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以問題為中心
最有反辯力的思想
在人類社會中，各種各樣的需要也同樣在驅動著科學家。這些需要是人類所共有的，例如，對食物的需要，對安全、保護及關心的需要，對群居、感情及愛的需要，對尊重、地位、身份以及由此而來的自尊的需要，對自我實現或發揮個人所特有的和人類所共有的多種潛能的需要。對於心理學家來說，這些需要是最為熟悉的，究其原因，是因為它們受到挫折而引起的病態。
對於純粹知識的認識性需要或好奇，以及對於理解——哲學解釋、神學解釋、價值體係解釋——的需要則研究較少，但隻要通過普遍觀察就可以全盤可知了。
最後，還有最少為人知的審美的需要——對於美、對稱，也許還包括對於簡潔、完滿、秩序等的活動，以及表達、表現的需要，還有與這些審美需要有聯係的、使某事趨向完滿的需要。
現在看來，似乎所有其他需要、欲望或驅力不是上麵所列舉的基本目的的手段，就是神經病的，或是某些學習過程的產物。
顯而易見，科學哲學家們最關注的就是認知的需要。在科學的自然曆史階段，推動科學向前發展的最大動力是人的持久的好奇心。在更高一級的理論化和抽象化的水平階段，科學同樣產生於人的持久的理解、解釋以及係統化的欲望。然而，對於科學特別不可缺少的是後一種理論的衝動，因為純粹的好奇心在動物那裏也很常見。
當然，其他動機也存在於科學發展的整個階段。最初的科學理論家常常認為，科學在本質上是一種幫助人類的手段，而這一點現在卻常常被忽略。例如，培根就期望科學能大大改善人類的貧窮以及疾病的蔓延。現已查實，甚至在希臘科學中，盡管柏拉圖式的純粹非體力的沉思是一種牢固的傳統，但注重實際和人道主義的傾向卻相當有力。
一般來說，夫妻之間的趨同和歸屬的感情，以及更強烈的對人類的愛的感情，往往是許多科學工作者的原始動機。他們投身於科學，就像他們同樣也會投身於社會工作或者醫學一樣，都是為了幫助、服務於人們。
最終，我們必須承認這樣一個事實：任何人類的需要都可以成為涉足科學、從事或者深入研究科學的原始動機。科學研究既可以作為一種謀生手段，又可以作為一種取得威望的源泉，一種自我表達的方式，或者是滿足任何精神需要的工具。
對於多數人來說，更常見的是，所有同時發生作用的動機的各種程度的不同聯合，而不是一個單一的、原始的、最重要的動機。對於任何科學家來說，研究工作不僅有愛的需要，而且還被單純的好奇所驅使；不僅有威望的需要，還被掙錢的需要促動；等等。此類記述都是最有反辯力的思想。
從心理學角度看，科學屬於一種敏銳的認識，是人類的創造，而不是自主的、非人類的、或者具有自身固有規律的純粹的“事物”。科學產生於人類的動機，它的目標是人類的科學，是由人類創造、更新以及發展的。它的規律、結構以及表現形式，不僅取決於它所發現的現實的性質，而且還取決於完成這些發現的人類本性的性質。具有豐富臨床經驗的心理學家，會依據自己的經驗，采取研究人，而不是他們製造的抽象觀念，通過研究科學家，而不光是科學的方式，相當自然和自如地處理任何課題。
然而，有的人錯誤地認為，科學完全是自主的，能夠自我調節；並將科學視作一場與人類利益無關的，有著固有的、任意的棋類規則的遊戲。事實卻並非如此，心理學家必須將這些企圖看成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錯誤的，甚至是違反經驗的。
在這裏，我希望首先明確研究科學的心理學所依據的某些極為重要的自明之理。然後，我將提出對此論題的某些含義和結果。
在社會生活中，人們所追求的滿足是多種多樣的，因此在科學工作中也需要多種不同的滿足。科學對於所有人都能投其所好，無論對年青的、還是年老的，勇敢的、還是膽怯的，富有責任感的、還是尋找歡樂的，都是這樣。
一些人習慣直接在科學中追求人道主義的目標，另一些人則明確地喜歡科學的非個人、非人類方麵的性質。一些人主要是尋求條理的清晰和規則的井然，另一些人則想開辟和開創新路，還有一些人寧肯做整理者的工作：整頓、清理、管轄已經贏得的陣地。一些人需要用科學來保護自己，另一些人則尋求冒險和興奮。
我們不可能描繪出唯一理想的妻子，或研究活動。正如我們可以讚成一般的婚姻，同時仍保留個人趣味的選擇一樣，個人在科學中也可以是多元的。
我們可以把科學分出以下功能：
尋求問題、提出問題、鼓勵預感、提出假設的作用；
試驗、檢測、證明、反駁的作用，重複和檢驗實驗的作用，積累事實的作用，使事實更為可靠的作用；
條理化、理論化、以及構建的作用，綜合範圍越來越大的概括作用；
收集曆史、博學的作用；
工藝方麵的作用，作為工具、方法、技術的作用；
管理、經營和組織方麵的作用；
宣傳和教育的作用；
為人類服務的作用；
提供給人以欣賞、享受和歡慶的愉快，以及給人以榮譽的作用。
這種功能的多重性必然意味著勞動的分工，因為很少有人能集所有這些技巧於一身，勞動的分工需要不同類型的人，以及不同的興趣、能力和技巧。
興趣不僅反映了性格和人格，也表現了性格和人格。而科學家對於學科的選擇恰好體現了這一點，例如，選擇物理學而不是人類學。在學科內部各個領域的選擇上也是這樣，例如研究課題的選擇，也體現了這一點，但不是那麼明顯罷了；例如，研究反作用抑製而不是頓悟。另外，這一點還可用於解釋對於方法、材料、精確度、適用性以及可行性與當前人類利益的密切程度等的選擇。
於是，在科學中，我們大家的興趣不同且又能互補。假如每個人都喜歡物理學而不喜歡生物學，科學的進展將無從談起。這就像我們並非都愛同樣的氣候，相同的樂器一樣。因為一些人喜歡小提琴，另一些人喜歡單簧管或鼓，隻有如此，才能有樂隊，樂隊才可能演奏成功。科學也是同樣道理，在最廣泛的意義上講，科學也是由於不同的愛好才得已發展的。既然每個人都能提出不同的問題，熟悉不同的領域，正如在藝術、哲學、政治中一樣，科學也需要各種各樣的人(而不是能夠容忍各種各樣的人)，甚至精神病患者也可能有特殊用處，因為他的疾病使他在某些特殊方麵特別敏感。
在科學中，一元論是一種真正的危險，因為“關於人類的知識”常常僅僅意指“關於人類自身的知識”。我們非常容易將自己的趣味、偏見以及希望投射到整個宇宙上去。例如，物理學家、生物學家和社會學家早已表明，由於他們所選擇領域的不同，他們在一些重要方麵有根本區別。由於這種在趣味上的區別，我們完全可以合情合理地希望他們對科學、方法、目標以及科學的價值有著各不相同的定義。很顯然，正如我們在人類其他領域裏所做的那樣，在科學家之間，我們也同樣需要容忍和接受個體的差異。
公正的觀察
要想研究科學，必須要研究科學家，科學家是科學研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環節。既然科學作為一種體製在一定程度上是人性的一些方麵的擴大的投影，理所當然，與此相關的知識的任何增長都會自動地擴大許多倍。例如，每一門科學以及每一門科學中的每一種理論，都將受到以下知識增長的影響：
傾向性和客觀性的性質；
抽象過程的性質；
創造力的性質；
文化適應以及科學家對文化適應的抵製的性質；
願望、希望、憂慮、期待對感覺的幹擾；
科學家的作用和地位；
我們文化中的反唯理智論；
信仰、確信、信心、確定等的性質。
當然，我們已提到的問題是重要的，特別是有關科學家的動機和目標的問題。
科學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建立在一定基礎之上的，這個基礎就是人類價值，而且科學自身也構成了一種價值係統。人類情感需要、認知需要、表達需要以及審美需要，賦予了科學起因和目標。任何這樣一種需要的滿足都是一種“價值”，這與追求真理或確定一樣，也適應於安全的追求。簡潔明了、用語精練、優美雅致、樸素率真、精確無誤、勻稱美觀，這類審美需要的滿足不但對工匠、藝術家或哲學家是有價值的，對於數學家和科學家也同樣是有價值的。
事實上，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即作為科學家我們分享著我們文化的基本價值，並且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可能將不得不永遠對這類價值(誠實，博愛，尊重個人，社會服務，平等對待個人)做出決定的權利——維持生命與健康，消除痛苦，尊重他人應得的榮譽，講究信用，讚美體育道德、“公正”，等等，哪怕這個決定是錯誤的也不例外。
看來，仍有人對“客觀性”和“公正的觀察”理解得不夠清楚，因此有必要重新闡明一下。“排除價值”最初意指排除神學以及獨裁主義者對事實的判決，因為它們預先判定事實。而且，這種排斥就像在文藝複興時代一樣，是非常必須的，因為我們仍然需要我們的事實不受幹擾。即使在我們的國家中，有組織的宗教活動對於科學也有一種微弱的威脅，我們要堅持用強大的政治和經濟的信條與之抗衡。
防止受價值觀幹擾的最好途徑
為了防止價值觀對我們關於自然、社會以及我們自己的知覺的幹擾，我們所能做的最好途徑就是始終對這些價值觀有非常清醒的意識，理解它們對感覺的影響，並借助這種理解的幫助，作出必要的修正。
此處的所謂幹擾，指的是精神決定因素與現實決定因素的混淆，而後者才是我們試圖理解的。因而，對於價值觀、需要、願望、癖好、憂慮、興趣以及神經病的研究，必須成為科學研究的基本方麵。
然而，這一論點還必須包括以下幾個全人類最普遍的傾向：抽象、分類，從而理解相同點和不同點。大體上來說，有選擇地注意現實並依據人的興趣、需要、願望和憂慮來重新篩選。
這樣將我們的知覺過程組織成各大類，在某些方麵是有利和有用的，而在另一些方麵又是不利的和有害的，因為，它使現實的某些方麵異常突出明顯，同時又使現實的另一些方麵陷入我們必須理解。
雖然大自然賜給我們“自然的”分裂終界，但這些暗示往往是非常含糊的，我們必須強加一種分類於自然現象。而且在此過程中，我們不但要依據自然的啟示，還要依據我們自己的人性、我們自己的無意識的價值、偏見和興趣。
假如科學的理想就是將理論中人的決定因素減少到最低限度，那麼，隻有好好地了解這些因素才能達到這一目的，而不是否認它們的影響。
然而，這些擾亂人心的論點的目的應是“純”科學家的定心丸，因為它能更有效地達到目標，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進關於自然的知識，通過研究掌握知識的人來清除我們現有知識中的雜質。人與自然界的法則
從某種程度上講，人類心理學的規律與非人性的自然規律之間，既存在相同點也有著很多差異。人類在自然界中生存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人與自然界的法則和規律必然相同。
在現實世界中，人類生活當然不得不對現實讓步。不過，這實際上並不與人類有內在的規律這一事實相矛盾，人固有的規律不同於自然的那些規律，願望、擔憂、夢想、希望與卵石、電線、溫度或原子的表現完全不同。一部哲學的構建方式與橋梁的構建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研究一個家庭和一塊水晶，所用的方式必然不同。
我們關於動機和價值觀的論述，並沒有要使非人類的自然界主體化或心理化。但是，勿庸置疑，我們必須使人性心理學化。
非人類的現實完全獨立於人類的願望和需要之外，它們既不是慈善的，也不是惡毒的，它們沒有意圖、目的、目標或官能(隻有生物才有意圖)，它們沒有意動的和表達感情的傾向。假如整個人類都消失了，這種實在仍然存在，這是非常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在認知現實時，應按現實本身怎樣，而不是按我們喜歡它怎樣，無論從“純粹的”無利害關係的好奇心，或為了當前人類的直接目的而預測和控製現實的角度看，都是合乎需要的。這一主張的確是正確的，我們絕不可能完全認知非人類的現實。然而，我們更接近它，多多少少真實地去認知它卻是可能的。
現在，我們應對科學的社會學以及有關科學家的社會學的研究予以更多的注意。假如科學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化可變因素所決定的，那麼，科學家的產物也同樣是由這些可變因素所決定的。
科學在何種程度上需要不同文化的人的貢獻，科學家也必須在何種程度上超脫他所屬文化的限度，以便更有效地做出更合理的理解和觀察。他在何種程度上是一個國際主義者，而不是一個美國人，科學家的產品就在何種程度上是由他所屬的階級或階層關係所決定的。為了更充分地理解文化對於認知自然的“幹擾”作用，以上都是必須提出並且解答的問題。
知識過於狹窄的人成不了大事
對於取得關於自然、社會、以及心理的客觀知識來說，科學僅僅是一種手段。創造性的藝術家、哲學家、人道主義作家，甚至其他類型的勞動者，也都可能成為真理的發現者。他們也應像科學家那樣備受鼓勵，而不應該被看成是不可雕塑的，甚至看成是兩個世界的。
在某種意義上講，科學家若有幾分詩人、哲學家、甚至夢想家的氣質，在他的狹隘的同事當中幾乎當然是佼佼者。
在這一心理學的多元論的前提下，我們假設科學是多種多樣的才能，是動機和興趣的一種和諧安排，那麼，科學家和非科學家之間的界限就變得模糊了。對科學概念進行評價和分析研究的科學哲學家肯定更接近於純理論的科學家；而且，後者和技術研究的科學家距離更遠了。提出有條理的人性理論的劇作家和詩人接近心理學家，其程度勝過後者，接近工程師。科學曆史學家可以是一個曆史學家或者科學家，哪一個都行。一個對患者的健康狀況作細致研究和實驗的臨床心理學家或醫師，可能會從小說中汲取更多的營養。
在我的學識範圍來看，根本沒有辦法可以將科學家和非科學家絕對地區分開，我們甚至不能把從事實驗研究作為一個標準，因為有很多以科學家的名義領工資的人從來沒有，而且永遠也不會作一個真正的實驗。一個在初級大學教化學的人，雖然在化學方麵沒有任何新發現，隻讀過化學雜誌，依照烹調書式的教科書重複他人的實驗，他也認為自己是位化學家。這個人還不如一個對化學反應發生了一種持續興趣的12歲的學生，或者對可疑的廣告宣傳進行核實的多疑的家庭婦女，也許他們距離一個科學家的標準(具有科學精神)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一個研究協會的主席在哪方麵仍然是一個科學家?他的時間也許完全用在搞行政和組織工作上，一直到離任，然而，他也一本正經地稱自己為科學家。
如果一個理想的科學家應該集創造性的假設者、細心的實驗檢查者、哲學體係的創立者、曆史學者、工藝學家、組織家、教育家、作家、宣傳家、應用者、以及鑒賞者於一身，那麼，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理想的科學小組也許應該由至少幾個獨特的，能起不同作用的專家組成，這些專家中沒有人會稱自己是一個無所不能的科學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們指出科學家與非科學家的區分過於簡單的同時，還存在著一個重要結論，即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專業過於狹窄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因為那樣，他做為一個完整的人就不免有所損失。一般化的、全麵的健康人與一般化的殘疾人相比，前者能夠做更多事情。
也就是說，一個企圖通過壓抑自己的衝動與感情，成為非常純粹的思想家的人，結果反而成了一個隻能以病態的方式思考問題的病態的人，即，他成了一個糟糕的思考者。一句話，我們可以認為，一個有一點藝術家修養的科學家，比起一點藝術修養也沒有的同事來，是更好的科學家。
假如我們研究一番個人曆史檔案，這點就非常清楚了。我們偉大的科學人物通常都有廣泛興趣，並不是狹隘的“純”科學家。從亞裏士多德到愛因斯坦，從達芬奇到弗洛伊德，這些偉大的發現者都是多才多藝的，他們具有人文主義、哲學、社會以及美學等方麵的興趣。
概括地說，依照科學的多元論可知，邁向知識和真理的途徑有很多條，創造性的藝術家、哲學家、人道主義作家，無論是作為個體，還是作為單一個體中的若幹側麵，都能成為真理的發現者。
在同等的條件下，一個愉快的、無憂無慮的、安靜的、憂慮的、不安定的、以及不健康的人，我們可以認為他是更好的科學家、藝術家、機械師或行政官。神經病人歪曲現實，苛求現實，把過早的概念強加給現實；他們害怕未知的、新奇的東西；他們過多地受忠實地記錄現在這種人際需要的製約；他們太容易受驚恐；他們太渴望他人的讚同……
這個事實至少有三種涵義，科學家，更恰當的說法應該是真理的追求者，為了做好他的工作，在心理上應該是健康的，而不是病態的；再者，當一種文化改進了，社會的全體人民的健康也隨著改進，對真理的追求也改進了；另外，我們應該認為，心理治療可以使科學家在個人作用方麵得到改進。
我們已經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社會條件的改善通常有助於知識的探索者。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能追求學術的自由，有較好的工作條件，有較豐裕的薪金待遇，等等。
人性的驅動力
從科學的範疇來看，這不是論述傳統科學，而是批判傳統科學——批判它所依據的基礎，它的未經證明的信念，它認為理所當然的定義、公理和概念。事實上，科學必須作為哲學中的一種哲學知識來審查的，它應拒絕那種傳統的但未經審查的信條——傳統科學是達到知識的途徑，或甚至是唯一可靠的途徑。無論是從哲學、史學角度，還是從心理學、社會學角度，我都認為這種慣常的看法十分幼稚。
傳統科學作為一種哲學的原則，是種族中心主義的，是西方的而不是全球的。“常規”科學家沒有意識到，科學是時間和空間的產物，不是一種永恒的、不可改變的、必然不斷前進的真理。它不僅在時間、空間和局部文化上是相對的，而且從特性學的角度上看也是相對的，因為我相信，與一種更成熟的、普通人性的、全麵廣闊的生活觀相比，傳統科學不過是那種謹小慎微的、強迫執著的世界觀的一種遠更狹隘的反映。在心理學領域中，這樣的弱點變得突出了，因為心理學的目標是認識人和人的行為與工作。
盡管有許多偉大的科學家曾經避免了這樣的錯誤，盡管他們寫過許多論著印證他們更廣闊的科學觀，把科學看作幾乎與一切知識同義而不僅僅是以受到尊崇的方式達到的知識，但遺憾的是，這些論著沒有得到廣泛的傳播。
正如庫恩所說，“正規科學”的時尚並不是科學的巨匠——範式製定者，發明家，改革家——所建立的，而恰恰相反，是由“正規科學家”的大多數所建立，他們很像那些微小的潛水動物在建造一座共同的珊瑚礁。在這種前提下，科學開始被理解為主要代表耐心、謹慎、細致、慢功夫、不出錯的藝術，而不是勇敢、大膽地爭取巨大的可能性，孤注一擲和全力以赴的精神。
或者換一個說法，這一認為科學是機械論的和非人性的傳統看法，在我看來似乎是一種更廣大、更概括一切的、機械論的和貶低人性的世界觀的局部聲明或表現，如對這一發展過程有興趣，可以閱讀弗勞德·馬森的《殘破的形象》中的精采論述。
但在二十世紀，尤其是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一個對抗的哲學一直在迅速地發展，同時興起一般反叛機械論的和貶低人的人性觀和世界觀的浪潮。或許這可以稱為一種對於人和人的能力、需要和抱負的再發現。這些以人性為依據的價值，正被重新納入政治、工業、宗教領域中，而且也納入心理學和社會科學中。
我可以下這樣的結論：雖然使星體、岩石和動物擬人化是沒必要的，但我們卻越來越強烈地認識到完全沒有必要貶低人類或否認人的目的。
科學中正逐漸融入以人性為依據的價值原則，甚至在非人類的和非人格的科學中也出現了某種程度的重新人性化。這一改變是一種更廣大、更“人本主義”的世界觀的一部分。
在當前，這兩大哲學趨向——機械論和人本主義的趨向——是同時存在的，就像遍及全人類的兩黨製一樣。但我需要指出一點，我不是說“再人性化”作為一種世界觀必須是終局之談，甚至在“再人性化”確立之前，超越它的一種世界觀雛形已經可以辯認出來了。
我認為，我自己使科學和知識重新人性化（特別是在心理學領域中）的努力，正是這一更廣闊的社會發展和理性發展的一部分。很顯然，它是符合時代精神的，正如貝塔朗菲1949年所指出的那樣：
“科學的演化如果說是一種在理智真空中的運動，例如，它既是曆史發展過程的一種表現，又是這一過程的驅動力。我們已經看到機械論的觀點如何投射到文化活動的各個領域。它的基本概念——嚴密的因果關係、自然事件的相加性和偶然性、現實的終極因素的超然性等等——不僅支配著物理學理論，而且也統治著生物學的分析觀、相加觀和機器理論觀、傳統心理學的原子論和社會學的“一與全的對立”。承認生物是機器，現代世界的統治靠技術和人類的機械化，不過是物理學機械論概念的延伸和實際應用而已。科學中近期的演化標誌著理智結構中的一大改變，它足以和人類思想中的曆次偉大革命並列而毫無遜色之處。
或者，我也可以引述我自己1934年以另一種方式對此所做的說明：
“……在心理學中，對根本論據的尋求本身就是一整套世界觀的反映，即一種科學的哲學，它假設有一個原子論的世界——其中，複雜的東西是由簡單的元素構成。這種科學家的首要任務就是把所謂的複雜還原為所謂的簡單。還可以用分析法完成，通過越來越精細的分割達到不能再簡化的元素。這項工作在科學中的其他領域曾取得很大的成功，至少在一個時期是如此。在心理學中並非如此。這一結局突出全部還原嚐試的根本理論性質。我們應該意識到，這一嚐試並不涉及全部科學的基本性質。它隻是科學中一種原子論的、機械論的世界觀的反映或蘊涵的活動，我們現在有足夠的理由懷疑這種世界觀的價值。因此，抨擊這種還原嚐試，並非抨擊科學總體，而是抨擊對待科學的一種可能的態度。”
在同一篇論文中我繼續寫道：
“這一人為的抽象預想或用還原的元素進行操作，曾經很起作用並已成為一種習慣，使抽象者和還原者很容易對任何否認這些習慣的經驗效度或現象效度的人深感驚訝。他們經過平穩的階段已使自己信服，這就是世界真正構成的方式，而他們會很容易地忘記，盡管抽象是有用的，它仍然是人為的、慣例化的、假設的”。
“簡而言之，這是一種人造的係統，然後強加給一個流動中的、有內在結構的世界。如果隻是為了方便說明問題，這些關於世界的特殊假設有權在常識麵前炫耀。但當它們不再能提供這種便利時，或當它們變成障礙時，我們必須拋棄它們。如果隻看到我們強加於世界的東西而看不到真實的世界，那將是非常危險的。讓我們說得更明白些——在一定意義上講，原子論的數學或邏輯是一種關於人為世界的理論，心理學家可以拒絕接受依據這種理論對世界的任何說明，因為這並不適合他的目的。很顯然，方法論的思想家有必要繼續前進並創造新的邏輯與數學係統，使之更適合現代科學世界的性質。”
我覺得，在心理學和人類文化學領域中，傳統科學的弱點表露得最明顯。事實也的確如此，當人希望認識人或社會時，機械論的科學就完全破產了。總之，論述科學心理學主要是在心理學領域內做出的一項嚐試，力求擴充科學的概念，使它更有能力研究人，尤其是研究充分發展和人性豐滿的人。
我想，這不是一種引起分裂的嚐試，也不是用一種“正確”的觀點反對一種“錯誤”的觀點，更不是扔掉什麼東西，而是作為一個樣本提出的總體的科學和總體的心理學的概念，並且沒有拋棄機械論科學，將其包容在裏麵，並且包容機械論科學。我認為，機械論科學（在心理學中呈現為行為主義）並非不正確，而是太狹隘並有局限性，不能作為一種總體的或全麵的哲學。
排除意圖的投射
和人打交道時，你應該在認識論上安於一個事實，這就是說，人人都有他們自己的意圖和目標，盡管物理學的對象沒有。無論是神的投射，還是人自身的投射，我們傳統的科學都很明智地把意圖的投射排除在物理宇宙的研究之外。
實際上，對於自然科學本身的存在，這種淨化是必要的條件；對太陽係最好也作如此理解。意圖的投射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對於充分的理解確實有害。
但研究人時，情況完全不同。人確實有意圖和目標可以通過內省直接認識，也可以從行為方麵加以研究，正如在似人動物中看到的一樣。雖然這一簡單的事實已從傳統自然科學的模式中排除出去，卻又自動地使傳統科學的方法不那麼適用於研究大多數的人類行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傳統科學沒有在手段和目的之間進行區分。
因此，傳統科學不能在正確的和不正確的工具行為之間、在有效力和無效力、是和非、病態和健康之間進行辨別，因為所有這些形容詞都涉及手段行為在確實達到其目標方麵的適宜性和效能。對於純物理的或化學的係統來說，這樣的考慮是生疏的，這些係統沒有意圖，因而不需要在好的和壞的工具行為之間進行鑒別。
由於一個事實——人的目的可以是不為他自己所知的，我們的問題變得越來越複雜了。例如，他的行為可以是精神分析學者稱之為“演出”的行為。也就是說，對一個外部可辨認的目標的明顯追求，但那並不是他的行為的“真正”目標，而是一種象征的替代物，永遠不可能滿足渴求者的。
任何全麵的科學心理學將不得不非常細致地探討意識、無意識和潛意識的關係，並探討所謂的“初級過程”認識和“次級過程”認識的關係。我們已經學會把知識看作是言語的、明白的、清楚的、理性的、合邏輯的、有結構的、亞裏士多德式的、現實的，實用的。
在深層的人性麵前，我們心理學家也學會要尊重不清楚的、潛言語的、心照不宣的、不能表述的、神秘的、古風的、象征的、詩意的、審美的資料。如果沒有這些資料，對於一個人的說明不可能是完整的。但這些資料隻存在人類中，而要得到它們特別的方法已證明是必需的。
隱蔽天才的敵人
總體來看，科學可能作為一種防禦手段。科學可能成為一種安全哲學，一種保險的體係，一種避免焦慮和煩憂的複雜方法。發展到一定程度，它便會成為一種回避生活的方法，一種退隱的方式。它可能變成一種被掌握在某些人手中的社會機構，這種組織的主要功能是防禦和保守，強調秩序和穩定而不是發現和更新。
科學這一事業最終可能變成功能自主的，像一種官僚體製一樣，忘記了它最初的意圖和目標，變成一種反對革新、創造和革命的“萬裏長城”，甚至反對複雜的新的真理。
這種官僚可能真真地變成隱蔽天才的敵人，正如批評家往往是詩人之敵，牧師往往成為神秘論者和先知之敵。不過也恰恰正是因為後者，牧師的教堂才得以建立起來。然而，這也正是這種極端觀點的危險所在。
假設科學的功能不但是革命的，而且像所有社會機構一樣，也有保守、穩定和組織的作用，那麼又如何避免這一保守功能的病態化呢？我們又如何能使它保持“正常”、健康並富有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