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這幾條界說看來，性隻是天生成的，偽隻是人力做的（“偽”字本訓“人為”）。後來的儒者讀了“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把“偽”字看作真偽的偽，便大罵荀卿，不肯再往下讀了。所以荀卿受了許多冤枉。中國自古以來的哲學家都崇拜“天然”過於“人為”。老子、孔子、墨子、莊子、孟子都是如此。大家都以為凡是“天然的”，都比“人為的”好。後來漸漸地把一切“天然的”都看作“真的”，一切“人為的”都看作“假的”。所以後來“真”字竟可代“天”字（例如《莊子·大宗師》：“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以真對人，猶以天對人也。又此篇屢用“真人”皆作“不然的人”解。如曰“不以心楫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又“而況其真乎？”郭注曰：“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者也。”此更明顯矣）。而“偽”字竟變成“偽”字（《廣雅·釋詁》二：“偽，為也。”《詩·兔爰》“尚無造”，箋雲：“造，偽也。”此偽字本義）。獨有荀子極力反對這種崇拜天然的學說，以為“人為的”比“天然的”更好。所以他的性論，說性是惡的，一切善都是人為的結果。這樣推崇“人為”過於“天然”，乃是荀子哲學的一大特色。
如今且看荀子的性惡論有何根據？他說：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是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性惡》）
這是說人的天性有種種情欲，若順著情欲做去，定做出惡事來。可見得人性本惡。因為人性本惡，故必須有禮義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方才可以為善。可見人的善行，全靠人為。故又說：
故枸木必將待栝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故栝之生，為枸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性惡》）
這是說人所以必須君上禮義，正是性惡之證。
孟子把“性”字來包含一切“善端”，如惻隱之心之類，故說性是善的。荀子把“性”來包含一切“惡端”，如好利之心、耳目之欲之類，故說性是惡的。這都由於根本觀點不同之故。孟子又以為人性含有“良知良能”，故說性善。荀子又不認此說。他說人人雖有一種“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此即吾所謂“可能性”），但是“可以知”未必就知，“可以能”未必就能。故說：
夫工匠農賈未嚐不可以相為事也，然而未嚐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為“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性惡》）
例如“目可以見，耳可以聽”。但是“可以見”未必就能見得“明”，“可以聽”未必就能聽得“聰”。這都是駁孟子“良知良能”之說。依此說來，荀子雖說性惡，其實是說性可善可惡。
五、教育學說 孟子說性善，故他的教育學說偏重“自得”一方麵。荀子說性惡，故他的教育學說趨向“積善”一方麵。他說：
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並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習俗移誌，安久移質。……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斫削而為工匠，積反貨而為商賈，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儒效》）
荀子書中說這“積”字最多。因為人性隻有一些“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正如一張白紙，本來沒有什麼東西，所以須要一點一滴的“積”起來，才可以有學問，才可以有道德。所以荀子的教育學說隻是要人積善。他說：“學不可以已”（《勸學》），又說：“騏驥一躍，不能千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勸學》）荀子的教育學說以為學問須要變化氣質，增益身心。不能如此，不足為學。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