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獨創的路
幾十年以來，人們越來越多地注意到“常規”科學的缺陷和罪過。但是除了林德的卓越的的分析外，人們幾乎一直忽視對於導致這些過失的根源的討論。其實，傳統科學特別是心理學的許多缺失的根源在於以手段中心或者技術中心的態度來定義科學。
所謂手段中心，指的是一種對待科學的傾向，認為科學的本質在於它的儀器、技術、程序、設備以及方法，而並非它的疑難、問題、功能或者目的。
簡而言之，手段中心將科學家與工程師、內科醫生、牙科醫生、試驗室技師、吹玻璃工人、尿液分析家、機器看管人等等混淆了。
在思考的最高層次上，手段中心往往呈現為一種特殊的形態，即將科學與科學方法混為一談。如果著重強調精微、醇化、技術和設備的不同避免，通常會產生這樣一種後果：課題和一般創造性的意義、生命力以及重要性遭到降低。幾乎每一個攻讀心理學博士學位的學生都懂得這在實踐中意味著什麼。
實際上，無論一個實驗多麼無足輕重，但隻要在方法上令人滿意，它就很少受到批評。而一個勇於向理論基礎挑戰的、有突破意義的問題，由於可能會遭到“失敗”，常常尚未開始被檢驗就被批評所扼殺。
的確，科學文獻中的批評似乎通常隻是對於方法、技術、邏輯性等的批評。在我們熟悉的文獻中，沒有哪一篇論文批評另一篇論文無關緊要、過分瑣碎或者意義不大。
所以說，傳統上對學術論文的主題要求得並不高，隻要得體即可。總之，傳統科學論文無需再是對人類知識的新貢獻，隻要求博士研究生了解其研究領域內的技術手段以及已經歸納好的資料，對於好的研究計劃的重要性通常並不予以強調。結果，顯然是完全沒有創造力的人也可能會成為“科學家”。
從較低層次來看，即在高中和大學學院理科教學中，也能看到類似的結果。學校鼓勵學生將科學與確定的設備操縱方法以及菜譜中的機械程度聯係起來。簡而言之，遵循他們的指導，重複他人的發現。人們無法區別科學家、技術員或者科學書籍讀者。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論點並沒有貶低方法論的重要性的意圖，隻是想進一步強調：甚至在科學中，手段也很可能與目的混淆。實際上，隻有科學的目標或者目的使方法論顯示出重要性和合理性。有作為的科學家必須關心自己的方法，但前提必須是它們能夠幫助他達到自己合理的目的——解決重要的問題。如果哪位科學家一旦忽略這一點，他就成了弗洛伊德所說的那種整天擦亮眼鏡但卻不用眼鏡看東西的人。
手段中心的一個危險後果是：通常被推至科學的統帥地位的人是技師、“設備操縱者”，但絕不是“提問者”和解決問題的人。我們不想製造一個極端的、不真實的分界線，隻是要指出隻知道怎樣做的人和除此之外還知道為什麼而做的人之間的區別。前者總是有一大批，他們必然是科學界的牧師，禮儀、程序或者儀式方麵的權威。這種人在過去不過就是製造點麻煩。不過，現在科學已成為國家和國際上的策略問題，因此，他們也就很可能會成為一個有作用的危險因素。這種傾向顯然是很危險的。因為外行人理解操作者比他們理解創造者和理論家要容易得多。
手段中心的另一個強烈傾向是不分青紅皂白地過高看重數量關係，並且將它視作目的本身。這是因為以手段為中心的科學過於強調表達的方式，而忽略表達的內容。於是，形式的優美和精確便與內容的中肯和豐富對立起來。
持手段中心論觀點的科學家的特點是，使問題適合於自己的技術，而不是使技術服務於問題的解決。他們通常這樣發問：用我現在掌握的技術和設備可以進攻哪些課題呢?而不是這樣向自己提問：我可以為之奉獻精力的最關鍵、最緊迫的問題是什麼?
如果不是如此，又如何解釋下麵的現象呢：大多數科學家將畢生精力投注在一個狹小的區域內，這個區域的疆界不是由關於世界的一個根本問題來劃定的，而是由一件設備或者一種技術的局限性來劃定的。也就是說，這類科學家傾向於做那些他們知道如何做的事，而不是做那些他們應該做的事。
在心理學中，很少有人會體會到“動物心理學家”或者“統計心理學家”這些概念的幽默。它指的是那些隻要能夠分別使用自己的動物資料或者統計資料就不在乎它們是否能解決任何問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