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不立文字
終於到家了。美國西北的夏日,天色向晚,黃昏悠長。幾個小時之前,我坐在飛機上,從自家所在的小鎮頭頂低低掠過,透過舷窗,分明可以看見家門口的那片黃杉林。離開了兩個多月,院子裏的草坪大概已是蕪蔓不堪。機身在空中轉過一個彎,小鎮慢慢消失在了舷窗外。半小時後,飛機在西雅圖著陸,我從機場出來,打車去了科爾曼碼頭,坐輪渡過普捷灣,再換兩趟公交車到達湯森港的喜互惠超市。我的老夥計費恩·威爾克斯在超市門口接上我,然後開車穿過那片兩公頃大小的黃杉林,把我送回了家。
今天是中國的陰曆四月初八日,佛陀誕辰。在這一天,佛教徒要為悉達多太子立像沐浴香湯以資紀念。我躺在樓上浴室的貓腳浴缸裏,開始回味剛剛結束的旅程——這大概是我的私人慶祝方式。爬出浴缸,我上了床,想睡上一覺,可是心緒還停留在中國。我又從床上爬起來,開始寫這本書。
這次旅行始於 2006年春天的北京。在中國,農曆新年標誌著春季的開始,這一天新月初升,距離冬至日(太陽直射南回歸線)與春分日(太陽直射赤道)的等分點最為接近。 2006年的農曆新年是公曆 1月 29日,而我到達的那天是 2月 26日——也就是說,春天已經開始了將近一個月。但是,決定春天何時開始的中國古人居住在黃河流域,北京則遠在他們北方千裏之外。在北京,現在仍是不折不扣的冬天。到達時天色已晚,站在機場航站樓外的寒風裏等出租車的一會兒工夫,我竟不得不打開背包,拿出大衣套在身上。我真正想穿的其實是秋褲,但顯然我不能不顧體麵地在大庭廣眾之下穿秋褲。
通常我會去找一家旅館住下。不過這次,我的老朋友泰德 ·伯格讓我住在他那兒。他的住處位於北京城東部一個漆黑小區裏一座漆黑的六層公寓樓漆黑的頂樓。出租車司機成功地找到了小區的大門,然後便迷失在黑暗的樓群之中了。沒有路燈和門牌號的指引,在多次嚐試碰壁之後,我終於找到了那座樓,爬上了正確的樓梯。
泰德不在家,他正在美國參加電影節,展映他那部關於中國隱士的紀錄片《共坐白雲中》。他的美國室友給我開了門。公寓很小,陳設簡單——年輕人的家都是這樣,大概是因為不打算長期停留,所以能省則省,就算有錢也寧願花在更直接的享樂上,比如買瓶好酒。不過屋裏暖和極了,每個房間都裝了暖氣片,晚上睡覺的時候我不得不開著窗戶。泰德給我安排的房間屬於他的另一位中國室友,因為我的到來,她暫時回父母家住了。房間裏除了一張床,一隻床頭櫃和一個衣櫃之外別無長物。我的旅程就將從這個樸素的小房間裏開始。很好。
這將是一次朝聖之旅。我的目的地是禪在中國的發源地,其中最重要者,包括了禪宗六位祖師——初祖達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和六祖惠能——開創的道場。禪的曆史地位由這六位高僧所建立,他們都沒來過北京,不過,在向古代大師們致敬之前,我還有些基本問題需要解決,語言是其中之一。從北京開始是必要的。
禪素以輕慢甚至蔑視語言著稱。禪師們常說,“不可說,不可說”,“一說便錯”。然而禪宗的文獻卻遠遠多於其他任何佛教宗派。對於這樣一種特別倡導“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的教法,西方和東方卻都有大量著作行世,這本身看上去就是個自相矛盾的難題。我並不指望解決它,隻想繞到它的身後做一番試探,或許會有意外的收獲。第二天一早,我給明堯打了個電話。明堯是佛教刊物《禪》的主編。
“禪”的發音在英語( Zen)和漢語( Chan)中略有不同。在中國,每次我說到“Zen”,“應該是‘Chan’”他們說,“‘Zen’
人們總是糾正我:。是日本的禪。中國禪和日本禪是不一樣的。”這可以算是一種文化現象。但不管是中國的“ Chan”,日本的“ Zen”,還是朝鮮的“ Son”,它們都指向同一種心境。
我願意說“ Zen”而不是“ Chan”,是因為我更習慣“ Z”的發音。而且這也是禪誕生時人們的念法(語言學家對“禪”字古音的訂正傾向於“dzian”)。在禪宗得以發揚光大的中國南方,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江西贛江流域,今日當地人的方言依然把“禪”念作“ Zen”。十七世紀滿洲人入主中原,建立清帝國之後,他們按照自己的方言規定官話的標準,禪在官方語言裏的發音才變成今天這樣。更何況,禪早已不再是中國的或者日本的,它屬於一切發願見性成佛的人,一切心無所住、笑對如此瘋狂時代的人。
在電話裏,明堯邀我一起吃午飯。他的妻子明潔也會來。明潔是我上一本書的中文版譯者,所有人都喜歡她給中譯本起的名字:《空穀幽蘭》。在此之前,還真沒有人寫過一本關於中國隱士的書。《空穀幽蘭》的出版產生了一些影響:在西安,居然因此形成了一個隱士協會。隱士協會將終南山區的茅篷和洞穴位置登記造冊,定期派人到山中分發藥品和食物,甚至郵件。
明堯和明潔約我在一家素食餐廳見麵。餐廳在北京城東北部的柳芳南裏,取名“荷塘月色”。淨慧法師的一幅字掛在門口醒目的位置:“日日是好日”(出自唐末五代禪師雲門文偃語錄。——譯者注 )。淨慧是中國佛教協會的副會長,明堯、明潔,還有這家餐廳的主人夏澤紅居士,都是他的弟子。餐廳的主人過來打了招呼,然後把我們帶進了一個包間。明堯後來告訴我,夏居士是他主編的刊物《禪》的主要資助者之一。
我找明堯的目的正與他這本刊物有關。我想知道,在中國出版一本與禪有關的刊物需要涉及哪些資源和努力。就著一桌子素食和一種用新鮮梅花釀製的飲料,明堯向我娓娓道來。
是淨慧創辦了《禪》。他在媒體領域的另外一項成就是把《法音》締造成為中國最重要的佛教期刊。這本雜誌的內容包括佛教哲學和經典的討論,以及佛教界的新聞故事。 1989年之後,淨慧決定創辦一本新刊物。他本人是一名禪師,禪的要義在於將修行與生活融會貫通,他覺得中國需要一本專門討論這種修行方式的刊物,這本刊物的名字就叫《禪》,明堯主動參與了它的編輯工作。
《禪》最初是一本發行量僅三千冊的季刊,隨後改為雙月刊,發行量也增加到兩萬五千冊。如此規模的雜誌,每期需要投入大約六萬元人民幣用於編輯、印刷和發行,折算下來,每冊的成本差不多是兩塊五。雜誌是免費贈閱的,它的經營完全依靠外界的資助。主要資助人包括荷塘月色餐廳的老板,以及擁有服裝品牌“真維斯”的一個香港家族企業。不過普通讀者也會捐助一些錢。
印刷和郵寄費占去了絕大部分成本。雜誌社在河北的柏林寺有一間辦公室,但明堯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地方進行編輯工作。雜誌被分發到各地的寺廟中供人取閱,同時,人們也可以寫信給明堯告知他們的通信地址,收到信後,柏林寺就會把雜誌按地址寄過去。
這本雜誌從未在審查方麵遇到過麻煩。明堯並不需要在出刊前將稿件送審,隻要在雜誌印出之後寄幾本給宗教管理部門。明堯告訴我,政府其實對這本刊物相當讚賞,把它視為其他宗教組織都應效法的榜樣。
內容方麵,《禪》接受來自全國各地的佛教徒作者投稿,不過大多數文章還是出自淨慧的出家和在家弟子。他們的共同點在於著重推廣“生活禪”——一種不論在小區公寓還是寺院裏都能實踐的修行。
明堯告訴我,中國人正在重新點燃對佛教的熱情,但這種熱情還很膚淺,並經常是出於誤解。他說:“大多數人要麼是被密宗的神通異能吸引,要麼是在淨土宗裏尋求逃避,他們並不對完全的解脫感興趣。但其實任何修行都要立足於禪,包括密宗和淨土宗。禪是佛心,學佛的人早晚都會走向禪修這條路。禪在中國曾經瀕臨滅亡,這兩年剛剛有點好轉,將來怎麼樣還很難說。”
“對禪感興趣的人越來越多,特別是年輕人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但是要讓人們真正理解禪,還需要更長的時間。禪宗的寺院現在也越建越多,但更重要的是重建禪的精神。這就是我們的雜誌想做的事情。重現唐朝時的繁榮是不可能了,現在需要的是讓人們理解:怎樣在現代世界、日常生活裏實踐禪的思想。這是禪的根本,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可以修行。禪關心的是我們當下的生命狀態,而不是那些形式上的東西。” 盡管對禪感興趣的人越來越多,但明堯認為,缺少合格的導師是個
很大的問題。人們不知道從哪兒開始,怎麼開始。而《禪》可以在這一
點上提供幫助。它提供相關的知識和必要的鼓勵,但它不能代替導師的
作用。明堯承認,真正有資格教授禪的人實在太少了。許多自稱能教人
學禪的人其實不能,他們隻是在空談。
我終於等到了真正想問的問題:如何解決語言的問題?禪宗大師們
的確一貫看不起語言。他回答我:“不用語言是不可能的。我們的雜誌會
盡量用普通讀者能看懂的語言。語言是為了區別事物才產生的,但真正
的道超越了語言上的區別。從這一點看,語言是需要跨越的障礙,但是
在我們意識到這一點之前,需要有人用語言來告訴我們怎樣才能意識到
這一點。自己悟道和教人學道都離不開語言。當禪宗大師們直指人心,
告訴弟子不要受製於語言的時候,他們的意思是:道並不在語言之中。
他們並不是要我們不看書,不讀經。以文字見道,就如以手指月。語言
的作用如此,我們的雜誌作用也如此。它為人指示正道。如果人們想知
道月亮的樣子,他們還是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這頓飯吃了很長時間。明堯還談到別的事情。飯後,他帶我去見了
一群比丘尼,大約有十幾人。這些比丘尼也是淨慧的弟子。我和淨慧相
識於 1989年,如果不是他為我指點中國隱士的蹤跡,我不可能寫出《空
穀幽蘭》。所以,某種程度上,我也接受過淨慧“傳法”,也可以算是他
的弟子。
比丘尼們暫時借住在北京的一處公寓樓裏。她們的庵院眼下正在南
方一千公裏外的湖北黃梅興建,那裏離禪宗的四祖寺很近。在公寓門口,
我們換上拖鞋,跟著比丘尼宏用進了前廳。幾位比丘尼在給我們沏茶,
是那種放了龍眼和紅棗的清真茶。宏用告訴我,她們正在準備參加念誦《大般若經》的法會。長達六百卷的《大般若經》在七世紀中葉由玄奘(602-664)從印度帶回並譯成中文,它是大藏經中篇幅最長的單篇佛經,是所有講授般若的經典的老祖宗。念誦法會是淨慧組織的,將在兩天以
後舉行。地點是趙州柏林寺。
宏用對我說,她希望我能給比丘尼們講講般若。我一時無語。出家人請在家居士開示,這是非常罕見的事。有些寺院甚至明確禁止居士開示。我想她大概是出於對遠來客人的禮貌,讓我簡單說幾句,於是答應了。宏用站起身,帶我們走進客廳,這裏已經被改造成一間禪堂。比丘尼們跟著進來,各自在蒲團上坐下。宏用重複了她的請求,我隻好就《心經》發表了些看法。《心經》是所有關於般若波羅蜜多的經典中篇幅最短的。我實在講不出太多,而比丘尼們也慈悲為懷,沒有繼續為難我。
基督教時代開啟之前,大乘佛教已在貴霜帝國(範圍大致覆蓋了今天的北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形成,般若是它的核心概念。般若,指的是“超越知識的”,沒有被知識或者分別心所汙染的本心——相當於吃下善惡果之前的亞當、夏娃。簡單地說,般若的意思是“智慧”。再加上“波羅蜜多”,意思就變成“無上的智慧”或者“完美的智慧”。獲得這種智慧能令人看見事物的本來麵目,看見自我的存在原是空,是心中生起的幻境。
般若波羅蜜多一係的佛經在公元二世紀到三世紀傳入中國,為其後禪宗的形成奠立了哲學基礎。隨著這些強調智慧的經典一同傳來的,還有教授禪那的經卷。“禪那”,是梵語“ dhyana”的音譯,它指的是進入禪定的修行。禪那隨後就被簡稱為禪。但我們今天所了解的禪,則是般若與禪那相結合所產生的體係。這一切並沒有隨著般若和禪那傳入立刻發生,而是一直等到幾百年後的五世紀末,禪宗初祖菩提達摩來到中國之時。在這之前,禪那和般若還是兩碼事,有人打坐入定,也有人追求般若智慧,但沒有人修禪。禪修意味著將兩者合二為一,行住坐臥,了無分別。沒有禪那的般若是口頭禪畫餅充饑,而沒有般若的禪那則是無本之木。修禪意味著取消般若與禪那之間、智慧與靜慮之間的分別,同時它又必須以二者為基礎。
我如此簡略地解釋了般若之後,又把《心經》逐句解說一番。宏用和眾比丘尼向我躬身致謝。正要離開的時候,宏用告訴我,淨慧托她帶話,邀請我參加念誦《大般若經》的法會。我本來另有打算,但這樣的邀請是無法拒絕的。於是約好,第二天下午我們一起去柏林寺。
我回到泰德的公寓,等我的朋友莫德偉下班後來接我。莫德偉是美國駐華使館的一等秘書,曾經和我一起在台灣待過。他接上我,開車出城,向機場方向駛去。德偉的兒子在北京順義國際學校讀書,今晚他要參加一場學校舉辦的音樂會。一百多個孩子演奏著各種西方管弦樂器,雖說這是在中國,可是根本看不見古箏、琵琶和二胡之類的樂器。德偉的兒子演奏的是鼓。他們的水平都不賴。五年級的時候我也學過小提琴,不過我真正的愛好是玩彈球——塵土飛揚的戶外,鋪著地毯的客廳,都是我戰鬥過的地方。我不禁回想起心愛的瑪瑙石彈球,想起當年令人難忘的告別賽。它們曾經帶給我太多快樂。我把它們都扔哪兒去了?我不禁出神癡想,自己當年是因為什麼拋棄了它們。大概是電視罷。不太可能是小提琴。
從音樂會離場的時候,我見到了德偉的妻子懋華。她坐在音樂廳的後排,一開始沒看到我們。我們都有點餓,沒有堅持到音樂會結束便中途離場,去了附近的一家馬來西亞餐廳。懋華在惠普公司上班,我們剛認識的時候她就在那兒,現在已經做到了中國區市場部經理的位置。她總是能同時做兩件事——我指的當然不是一邊走路一邊嚼口香糖,而是同時跟兩個人對話。這會兒她正同時跟三個人對話:她老公、兒子,還有我,而且三場對話之間毫不相幹。如果我試著這麼做,就會覺得自己的魂丟了一半。我一直沒能學會那種輪流把三四個球拋向空中的雜技。我已經完全不記得那天晚上我們說了什麼,吃了什麼。當然,除了美味的沙嗲。對了,還有椰子布丁。
吃完飯已經很晚,趕回泰德那間熱得要命的公寓不太現實,於是德偉夫婦留我過夜。他們就住在附近的一處別墅小區裏,這個由一百多幢帶花園的獨立住宅組成的居住區有個英文名字,意思是“河畔的花園”。開發商是個台灣女人,她自己也住在小區裏,她的房子占了整整一個街區。我們開車經過她門前,看到臥室還亮著燈。懋華低聲告訴我:那女人離過婚,而且還很漂亮。我不知道她為什麼要跟我說這些,而且還要壓低聲音。不過他們沒讓我就地下車——我隻能按著他們的提示往下想,想象自己敲開房門,跟女主人搭訕說,能跟你喝杯酒麼?
第二天一早,我在德偉家的客房裏醒來,跟他一起回到城裏。下雪了,北京城一時之間安靜了許多。在泰德的公寓門口,德偉把我放下,我上樓待了幾個小時,然後出門打車去找明堯、明潔和比丘尼們。我們乘著由三輛黑色奧迪組成的車隊離開了北京。司機們在高速路上的車流裏以一百二十公裏的時速呼嘯穿梭。三小時之後,我們到達了位於趙縣的柏林寺。
公元 858年,從諗和尚結束了他二十多年的雲遊生涯,駐錫趙州城弘法,成為禪門一代宗師,世稱趙州禪師。趙州就是今天的趙縣。從高速公路上下來,我們得知通向柏林寺的大路因為修下水管道而封路了,隻好迂回至縣城南麵,恰好路過趙州橋——這是世上現存最古老的石拱橋,建於公元 600年。關於趙州禪師的公案裏曾提到過此橋,有人問趙州:
“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這就是我所說的禪宗對待語言的態度。語言在此幾乎沒有任何意義。可是仍有成千上萬的禪門弟子坐在蒲團上冥思苦想,試圖領會禪師給出的答案之中的微言大義。或者再舉一個著名的例子,有人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回答說:“無。”在另一個場合,有人問了同一個問題,他的回答卻是:“有。”過了趙州橋,我們開上了一條土路,鑽進縣城裏的一片舊城區,七拐八拐之後,終於到了柏林寺。
下了車,就有一名僧人引著我們走過錯綜複雜的長廊,來到寺院最裏麵方丈居住的院子。柏林寺的方丈明海 199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係。畢業不久,他就出家做了和尚。他的才華很快得到淨慧的賞識, 2003年,淨慧把方丈之位傳給了當時年僅三十五歲的明海。此刻,他站在門口歡迎我們,把我們帶進客堂。
淨慧正在房間的最裏麵和幾個富有的施主交談。他一看見我,就站起身衝了過來,拉著我在他身邊坐下。淨慧總是抓著我的胳膊,帶著我到處走,就像我奶奶。
淨慧問我最近在幹嗎,我告訴他自己剛剛翻譯完《六祖壇經》。我還主動提到,譯稿參照了新出的楊曾文編《敦煌新本六祖壇經》。淨慧聞言皺起了眉,並且大搖其頭。於是,突然之間,我想起他曾經寫過一本關於《壇經》的書,去年還送了我一冊。
《壇經》的關鍵在於一則偈子。禪宗五祖弘忍大師有一天交代弟子:誰能作出體悟佛性的偈頌,就把禪宗的衣缽傳給他。弘忍的大弟子作了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