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種文化形態孕育的紅山先民
張珺
遼河文明是個很特殊的文明，它呈現的狀態不同於中原文明，其最大的原因在於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現而今，中國還沒有其他哪個區域內同時擁有草原、農耕和海洋的。紅山文化所處的區域恰好是這三種文化交融的地方，這三種個性迥異的文化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相互融合，共同哺育了紅山先民。
農林牧副漁全麵發展
考古證明，在紅山文化時期，遼河流域的早期農業經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首先是生產工具的極大改進。用於農業生產的各類工具都齊全了，也更加完善了。比如砍伐就用石斧，整地用石鋤，收割穀物就用石鐮、石刀和蚌刀，加工穀物就用磨盤、磨棒。這類工具，在紅山區域內都有出土。
紅山文化最為突出的農業生產工具是石耜，從出土實物看，它的形狀比黃河流域的石耜大很多，而且更加精整。用石頭製作出了犁形和鋤形的石片後，就在其上安一個木柄，在石片和木柄相接的地方，則有一個橫木，以供操作時踩踏。專家分析，這種體型巨大的石耜不可能一個人操作，它需要兩三個人一起協作。中間的人負責把握著木柄，兩邊的人則在橫木處拴上兩根繩子，當石片鏟進土裏需要拉出來時，旁邊的兩個人就配合中間的人把石耜拉起來。這種操作，在古代被描述為“二人相向、協力而耕”，叫做“偶耕”，是農業進步的一大表現，比一般的石耜效率提高好幾倍。
資料顯示，早在7500年前的興隆窪時期，遼河流域的先民就已經掌握了農業耕種，從出土的炭化穀物分析，可以斷定是人工栽培的。到了紅山文化時期，這一區域的農耕已經進入成熟期，工具先進，操作先進，農業產量自然也就逐步提高，可謂一片繁榮景象。
在赤峰博物館，我們看到了大量的出土石鏃、骨匕、蚌刀、漁網。專家告訴我們，紅山文化時期多種經濟並存，農林牧副漁並舉，四季都有充足的食物源。
遼河流域在紅山文化時期的氣候條件顯然要好很多，不僅四季分明，而且暖期持久，因而才會植被繁茂，作物豐盈。先民們在河溪裏刺魚，在土地上耕種，在山林間狩獵，在樹叢間采果，甚至乘著簡單的船隻在大海中撈蝦捕魚。
他們將收獲的穀物黍、粟等用磨棒磨盤加工，這代表著先民們再不是單純地得啥吃啥，而懂得用工具加工穀物，邁入了熟食時代。
那時候的狩獵已經有了相當不錯的工具，大大降低了先民們與野獸搏擊的危險性。人們會選用比較有強度的野獸小腿骨劈成刀的形狀，再把刀刃磨出來，於把柄的地方鑽眼兒方便穿繩攜帶。紅山文化中製骨業的發達也說明了當時狩獵經濟的發達。
更為關鍵的是，紅山先民開始飼養家畜了。在更早時期，人類隻會打野獸，漸漸地，人們捕獲了小鹿、小豬後，就開始將其養起來。紅山文化時期，人們主要養豬。再往後，狗也成了家養動物。這種畜牧經濟的跨越式發展，保證了一年四季肉類食品和祭祀品的供應。
遼河流域離海很近，很多人認為，先民們受限於交通工具，流動性很小，雖然離得近，但也不會去海邊。然而，考古研究證實，紅山先民的足跡已經到達了海邊。不僅在渤海邊發現了很多人工雕刻的大石，而且在離海較遠的地區也發現了雕刻玉器用的鯊魚牙。在紅山出土文物中，蚌刀、貝殼裝飾品等，很是常見。
拚搏與進取是紅山人的永恒性格
回顧我國的封建時代，中原地區時常受到來自於北方少數民族的襲擾，這讓很多中原人咬牙切齒。從成吉思汗到努爾哈赤，從慕容家族到契丹大遼，再從安祿山到張作霖，似乎他們每一個人的骨子裏都深刻著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霸氣，也刻著一種狼一般的狠勁與勇猛。中原文化燦爛，書香遍野，但在刀兵方麵，卻似乎永遠輸卻這些人一大截。我們都搞不懂，為啥這些人的骨子裏流著那樣的血液呢？
其實，早在遠古時代，這種印記就深深刻在了他們的先祖——紅山先民的骨子裏了。
草原上的人以雄鷹和狼自比，草原的特殊性造就了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習慣，春去秋來，草原黃了又綠，人們賴以生存的水源也常常麵臨著枯竭。在風沙與嚴寒的殘酷自然環境下，那些在草原上生活的人們隻能用一種狼的精神來勉勵自己，他們時刻感受到的是吃不飽、穿不暖，他們必須時時刻刻為生存而鬥爭，他們的眼睛永遠閃爍著渴求的目光。與自然的抗爭讓他們的性格裏充滿了堅毅與豪爽。哪裏草好，他們去往哪裏，哪裏有水，他們就奔哪裏去。在苦難中，他們引吭高歌，紓解著對美好生活的渴望，他們的性格裏寫的不是蠻不講理的“征伐”，而是對命運的“抗爭”。
西邊吹來的是草原的風，東邊吹來的卻是海洋的風。海洋比草原看著更為可怕，狂風驟雨、電閃雷鳴、滔天巨浪、深不見底的水域，任誰孤舟到了海上都會心生膽怯。而那些生活在海邊的人們，卻要為了食物、為了生存不得已登上簡陋的木筏，去與海浪搏鬥、去與鯊魚搏鬥、去與海上的惡劣天氣搏鬥。隻要木筏離開陸地，就意味著這一程旅行充滿了未知，隻有不停地搏殺才能有希望凱旋。海洋鑄就了海邊人永不服輸的勇敢性格，拚搏進取成了他們生活中的永恒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