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湖南一師教授楊昌濟與他的得意弟子毛澤東聊天時，談到毛的家世。楊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渠之父先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農家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餘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這一年，曾國藩（滌生）去世四十三年，梁啟超（任公）也剛好四十三歲初度。將梁與曾氏並列作為農家子弟中的卓異代表，大概不會始於楊昌濟，但二十二歲的毛澤東，此時很可能是第一次從他所崇敬的師長口裏聽到二人並提的話。
楊昌濟並列曾梁，著眼於同是農家子弟同樣聲名卓著，至於其他方麵並沒有過多論及，當我們稍稍接觸一些梁的文字後，便可以明顯看出曾梁之間還有另一層關係，即曾氏對梁影響甚為深遠，或者説，梁刻意向曾氏學習。
梁是廣東人，因地域及由地域而產生的種種隔閡的原故，他直到二十八歲纔在國外讀到曾氏的書。光緒二十六年春夏間，旅居美國檀香山的梁啟超，在給其師康有為及朋友的信中，多次談到初讀曾氏家書時的震動：“弟子日間偶觀曾文正公家書，猛然自省，覺得不如彼處甚多。”“弟日來頗自克勵，因偶讀曾文正家書，猛然自省，覺得非學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
從那以後，梁便將曾氏引為人生榜樣。直到晚年，其對曾氏的景仰之情依舊不改。他對人説：“假定曾文正、胡文忠遲死數十年，也許他們的成功是永久的。”
梁啟超為什麼會如此推崇曾氏？他在曾氏身上學到些什麼呢？一九一六年，梁在政務著述異常繁忙之際做了一樁大事，即從曾氏全集中摘抄部分語録，彙輯成一部《曾文正公嘉言鈔》，並為之作了一篇序言。從梁的這篇序文和他所選語録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對曾氏的認同之處。
梁認為，曾氏不僅是有史以來中國不多見的大人物，也是全世界不多見的大人物，而這個大人物，並沒有超倫絶俗的天才，反而在當時的名人中最為魯鈍笨拙。那麼是什麼使得曾氏能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呢？梁説曾氏的“一生得力在立誌自拔於流俗”。他自己首先在這一點上著意向曾氏學習。
曾氏初進京時刻苦研習程朱之學，並身體力行，要做一個無愧天地父母所生的人，同時對自己身心各方麵提出嚴格要求，且撰《五箴》即立誌箴、居敬箴、主靜箴、謹言箴、有恒箴以自警。梁也“以五事自課：一曰克己，二曰誠意，三曰立敬，四曰習勞，五曰有恒”，並傚法曾氏以日記作為督察的方式：“近設日記，以曾文正之法，凡身過、口過、意過皆記之。”
人的一生最難做到的是“恒”字。曾氏以梁所謂的鈍拙之資成就大事業，靠的就是這個“恒”——數十年如一日的勞心勞力。梁雖天資聰穎，但祇活了五十六歲。自從二十多歲成名後，一生便在忙碌中度過，除大量的政事、教學、社交等佔據他許多寶貴的時光外，還要承受動蕩不安的流亡歲月的幹擾，而他卻留下一千四百萬言的精彩著述，其內容幾乎涉及文史哲的各個領域。如此巨大的成就何以取得？靠的也就是持之以恒的勤奮。他説他“每日起居規則極嚴”，“所著書日必二千言以上”。他的學生説他“治學勤懇，連星期天也有一定日課，不稍休息。他精神飽滿到令人喫驚的程度”。梁的精力充沛或許來自天性，但更多的應是出於自律。他在給朋友徐佛蘇的信中説：“湘鄉言精神愈用則愈出，此誠名言，弟體驗而益信之。”湘鄉即曾氏。曾氏所説的這句話，見於鹹豐八年四月初九給他九弟的信。梁不僅將這話記於心付於行，而且又將它抄下來，編於《嘉言鈔》中，提供給天下有誌於事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