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也許還可以加上一種特殊體驗：對於我的幾個研究對象，他們的性快感，特別是情欲高潮，提供的不僅是一時的快樂，而且還有某些基本力量的增強和複蘇。有的人是從音樂或大自然中得到這種增強和複蘇的。
或者大家隻能體驗到這種主觀色彩與新鮮具體的現實之間相通的一方麵。也許我們所說的陳腐的體驗是停止以豐富的感覺去洞察所有領域的結果，因為這些領域現在表明已不再具有優點、益處或者威脅性，否則就不能再和自我和睦相處了。
我意識到，忽略了自身的幸福，往往會引起人類諸多罪惡、痛苦以及悲劇。盡管這種忽略是非邪惡的，我們輕視那些在我們看來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所以我們往往用身邊的無價之寶去換取一文不值的東西，留下無盡的懊惱、悔恨和自暴自棄。不幸的是，子女、丈夫、朋友在死後比生前更容易博得愛和讚賞。其他現象，如身體健康、政治自由、經濟富強等也是如此。它們的真正價值隻有在失去以後才被認識到。
赫茲伯格對工業中“保健”因素的研究，威爾遜對聖·尼奧茲“閥限”的觀察，我對“低級牢騷、高級牢騷和超級牢騷”的研究都表明，如果我們能像自我實現者那樣對待身邊的幸事，我們的生活將得到極大的改進。美好的神秘體驗
那些主觀體驗往往被稱為神秘體驗，對我們的研究對象而言，這種體驗是很普遍的。威廉·詹姆斯對此有過精彩的描述。那種強烈感情有時變得氣勢磅礴、渾渾沌沌、漫無邊際，所以可稱為神秘體驗。我在這上麵的興趣和注意，首先得到我的幾個研究對象的支持，他們用曖昧而又通俗的措辭來描述他們的情欲高漲。我後來想起這些措辭曾被各類作者用來描述他們稱為神秘體驗的東西。
在這些神秘體驗中都有飄飄欲仙的感覺，從未有過更加有力但同時又孤立無助的感覺，巨大的狂喜、驚奇、敬畏，以及失去時空的感覺。這最終使人確信，某種極為重要、極有價值的事發生了，在某種程度上，感受主體結果被改變了、增強了，這種體驗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
但很重要的一點是，必須將這種神秘體驗與所謂的神學或超自然分離開，盡管它們已經混淆了上千年之久。雖然在後來的談話中，有幾個人引出了半宗教的結論，例如“天生我材必有用”等，但是，我們的研究對象沒有一個自發地製造這種束縛。因為這種體驗是一種自然的體驗，很可能屬於科學研究的範圍，也許用弗洛伊德的術語來描述它更為合適，如海洋感情。
我們的研究對象可以使我們了解到，這種體驗能夠以較小的強度出現。神學作品一般地假定，在神秘體驗與所有其他體驗之間，有一種絕對的性質上的差異。一旦從超自然的關係中發現了神秘體驗，並把它作為自然現象來加以研究，就有可能把神秘體驗按從強烈到微弱的數量上的連續體加以整理。我們從而可以發現，微弱的神秘體驗在許多人那裏，甚至可能在大多數人那裏都會發生，並且，如果一個人幸運的話，一天可以發生數十次。
神秘體驗強烈時，可以產生一種忘記自我或超越心靈的感受。正如本尼迪克特所描述的：以問題為中心高度的集中，獻身行為，強烈的感官體驗，對音樂或藝術的忘我、熱切的欣賞。我有時把它叫“高峰體驗”。
自從研究這一問題以來，我已逐漸將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高峰者與非高峰者的區別上。兩者之間很可能隻是程度與數量的差別，但這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需要簡單的概括，非高峰型的自我實現者似乎是講究實際、追求實效的人，是成功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中的中間變體。而高峰者除了上述情況外，似乎還生活在存在領域中，生活在詩歌、倫理、象征、超越的境界裏，生活在神秘的、個人的、非機構性的宗教之中；生活在終極體驗中。
我意識到這將是關鍵的性格邏輯的“種類差別”之一。這對於社會生活來說尤為重要，因為那些“健康的”非高峰型的自我實現者似乎更可能成為社會的改革者，成為政治家、社會工作者、改良者、領導者；而那些超凡脫俗的高峰者，則更可能去寫詩、作曲、研究哲學，獻身宗教。人類的感情的風範
“社會感情”一詞是由A·阿德勒首先提出來的，它很形象地描述了我的自我實現研究對象們對人類的感情的風範，在這方麵，它是唯一可通用的術語。盡管自我實現者偶爾也暴露出對別人的氣憤、不耐煩或者厭惡，但他們對人類懷有一種很深的手足情、同情和愛的感情。正因為如此，他們具有幫助人類的真誠願望，就好象他們都是一個大家庭的成員。一個人對於兄弟的感情總體上是愛的感情，盡管這些兄弟愚蠢、軟弱，甚至有時顯得很卑鄙，但仍然會輕易原諒他們。
如果想充分體會到這種與人類一體的感情，就需要一個人有開闊的視野、豐富的曆史知識。自我實現者的思想、衝動、行為、情感上明顯區別於其他人。當自我實現者在這些方麵要表現自己的時候，在某些基本方麵上，他就像一個旅居異鄉的異客，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他，不管人們多麼喜歡他。他經常為普通人的缺點感到苦惱氣憤，甚至被激怒，而普通人對他來說，通常不過是一些不斷給他製造麻煩的人，有時甚至變成痛苦的不幸。不管有時他與他們之間的間隙有多大，他總是感到與這些人有一種最根本的親緣關係，同時，如果不說有一種優越感，至少他必定認識到，許多事情他能比他們做得更好，對許多事情他可以明察而他們卻不能，有些在他看來目的是如此清楚明了的真理大多數人卻看不見。這也就是被阿德勒稱之為老大哥態度的東西。更高一層的人際關係
自我實現者與其他人相比，還有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具有更高一層的人際關係。他們比一般人具有更多的融合、更崇高的愛、更完美的認同，以及更多的擺脫自我限製的能力。然而，他們的這些人際關係有著一定的特殊性。首先，我觀察到，這些關係中的其他人員比一般人很可能更健康，更接近(常常是非常接近)自我實現者。考慮到在全部人口中，這種人口隻占很小的比例，這裏就有一個很高的選擇標準。
這些因素決定了一些情況自然發生，與自我實現者保持特別深的人際關係的隻有少數幾個人。他們的朋友網很窄，親密朋友在數量上更是少之又少，其部分原因在於在這種自我實現狀態中去接近某人似乎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做到的，忠誠不是一時的事情。一位研究對象對此這樣說：“我沒有時間照應許多朋友，也就是說，如果要交真正的朋友，是不可能同時交很多的。”
在我的小組裏，唯一的一個例外是一位婦女，她似乎特別善於交際，簡直使人感覺到她生活的天職就是與她家庭的成員、家庭成員的家庭成員，以及她的朋友們、朋友的朋友們保持密切、溫暖、良好的關係。也許，這是因為她沒有正式的工作和事業，是一個未受過教育的婦女。這種專一的排他主義的確能夠與普遍的社會感情、仁慈、愛和友誼(正如上麵所描述的)同時存在。這些人幾乎對所有人都很慈善，或至少對他們都有耐心，他們對兒童有一種特別溫柔的愛，並且為兒童們所喜歡。在一種非常真實而且是特殊的意義上，他們愛或者更準確地說同情整個人類。
這並不是說由於他們缺乏鑒別能力而產生了這種愛。事實上，他們的確能夠以嚴厲的口吻，認真地談到那些應受譴責的人，特別是那些偽善者、狂妄自大者、自命不凡的人。然而，這種實際的低評價甚至在與這類人麵對麵地接觸時也並未表現出來。對此，大致可以作出這樣的解釋：“大多數人畢竟沒有什麼了不起，但他們本來有可能很了不起。他們犯各種愚蠢的錯誤，以致感到極為痛苦，但仍不明白他們本意是好的為何會落得這個結果。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人往往會在深深的痛苦中付出代價。他們應該受到憐憫而不是攻擊。”
因此，可以簡明地解釋出他們對他人的敵對反應的原因是：第一，這是理所應當的；第二，這是為被攻擊者或某一個人好。按照弗洛姆的意思，他們敵意的基礎並不是來自性格，而是反應性或情境性的。
我的材料中所掌握的那些研究對象還同時表現出另一個特點，在此也不妨說明一下，他們至少吸引一些欽佩者、朋友，甚至信徒、崇拜者。自我實現者與他的一係列欽佩者之間的關係往往是一廂情願的。欽佩者們要求的總是多於被欽佩者願意給予的，而且欽佩者們過份的熱情常常使被欽佩者為難、苦惱、甚至厭惡，因為他們常常越軌。情況總是這樣：當被迫建立這種關係時，我們的研究對象通常是和藹的、令人愉快的，但是，一般都盡可能有禮貌地回避那些欽佩者。尊重而非侮辱他人
我的研究對象都是在深刻意義上的真正民主的人。以前對於民主的和集權主義的性格結構的分析是這個觀點的根據。但這些分析過於複雜，這裏不便重複，我們隻可能簡單地描述這種表現的某幾個方麵。這些人都具有顯著的民主特點。他們的確也可以對任何性格相投的人表示友好，完全無視該人的階級背景、教育程度、政治信仰、種族或膚色。實際上，他們甚至好象根本意識不到這些區別，而普通人對於這些區別卻是十分計較的。
除了這個明顯的品質外，他們還具有更為深厚的民主感情。例如，他們覺得不管一個人有什麼其他特點，隻要某一方麵比自己有所長，就可以向他學習。在這種學習關係中，他們並不試圖維護任何外在的尊貴或者保持地位、年齡之類的優越感。甚至應該說，我的研究對象都具有某種謙虛的美德。他們都相當清楚，與可能了解的以及他人已經了解的相比，自己懂得太少了。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可能毫不做作地向那些可以向其學習的、在某方麵較自己有所長的人們表示真誠的尊重甚至謙卑。隻要一位木匠是位好木匠，隻要某人精於自己使用的工具或是本行中的能手，他們就會向他表示這種真誠的尊重。
簡單地將一個人等同於另一個人，並不因為這種民主式感情而缺乏對各種趣味的鑒別力。這些研究對象本身就是傑出人物，他們選擇的朋友也是傑出人物，但他們是性格、能力、天賦上的傑出人物，而不是出身、血統、家族、家庭、壽命、青春、聲譽或權力方麵的傑出人物。
自我實現者有一種模糊深奧而難以理解的傾向：隻要是一個人，就給他一定程度的尊重，甚至對於惡棍，他們似乎也不願超越某種最低限度去降低、貶損或侮辱其人格。然而這一點與他們強烈的是非觀、善惡觀是共存的。他們往往更傾向於挺身抗擊邪惡的人和行為。對於邪惡引起的憤怒，他們不會像一般人那樣表現得含糊不清，不知所措或者優柔寡斷。行為的手段與目的
在區分自己實際生活中的是非時，我的研究對象都是很有把握的。不管他們能否用言語將這種狀態表達清楚，他們很少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混亂、疑惑、自相矛盾，或者衝突，而這些在普通人處理道德問題時是最易發生的。可以這樣說，這些人的道德力量很強，有明確的道德標準，他們隻做正確的而不是錯誤的事。但是，他們的是非概念往往是不合習俗的。
D·列維博士曾提出一個方法用來表達我描述的這個品質，他指出，若在幾個世紀之前，這些人會被稱為與上帝同道或神聖的人。說到宗教，我的研究對象中沒有一個信仰正統宗教的，但另一方麵，我知道隻有一個自稱無神論者(整個研究小組裏共有4人)。我所掌握情況的其他幾人在確定自己是否屬於無神論者時猶豫不決。他們說他們信仰一個上帝，但與其說他們把上帝描繪成一個有形的人物，不如說描繪為一個形而上學的概念。因此，他們這類人是否可以稱為有宗教信仰的人，完全取決於我們選用關於宗教的概念或定義。如果僅從社會行為的角度來解釋宗教，那麼這些人，包括無神論者都屬於宗教信仰者。但如果我們更為保守地使用“宗教”這個術語，包括並強調超自然的因素和傳統的宗教觀念(這當然是更為普遍的用法)，那麼我們的結論就是截然相反的——他們當中幾乎無人信仰宗教。
自我實現者在行為的手段與目的之間總表現出明顯的界限。一般地說，他們致力於目的，手段則相當明確地從屬於目的。然而，這種說法過於簡單。我們的研究對象經常將對其他人說來隻是達到目的之手段的經曆和活動視作目的本身，這就使情況複雜多了。他們較常人更有可能純粹地欣賞“做”的本身；他們常常既能夠享受“到達”的快樂，又能夠欣賞“前進”本身的愉快。他們有時還可能將最為平常機械的活動變成一場具有內在歡樂的遊戲、舞蹈或者戲劇。韋特海默曾指出，大多數孩子非常富有創造性，他們具有將某種陳腐的程序、機械呆板的體驗加以轉變的能力。例如，在他們的把戲中，他們會發明某種方法或某種節奏把書從一個書架運往另一個書架。真正的人的幽默
自我實現者具有不同於常人的幽默感——富於哲理的，善意的幽默感。由於這一特點為我的研究對象所共有，很容易就可以發現。對於一般人感到滑稽的事情，他們並不感覺如此。因而，惡意的幽默(以傷害某人來製造笑料)、體現優越感的幽默(嘲笑他人的低下)，反禁忌性的幽默(硬充滑稽的猥褻的笑話)都不會使他們感到開心。
他們的幽默的特點在於：常常是更緊密地與哲理而不是其他東西相聯係。這種幽默也可以稱為真正的人的幽默，因為它主要是善意地取笑人類的愚蠢，忘記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或者妄自尊大。這種幽默有時以自嘲的形式出現，但自嘲者不會表現得像個受虐狂或者小醜。林肯的幽默就是一個範例。林肯很可能從來沒有開過傷害他人的玩笑，他的絕大部分玩笑都有某種意義，遠不止僅僅引人發笑的作用，類似於寓言，它們似乎是一種更有趣味的教育形式。
我們的研究對象開玩笑的數量並不像普通人那麼多，所以有時顯得並不是個幽默的人。在他們當中，富有思想性、哲理性的幽默比普通的雙關語、笑話、妙語、揶諭和開心的巧辯更為常見。前者所引起的往往是會心的微笑而不是捧腹大笑，它脫胎於當時的具體情況而不是這個情況的附加物，它是自發的而不是事前策劃的，並且時常是新鮮的。由於一般人習慣於笑話故事和逗人發笑的材料，因此，他們也就很自然地認為我們的研究對象過於嚴肅莊重。
這類幽默的感染力很強。人的處境，人的驕傲、嚴肅、奔波、忙碌、野心、努力、策劃都可以看得有趣、詼諧、甚至可笑。我是一度置身於一間擺滿“活動藝術品”的房間之後才對這種幽默感恍然大悟的。在我眼中，“活動藝術品”以它的喧囂、動蕩、混亂、奔忙、勞碌、以及打破常規地對人生進行了幽默的諷刺。這種幽默感也影響到專業性工作本身，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工作也是一種遊戲，在嚴肅認真的同時，也可以製造一些輕鬆。避免受表麵習俗的限製
自我實現者如果單從順應文化和融入文化的意義上來說，會表現為適應不良的症狀，雖然他們在多種方麵與文化和睦相處，但可以說他們全都在某種深刻的、意味深長的意義上抵製文化適應，並在某種程度上內在地超脫於這種文化氛圍。由於在關於文化與人格的文獻中極少談及抵製文化造型的問題，由於像裏斯曼已明確指出的那樣，保留剩餘部分對於美國社會十分重要，這樣，無形中加深了我們甚至還很欠缺的資料的重要性。
總的看來，這些健康人與遠不如他們的文化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其中至少可歸納出以下一些成分：
在他們的文化中，所有這些人在選擇衣服、語言、食物、以及行為方式時，都同樣受表麵習俗的限製。然而他們並不真正守舊，當然也不會去趕時髦。
這個特殊的內在態度通常能表現出下麵的特征：一般來說社會上流行的那些習俗讓他們無動於衷，換一套交通規則也未嚐不可。雖然他們也把生活搞得安寧舒適，但絕不至於過分講究、小題大作。這裏我們可再次看到這些人的一個普遍傾向：他們大多數認為不重要，不可改變，或對他們個人沒有根本關係的事情他們都認可。由於我們的研究對象對鞋子和發型的選擇，或由於在什麼晚會上不太關心禮貌、舉止和風度，別人往往會對他們側目而視。
但是，這種作用是勉強的接受並不是熱情的認同，他們對於習俗的服從往往是草率敷衍的，或者簡捷行事以求幹脆、坦率、節省精力，等等。在壓力之下，當遵從習俗變得過於惱人或代價過於昂貴之時，表麵的習俗就暴露出它那淺薄的麵目，拋開它也就像拋開一雙破襪子一樣容易。
其次，從青年的或狂熱的角度來說，這些人幾乎無一可稱為權威的反叛者。雖然他們不斷地對偏私爆發出憤怒，但他們對於文化並不顯出主動的不耐煩、或者時而出現的、長期不斷的不滿，他們並不急於改變它。我的一個研究對象年輕時是個狂熱的反叛者，他組織了一個工會，而當時這種工作非常具有危險性，現在他已厭惡地、絕望地放棄了這一切。由於他變得習慣於這個文化和時代中改革的緩慢，他最終轉向了對青年的教育。其餘的人表現了某種對文化進步的冷靜的、長期的關心。這在我看來意味著承認變革的緩慢以及這種變革的明顯的益處和必要性。
他們的這種情況絕非缺乏鬥爭性。一旦發生急速的變革時，這些人可以立即表現出果斷和勇氣。雖然他們在一般意義上並不屬於激進派，但是我認為他們極有可以轉向激進派。首先，他們是一群知識分子(別忘了是誰選擇了他們)，其中大多數人已有了自己的使命，並且認為自己在為改良社會進行真正重要的工作。其次，他們能清楚地認識現實，似乎不願去做巨大的、但卻無謂的犧牲。在真正鬥爭激烈的情況下，他們十有八九要放棄自己的工作而參加猛烈的社會行動，例如，德國和法國的反納粹地下活動。我覺得，他們反對的不是有效的鬥爭而是無效的鬥爭。
生活，希望生活得愉快，是我們討論的又一話題。這一點與全力以赴的狂熱的反抗幾乎水火不容。在他們看來，後者犧牲過大，而又不能獲得預期的微小的成果，他們大多數人在青年時期都有鬥爭的經曆，都有急躁、熱情的插曲，成熟後大都懂得對於急速變革的樂觀態度是沒有根據的。他們這些人作為一個整體致力於在日常生活中以一種能被認可的、冷靜的態度，愉快地努力從內部去改良文化，而不是從形式上去反對它，與之抗衡。
與文化分離的內在感情不一定是有意識的，但在幾乎所有研究對象身上都有所表現，尤其在討論作為整體的文化時，在同其他文化進行各種各樣的比較時更是如此。實際上，他們似乎經常疏遠它，仿佛他們不屬於這種文化。慈愛和反對、讚同和批評的不同比例的混合，表明了他們依靠自己的觀察從文化中選擇好的東西、排斥壞的東西的情況。總之，他們對文化進行權衡、分析、辨別，然後作出自己的決定。
這種態度確實有別於一般的對文化造型的消極順從，後者可在許多有關集權主義人格的研究中具有民族中心主義的研究對象身上發現。
我們的研究對象個性獨立，喜歡獨處，對熟悉的和習慣的事物的需要及偏愛不像一般人那樣強烈，這些情況或許都體現了他們獨立於文化的特點。
支配他們的是自己的個性原則而不是社會原則，基於這種原因或許可以稱其為有自主性的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不僅僅是或不單純是某種特殊的人，而且從廣義上說，他們比其他人在更大程度上屬於人類的成員。假如刻板地去理解，那麼說這些人高於或超越了大眾文化就會引起誤會。因為他們畢竟講方言、有本地人的行為方式和性格等等。然而，如果我們把他與過分社會化、行為機器化或者種族中心主義相比較，我們就會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而假定：這個研究對象小組不僅是另一個亞文化群的小組，而且還更少適應文化、更少平均化、更少模式化。這裏有個程度問題，他們處在一個連續統一體之中，這個連續體是按照從對文化的相對接受到與文化的相對分離的順序排列的。
如果這個假定能夠被驗證成立的話，我們至少可以從它再推出一個假設：在不同文化中較他人在更大程度上能自我獨立的人們，不僅其民族性應該較弱，而且彼此之間在某些方麵的相象程度應該高於本社會中發展不充分的同胞。當然，這又引出了關於什麼組成了良好的社會的問題。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這樣的觀察結論，在文化中能夠產生相對健康的人。這就回答了“在有缺陷的文化中做一個健康人或好人是否可能”這樣一個老問題。這些相對健康的人們憑借內在的自主與外在的認可之間的複雜結合得以生存，當然，其前提必須是，這種文化能夠容忍拒絕完全文化認同的獨立性。
當然，這種健康並非完全符合理想。顯然，我們的研究對象一直受不完美社會的約束的限製。這些約束和限製，使他們不得不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們越是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們的自發性就越是減少，他們的某些潛能就越是不能得以實現。既然在我們的文化中隻有很少人達到健康，那麼這些達到健康的人就會因為他們自己的性質而感到孤獨，從而加重自發性的降低，減少潛能的實現。放棄對人性的幻想
好人往往由於他的公式化而令人可望而不可及，但這卻是小說家、詩人和隨筆作家常犯的錯誤，因為是他們把好人寫得過於完美了。人們把自己對完美的希望，以及對自己缺點的罪惡和羞愧，投射在各種各樣的人身上，對於這些人，普通人對他們要求的遠比自己給出的更多。因此，教師和牧師通常被認為沒有歡樂，沒有世俗的欲望和弱點。
我認為大多數試圖描寫好人(健康人)的小說家把這些好人塑造成自命不凡的討厭鬼，提線木偶，或者不真實理想的虛假投影，而不是還他們以本來麵目：身體強健、精神飽滿、朝氣蓬勃。我們的研究對象會表現出人類的許多小缺點：他們也有愚蠢的、揮霍的、或粗心的習慣；他們會顯得頑固、令人厭煩或惱怒；他們並沒有擺脫淺薄的虛榮心和驕傲感，特別是在涉及到他們自己的作品、家庭或孩子時，他們也常常發脾氣。
我們的研究對象也會有無情的表現，而且往往是強烈的、出乎意料的。必須記住，他們是非常堅強的人，在需要的時候，他們能超越常人的能力表現出一種外科醫生式的冷靜。假如他們有誰發現自己長期信任的人不誠實，就會果斷地中斷這種友誼，而絕不會感到惋惜和痛苦，就像一個與自己並不愛的男人結婚的婦女，在決定離婚時表現出的幾乎近於殘忍一樣。他們中的一些人能很快從哀悼親友死亡的情緒中擺脫出來，以至顯得有些無情。
他們不但具有這種無情的堅強，而且外界的大眾輿論也無法左右他們。有一次，當一位婦女在一次聚會上被介紹給他人時，她因對方乏味的庸俗套詞而大大激怒，因而有意讓自己的言行使對方感到震驚。也許有人會說，她這樣做未嚐不可，但人們不僅會對她本人而且會對主持聚會的主人采取完全敵對的態度。雖然這位婦女原本想要對這些人疏遠，但男女主人卻並不想這樣做。
另外一個例子是，比如我們的研究對象非常專注於個人世界以外的因素。當他們全神貫注或者沉醉於自己的興趣時，當他們熱切地專注於某個現象或問題時，他們可能變得對周圍事情心不在焉，毫無幽默感，忘記了他們一般的社交禮貌。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喜歡聊天、逗樂、聚會等，而且這些特點往往表現得非常明顯。他們的言行可能使別人感到很痛若、震驚、羞辱或者感情受到傷害。這種超然獨立至少從旁人來看是令人不快的，它的其他後果上麵已經列舉過。
他們犯錯誤有時甚至會由於自己的仁慈，例如，出於憐憫心而與某人結婚；在與神經病患者、不幸的人和大家討厭的人的相處中陷得太深，事後又感到後悔；有時為無賴行騙開了方便之門；由於付出的東西超出了適當的範圍，從而有時易滋生寄生蟲和精神變態者，等等。
在此再重申一下，他們也有罪惡感、焦慮、悲傷、自責以及內心的矛盾衝突。這些現象並非源於神經病，然而，大多數人(甚至包括大多數心理學家)卻無視這一事實，往往根據以上現象就把神經病強加給他們。
我認為，這些情況足以給我們以教誨，我們都應明白：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其實，好人、善人，乃至偉人，都是可以發現的。事實上確實存在著創造者、先知、哲人、聖人、巨人和發起人。即使這些人十分罕見、鳳毛麟角，也能推動人類走向光明前景。然而，他們有時也會流露出易怒、暴燥、乏味、自私或沮喪等弱點。為了避免對人性失望，我們必須首先放棄對人性的幻想。實現自我價值的內在動力
人性、自我、複雜的社會生活以及自然和客觀現實，都可以被自我實現者以哲人的態度接受，這自然而然地為他的價值係統提供了堅實基礎。這些接受價值，在整個日常的個人價值判斷中占很大一個比例。他所讚成或不讚成的，他所反對的或提倡的，他所高興的或厭惡的，往往可以理解為這種接受的潛在特質的表麵衍生物。
自我實現者的內在動力不僅順理成章地為他們提供了這種基礎(因此至少從個意義上看，充分發展的人性是全球的、跨文化的)，而且還提供了其他決定因素。這些決定因素包括：他與現實的特別適意的關係，他的社會感情，他的基本需要滿足的狀態，他所特有的對於手段和目的的區分，等等。
自我實現者對待世界以及他們的實踐活動的方式，會產生一個極為重要的後果：在生活的許多方麵，衝突、鬥爭以及選擇時的猶豫和矛盾減弱或消失了。很明顯，“道德”很大程度上是不接受或不滿意的副現象。在一種異教徒的氣氛裏，許多問題好象沒有道理，並且淡化了。其實，與其說解決了這些問題，倒不如說把它們看得更清楚了，它們原本絕非一些本質固有的問題，而隻是一些“病人製造的”問題，例如，打牌，跳舞，穿短裙，在某些教堂裏接受祝福或懺悔，喝酒，隻吃某些肉類或隻在某些日子裏吃肉。對於自我實現者而言，不僅這些瑣事變得無足輕重，而且整個生命進程在一個更重要的水平上繼續發展，例如，兩性關係、對身體構造及其功能的態度、對死亡本身的態度等。
我不由想到，通過更深層次的探求之後，所謂的道德、倫理和價值的許多其他東西會成為一般人心理病態下毫無道理的外體現。一般人被迫在許多衝突、挫折和威脅中作出某種選擇，價值就在選擇中表現出來，而對於自我實現者，這些衝突、挫折和威脅都消失或者解決了，就像關於一個舞蹈的爭論會平息一樣。他們覺得兩性表麵上不可調和的鬥爭不再是鬥爭，而是快樂的協作；成人與兒童的利益其實根本沒有那樣明顯的對抗性。對他們來說，不僅異性間和不同年齡間的不和是如此，天生的差異等等也是如此。我們知道，這些差異都是焦慮、懼怕、敵意、進攻性、防禦和嫉妒的肥沃的溫床。但實際上，它們似乎並非必然如此，因為我們的研究對象對差異的反應就很少屬於這種不值得追求的類型。
很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師生關係。我們研究對象中的教師的行為方式非常健康，這是因為他們對這種關係的理解異於常人。例如，他們將它理解為愉快的合作，而不是意誌間的衝突，對權威、尊嚴的威脅。他們以自然的坦率代替了做作的尊嚴，前者很不易受到威脅，而後者很容易甚至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冒犯，他們並不試圖做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樣子，也不搞威嚇學生的獨裁主義，他們並不認為學生間、師生間的關係是競爭關係，他們也不會擺出教授的架子，而是保持像木匠、管道工一樣普通人的本色。所有這一切創造了一種沒有猜疑、小心翼翼、自衛、沒有敵意和擔心的課堂氣氛。在婚姻關係、家庭關係以及其他人際關係中也同樣如此，當威脅減弱了，這些類似的對威脅的反應往往也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