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觀者記錄的中國時間序章
西方如何認識中國？他們如何發現中國，發現同樣的一件事的背後與我們認知不同的部分。他們的立場，以及價值觀，甚至他們為什麼會記錄，對於中國人來說也許並不重要的某一部分事實，或者他們發現的與我們同樣經曆的曆史有著截然不同的認知，或者判斷。巨大的差異，甚至立場鮮明的對立，或者幹脆就是隔山打虎的胡思亂想的結論，但一切就這樣被他們記錄了。
這種無奈也許從很早就開始出現了。在19世紀的時候，馬可·波羅或者西方的探險者就開始了他們自己的親曆記事。故事像是發生在天國，遙遠、神秘、華麗、偉大、傳奇、輝煌，這些獻辭天生符合曆史中對於1900年或者更早的中國的曆史描述。而其後的曆史則在1900年之後的西方目擊者中，開始變異了。他們對於中國的好奇，像對一個正在發生的變化中的神秘事件的仔細探聽或者曆險。帝國的崩潰、新世界的出現、落後愚昧的農民和軍閥、帝王式的新統治者，溥儀、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日本人、美國人，“二戰”、抗戰、帝製、新共和以及政權，革命者的紅色蘇維埃、新中國，逃到台灣的中華民國，英國、葡萄牙遺落的兩個殖民地……“文化大革命”、偉人的離去，開放、奧運……中國從來沒有一個百年經曆如此多的巨變，如此多的災難，如此多的奇跡。這一切全在一代人或者兩代人、三代人的眼前發生了。這個百年如此豐富，又如此經曆不凡。而這樣的曆史，在每個記錄者的筆下都發生了變異。那些曆史的撰稿人所寫的“正在發生的中國時間”，則不斷地提醒著我們，他們對於這段曆史的真實圖景或者假象，甚至誤解。
東西方的經緯使東方人與西方人的認知如此截然不同，卻又高度一致。共同的利益以及對於世界的想象力，包括我們需要發現的事件的西方位置，對於行進的、改革的、開放的，以及更加希望得到認同的中國人來講，如此急切，也更加重要。
而對於身處這個時代的中國人來說，這一切意味著他們需要更多的坐標，或者路牌。
而在更多的路牌中間，在中國的這一百年間經曆天翻地覆變化的時候，美國——這座世界文明突然出現的高峰，則在平靜地延續著他們的曆史。而他們所擁有的價值觀或者文明，使這些圍觀者們，則從很久以前就開始記錄著遠在東方的中國。
這些記錄者中，就有《時代》周刊的背影，就有《紐約時報》的眼神，就有《紐約客》的文化注視，就有《新聞周刊》的報告中的隻言片語，就有已退出曆史舞台的《生活》雜誌的中國影像……
美國人的主流媒體群所記述與想象的一百年間的中國，代表著某種文明對於另外一種文明的打量，甚至好奇。一部美國主流媒體群版本的中國百年現代曆史，就這樣無意中形成了。
這些媒體在中國的聲名之大遠超過中國人對它的了解。如《時代》周刊，這本號稱全球最有影響力的美國新聞雜誌，在某種意義上已成為美國人所描述的“曆史的基本草稿”。它巨大的被“神話”了的影響力與它所謂的 “《時代》好像是由一個人之手寫出來給另一個人看的立場與記述”的風格，使這份誕生在20世紀20年代的雜誌，不僅成為美國人創立的價值觀下描述世界曆史的方式，甚至許多世界知名的新聞周刊，例如美國的《新聞周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德國的《鏡報》甚至中國的一些著名雜誌在封麵設計、內部新聞的分類上都借鑒了《時代》的方式。
但這本雜誌對於中國人來說仍然很陌生與神秘。許多中國人隻知道它的名字卻很少見到過這本雜誌的全麵目。這個悖論具體體現在一些知識分子或者學者或者一些可以真正接觸到這本雜誌的人所製造出來的假象。至少在20世紀80年代後的今天，我們可以無數次地聽到《時代》所評選出的某人成為它的封麵人物，從《參考消息》或者官方的新聞機構透露出來的隻言片語讓許多人對這本神秘的、陌生的英文雜誌心生好奇。它是西方的官方新聞代言。這種可怕的價值觀就這樣在一部分中國讀者的心目中誕生了，哪怕這是一本自由主義至上，甚至它的創辦人盧斯或者曆任的主編們所曾經持有的反華立場。雖然這一切在盧斯去世前數年，反華態度才開始有所轉變。中美建交後，對華報道才變得比較充分、客觀。
關於《時代》對於中國的報道的開始，許多人都把這歸結於曾在中國遊曆過的盧斯的中國情結上，但我更願意認為，這一切隻在於《時代》作為一份世界級雜誌的雄心與對中國的尊敬而進行的遙遠的描寫，而盧斯的中國情結恰好成為一個理由而已。精明的盧斯很早就發現了中國的重要，他在最早創刊的前三期就開始零散地介紹中國。雖然隻有幾百字或更少的介紹，但係著辮子的中國，走向共和的中華民國，仍然被他們快速地介紹給美國。中國就這樣偶然地出現在了這份雜誌上。一位資深的媒體研究者稱，“在早期，《時代》對中國的報道涉及政治層麵的比較多，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中國開始在世界的經濟舞台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時代》也相應加大對中國報道的力度，同時也拓寬了報道的範圍，把中國的文化、體育、教育、經濟等多個層麵的東西介紹給世界。”
《時代》雜誌告訴世界的中國是這樣的：他們刊登了至少500萬字關於中國的報道。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蔣介石、宋美齡等50多位中國人成為《時代》的封麵人物。而更老牌的《紐約時報》對於中國報道的介入，則可以延伸至晚清。這家自19世紀中期創刊，曆經150餘年仍踞美國乃至西方主流媒體的領袖地位的老牌報紙。至少在1854年，就有文電從晚清的北京傳送至遙遠的紐約，而晚清的中國，正經曆著“千年未有之變局”，從神秘封閉的東方老大淪為“東亞病夫”，帝製遭遇千年未遇之質疑，士大夫政治沒落，積弱之國，以及西洋初遇中華時的碰撞，都在遭遇前所未有之變。《紐約時報》以當時中國人還未具備的近代眼光和技術，即時、全麵、連續地觀察和記錄了這段曆史，這種跨越百年的文獻式的報道方式，令人驚歎。而由《紐約時報》的晚清變局之報道集《晚清的帝國》，在中國出版後，更是以其獨具一格的報道模式與視角，而被評價為“這是力圖以時報原始資料重現一個世界大國之編年史的偉大嚐試”。而這家報紙至少自晚清至今，刊發了關於中國方麵的報道達數千篇，近百萬字。這種獨特的美國主流報刊群對美國主流社會形成美式“中國觀”的影響線索進行了實證的探索。這些媒體對於中國的關注與《時代》上的中國，相映成章，一個即時性的甚至帶有美國式的中國觀就此形成。而他們這種連續性的報道，則間接地撰寫了一本獨特的美國史觀的中國的現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