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剿撚失敗 (同治四年至同治六年 1865—1867)
坐觀成敗
“撚”是自康熙年間以來一直存在於民間的群眾反清團體，主要活動於山東、河南、江蘇、安徽一帶，俗稱“撚子”，史家稱之為“撚黨”。由於不斷受到清政府的殘酷鎮壓，撚黨一直處於秘密、半秘密狀態，人數不多，活動亦受到很大限製。鴉片戰爭之後，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趨尖銳，撚黨也開始活躍起來，組織規模和活動地區都有所擴大，並開始武裝反抗清軍的鎮壓。鹹豐元年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後，撚黨大受鼓舞，乘機而起，遂在各地組織軍隊，發動起義，同清政府展開武裝鬥爭，成為太平軍的忠實盟友，史家稱之為“撚軍”。撚軍曾長期與太平軍聯合作戰，雙方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壯大了革命聲威。鹹豐六年天京事變之後，太平軍所以能夠連戰取勝，再振聲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得到撚軍的支持與合作。同治元年，隨著廬州的失守和陳玉成的犧牲，撚軍在皖北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僧格林沁乘機發動進攻，同治二年攻陷撚軍的根據地雉河集，捕殺了撚軍領袖張洛行，並在蒙城、亳州一帶展開瘋狂的大屠殺，使數萬群眾無家可歸。這些不甘屈服的人們重新集結起來，在張宗禹、任化邦等人的領導下轉入湖北、河南境內，繼續堅持鬥爭。同治三年，以陳得才為首的遠征西北的太平軍為解天京之圍迅速回軍東下，在鄂、皖交界地區與撚軍會合，使人數擴大到幾十萬人，分編為四支大軍，展開援救天京的鬥爭。同治三年六月，天京陷落，西征太平軍與撚
軍聞訊沮喪，軍心動搖，組織渙散，瀕於瓦解狀態。僧格林沁和官文乘機率
軍進攻，在湖北麻城和安徽霍山接連打敗太平軍和撚軍。最後陳得才自殺，馬融和叛變，主力部隊被敵人殲滅，僅剩下兩支較小的部隊保留下來，一支退回陝西南部，一支在賴文光的領導下轉戰於鄂、豫、皖地區，繼續堅持鬥爭。
賴文光，廣西人，鹹豐元年以農村小知識分子投身革命，參加金田起義，次年被選拔擔任文職官員。鹹豐六年天京事變後棄文就武，開始帶兵打仗，鹹豐八年始隸陳玉成部下。鹹豐十一年冬隨陳得才遠征西北，同治三年陳得才犧牲後，賴文光遂成為江北太平軍和撚軍的最高領導人。賴文光是太平軍中少有的文武兼備的將領，他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很快將張宗禹、任化邦、牛宏升 (又名牛洛紅 )為代表的蒙城、亳州群眾數萬人團結在自己周圍，並吸收範汝增等兵敗後自江南北渡的太平軍將領，組成新的領導集團，誓同生死，為恢複太平天國而戰。賴文光按照太平軍的組織原則，對撚軍重新進行整編，改變了過去那種半兵半民的分散落後狀態，使之成為正規化的野戰部隊。同時改變太平軍後期固守一城一地的戰術，采取大規模運動戰對付敵人，並在戰鬥中大量奪獲敵人馬匹、裝備，逐步以騎易步，建立起一支精銳騎兵。改編後的撚軍連騎逾萬，急如狂飆，組織嚴密，戰術靈活，成為一支精勁的革命軍隊，史家稱為“新撚軍”。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撚軍就成為反抗清朝反動統治的主力。新撚軍除日行一二百裏的大規模流動戰術外，還往往在有利的條件下，采取騎兵兩翼包圍、步騎配合緊逼壓陣的方法殺一個回馬槍，消滅窮追不舍的敵人。因而撚軍不戰時疾走如風，敵人追之不及；一旦要戰時則驍勇異常，使敵人陷入重圍而無法逃脫。
對於撚軍這一新的變化，僧格林沁是不甚了解的，他依舊用過去的老眼光看待撚軍，繼續采取窮追不舍的戰術，因而作戰往往失利。對於這種情形，曾國藩是看得很清楚的，並且料定僧格林沁總有一天要做撚軍的刀下之鬼，但出於種種原因，使他采取見死不救、冷眼旁觀的態度。僧格林沁原為蒙古科爾沁郡王，由於鎮壓太平天國北伐軍有功被封為親王，驕橫愚頑，殘酷暴虐。他所率領的三盟騎兵曾是捍衛清朝京師的主要武力，被清政府倚為長城。但自鹹豐十年在抵抗英法聯軍的作戰中一敗再敗之後早已軍勢大衰，遠非昔比了。鹹豐十年十一月僧格林沁奉命赴山東剿撚，同治元年又奉命督辦山東、
河南軍務，勢力達於皖北，開始與湘軍直接間接地發生關係。這時，清政府
原有的八旗、綠營已基本被太平軍所摧毀，僧格林沁的部隊便成為清朝中央政權抵製湘、淮係地方軍閥的唯一武裝力量。然而就其作戰經驗來說，僧格林沁遠不如曾國藩，部隊的戰鬥力也不如湘、淮軍。但是僧格林沁乘著蒙古貴族的虛驕之氣，非常蔑視和憎惡曾國藩與湘、淮軍，動輒上奏彈劾，施以欺壓，甚至故意慫恿叛降無常的苗沛霖向湘軍尋釁，然後借機攻擊湘軍。僧格林沁還慫恿陳國瑞部下將領宋慶殺害李昭壽部將，以攘奪其功，事後反以李昭壽部將攘功入奏，要求查辦。李昭壽當時受曾國藩統轄，這就不能不使曾國藩大有打狗欺主之感。諸如此類的事件在皖北經常發生，曾國藩皆不敢置辯，忍氣吞聲，步步退讓，遂積怨於心，此其原因之一。其二則由於曾國藩集團狹隘的地方觀念。湘、淮軍將領各有門戶，地方主義極強，又頗重私人交情，作戰時內部尚可互相支援，但對這個集團之外的清軍將領是向來死活不顧的，僧格林沁何能例外 ?即使僧格林沁不排斥和欺壓湘軍，曾國藩也不一定會真心援救僧格林沁，何況早就對他懷恨在心了呢。
同治三年九月，賴文光在湖北蘄水擊斃清將石清吉，並將成大吉包圍在蘄北。清政府急調曾國藩馳赴鄂、皖交界處救援。曾國藩於十月二十二日上奏清廷，以臨陣指揮非其所長和三欽差 (指曾國藩、官文、僧格林沁 )集中於四百裏內，恐為撚軍所輕視為理由，拒絕親赴蘄水，要求自己駐紮六安、安慶，僅派劉連捷前赴黃州，聽候官文調遣。曾國藩所以不願赴鄂，主要就是為躲避僧格林沁，恐為其部下所欺。不久撚軍解圍而去，成大吉脫險，清廷遂命曾國藩“毋庸西上”，而改派劉連捷、劉銘傳赴河南剿撚，歸僧格林沁調遣。湘、淮軍將領本已各有門戶，不願聽從他人指揮，又聞僧格林沁曾鞭笞棍責湖北兩提督，其部下往往仗勢欺人，遂使他們望而卻步，不願北上。曾國藩也不願將湘軍將領交給僧格林沁調用，一接到上述命令，就打算將劉連捷、朱南桂、朱洪章三軍遣散，僅派劉銘傳前赴河南 1。後來清政府撤銷這一命令，他才改變裁勇打算，將劉連捷等軍保留下來。僧格林沁也不願湘、
1. 《曾文正公書劄》，第二十四卷，第 26頁。
淮軍來援，“以為皆不能戰，奏止之；又曰皖軍為上，豫軍次之，楚軍為下” 1。所謂皖軍，即指安徽地方官員英翰等人糾集的軍隊，豫軍指張曜、宋慶等人的軍隊。這些雜牌軍連苗沛霖、李昭壽的軍隊都對付不了，根本不能與湘、淮軍相比。僧格林沁這樣講，不過是有意貶低湘、淮軍，極力否定他們在清朝武裝力量中的中堅作用，同時也表現了他的愚頑。其實他反對湘、淮軍北上，正中曾國藩的下懷。曾國藩遂命劉連捷退回皖南、劉銘傳回駐原防，袖手一旁，單等僧格林沁的敗亡之訊。
僧格林沁愚頑不化，曾國藩冷眼旁觀，這就給撚軍提供了很好的殲敵機會。同治三年冬，撚軍在鄧州唐坡地方大敗僧格林沁的軍隊，僧格林沁率數十騎逃入鄧州城內，才免於被殲的命運。不久撚軍進攻南陽，再敗僧格林沁。同治三年底，撚軍在河南魯山大敗僧格林沁的蒙古騎兵，陣斬恒齡、蘇倫堡。僧格林沁氣得暴跳如雷，殺救援不力的將領富精阿以泄憤。接著撚軍又先後擊敗河南巡撫張之萬於葉縣，圍團練大臣毛昶熙於汝寧，並乘機在汝寧擴軍。兵員得到補充之後，撚軍越黃河故道進入魯西南地區。這時僧格林沁一心要找撚軍決戰，為部將報仇，跟在撚軍後麵日夜窮追，一月之間，奔馳不下三四千裏。撚軍利用僧格林沁急於求戰的心理，故意避而不戰，每日行軍一二百裏，拖著清軍打圈子。撚軍戰士每人配備兩三匹馬，交替騎乘，行軍速度大大超過敵人。為了不使敵人失去目標，撚軍始終與敵人保持一二日路程，敵人追不上時，就停下來休息；待敵人追來時，又上馬疾馳。這樣撚軍就可以乘間隙稍事休息，而清軍則日夜兼行，疲勞不堪。開始時僧格林沁尚可抖擻精神，伏鞍馳騁；到了後來，累得連馬韁繩也舉不起來，在脖子上掛條布帶子，將手綁在上麵，以便馭馬。有時僧格林沁連飯也來不及吃，餓了就下馬道旁，喝酒數杯，然後又上馬繼續追趕。連日連夜的疾馳使騎兵都無法支持，步兵就更疲憊不堪了，他們用兩隻腳跟著馬匹跑，有時甚至幾天都吃不上一頓飯，不少人被拖死、累死。至於步兵掉隊、馬步脫節、騎兵離散，更成為司空見慣的事，久而久之也就習以為常了。為了追趕撚軍，僧格林沁
1.王闓運：《湘軍誌》，第十四卷，第 7頁。
經常遠遠脫離大隊，率少數精騎跟追，這就為撚軍聚殲這支亡命追兵提供了機會。
撚軍見自己的初步目的已經達到，便製定周密的作戰計劃，布下天羅地網，準備一舉殲滅僧格林沁部，為死難兄弟和廣大群眾報仇。同治四年四月下旬，撚軍將僧格林沁引入預先布好的伏擊圈內，在山東菏澤西北的高樓寨將其團團包圍。當時數萬清軍被遠遠甩在後麵，僧格林沁身邊僅有數千騎兵和陳國瑞等數員將領。結果除陳國瑞帶傷隻身逃走外，其餘全部被殲，僧格林沁被一個年輕的撚軍戰士殺死在麥壟裏。
僧格林沁的覆滅使清政府極為震恐。起初清政府本想讓僧格林沁單獨將撚軍鎮壓下去，以提高滿蒙貴族的威望，對抗新起的最大地方實力派曾國藩軍政集團。後來發現他無力對付新撚軍時，又想讓湘、淮軍助攻，以達到湘、淮軍苦戰，僧格林沁收功的目的。無奈湘、淮軍觀望不前，僧格林沁又力加排斥，清政府隻好撤銷這一計劃。撚軍進入山東後，清政府和曾國藩都發現僧格林沁已落入撚軍的圈套，如不及早改變方針，難逃敗亡的命運。怎奈這位剛愎自用的王爺一心要同撚軍拚命，已經完全喪失了理智，拒絕一切建議，遂致主帥喪命，全軍瓦解。清廷見自己手中唯一的一點武裝力量被殲，撚軍聲威大震，隻好依靠湘、淮軍來對付這支革命勁旅。
然而，當曾國藩接到北上剿撚的命令時，卻正值其心境不佳，頗有些躊躇不定。這是因為在此之前清廷內部剛發生了一場權力之爭，對曾國藩的情緒和政治命運都產生了不小影響。同治四年三月七日(1865.4.2)，那拉氏親擬詔旨，斥責恭親王奕妄自尊大，目無君上，暗使離間，諸多挾製等，革去議政王和其他一切差事，不準幹預政事；後來雖恢複了首席軍機大臣的職務，仍令其掌管總理衙門，但議政王的稱號卻從此取消，再也沒有恢複。尤為重要的是，經過這次打擊，奕在那拉氏麵前完全屈服下來，處處謹慎，遇事模棱，不敢輕易表示異同，在統治階級中的威望和影響也漸趨衰微。這件事首先由蔡壽琪“希旨”發難，詞連勞崇光、駱秉章、劉蓉、李元度、曾
國藩、曾國荃、薛煥等漢大臣多人 1，既直接打擊了奕，又間接打擊了曾國藩等漢大臣。
那拉氏此舉一時震驚朝野內外，對曾國藩更如一個晴天霹靂，被完全驚呆了。聽到消息的當天，他在日記中寫道：“是日早間閱京報，見三月八日革恭親王差事諭旨，有‘目無君上，諸多挾製，暗使離間，不可細問’等語，讀之寒心惴栗之至，竟日忡仲，如不自克。 ”2四天後，曾國藩在江寧城外的中關見到彭玉麟，二人獨乘一舟，相對密談，“言及國事及渠家事，欷歔久之”3。數日之後，彭玉麟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何物蔡壽琪喪心狂吠，以璫人之授意，竟敢害於忠良；倭公 (指大學士倭仁 )不侃侃而言，亦竟阿於取好，議政其周、召，若輩其管、蔡乎 ?天下有心人能不憤恨欲死 !不才欲以首領進詞，而爵相 (指曾國藩 )極力勸阻，須俟城內 (指京師言 )動靜，再作道理。兄不學無術，不平欲鳴，抑恨堇吐，其如憤火中燒何！”又說：“國家堪憂，殘喘餘生，安得即賦歸去，遁跡山林，不閱世事耶 !” 4就是說，他本來是打算“遁跡山林，不閱世事”的，看到“國家”成這個樣子，不得不改變原計。他們當時的情緒和談話內容由此可見一斑。直到二十天後，曾國藩仍為此事“怛然寡歡”，
“惄然不安”5，雖然那拉氏在他的一等侯之上複加“毅勇”二字，也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安慰，反而使他感到“不以為榮，適以為憂” 6。同時，他的幾個保案都為吏部議駁，這就大大加深了他的顧慮，使其感到自己已漸為清政府所冷淡和疏遠。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部中新例甚多，餘處如金陵續保之案、皖南肅清之案，全行議駁，其餘小事，動遭駁詰。而言路於任事有功之臣責備甚苛，措辭甚厲，令人寒心。”7在這種情況下出兵打仗，顯然是難於奏功的。但他出於對撚軍的仇恨和對封建統治階級的忠誠，還是決心受命，懷著鬱鬱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四年四月初四日。
《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同治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同上，同治四年四月初三日。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第一冊，第 19頁。
《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同上，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曾文正公家書》，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不樂的心情北上剿撚。這就為他後來的失敗埋下伏機。
剿撚無功
曾國藩是同治四年五月五日 (1865.5.29)接到北上剿撚的命令的，清政府令其星夜出省，趕赴山東“督剿”；接著又令其節製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當時“都中五城嚴緝奸細。神機營各軍訓練加勤” 1，氣氛非常緊張。清政府焦灼如焚，唯恐撚軍乘勝北渡黃河，襲擊北京，一麵令直隸總督劉長佑、山東巡撫閻敬銘親赴黃河沿岸督辦防務，阻擊撚軍北渡；一麵連發諭旨，催曾國藩迅速啟程。但是曾國藩卻因兵力未集、糧餉不湊遲遲不能動身。幸好李鴻章先派出潘鼎新率軍五千乘輪船至天津，以備堵截撚軍北上之路，這才解除了清政府的危機，也使曾國藩得以從容準備。
首先，他分析了撚軍的特點。他認為，撚軍似“流寇”又非“流寇”。撚軍縱橫千裏，行蹤不定，像是“流寇”；而有蒙城、亳州根據地，係戀老家，又不像“流寇”。因而對付撚軍的辦法既應異於太平軍，而又不同於一般“流寇”。據此，他決定對付撚軍的戰略原則是軍事進攻和政治清查相結合，雙管齊下。由於皖北、豫西一帶民圩經常受到“官兵”的擾害，至有“賊過如篦，兵過如洗”之語，因而“民圩仇視官兵”，同情撚軍 2，“客兵過境，圩寨不肯開門，雖州縣亦無可如何”；而撚軍過境，則“留糧濟之”。曾國藩為割斷撚軍與群眾的聯係，使撚軍成為無水之魚，遂決定在軍事進攻的同時實行惡毒的查圩政策，令各圩堅壁清野，“不複留糧供賊而肯開門迎兵”3。為達到這一目的，曾國藩專門派人到各圩進行政治清查，對“拒官納賊”的圩頭及同撚軍有聯係的群眾加以逮捕和殺害。在軍事上，曾國藩接受僧格林沁的教訓，采取跟追和攔截相結合的辦法對付撚軍，以達到“以靜製動”的目的。他見
1. 《大琛致曾國藩函》，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鹹同朝函劄彙存》。
2.《曾文正公奏稿》，第二十二卷，第68、69頁。
3.《曾文正公書劄》，第三十卷，第 39頁。
撚軍連騎滿萬，行動迅速，足跡遍及鄂、豫、皖、蘇、魯五省，深感自己責任過重，力難顧及，便上奏清廷，為自己劃定作戰區域，以明確責任。他提出黃河以南，沙河、淮河以北，賈魯河以東，運河以西為他的作戰區域，其間包括豫、皖、蘇、魯四省十三府、州，除此之外，則由各省督撫負責。他的計劃是：先以水師炮船封鎖黃河，防止撚軍北入直隸，威脅北京；同時於臨淮、周口、徐州、濟寧四鎮駐防重兵；另籌兩支精銳部隊作為遊擊之師，自後跟蹤追擊，使撚軍無論走到哪裏，都受到跟追、堵截，無法活動，無處立足，最後達到聚而殲之的目的；而自己則以徐州為老營，臨淮、濟寧、周口為行營，根據軍情的變動隨時移動駐紮，以便就近指揮。
為了解決供應問題，曾國藩決定在江寧設後路糧台，在徐州設前路糧台，在清江設轉運糧台，由江南供餉，責令李鴻章督辦。運糧渠道以運河為主，輔以淮、潁等河，將糧食、物資分別屯集於徐州、周口、濟寧、臨淮四處，以減少步兵攜糧行軍之苦。
要實施上述計劃，除調集水師和訓練馬隊外，還須數萬人的步兵。為拚湊這支兵力，曾國藩傷透了腦筋。經曆年裁撤，曾國藩昔日的十餘萬湘軍所餘不及兩萬，且士氣低落，軍心不穩。劉鬆山、易開俊統帶的老湘營，是曾國藩認為唯一可用的部隊，聽說去山東剿撚，士兵卻紛紛起而反對，要求遣散回籍。劉鬆山立砍數人，才將這場騷動暫時鎮壓下去。後來這支部隊走到清江浦，再次發生騷動，群起索餉鼓噪，有的人要求請假，有的乘機逃跑，最後劉鬆山放走了一部分人，才把部隊勉強帶過黃河故道。
駐守江寧的部隊則更為糟糕。當時江寧尚有湘軍十六營，其中十二營已決定裁撤，僅有四營是準備留下駐防的部隊。曾國藩原欲留六營三千人作為自己的衛隊，其餘全行裁掉。不料北上剿撚的消息傳出後，沒有一營願意留下，紛紛要求回籍。曾國藩無奈，隻好從十六營中勉強挑出二千人，編為四營，另從湖南招募新勇兩營，湊成六營之數，由張詩日統帶，充任親兵。這樣總共才拚湊起九千人，遠遠不能滿足需要，所以曾國藩鎮壓撚軍起義就隻能以淮軍為主力了。淮軍的士兵主要來自皖北，不像湘軍那樣畏懼北方寒苦、
不習食用麥麵，所以也沒有紛紛要求退伍的問題。但淮軍是李鴻章組織訓練
的部隊，非李家兄弟不能指揮，雖然曾國藩奏請李鶴章管營務處、李昭慶協助軍務，仍不能指揮自如，從而為他後來的失敗預伏下另一因素。曾國藩調集的北上剿撚的淮軍，主要有劉銘傳、張樹聲、周盛波三支部隊，加上提前
乘輪趕赴天津的潘鼎新一軍，共有二萬二千人。另外，曾國藩還奏請將原為鮑超購買的口外戰馬八百匹解往徐州，並命令僧格林沁殘餘的馬隊集中徐州，進行整頓，打算從中挑選出一部分戰馬和人員，與新購馬匹一起組成新的馬隊，以為遊擊之師。
經過二十多天的準備，直到這年的五月二十八日，曾國藩才從江寧動身。
這時撚軍已由山東南下皖北，並將安徽布政使英翰包圍在雉河集。曾國藩本
來打算先赴徐州籌建馬隊的，這時隻好臨時變計，改道先赴臨淮關，以便就
近指揮湘、淮軍解救雉河集之圍。曾國藩先將救援不力的易開俊解職，把所
部三千人統交劉鬆山指揮，前往雉河集救援，並急調已先赴濟寧的劉銘傳回
軍皖北，配合劉鬆山作戰。撚軍見湘、淮軍大批回援，立即主動撤圍，分兩
路向西轉移：一支以張宗禹為首進入豫西，往返於南陽、襄陽一帶進行流動
作戰；一支由賴文光帶領轉入鄂東地區，進行休整。
曾國藩見撚軍已無渡河北上進逼北京的危險，便奏請清政府將駐紮在張
秋 (今山東東阿縣西南 )的潘鼎新軍調往濟寧，接替陳國瑞的防務，將陳國
瑞軍調至清江浦。接著令劉銘傳駐周口，劉鬆山駐臨淮，張樹聲、周盛波兩
軍合駐徐州。同時派李榕將僧格林沁的殘部帶往徐州，等待曾國藩到達後分
別去留，重新組建馬隊，配合湘、淮軍作戰。又令李昭慶負責訓練一支新馬隊，
練成後自成一旅，充任遊擊之師，擔任自後跟追襲擊的任務，同上述四鎮結
合起來，以實現自己最初設想的作戰方案。
曾國藩此次受命剿撚，用兵較雜，不僅有湘軍、淮軍，還有僧格林沁殘部，
因而指揮起來就難以再像以前那樣得心應手。他所遇到的第一個令人頭疼的
問題就是陳國瑞的問題。陳國瑞字慶雲，湖北應城人，出身無業遊民，十幾
歲參加太平軍，後投降清軍，被總兵黃開榜收為義子，先後隸於袁甲三、吳
棠部下，複輾轉歸於僧格林沁。陳國瑞素以悍勇著稱，並因鎮壓皖北太平軍
和平定苗沛霖出力，積功保至浙江處州鎮總兵。同治四年撚軍圍殲僧格林沁，
諸將皆以赴援不力獲罪，遭發遣、革職、降調不等，連山東巡撫閻敬銘、布政使丁寶楨均被議處，唯獨陳國瑞以戰功素著免於議處，雖革去提督銜，但仍以總兵幫辦軍務，並代領僧格林沁殘眾，護理欽差大臣關防，駐紮濟寧。曾國藩因濟寧軍心不穩，恐再次受到撚軍的襲擊，特先派劉銘傳趕赴濟寧助守，駐紮濟寧城北的長溝集。陳國瑞一向驕暴成性，又被袁甲三、吳棠、僧格林沁等人奉為驕子，倚為長城，因而所至欺壓諸將，卻無人敢於抗爭。他見淮軍先入長溝，心已憎惡，又對劉銘傳部的洋槍垂涎三尺，竟想強行奪取。於是陳國瑞自率親兵五百人突入長溝，見人即殺，連殺數十人。但其時僧格林沁已死，主帥易人，淮軍再也不怕他了；加上劉銘傳平時傲氣十足，從不甘居人下，向為李鴻章所嬌寵，哪肯任其欺壓 ?劉銘傳聞訊即發兵圍攻陳國瑞，將其親兵五百人全部打死，並生擒陳國瑞，關在空樓之上，連餓三天，僅給少許稀粥，以使其存命，直至陳國瑞涕泣告憐，劉銘傳始將他放走。陳國瑞回去之後立即向曾國藩控告劉銘傳，劉銘傳亦在曾國藩麵前指責陳國瑞，於是二人在火並之後又在曾國藩麵前打開了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