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工作與社會參與（一）
在數千年的人類社會生活中，男主外女主內一直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勞動分工模式。例外當然是有的，比如我國摩梭人的以女性為主的社會生活，但是，男權製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男性參與公領域的一切活動生產、戰爭，女性則留在私領域哺育子女、做家務。在男權製下的人們看來，這簡直是一個再自然不過的分工，是一個再合理不過的秩序了。這個分工、這個秩序是沒有什麼可以置疑的，也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在世界普遍經曆現代化的過程之後，這種看似天經地義的分工和秩序發生了動搖。女性一步一步地走出了私領域，走迸了公領域。盡管有許多男人激烈反對，盡管有許多女人猶豫不決，這個變化還是越來越明顯，越來越普遍。在女性應不應當進入公領域的問題上，觀念和實踐上的鬥爭近200年來一直沒有停止過。恩格斯的觀點在主張女性進入公領域的一派中最有代表性。他指出：“婦女的解放主要有待於全體女性重新進入公共的事業。”這個公共事業應當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即相對於家庭這一私領域的公領域。一、參政與管理世界各國之間雖然存在著巨大的義化差異，但是有一個現象是共同的：男女兩性在政治領域中參弓程度不同，女性在國家結構中被邊緣化。在近200年間，女性已經從沒有投票權到擁有了投票權，從沒有受教育權到獲得與男性同等的教育，從沒有工作權到擁有與男性同等的工作機會。然而，唯獨在參政實踐中，女性仍舊處於邊緣地帶。各級行政領導人，從最低一級到最高一級，都是如此。同家基本上是一個男性的事物，即基本上是由男性統治的。一個民族國家的“道德意識”和“自我意識”往往都是由男性來定義的。因此，國家是性別差異製度化的主要基礎。公領域弓私領域的區分就是將女性鎖定在私人領域中，從觀念上阻止女性進入公眾領域，阻止女性進入權力機構。最典型的狀況是，不僅各國政府機構和行政領導人員中女性占很低的比例，而兄傳統的性別觀念竟然已經做到使女性從內心深處覺得自己根本不適宜從政，把政治權力拱手讓給男性。在早年，男權製反對女性參政的做法是赤裸裸的。美國馬薩諸塞州的立法者當年曾宣稱：如果給婦女選舉權，你就得在每個縣建立瘋人院，在每座城鎮建立離婚法庭。女人太神經質和歇斯底裏，不能介入政治。在當代，男權製已經不能再公開反對女性參政了，但是男權製的觀念並沒有改變多少。一個男權製思維的例子是所謂“紅顏禍水”的說法。政界要員的妻子幹政受到強烈攻擊。中國傳統思維也總是要為某個王朝的覆火埋怨女性。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生活中，有人將各級官員的貪汙腐敗歸咎於“紅顏”，仍然不脫傳統思維的軌道。女性參政的程度直接表現在女性議員在立法機構中所占的比例上。在當今世界，雖然在一些同家女性在同家立法機構中所占比例已經有所提高，如英國的女性議員比例已經提高到10%，但是多數國家的女性立法人員比重還是大大低於男性。在全世界的議會議員中，女性在1975年占12.5%；1988年占14.6%；1989年占12.7%。以印度為例，印度下院女性占7.9%，上院占9%，美國眾議院女性占6.4%，參議院占2%。印度的情況好於美國，原因在於在印度種姓的重要性超過了性別的重要性。但是在種姓製消退之後，上層女性在競選議員的競爭中仍然不敵廠層男性。女性在英同國會議員中一度隻占7%；在地方政府主管官員中占4%。這些數據都是女性被國家權力邊緣化的例子。在北歐國家如挪威、瑞典等國，相比之下女性的力景是最強大的，女性在立法機構中能占到40的席位，以致有女性主義者激情澎湃地發出“希望在北方”的感歎。但是有一種解釋認為，女性在那些國家得到政治職位是因為男性放棄了從政，轉向跨國公司。“女性從邊緣化的少數群體變成了邊緣化的多數群體。”僅從最高立法機構的性別比例看，中國的情況還不算太差（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比起最先進的北歐國家，在比例上還是差了將近一半一一那些國家的議員中，女性的席位能占到40%，而我國從20世紀50年代初就一直在20巧上下徘徊。一項關於中國婦女地位的調查表明，在曾否有過當人民代表的想法這一問題卜，選擇“多次向往”的男性占21.8，女性占12.3；選擇“從未想過”的男性占67.49，女性占74.0。（陶春芳等，132女性的參政願望大大低於男性。女性的參政程度低下，除了表現在女性在立法機構中所占比例很小以外，還表現在女性在行政管理職位中所占比例仍然大大低於男性。在發展中國家，女性在國家行政雇員中占6，歐洲國家占5%。羅馬尼亞的行政官員中根本沒有女性。中國的情況比起多數國家箅是比較好的，但是還是遠遠無法與男性相比：每100名男性行政管理人員對應13名女性。從此次調査可以看出，在參政問題上，城市中的狀況已經同傳統的性別秩序有了很大的改變，尤其值得我們驕傲的是，在基層領導中已經出現廣相當數量的女性。一位城市老年女性說：我30多歲在車間從普通工人被提拔當統計，40多歲當了車間副主任，主管生產。幹這個要得罪人，有的人幹得不好就得扣他的獎金。車間一共300來人。我才上過小學五年級，所以考幹部身份的時候我沒去考。女的領導男的也不是很難，能完成任務就行。哪個車間都有幾個調皮搗蛋的，按規章製度去卡他，他也沒辦法。要抓準了，抓不準就幹不成。我先幹了十幾年活，然後就幹管理了。基礎就是我從小就在廠裏幹，車間裏的人不是我的師傅就是我的徒弟，上上下下有個關照。像這樣普通工人出身的基層幹部群體，應當說是中國婦女幾千年來從未扮演過的角色。這群人的出現之所以意義重大，首先是因為她們是中國女性從“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私領域中的怨婦，一舉轉變為公領域中的勞動者的典型代表；其次是因為她們不僅不再是家庭中男人的附庸，而且成為公共事業中的領導者，甚至使許多男性成為她們的下屬；第三，這個人群相對男性領導人員雖然數量還小，但是其絕對數量卻已經很大。換言之，像這樣的女性基層領導人在我們的社會中已經不再是少數精英人物，而是普通的一群。對於中國婦女的政治地位，她們的存在比少數占據更高領導地位的精英女性更具說明毫。女性擔任領導職務所麵臨的挑戰比男性領導者要多得多，其原因當然是傳統的性別觀念與習俗，而女性領導人能否戰勝這些困難，對領導崗位勝任愉快呢？一位精明強幹的女性基層領導我在廠裏當總經理時，大家都服從我。有什麼想法建議都跟我說。有一個管後勤的老頭，比我大30多歲，可每次跟我說話都客客氣氣的，像對上司那樣，特別尊重我。業務經理也比我大十多歲，長得人高馬大的，他也很尊重我。我們的關係都不錯，沒人用無理的態度對待我。這一方麵是因為他們知道我跟上麵的關係，另一方麵我辦事的風格個性也有作用。兩方麵的原因都有。我沒覺得有什麼不妥。不管是男子氣、女子氣，隻要有領導的魅力就行。如果辦事沒主心骨，不果斷，恐怕就難勝任。隻要有這些素質，女的也能幹好。女人的氣質也許更具有異性的魅力，招得男人願意在她周圍幹事。俗話說“男女搭配，幹活不累”。我的下屬也許在我身上找不到這種異性的魅力，因為我沒有女性的嫵媚、溫柔的氣質，他們在我身上也找不到那種女人特有的感覺，隻能找到哥們兒的感覺。反正在一起工作挺高興的。我幹總經理的時候，廠子一直蠃利。有一種對女性參政的批評意見認為，女性如果做領導人就不得不放棄女性氣質，變得比較男性，至少要變得中性一些。前引事例似乎證明了這種說法。湊巧的是，這位女性領導人恰恰是一位易性者（生理女性，心理男性）。所以她會說，與男性同事有“哥們兒”的感覺，因為按照她的心理性別，他們本來就是兄弟。然而，無論如何，那些下屬的確是在一位生理女性的領導人的管理下人作的，這是幾千年來從未有過的事情，是中國女性從未扮演過的角色，因此其現實意義和象征意義的重要性是怎麼佔計也不過分的。社會中女性的領導者和管理者角色其實是在青少年時期就開始學習和實踐了。在我們的小學、中學和大學當中，女生當幹部是相當普遍的。可以看出，在我們的小學、中學和大學，幹部的選拔已經做到了完全依個人能力而定，性別因素變得很不重要。一位城市中年女性說：我從小學到中學一直是中隊委員，高中時還是團支部委員，工作以後做過單位的團支部委員，後來做經理。我沒有覺得因為是女的受壓抑，因為我工作的單位總是女的多，男的少。這種情況不僅大量出現在城市當中，在農村中也普遍存在。一個農村女青年不會因為性別在學校受到特別的歧視。一位農村青年女性說：我小學時當過班長，另外還有一個男孩當班長。我小學時學習好，跟老師同學處得好。有時，在學校中，女生幹部甚至會比男生幹部多，這一方麵說明學校中的性別歧視並不嚴重，另一方麵也因為學生幹部是以服務功能為主的，並不掌握什麼真正的權力和資源。一位曾在一個市重點中學學習的城市青年女性說：我小學時是大隊長，挺累的。中學老師問我們，你們都想當什麼幹部？我就想當個組長、英語課代表。小學都是學習好的當幹部，所以男孩不占優勢。老師總是盡量動員大家選男生。高中時班長都是一男一女，因為男生說女生，女生不聽。十四五歲時，男生女生溝通有障礙。有些男性反而會感到對當幹部更加力不從心。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因為人性是豐富多彩、差異巨大的，並沒有一種生理的力量規定男性必定是願意做領導的或強大的；女性必定是馴順服從的或弱小的。一位城市青年男性說：我不會當幹部，沒有當幹部的願望，幹不了，沒有能力幹。青少年時代，學校裏男孩女孩都有當幹部的，沒有歧視。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參政的積極性低在某種程度上不是出於性別原因，而是體製原因，這種沒有途徑參政和沒有興趣參政的無力感在男女兩性中並無區別。例如一位擔任私企領導的女性這樣說：我投過票，沒認真過，因為在中國投票沒有用。選人大代表時，我都不認識他們，所以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這件事。我覺得不值得去想，因為沒有用，還不如農村選村長，有點實際內容。2005年發生的“超女”事件表明，人是有投票選舉、表達意願的衝動的，可前提是：他的一票必須是有用的。如果明知無用，人們的興趣就下降很多。中國人對權力機構和立法機構成員的選舉不太熱情，原因就在於覺得自己的一票毫無用處。解決這個問題就不是僅僅解決性別不平等問題能夠奏效的了。總的看來，中國女性在參政方麵的劣勢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旨先，在領導和管押人員中女性偏少。這一點既有統計資料來證明，也符合人們對領導人性別差別的觀念。例如，在調查中，一位城市青年男性就是這樣說的：對於中央領導裏都是男的我覺得挺正常的。如果是女的領導，也能接受，但我是等不到這一天的。女人當領導也沒什麼不好，就是做不到。男的綜合能力比女的要強一點。這種兩性參政不平等的現狀常常被解釋為女性“素質”較差。而“素質”的性別差距其實也是社會上男尊女卑的機製和觀念造成的。對此，一位中年女工是這樣說的：當領導的還是男的多，女的還是比較少。難道是女的不聰明？我年輕的時候，女的上大學的少。有好亊、提幹都是男的機會多。社會還是以男的為主，以女的為輔。我跟我丈夫爭論。他說，這個社會還是以男的為主。我說，那不行，女的是半邊天。他說，不是半邊天，實際上也做不到半邊天。女性的素質與參政水平在這裏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由於女性素質較差，所以參政水平低；女性參政水平低又導致參政經驗的缺乏和領導索質的進一步惡化。這個邏輯倒像一些招工單位所提出的招工條件。必須具有工作經驗才能被彔用，而越是從來沒有過工作經驗的就越不能用，那麼人應當到哪裏去獲得他的第一次工作經驗呢？女性在參政方麵就像這個沒有工作經驗的新來者一男性已經做了幾千年的領導，女性才剛剛進人這個領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新來者。後來居上的情況是很少發生的。因此，要想提高女性的參政水平，除了女性自身提高素質和管理能力之外，還要靠傾斜的政策對新來者給予特別的培養。事實上，許多女性在領導崗位上已經做得相當不錯了，正漸漸從新來者變換成一個成熟的領導者。女性隻要努力提高自身的領導素質，再加上製度上的傾斜保證，例如將女性人大代表的名額比例從目前的逐步提髙到30%、40%，乃至最終達到男性的水平，相信兩性參政上的不平等將逐漸為平等所取代。有些人對在選舉中保障女性比例的做法不大讚成，認為它違反了公平競爭的原則。但是，第一，女性作為新來者，作為社會上的弱勢群體，不得不依靠這種傾斜的政策；第二，即使在女性參政水平最高的北歐國家，也會釆用對所有需要選舉產生的崗位都要求候選人性別比例男女各半的做法，最終選舉的結果雖然還是男多女少，男性占60%，女性占40%，但是他們為女性提供了公平競爭的機會。這種做法我們應當借鑒。其次，傳統觀念為女性領導男性造成困難的情況仍然大莆存在。由於男性領導女性已有數千年的曆史，女性領導男性隻有幾十年的曆史，不必說領導技能，僅僅人們的觀念和習俗就為女性進入管理領導層造成了相當大的困難。一位目前正在擔任企業一把手的中年女性說：作為領導，男的比女的工作起來省勁，有的外聘的下級男管理人員就不服從我的管理。本廠的都是工人，沒有服不服的問題。傳統觀念和習俗為女件領導人設置的障礙不僅表現在工作難做，還表現在“門檻”更高一女性要進入領導崗位，必須比男性付出更多的努力。嚴格地說，這是社會的不公正，是沒有給兩性平等進入領導崗位的權利。例如，一位年輕時從勞模提升為車間副主任的老年女性說：車間有兩個副主任，那個副主任和主任都是男的。我必須幹得比男的多，幹得比男的努力。如果兩個人各種情況都一樣，人家就願意用男的。女的要想幹領導就得比男的幹得好。在女性領導者本來就是新來者的情況卜，對女性進入領導崗位還要有形無形地設置更多的障礙，這種做法還相當普遍，這是典型的歧視和社會不公。如果女性不能以新來者的名義要求降低門檻的話，公平競爭應當是起碼的條件，而在社會現實當中，由於習俗和觀念的影響，就連這樣的最低標準也沒有達到。這楚幹部選拔製度中應當特別加以改善的地方。第二，女性不願意巧領導、做管理工作。這種現象在城市中稍好一些，在農村表現得更加嚴重。一位農村中年男性、前村支書說：村裏黨員裏頭女的少。全村一共23個黨員，女的就1個。現在選幹部得活動，有的還得花錢。女的不願意出這個頭，都在家裏忙自己的家務。她們也怕自己能力差，遇到事處理不好。女的就是不願意出來當幹部。由於缺少從政的經驗，又缺乏觀念上的支持，許多女性根本就不去參加競爭，而是自願不戰而退。一位市級勞模、紡織女工這樣回憶了她當年選擇一生道路的經曆：我學徒時成績特別好，回廠時可以有個選擇，或者當落紗組的小組長，或者當擋車工。要想當勞模就得是操作能手，就得選擋車工。我這個人不願意當官，我拉不下臉來說別人，當領導必須能拉下臉來訓人。那些工人也不是那麼好管理的。擋車工幹好自己那一攤事就行了，不跟別人打交道。後來我就幹了擋車工。我每次考核、比賽成績都是最好的。我這人不愛出風頭，要是見到對麵來了領導，我繞著走。我也不會溜須拍馬。人家都說：你要是會跟領導搞點關係，你早上去了。我年年當標兵，市勞模我們全廠才兩個，我連著當了三年。那年人家讓我入黨，總工會派人下來采訪勞模，我說，我沒想當勞模入黨，就想幫我媽多掙點錢養家。人家說，你太老實了，沒有你這麼說話的。我要是會來事，我早就熬到廠部（當幹部）去了。男女兩性參政不平等的現實一旦形成，對公平競爭中明顯處於弱勢的女性來說，認為自己不行、不能勝任的想法就會內化到女性的思想當中，使女性喪失競爭的信心，或者以為自己的性格根本就不適合擔當領導責任。這位勞模的經曆就很典型。她能夠成為一個很好的服從者，把任務完成得非常出色，但是她覺得自己的性格（不會訓人）不適合做領導者，幹是不爭而退，將領導崗位拱手相讓。這是典型的弱勢群體特征：缺乏自信，妄自菲薄，不戰而降。這種狀況雖然是幾千年的曆史造成的，但是如果女性不努力加以克服，參政的水平將很難提高。此外，在現實政治當中，男性比女性更多地成為積極參與者。在農村，這一情形表現得更加明顯。調查對象中一位農村中年男性有思想，有熱情，還是個理想主義者。他是村裏某次抗稅行動的帶頭人，在某年稅款猛增的情況卜，村裏不滿的人成立了一個抗稅的自發組織，他成為組織裏出頭露麵的人。他不無自豪感地描述了他的“領導藝術”和參政抱負：我掌握三個原則：第一，以法律為基礎，注意搜集報紙文件、法律書籍。第二，了解鄉村的風土人情。因為農民是一個閉塞的社會階層，和其他階層脫鉤，要生存就必須適應農村特定的環境。第三，變通。就事論事，也就是該軟就軟，該硬就硬，以達到目的為準。鄉裏幹部勸我當幹部，我對政治特別感興趣，但是我不願意去給別人做工作，對不起我的良心。我把錢放在第二位，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我在高中時很激進，對城鄉差別特別不服氣，我後來到城裏打工，就是和城裏吃皇糧的人競爭。我不是不能當幹部。我想讓老百姓得實惠。如果讓我貪點汙什麼的，我不願幹。據這位積極參與政治的農村男性說，在村裏，女人從來不會參加這樣的事情，都是男人挑頭下的。對外來工的調查也顯示出，男.工比女工更多地參與維權鬥爭，女性則顯得更“聽活”，更懦弱。雖然這一點在許多地力造成雇主更想雇用女性而不願雇用男性這一表麵上對女性有利的後果，但同時也反映出女件參政水平低的弱勢群體特征。在全閨婦女地位調查中發現，女性對國內國際政界人物的知曉狀況大大不如男性，這也反映出女性政治參與的興趣和熱情較男性低的問題。女性對於國家主席、政府總理和中共中央總書己的知曉率僅有叫五成，而男性卻高達七八成；女性對於國際政界人物的知曉率更低至兩成，而男性的知曉率卻能達到四成。雅典是民主政治的發源地，其主要表現形式是公民投票決定聞家大事。怛是，時隻有的居民是公拔，奴隸和女性都沒有投票權。直到20世紀初，所有的政權機構都極少有女性領導人。雖然英國有女呈，中國有慈禧太後，阿根廷有庇隆大人，但是個別女人進入男性為中心的政治機構和女性作為一個族群進入權力機構是不同的。個別女人隻是例外，是非常人物，是能夠兌服她所屬性別的“弱點”的人。比如保守黨的撒切爾夫人的內政外交政策就比男性領導人還保守，還好戰，完全不能代表女性的利益，也沒有女性的特色。另外，在從政的女性當中，有強烈的女性主義傾向的政治家很難當選，隻有那些讓男性感到沒有威脅的女性才可選。這就是全世界女性在參政領域所麵臨的尷尬局麵。而這個問題一天不解決，男女兩性的真正平等就一天不得實現。二、參加社會生產長期以來，在世界各國、各種文化中，公領域大都主要是男性的領域，而私領域則大都主要是女性的領域。所謂“男主外，女主內”，這種人類社會數千年的傳統習俗所塑造的觀念根深蒂固，影響深遠。正如波伏瓦所指出的那樣：女人的不幸在於，她沒有和男性勞動者一起變成同類的丁人，於是也就被排斥在人的夥伴關係之外。男性之所以沒有把她當成和他一樣的人，是因為她沒有去分享他的工作和思維方式，是因為她仍被禁錮在生命的神秘過程中。波伏瓦使女人注定成為附庸的禍根在於她沒有可能做任何事這一事實，所以她才通過自戀、愛情或宗教孜孜不倦地徒勞地追求其自身的真實存在。當她成為生產性的主動的人時，她會重新獲得超越性，她會通過設計具體地去肯定她的主體地位，她會去嚐試認識與她所追求的目標、與她所擁有的金餞和權利相關的責任。男主外女主內的問題一直是女性主義對男權製家庭批評的焦點。19世紀的女性主義作家沃爾夫曾經提倡用給母親發丁資的辦法，使其從男性的經濟專製下解放出來。弗裏丹鼓勵女性將家庭責任減到最低程度，但不回避這些責任。費爾斯通則把妊娠和做母親本身就看成受壓迫，她的結論是：生殖技術的進步最終將把女性從生物學的約朿中解放出來。對於激進女性主義來說，放棄家庭以及。男人分離對女性是唯一可忍受的答案。在中國，幾千年來，女性被深深地禁閉在私領域之內，有錢人家的女孩甚至被深鎖在對女性身份頗具象征意義的“繡樓”之內，與家庭之外的世界完全隔離。與到近現代女性進入公領域，參加了家庭之外的工作，中間女性的地位次真正得到改觀。因此，社會生產弓性別的關係肓先表現在女性勞動在有酬社會勞動中所占的比例。目前我聞女性在有酬社會勞動者中占到43，雖然這個水平不是最高的，但是超過一些發達同家，如法國、德國和口本；高於與我們發展水平相近的印廋；更遠遠高於阿拉伯國家。在女性就業達到這個比例之前，中國女性參加社會生產勞動經過了一個急劇的增長期：在95年時，女職工僅占全部職工的7%。1992年，全國有5600萬女職工，約占全國職工的38%。加上女性農業勞動者，女性參加有酬工作的比例在全體勞動者當中上升至43%。中國女性從僅僅在家庭這個私領域活動改變為大規模地進人社會生產勞動這個偉大的曆史變革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從那時開始，中闊女性的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基本上人人在家到人人都要參加工作，這是兒千年來中國女性生活所經曆的最具曆史意義的改變。以下就是一些女性參與社會生產的實例。而恰恰因為其平淡無奇，更反映出這一變化的偉大，已經成為每一個普通中國女性的命運，成為她們的生活方式。這些人的人生經曆，就是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這個偉大變遷的曆史見證。女性參加工作之後的一個首要的變化是：她們從被男性供奍的人，變成能夠內食其力的人。她們的收入有時還能對家庭經濟有所幫助。一位老年退休女工說：我是18歲開始工作的。剛上班學徒，16塊錢工資，我吃飯8元，給父母8元。我對家庭有責任感，不像現在的孩子，掙多少錢都自己花。從心裏我不願工作，想上學，可父親要求我工作。這樣家裏可以少一個人吃飯。我給家裏8塊錢也能幫半個月的菜錢。雖然與家庭的主要勞動力相比，剛剛開始進入勞動大軍的女性的收入是比較低的，似是女性從被家庭供養到供養家庭，不能不說是一個偉大的變遷。一位老年退休女工這樣回顧她初參加工作時的情景：我是20歲工作的，一開始在商店當臨時工，後來考到城裏的印刷廠。我當時就是不想上學，也想經濟獨立。父母隨我的便。我的收入全都給家裏，在家裏吃飯。我的收入對家裏有很大幫助，但比父親掙的還是要少。在20世紀50年代初，走出家庭參加社會生產勞動的女性在中國女性中還屬於少數人，她們的經曆為中聞女性大規模進入勞動力市場樹立了榜樣。而其中有些女青年是因為家庭中缺乏男性勞動力而不得不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位做文化工作的退休女職工很年輕時父母就分居了，父親基本上不養家。她說：我是1949年11月出來工作的，那時我才6歲，工作了半年又上學。我考入文工團當演員，原因是當時家裏五口人，就我媽一人養，我想工作幫媽媽。我的收入占到全家收入三分之一。從1950年起，中國幾始經曆城市化的過程，許多農村女性進入城市，同時進入勞動力市場，成為新型女性勞動者。一位年輕時從農村進入城市的退休女職工講述的當初參加工作時的情景帶有那個時代的特點，顯得特別生動有趣，她說：我是歲進城參加工作的。當時覺得農村苦，就想到北京當工人。趕上勞動局招人，我就跟人搭伴坐車過來了。那是1958年，許多招工單位開來大汽車，你願意上哪個廠，就上哪個廠的車，我就上了北京化工廠。1961年下放人，就從廠裏下來去了商此。我當時已經在老家結了婚了，剛結了婚就出來了。愛人在京劇團工作，是一個村的。他先來了北京，我就上北京工作來了。父母當時有點舍不得，我一走，身邊就沒人了，我姐是盲人，就我一個好人還走了，父母誰管呢？所以不願讓我出來。我掙了錢給家捎錢，過年過節也給家裏捎錢去。農村的地少人多和城市工業的蓬勃發展是大跫農村女性湧向城市、湧向勞動市場的一個推動力。另一位也是從老家農村進城工作的女性說：我是1953年出來工作的。我想，在家種地也沒有什麼出息，地少人多，就出來了。有老鄉在北京給我找了工作。我媽舍不得我出來工作，孩子越多越疼。家裏人多，20多口人，一個人就兩畝地，吃不飽，所以我就出來工作了。我願意出來工作。我掙的錢給家裏郵點回去，也就是一點零花錢。結婚了，有孩子了，就沒法寄了。女性參加社會生產勞動最大的障礙來自養育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