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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著佘祥林，會覺得一場來自江上的大霧就能把他席卷而去。
他仰著頭走路，一直仰著，目不斜視。僵硬地擺弄著雙腳，不允許腿關節打個彎，像天安門廣場上正步前行的軍人，在人群中飛快地移動。“那就像一具行屍走肉。”他停下來，靠在長江邊的欄杆上，笑著對我說。當大霧散去，如果佘祥林不見了蹤影，我絲毫不會感到驚奇。他就像突然鑽出來的影子，隻有在陽光下，才能看見他奇怪的步伐。
我們剛剛喝完四個小時的酒。“美味香”酒館是他選的，在一條充滿市井氣息的馬路上。這是佘祥林熟悉的街道。他在煙攤買了一包煙，猶豫著要不要買一份《三峽晚報》。他隨身又沒帶放大鏡，讀不了報紙。一路上沒有人和他打招呼，即便打了招呼他也很可能視而不見。從監獄帶出來的，除了奇怪的步伐，還有視力衰退，至今沒有複原。
不過，反正他也不想再看這個世界。
“我是睜著眼睛去監獄的，但那時無論我說什麼他們都不信。”佘祥林端起一杯酒喝了一大口，額頭上的皺紋畫了一個半圓。他對我笑了笑，眯著眼繼續說，“後來，他們放我出來的時候，我故意閉著眼睛。因為我一句話不說，他們也都信了。事實就是事實。”
佘祥林被釋放出獄是2005年4月的一個平常日子。在此之前，他因為故意殺人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服刑11年後，人們發現這是一樁冤案，他“故意殺害”的妻子還在人間。走出法院那天，一個攝影記者拍下了佘祥林微揚的頭，他對著天空閉上眼睛，四周喧鬧的媒體仿佛不存在。他不想看見這一切。
出獄兩年了，佘祥林理解的這個時代充滿著利益和欺騙。他做過一些事情，可能還上過一些當，到最後得出的結論都是，這是一個不誠信的社會。但整體而言，我明白中國最近十幾年的改變遠沒有他說的那麼糟糕，隻不過變得太快了，對於普通人來說，突然消失的許多束縛尚且常常令人一時間不知所措，更何況佘祥林。
我試圖婉轉地向他表達這種看法。他笑了笑，不說什麼。有那麼幾分鍾，我們各自喝酒吃菜，一句話沒說。然後，他突然端起杯子敬我，說：“你知道嗎，我巴不得我出獄時已經是一個瞎子。”
這時，我們離開小酒館，沿著濱江大道慢慢散步。天氣有點陰冷，隻能感受到一點可憐的陽光。長江就在我們左手邊大約3米的欄杆底下，江水平緩。我們並肩走著，但步伐淩亂。我始終合不上他的節奏，那種既不是北京，又不是宜昌的節奏。
“環境真的能改變一個人。”他對著江水說，“我在監獄時，他們偶爾也會說起外麵的現實，但我從來不相信。現在我相信了。不過我不知道能不能接受。”
“但是你現在自由了。”我不知道該如何回應他對現實的責難，隻能試著安慰他。
“你覺得一個人經過十幾年的鐵鐐生活，他還會自由嗎？”佘祥林轉過身來，看著來來往往散步的人群說，“我覺得他們也是不自由的。有欲望就不會自由，這也是環境決定的。”
我知道繼續討論下去是沒有結果的。這種精神交談已經持續了一個下午，而且它永遠不會結束。佘祥林會盡量避免談及任何真實生活的問題，他喜歡琢磨人生，並且沉浸其中，盡管那些思考到頭來最終導向的都是無奈。但那個下午我們都很愉快。他也很久沒在長江邊悠閑地散步了。
最後，我們發現酒勁上來了，都很口渴。他提議去馬路對麵買幾瓶礦泉水。那天他穿著一件土黃色的夾克，橫過馬路時，他緊張盯著兩邊的車流，風一吹，黃色夾克鼓成一張帆，然後帶著他僵直的步伐飛快地消失於我的視野中。直到陽光再次射下來。
2
星期五下午，佘祥林接到一個老朋友的電話。對方專程從老家京山縣來宜昌探望他。我們在濱江大道的橋洞底下等候。他來回踱步，不停摸出手機打電話確認對方到哪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