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浸泡在熱水中，撩撥著水浪，大家趕走了一路的疲乏，身體又重新充滿了精力。當黎明來臨，我們走上最後數裏的旅程，精神爽鑠，心身愉悅，在馬背上一邊唱歌，一邊趕路。
直到今天，我仍然記得，起程時，為了對歌聲、食物、溫泉、木柴這些意外的贈與表示謝意，我們拿出了一些錢，但那幾個陌生男人拒絕了我們：
“隻是小小的幫助，如此而已。”
在這“如此而已”的短短幾個字裏，包含了許許多多！
女士們、先生們：
我沒有從書本上學到過任何作詩的技巧；我也不會把什麼訣竅、方法之類的東西印成書本，想寫詩歌的人們不會從我這裏得到一點一滴的所謂智慧結晶。我在這篇演說中敘述這個往事，我在這個極不尋常的場合和地點回顧了這個難以忘懷的故事，是因為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總是在某個地方得到某個的信念，得到一些早就在那裏等候著我的信息，我講這些不是為了美化我的發言，而是為了表達自己的感情。
在漫長的旅途中，我找到了寫出詩歌的必要的配方——那是大地和心靈對我的饋贈。
我認為詩歌是一時的、嚴肅的舉動。孤獨與聲援，情感與行為，個人的苦衷，人類的私情，造化的暗示都在詩歌中同時展開。我同樣堅信，人和他的影子、人和他的態度、人和他的詩歌——永遠維持在一種構成我們的現實和夢幻的活動中，因為這樣便能將它們聯係在一起，融合在一起。
我非常肯定，經過多年之後，我們不知道自己在渡過湍急的河流、圍著牛的頭蓋骨跳舞以及在最高地帶聖潔的水中淋浴時所得到的啟示是什麼。是為了多年後與其他人交流，找到內心的靈感呢，還是其他人為了召喚回應而向我傳遞的信息？我不知道那究竟是我的經曆，還是我的創作，不知道我當時所創作的詩句以及後來所吟誦它的感受究竟是事實還是詩歌？不知道那一瞬間，是過渡還是永恒？
女士們，先生們，詩人有一種啟示：沒有衝不破的孤獨。條條道路彙合到同一點：我們的交流。隻有打破孤獨、坎坷、封閉和寂寞，才能找到神奇的境界，我們在那個境界裏笨拙地舞蹈或傷心地吟唱，意識的傳統需要得到完美的體現，人有相信共同命運的傳統。
詩人，並不是一個“小小的上帝”。詩人並不比從事其他工作或職業的人高明。我常說最好的詩人就是每天為我們提供麵包的人，離我們最近的麵包師，並不認為自己是上帝。他要完成高尚而平凡的工作，和麵、裝爐、烘烤、送貨。如果詩人也有這種樸實的意識，他同樣會使自己變成一種美好的工藝。
我發現了一件事情：我們總在自我愚弄。在我們自己所製造或者要製造的混沌中，會產生阻止我們將來發展的重重障礙。我們不可避免地走向現實主義的道路，我們創造了不可思議的現實“偶像”，並且陷入難以自拔的沼澤，那裏充滿落葉、淤泥、迷霧，我們的雙腳越陷越深。
而有些人，生活在幅員遼闊的美洲的作家們，我們堅持不懈地聽從召喚，用有血有肉的人物來充實這個空間。我們非常清醒——在一個人煙稀少的世界中，我們感受到了搜集古老夢想的使命，這種夢想沉睡在石雕上，在殘垣斷壁上，在空曠寂寞的草原中，在密不見天的原始森林裏，在怒吼的河流裏。在這種情況下，我的多產，我的豐盛，我的風格都隻是產生於我的行為，產生於最簡單的事實——我的每一句詩都像伸手可及的物體一樣實在；我的每一首詩都要力圖成為一件有用的工具；我的每一支歌都渴望成為道路彙合的標記，要麼成為一塊岩石或者木材，以便將來別人可以在上麵安置新的標記。
恰恰是在一百年前的今天，一位可憐又卓越的詩人，一個最痛苦的失望者，寫下了這樣的預言：“黎明的時候，懷著火熱的耐心，我們將開進光輝的城鎮。”
我相信蘭波的預言，他有預見性。
我來自一個偏僻的省份，由於地理條件，這個國家與世隔絕。我曾經是詩人中最孤單的人，我的詩歌是地域性的、痛苦的、陰雨連綿的，然而我對人類卻一直充滿信心。我從未失去希望。也許正因為如此，我才能帶著我的詩歌，同時也帶著我的旗幟來到此地。
最後，我要告訴人們，蘭波的那句詩表明了整個前途：隻有懷著耐心，我們才能走向光輝的城鎮，它將給人類以尊嚴、正義和光明。
這樣，詩歌才不會是徒勞的吟唱。
聶魯達
智利人。1904年生於帕拉爾城。
他16歲在聖地亞哥智利教育學院學習法語。
1928年進入外交界任駐外領事、大使。1945年被選為國會議員，並獲智利國家文學獎，同年加入智利共產黨。後因國內政局變化，流亡國外。曾當選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獲斯大林國際和平獎。1952年回國。1973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