊共一家嬉。

桃弧葦絞曾無益,風土須教孺子知。

又集一聯,擬懸於門:

老去怕看新曆日,

門前不改舊山河。

因日本在東北步步逼近,黃侃憂心如焚,吃不下飯,睡不好覺,並不斷在日記和詩詞中做出反映。

1931年9月21日日記雲:“聞天津、青島又淪,當食,悲痛而罷。”

1931年10月18日,《寄居正》七律一首:

愁聽哀鳴集澤鴻,又驚豺虎遍遼東。

薦紳都有妻孥念,鑄鼎難銘蛧蜽。

滄海波濤真震蕩,鍾山雲氣益冥蒙。

殘生憂國殊堪笑,君正居幽我轉蓬。

(此番遼東事狀有不能言者,思之痛恨。)

10月19日日記雲:“重九佳辰,無心出遊,昏醉至夕。”“夜讀遺山詩未終卷,泫然而罷。”

10月20日日記雲:“晨赴校,諸生又以請願故,自行罷課矣。遂歸。”

10月22日日記雲:“心緒煩惱,誦讀無功。”

到1932年2月的時候,倭船已逼近南京江口,江岸我軍所購子彈,堆積道旁計數百箱。雙方交戰,迫在眉睫。城中人民紛紛逃竄。是日昧爽,黃侃假寐床上,思避兵之策。想來想去,隻有逃避為好,“一緣藏書過多,費數年心力,始將有用書籍,漸次搜羅,略號完備;一旦舍去終覺彷徨。二緣昨聞人言,江輪擁擠,雖出重價,難覓一置足之地;豈寧既危矣,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