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五帝：揭幕中國曆史紀元的開篇
郭大順
(一)龍出遼河源
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晶，也是曆代帝王權力的象征。記載五帝時代那些代表人物多與龍有瓜葛，而以黃帝較早較甚：
《山海經·大荒北經》：“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
《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
《史記·天官書》：“軒轅黃龍體。”
看來從追溯龍的起源著手，不僅可以有效地揭示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而且對了解五帝時代的曆史與文化，意義同樣重大。不過，考古發現的龍，此前隻見於商代的青銅器上，那已經是被高度神化了的多種動物的結合體。20世紀80年代初紅山文化的玉雕龍被確認，才把龍的起源提早到5000年前的五帝時代。
紅山文化於20世紀30年代發現於內蒙古赤峰市東北老哈河畔的紅山山後，但因過去工作較少而長期以來被作為受中原地區仰韶文化影響的一支邊遠地區古文化對待，所以當紅山文化龍形玉雕最初被鑒別出來並由此而提出龍的起源與遼河流域的文明起源問題時，學術界一時竟深感意外。
其實，遼河流域史前時期龍的形象，在比紅山文化早兩三千年的先紅山文化時期就已露頭了，那就是查海遺址發現的擺塑型和浮雕型龍，時間在距今七八千年間。浮雕龍見於筒形陶罐上，一為龍的尾部，向上卷曲，一為盤龍的龍身，它們的身體上都壓印成排而齊整的鱗狀紋；擺塑龍形置於查海遺址中部一條從西南——東北走向的石脈上，用與石脈質料相同的花崗岩石塊擺塑而成，長達20米，可隱約分辨出頭、身、尾和足，它位於居住址的正中，周圍有成排墓葬和房屋圍繞，顯示出特殊的至尊地位。查海遺址這兩種類型的龍紋，作為龍形雖然尚不夠完整和明確，但已具有龍紋的基本特征，或可稱為“類龍紋”。
到了距今6000年以前，首先在趙寶溝文化的陶器上，出現了相當成熟的刻畫龍形紋飾，在小山遺址發現的一件陶尊上，刻畫著由鹿頭龍、豬首龍、鳳鳥和另一已殘缺的動物圖案，組成一種完整的“四靈”圖案，圖案線條雖是在陶尊黑光而彎曲的表麵上“壓化”而成，卻顯得極為流暢，各類動物形象在首部特征寫實的基礎上予以神化，身體部分則以分解手法競相變化，所要追求的已完全是一種龍在天空遨遊的意境，以鹿、豬、鳥等多種動物的神化為組合，則表明龍的初型原本不是一種動物；龍形象在遼河流域史前文化中出現如此之早又如此成熟，有力地證明到紅山文化時期龍形象的發達並非偶然。而且，紅山文化的龍題材，已不隻玉雕龍一類，在彩陶上也出現了明確的龍紋圖形；在牛河梁女神廟遺址裏，還有以熊為原型的泥塑龍。這些都顯示出紅山文化時期是遼河流域龍崇拜發展的一個高峰期。
當然，紅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龍題材還是玉雕龍。已發現的近20件玉雕龍中，可以分為“C”字形和“玦”形兩類。“C”字形以赤峰市翁牛特旗賽沁塔拉龍為代表，特征是長吻，端麵截平有雙鼻孔，細梭形目，背有長鬃式裝飾，具更多豬首特征，或可稱為“豬首龍”，也有以為是鹿首龍；“玦”形龍較為多見，它們的造型高度抽象化，卻有著驚人的共同特征：頭部碩大，環體肥厚，頭尾間形成缺口仍為“玦”形，雙短立耳，大圓睛，吻部有皺紋，其形象非豬似熊，可直稱為“熊龍”。
從先紅山文化到紅山文化，龍題材竟有如此多的表現手法和如此多的動物原型，說明龍這種神化動物從一開始出現起就是對多種動物的崇拜，這其中尤以熊龍最值得注意。紅山文化的玉雕龍中，以玉雕龍最為多見，分布麵也最廣，更一概使用了紅山玉器少見而工藝水平最高的圓雕技法；女神廟中的泥塑熊龍，不僅個體特大，而且位於主室上方；此外，在積石塚前，還出有與墓祭有關的完整熊下頜骨。可知，在紅山文化發達的動物神崇拜中，熊龍應具有主神的地位，紅山文化原本是一個拜熊族，這是北方特別是東北地區民族的共同習俗。
史載：“黃帝有熊氏”（《帝王世紀》），這雖不是較早的記載，卻與考古發現相合，應有所本。
遼河流域史前時期的龍形象，在紅山文化之後仍在發展延續。除後紅山文化彩陶上的簡化龍鱗紋以外，到距今4000年前的夏家店文化下層文化時，龍紋以彩繪形式大量出現於陶禮器上，它們頭、身、尾明確，或雙龍相對，或一頭雙身，形象之多種多樣和富於變化，又超過了紅山文化，而且出現了與龍有關的獸麵紋、夔龍紋等，這些都更為接近商代青銅器花紋。由於夏家店下層文化是一支繼紅山文化之後雄踞北方與夏為伍的強盛方國，或可能與商文化的起源有關，所以，夏家店下層文化以龍紋為主的彩繪花紋，與商代青銅器花紋起源也不無關係。
遼河流域古文化中龍題材不僅開始年代早，類型多，成係列，具典型性，而且對後世龍崇拜傳統的形成和發展有很大影響，是龍起源這棵大樹上的主幹，尤其是紅山文化對動物神的崇拜，以熊龍為主神，這很可能與黃帝族的崇拜有關。所以，以紅山文化為主的遼河流域龍崇拜的發達，曾是我們把紅山文化與黃帝族相聯係的一個閃亮點。
（二）中國金字塔
提起金字塔，人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尼羅河畔埃及法老們的那些巨大的墳墓。其實，埃及金字塔的形式也是有時間早晚演變序列的。據有關研究成果，一般所見角錐式金字塔，據今在4600年間，此前的金字塔為台階式，年代為距今5000年，而作為金字塔前身的是一種板凳式墳丘，稱作“馬斯塔巴”（mastaba）,距今在6000年間。紅山文化發現的積石塚，邊緣起台階，頂部平緩，時間距今5500年，其形式與時代都介於埃及馬斯塔巴和台階式金字塔之間，這應不是偶然的巧合，從形製及其演變看，稱之為“中國金字塔”，是名副其實的。
不過，金字塔主要是早期帝王陵墓的專稱，紅山文化積石塚具備這種規格嗎？
積石塚，顧名思義為墓上積石，與紅山文化分布區緊緊相鄰的遼東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和青銅時代，都曾發現過積石塚，但紅山文化的積石塚，不僅在年代早於遼東，規模更大，而且形製多變化，方圓有製，墓內隻葬玉器，堪稱中國古代墓製中的一絕。
紅山文化積石塚於20世紀70年代初，首先發現於阜新縣胡頭溝遺址，10年後，在牛河梁遺址有大規模而集中的發現，紅山文化墓葬為積石塚性質遂得以明確，此後，從大淩河流域直到西拉木倫河以北，都有類似的紅山文化積石塚的發現。
牛河梁遺址位於遼寧省西部地區、朝陽市的建平和淩源兩縣交界處，地理形勢極其獨特，為蔓延10餘公裏的多道山梁。山梁夾於遼西名山努魯兒虎山山穀間，由東南向西北走向，黃土十分發育，因附近有大淩河的支流牤牛河而得名。已發現遺址點16處，大都處於各道山梁的梁頂之上，其中以積石塚為最多見，共13處，從已經發掘的幾座積石塚看，已可歸納出以下特點：
一、塚的位置選擇在高度適中的山岡頂部，一般為一岡一塚、也有一岡雙塚和一岡多塚的組合。
二、一塚多墓，以石板或石塊砌築石棺，較大型墓並挖出土壙墓穴，小墓則無明顯土壙，有成行排列的規律。
三、有中心大墓，位於塚的最中央部位。大墓有寬而深的墓穴並起台階，墓穴為達到固定深度而不惜鑿入基岩，大墓石棺寬大，砌築整齊，石棺內壁尤為平齊。
四、墓上封土後再積石，形成地上建築。塚頂積石以石塊堆砌，周邊則以經過加工的石塊砌出圓形或方形的框界，一般為三層，層層疊起，石棺和塚體所用石料以矽質石灰岩為主，形成白色塚體。塚的麵積在200—400平方米之間，形成有如金字塔式的地上建築。
五、墓內一般不隨葬陶器、石器等與生活、生產有關的用具，而隻隨葬玉器，具有“唯玉為葬”的埋葬製度。
六、陶器置於石框界內側，為整齊排列的無底彩陶筒形器，彩陶龍鱗紋、玫瑰花卉紋和幾何形紋飾都見於這些彩陶器上，可知這些上下貫通的特製陶器群，應與祭祀時溝通天地的禮儀有關。
七、塚上和塚前設壇，塚壇結合，實行墓祭。
以上特點，以具中心大墓為最重要，其他如封土積石、砌築石台階、周圍的中小型墓葬、成排筒形彩陶器群等，都是圍繞中心大墓而設。這尤其以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和第五地點的積石塚群為典型。
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位於牛河梁中梁的梁頂，為一岡多塚。在東西長150米、南北寬60米範圍內，共有六個單元一線鋪開，座座氣勢非凡。不過，它們之間並不是對等的，形成這一塚群中心的，是梁頂正中的一座方塚與緊相依托又規模相若的一座園壇。方塚每邊20米，正中設中心大墓，這座中心大墓因為在墓口以上砌有方形塚台，在整個塚群中顯得特別突出。它雖早期被盜，但墓葬規格之高，在史前時期是僅見的，與塚內其他中小型墓之間的主從關係及與該地點其他塚之間的主次關係，也一目了然。祭壇在方塚以東僅1米，壇以形製結構判然有別於同地點各積石塚而引人注目，也為方塚的主體地位起到襯托作用。壇為正圓形，直徑達20米，三層石圈，圈圈相套，層層高起，酷似北京明清時代天壇的圜丘。壇體另一獨特之處，在於三道石圈皆以一種紅色立石豎置，依石圈的由外向內，所用立石也由大而小，它們猶如一層層石籬笆，也可稱“石柵”，或又可比照從西北歐到日本北海道所發現的環狀列石，直稱之為“環狀列石”，它們的年代都在距今四五千年間，或許遙遠的當年北半球從大西洋沿岸到環太平洋地區，可能有某種信息相通呢。
牛河梁第五地點位於第二地點以西近千米的南梁，為一岡雙塚的組合，東側一圓形塚有中心大墓一座，此墓規模雖次於第二地點的中心大墓，卻保存完好。墓主人為一年齡為50餘歲的男性，隨葬玉器7件，都個體大，玉料精；頭部兩側置大型玉璧各一件，胸部以箍狀玉環上豎置一大型勾雲形玉佩，令人最為意外的是，墓主人雙手各握一大型玉龜。龜總是與中國古代傳統的占卜術相關聯的，墓主人當為一掌握神權的巫者和宗教主。
紅山文化以一座大墓為中心的積石塚或積石塚群，聳立於山岡之巔，其高高疊起，並配以彩陶筒形器群，紅白相間，形成一道特殊景觀，充分顯示出中心大墓墓主人“一人獨尊”的王者身份和地位，無論規模和氣勢，都有如後世的帝王陵墓。有諸多積石群分布的牛河梁地區，更具備了紅山文化古國“陵區”的規格。在同時期諸考古文化中，社會分化已達到出現淩駕於一切之上的王者類人物，紅山文化積石塚是較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更為明確的一例，這也是紅山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中先走一步的主要實證。記載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中，超越氏族社會首領的帝王一類人物的出現是從5000年前的黃帝開始的，看來確非隻是一種傳說了。
(三)神的世界與人文初祖
女神雕像從舊石器時代晚期起，就在歐亞大陸各地廣泛出現了。被稱作大地母神的女神像，象征著生育，也象征大地和收獲，作為一個群體和民族生命力、延續力的體現，受到原始先民們的廣泛崇拜，被稱為“維納斯女神”。到了文明時代初始，神廟已經成為政治和經濟的中心。在埃及、蘇美爾、古希臘和羅馬，女神們的名字又總是同國王及他們的親人們聯係在一起的。據史載，五帝時代的諸代表人物也多被神化，五帝時代也是一個眾神擁現的時代，是中華大地造神運動的時代，無怪乎在牛河梁紅山文化考古新發現與古史傳說特別是五帝時代諸代表人物產生聯想時，女神廟是最能引起人們遐想的。因為紅山文化積石塚隻是使人們想象當時黃帝一類王者的氣派，而女神廟的發現竟可以奢望看到他們的形象了。
紅山文化的女神像最先是20世紀70年代末在喀左縣東山嘴遺址被發現的。東山嘴遺址坐落在大淩河西岸一個山岡之上，以一個邊長10米的石砌方形建築為主體，南邊為直徑2米的圓形石砌祭壇，女神像就出土於這座祭壇附近。有大小兩種，兩尊較完整的小型孕婦雕像，高在5厘米左右，都為椅座式，裸體，腹圓鼓，十分注意顯現臀部和大腿部位，孕婦特征突出。與西亞等地的婦女小雕像因對某些部位的特別誇大而造成整體比例很不協調相比，紅山文化的婦女小雕像更具寫實性和藝術性，無怪乎人們一眼看到她，就呼之為“東方維納斯”；一尊較大型的裸體女神像殘件，大小相當於真人的三分之一，左手握住右手腕置於胸前，正盤腿，它顯然是被崇拜的偶像。散見於東山嘴遺址的一些紅燒土建築構件殘缺，暗示了這種偶像似並非直接置於露天壇頂之上，而應有“神居之所”。不過當四年之後這種神居之所在北距東山嘴30公裏的牛河梁遺址真的被發現時，大家仍深感意外，因為牛河梁女神廟規模之大遠非東山嘴遺址所能相比，它已深埋了5000多年，其地下部分卻得以完好保存，尤其是這座女神廟內供奉的神像不隻一尊，也不隻幾尊，而是一個群體，而且不僅有人的塑像，還有動物神像，它們從個體到群體組合之巨大，形象之逼真，是以前所不能想象的，它向人們展現了一個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