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兒的舞台，更像是生存場。每一位表演者，或許都有類似祥子和小福子的命境以及夢想。他們的人生況味，非是台下的看客們所知曉的。他們的苦辣酸甜，肯定最不願道予看客們聽的。他們需要看客，然而依我想來，未必就不鄙視和嫌惡著看客。
1.緊繃的小街
迄今，我在北京住過三處地方了。第一處自然是從前的北京電影製片廠院內。自1977年始，我在這裏住了12年筒子樓。往往一星期沒出過北影大門，家、食堂、編導室辦公樓，白天晚上數次往返於三點之間，像繼續著大學生的校園生活。出了筒子樓半分鍾就到食堂了，從食堂到辦公室才五六分鍾的路，比之於今天在上下班路上耗去兩三個小時的人，上班那麼近實在是一大福氣了。
1988年底我調到了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次年夏季搬到童影宿舍。這裏有一條小街，小街的長度不會超過從北影的前門到後門，很窄，一側是元大都的一段土城牆。當年城牆遺址雜草叢生，相當荒野。小街盡頭是總參的某幹休所，所謂“死胡同”，車輛不能通行。當年有車人家寥寥無幾，“打的”也是一件挺奢侈的事，進出於小街的車輛除了出租車便是幹休所的車了。小街上每見住在北影院內的老導演老演員們的身影，或步行，或騎自行車，或騎電動小三輪車，車後座上坐著他們的老伴兒。他們一位位的名字在中國電影史上舉足輕重，擲地有聲。當年北影的後門剛剛改造不久，小街曾很幽靜。
又一年，小街上有了擺攤的。漸漸，就形成了街市，幾乎賣什麼的都有了。別的地方難得一見的東西，在小街上也可以買到。我在小街買過野蜂窩，朋友說是人造的，用糖漿加糖精再加凝固劑灌在蜂窩形的模子裏，做出的“野蜂窩”要多像有多像，過程極容易。我還買過一條一尺來長的蜥蜴，賣的人說用黃酒活泡了，那酒於是滋補。我是個連聞到酒味兒都會醉的人，從不信什麼滋補之道，隻不過買了養著玩兒，不久就放生了。我當街理過發，花20元當街享受了半小時的推拿，推拿漢子一時興起，強烈要求我脫掉背心，我拗他不過，隻得照辦，吸引了不少圍觀者。我以10元錢買過三件據賣的人說是純棉的出口轉內銷的背心。也買過五六種印有我的名字、我的照片的盜版書，其中一本的書名是《愛與恨的交織》，而我根本沒寫過那麼一本書。當時的我穿著背心、褲衩，趿著破拖鞋，剛剃過光頭，幾天沒刮胡子。我蹲在書攤前，看著那一本厚厚的書，吞吞吐吐地竟說：“這本書是假的。”
賣書的外地小夥子瞪我一眼，老反感地頂我：“書還有假的麼？假的你看半天？到底買不買？”
我說我就是梁曉聲，而我從沒出版過這麼一本書。他說：“我看你還是假的梁曉聲呢！”旁邊有認識我的人說中國有多少叫梁曉聲的不敢肯定，但他肯定是作家梁曉聲。
小夥子奪去那本書，啪地往書攤上一放，說：“難道全中國隻許你一個叫梁曉聲的人是作家？！”
我居然產生了保存那本書的念頭，想買。小夥子說衝我剛才說是假的，一分錢也不便宜給我，愛買不買。我不願掃了他的興又掃我自己的興，二話沒說就買下了。待我站在樓口，小夥子追了上來，還跟著一個小女子，手拿照相機。小夥子說她是他媳婦兒，說：“既然你是真的梁曉聲，那證明咱倆太有緣分了，大叔，咱倆合影留念吧！”人家說得那麼誠懇，我怎麼可以拒絕呢？於是合影，恰巧走來人，小夥子又央那人為我們三個合影，自然是我站中間，一對小夫妻一左一右，都挽我手臂。
使小街變髒的首先是那類現做現賣的食品攤——煎餅、油條、粥、炒肝、炸春卷、餛飩、烤肉串，再加上賣菜的，再加上殺雞宰鴨剖魚的……早市一結束，滿街狼藉，人行道和街麵都是油膩的，走時粘鞋底兒。一下雨，街上淌的像刷鍋水，黑水上漂著爛菜葉，間或漂著油花兒。
我在那條小街上與人發生了三次衝突。前兩次互相都挺君子，沒動手。第三次對方挨了兩記耳光，不過不是我扇的，是童影廠當年的青年導演孫誠替我扇的。那時的小街，早六七點至九十點鍾內，已是水泄不通，如節假日的廟會。即使一隻黃鼬，在那種情況之下企圖躥過街去也是不大可能的。某日清晨，我在家中聽到汽車喇叭響個不停，俯窗一看，見一輛自行車橫在一輛出租車前，自行車兩邊一男一女，皆三十來歲，衣著體麵。出租車後，是一輛搬家公司的廂式大車。兩輛車一被堵住，一概人隻有側身梭行。
我出了樓，擠過去，請自行車的主人將自行車順一下。那人瞪著我怒斥：“你他媽少管閑事！”我問出租車司機怎麼回事，他是不是刮蹭著人家了？出租車司機說絕對沒有，他也不知對方為什麼要擋住他的車。那女的罵道：“你他媽裝糊塗！你按喇叭按得我們心煩，今天非堵你到早市散了不可！”我聽得來氣，將自行車一順，想要指揮出租車通過。對方一掌推開我，複將自行車橫在出租車前。我與他如是三番，他從車上取下了鏈鎖，威脅地朝我揚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