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現狀與變化
肮髒、貧窮、落後，這與宣傳的形象截然不同。
直到今天，中國落後的現狀與北京的思想家多年來所宣揚的燦爛輝煌神秘形象相距甚遠。《 時代 》周刊雜誌駐香港記者理查德·伯恩斯訪問了中國的南部省份以後，在他的報道中寫下了這樣的印象：
一條不知名的小街到處都散布著鏽跡斑斑的廢棄煤油罐和碎瓦片。人行道上放著一排用繩子束著的柴禾捆。紅磚塊、馬口鐵澡盆和木水桶散落在硬土路上。幾輛緊鎖的自行車斜靠在一座三層樓的外麵。三隻小雞待在一個木板條籠子裏低聲咯咯地叫著。孩子們串來串去，還有的在跳繩玩，而他們的父母們則在利用周末時間來洗衣服，用的是從街邊水龍頭打來的冷水。
眼前髒亂、貧窮的街景與掛曆畫裏中國的形象截然不同：一幫臉蛋紅撲撲的小女孩在一個伊甸園似的果園裏收摘著成熟的水果；明亮的工廠裏，衣裝整潔的工人正在勞作，臉上還掛著笑容。這是與越南北部接壤的廣西壯族自治區的省會南寧市（ 人口50萬 ）的一條小街，也是中國總體景貌的縮影。
可以肯定，中國確實有富麗堂皇的工廠和欣欣向榮的公社來向遊客展示，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要發現與中國現狀最接近的景象，還是要到小城市的街區或小鄉村裏轉一下才能了解。中國要走的路還長著呢！
當地宣傳介紹說，剛“解放”時，南寧隻有4家工廠，是一個“消費城市”，從其他地區進口產品來維持自身。而現在，當局驕傲地指出，南寧的人口增長了4倍，有400家工廠，已經轉變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生產城市”。有一所令人印象深刻的醫院，幾家建築綜合企業，以及幾家有幾千名工人的布局合理的工廠。
但南寧仍舊非常貧窮，在這條小街上，房內沒接自來水，許多街區都是這樣。大部分房間點著昏暗的、光禿禿的燈泡，由一條電線懸掛在天花板上。窗扉或千瘡百孔，或汙跡斑斑。在夏季炎熱的幾個月裏，通風條件非常差。在幾家共用的廚房裏，唯一的炊具就是一口銅鍋，燒的則是煤和泥混合製成的煤餅。一家人住在兩間房間，大部分家庭住三小間。主要裝飾是脫落的宣傳畫或者是並排貼在牆上的領袖的畫像。
沒有一家有自己的廁所，居民大部分都使用街拐角處的公用廁所。居民的房子看起來像是幾十年前修建的，事實上，這是12年前才修建的，也就是1966年中國陷入十年動亂之前建造的。
“從那時起，‘四人幫’就使我們停滯不前了。”這是住在南寧的這條小街上的一位居民說的，他來自於某電影製片廠的一家工廠。“我們非常落後，”然後，他又補充說：“10年後你再回來看看，你會發現一切都變了。我們準備從頭做起，10年的時間，一切都將是全新的，都將是現代化的。”
在中國到處都能聽到這種觀點，到處也都是號召人們為“四化”多做貢獻的宣傳標語。不管是廠長、公社社長還是車間裏的工人，似乎都滿懷現代化理想。在中國，有一種非常深切的感觸：在冷靜務實的鄧小平的鼓舞下，中國已經實現了一場驚人的轉折。盡管政策發生了驚人的改變，但是在中國的所見所聞與6年前相比卻變化甚微。
在1972年乒乓外交令人興奮的歲月裏，外國遊客已經開始訪問中國並寫下了一些常常是非常狂熱的報道。現在，同那時一樣，有非常充分的證據說明：中國人雖然要節省些，但食物還算夠吃的，大部分人都處於良好的健康狀況，如果說穿的衣服不夠時髦，但還可以穿得暖。不過很難察覺出真正的生活標準提高。
許多城市破爛不堪，它們共有的特征是：刷有白色塗料的建築外觀汙跡斑斑，破碎的磚頭，破舊的脫皮的木門，甚至連一些值得驕傲的紀念碑也遭受著無人照看的厄運。在廣東，主要劇院是修建於1951年可容納5000人的孫中山紀念堂，從遠處看，這座紀念堂還顯得非常壯觀，但從裏麵看，則牆皮脫落，以前以天壇風格裝飾的主梁柱和房梁也黯然失色，年久失修。在相對富裕先進一些的廣州市，表現出當局對於個性的容忍程度越來越大。以發型為例，樣式變得更多了，許多婦女，留了小侍童發型（ 向下卷的齊肩發型 ），甚至於還燙了發，不過正統的羊角辮仍然是主流發型，而不是例外的發型；服裝樣式、顏色更為多彩，紅黑方格呢現在尤為流行，但大多數男女還都穿著單調的寬鬆下垂、滿是補丁的藍黑工作服。
中國連續不斷的口號聲絲毫沒有減弱，雖然內容由抽象的思想意識（ 以階級鬥爭為綱 ）轉變為明確的現實目標（ 為“四化”多做貢獻 ）。就像廣州一家幼兒園裏一樣，孩子們現在可以唱“我願做一名飛行員，高飛在美麗的天空……”，但是這些三四歲的孩子們還必須學唱讚歌，說明政治思想的灌輸仍然貫穿於始終。最常聽的毛主席讚歌《 東方紅 》的嘹亮歌聲仍然回響在候機大廳和候車室裏，結束時依舊高呼“偉大舵手萬歲！”工廠和公社裏高音喇叭仍然在大聲地廣播。在南寧，“今日大舞台”正在演出慶祝廣西自治區成立20周年。這場演出仍舊是描繪共產黨在廣西的光輝曆史。與社會主義“不相符”的藝術也被允許了。在桂林市一家主要的書店外出現了關於十卷裝的《 史記 》的廣告，這是最近才被平反的儒學經典作品之一。在藝術學校和畫廊，傳統的山水風景畫占據了主導地位，而不再是革命英雄的素描。在廣州的孫中山紀念堂裏，中央音樂團演奏了李斯特的鋼琴作品，薩拉特的小提琴樂章，這兩位作曲家在幾年以前還被批判為“沒落的資產階級”。但節目單上同時還是出現了“無產階級”交響樂，名為“日照香爐升紫煙”。這是一首歡快的幻想主義作品，有些德彪西作品的風格。也許意義最大的就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經逐漸消除了，在介紹情況時，引用毛主席語錄的情況已經少之又少。幾年以前，如果問及一位農民提高水稻產量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時，他會回答：“掌握毛澤東思想。”而現在他更可能會回答說“多施點化肥”。如果說對那種宗教儀式般的口號還有一些需要的話，那麼對於化肥的需求就更為明顯了。因為常常有外國的訪問團穿過青螺潭公社的田野，這個位於廣州北部的公社已經印製了一些傳單，上麵宣稱：糧食產量正“一年年”地提高，但在傳單上，也清楚地列出了在1965—1976年之間產量幾乎沒有任何提高的統計數字。而在這一階段裏，中國的人口增加了25%，該公社已經遭受了嚴重的人均產量下降。一位老農民正細心地料理著自家的自留地，種了一些飼料作物來喂豬和雞。“我們在‘文革’以前比現在過得還好。”
糧食數量不充足，食品的質量也不高。在廣州、桂林和南寧的水果攤上，隻擺放著一些柑橘、蘋果和柚子。柑橘滿是碰傷，皺皺巴巴；蘋果個頭不大，又給蟲子咬了；而幹柚子更是大不如在東南亞任何一個地方所見到的好。富含蛋白質的豆腐，一度是窮人們的肉，過去是中國各地的食譜上都有的，現在成為城市市場上非常少見的奢侈品。
由於存貨長期不足，許多人買東西都到路邊人行道或小巷裏興建起來的小自由市場。在進出城市的路邊，到處都是賣菜的農民，這些蔬菜都是他們在自己的自留地裏種植的。他們靠賣菜來增加點現金收入（ 一年的收入是150—200美元 ）。所有人都精心地料理著自家的自留地，足見其重要。這一現狀還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規劃者們指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如果城市貧窮，農村將會更為貧窮。
這在桂林尤為明顯。在一個寒冷的冬天的早晨，街上擠滿了城裏人，他們在百貨商店前麵轉悠。通常百貨商店是城裏人下班後的活動中心，一家商店的櫃台前，吵吵嚷嚷的人群擠來擠去，就是為了買雙剛上市的兩美元的帆布鞋。不遠處一個昏暗的人行道上，幾個農民裹著破毯子來抵禦夜間的嚴寒，他們麵前一堆堆花生、柑橘和羅漢果，盡量地賣給過往的行人。街上的人越來越少，他們也就把毯子搭在肩上趕回城郊的公社去了。
同時，一家地方“工人文化宮”——實際上就是一個草草建成的電影院裏，擠滿了人。伴著甜美的音樂，正放映著一組彩色照片，盛讚中國社會主義所取得的成就。科學實驗室、漂亮的醫院、閃著火花的煉鋼爐讓人眼花繚亂，還有關於農業生產的照片——活蹦亂跳的魚蝦裝滿了網、成熟的水果壓彎了枝頭，使在座的觀眾不時地發出了大聲地“喔……”“哇……”的驚呼聲。銀幕上所描繪的社會主義的豐足景象同外麵街上裹著破毯子的農民差距也太大了，這可以省略，但卻是無法否認的現實。
1979年的台灣
“逆境中不要急躁，保持冷靜，保持尊嚴。”這是1971年中華民國被驅逐出聯合國時蔣介石的訓話，現在的台灣領導人蔣經國先生再次引用他父親的這段話來激勵國民。
剛從震驚中恢複過來的“另一個中國”得知華盛頓和北京將在近期邦交關係正常化時，島內情緒變得更為堅定。卡特總統宣布完此消息僅兩天後，台即宣布台灣政府提高國防預算，加速主要武器的研製計劃。自從1954年美國終止與台灣的《 共同防衛條約 》後，中華民國別無選擇，隻能“建立一個更為獨立的國防工業體係”。該舉措很受歡迎，台北的主要寺廟前，尼姑們開始為國防事業而向行人們募集捐款，僅一周時間，民眾就捐資170億元用於政府購買武器。
台灣的國防力量正處於警戒狀態，而警察也在不間斷地維護著美國大使館和外國人喜歡去的地區的安全警衛。學生們舉行了幾次反美示威，但對美國人倒還是很有禮貌，並沒有惡意。很明顯，出於對中美關係正常化可能會引發運動的恐懼，政府推遲了定於11月23日舉行的國民大會和立法會空餘席位的選舉。此次選舉是到當時為止台島曆史上最公開的一次選舉，反對派候選人自由地批評國民黨政府，出生於大陸的參選人陳古英（ 音 ）也已經計劃在他的競選活動中，將在台北豎起一塊牌子，上麵隻寫：“我們在往哪兒去？”
對蔣經國和他的國民黨老兵們來說，這已不是一個新問題了。半個多世紀以前，蔣介石斷然決定與中國共產黨進行一場血淋淋的內戰。那場艱苦的內戰，蔓延了整個中國。許多美國人把蔣介石看作在亞洲保持潛在穩定的設計師。1949年解放軍徹底挫敗了蔣介石士氣低迷的軍隊，毛澤東宣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此時，這一幻覺對太平洋兩岸來說都是異常苦楚的。
台灣當前的艱難處境真正開始於1949年，在蔣介石和他的中央政府逃到了台北、北京在1950年介入了朝鮮戰爭之後，杜魯門總統把美國的第7艦隊開進了台灣海峽，隔開了台灣和大陸，以保護台島不受共軍武力進攻——此舉也意外地阻止了國民黨反攻大陸的行動。從此美國開始在軍事和經濟方麵來支持台灣，鼓勵國民黨實行他們在大陸掌權時一直未推行的改革。今天台灣已經成為亞洲管理得最好、腐敗最少的地區之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由1968年的280美元增加到現在的1400美元，這比中國的3倍還要多。通過一項有效的土地改革，消除了50年代農村的貧困和土地主的不富足的狀況，成了亞洲的驕傲。
現在台灣麵臨的最直接的問題是它們蒸蒸日上的經濟的未來前景將會怎樣。台灣以240億美元的年貿易額高居世界前20名內。美國的許多大公司，包括福特、美國無線電公司和固特異公司，宣布他們將繼續在台投資。但並非所有的人都因此而放心。台灣的負責美國商業的總裁羅伯特·帕特評論說：“假裝出關係正常化對我們沒有損害是根本沒有用的。這的的確確將給我們造成損失。”但華盛頓宣布的50項台美協議將繼續保持有效的聲明使台北稍鬆了口氣，這些協議主要涉及經濟和文化問題。
對於北京發出的和解言辭，台灣人公開地表示不相信。以往多年來大陸在一直稱台灣的統治者們為“蔣匪”和“美帝國主義的走狗”。1978年12月的早些時候，大陸方麵邀請台灣最出色的運動員到北京參加為迎戰曼穀亞運會所進行的中國國家隊的訓練，他們全都拒絕了。就在卡特總統宣布完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後，北京電台就連忙播出一條消息：如果台灣當局同意，將派兩位前國民黨人訪問台灣島，與“包括蔣經國在內的老朋友們交換意見”。這一提議也同樣被國民黨斷然拒絕。蔣經國說：“隻要我還在，這兩個叛徒就不能來台灣。”鄧小平在接受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時承諾在兩岸統一後不會降低台灣的生活水平，其他的台灣官員們也對此表示懷疑。其中一位說： “不相信北京說的話，我們都知道其最終目標是要消滅我們。”
北京將不會武力征服台灣，但中共在這一點上隻有非常輕微的暗示，而沒有其他的說法，華盛頓對此還是保持樂觀態度。事實上，台灣47.4萬訓練有素的強大軍隊，擁有316架戰鬥機，包括F-5A/E攔截機、空對空導彈和地對地導彈，目前還是有效的遏製力量。同時，國務院的專家們正在討論可采用的方案。在國防部中央委員會的一次緊急會議上，一位委員甚至還提出打“蘇聯牌”來回敬美國打出的“中國牌”——意思是台灣尋求與蘇聯建立關係，該提議當即被否決。實際上，華盛頓所擔心的是更壞的一種可能：台灣擁有眾多優秀的科學家，現又加快實施核反應堆的研製計劃，有預測說他們可以在兩年內製造出原子彈。
1979年的變革與激蕩
中國？那是一個沉睡的巨人，讓它沉睡吧，因為當它醒來時，它將改變整個世界。
——拿破侖·波拿巴
這是20世紀後半葉一項規模宏大、膽魄驚人而又史無前例的工程。一個擁有10億之眾的大國驟然改變航向，世界1/4的人口正加快步伐從固執、封閉的孤立環境中走出來，改變了這個星球上人口最多國家的人民的生活——這怎麼可能會有先例呢？因為長期自我封閉造成的複雜心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外界分隔了太久的時間。經曆了毛澤東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已顯得有些疲倦了；他們希望到2000年時，中國實現現代化，並且成為世界上一個經濟和軍事強國。他們也許無法實現，也許要晚些時候才能實現，但中國人民已經出發了，這本身就展現出了非同尋常的民族抱負。
年末時，中國的事業取得了一項令人欣喜的新成果：7年前由尼克鬆政府發起的美中之間小心謹慎的“戀愛”關係有了進展，兩國在北京和華盛頓同時發表的聯合公報中，宣布兩國將互派大使，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雙邊關係正常化為潛力巨大的貿易活動鋪平了道路，同時也將對世界的政治格局產生影響，但北京要與華盛頓、莫斯科相提並論成為全球一流強國的首都，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中國發起的這場運動是要把世界上延續下來的最古老的文明推向21世紀，但將該運動提到日程上來的是副總理、兼任中共副主席和軍隊總參謀長的鄧小平。雖然鄧在北京的政治局裏隻排第三位（ 前麵兩位分別是華國鋒和現已80高齡且百病纏身的葉劍英元帥 ），但他卻是中國“四個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四化”是要同時提高農業、工業、科技和國防水平，把中國向現代化世界推進。
74歲的鄧小平強硬、堅忍、靈活，他所經曆的政治起伏比理查德·尼克鬆還要多。他曾兩次被撤銷了職務，而恢複職務也隻是17個月以前的事情。鄧小平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當中有著廣泛的基礎和影響力，同時在政府機構、技術專家們和知識界裏也享有廣泛的支持。鄧不僅擁有廣泛的群眾擁護基礎，還有著非凡的活力和高超的管理技巧。
這一年來，變化紛繁急劇。卡特總統在經過了表現優柔寡斷的一段時期之後，民意測驗顯示其支持率下降了30%，而最近因為外交方麵的成功而有所回升。在戴維營峰會上，形勢一度看好，好像他將創造中東奇跡，使以色列和埃及之間達成一項和平協議。但到年末時，雙方的磋商令人沮喪地陷入了僵局。波蘭的克拉科夫大主教（ 一名運動員 ）卡羅爾·卡迪納爾·沃傑塔拉成了450年來的第一位不是來自意大利的教皇。他的前任阿爾比諾紅衣主教盧西亞尼把持聖彼得大教堂的鑰匙隻一個月多一點，在盛讚了其前任後，沃傑塔拉接受了“約翰二世教皇”的稱號。在加利福尼亞，一位退休實業家霍華德·賈維斯提出的大幅降低稅賦的“13條建議”獲得了該州議會議員們的批準，成為中產階級對“大政府”普遍不滿的一個標誌。而一個喪心病狂的邪教預言家吉姆·瓊斯製造了一起稱為“白色深夜”的自殺和謀殺行動，913名追隨者斃命圭亞那森林。
戰爭陰影、和平希望和恐怖行動占據了新聞的頭條位置。隨著駐紮在貝魯特的敘利亞軍隊想要擊垮軍事右翼基督派軍隊，黎巴嫩的首都再次成為硝煙彌漫的戰場。柬埔寨和越南好像要推翻多米諾理論（ 如果說越南倒向了共產主義，其他國家也應隨之轉變 ），但兩國不是通過一般的思想意識擴張，而是發動了邊境戰爭，相互間展開了你死我活的廝殺。伊朗國王長達37年的統治因連續幾周的騷亂而受到了動搖。意大利的“紅色旅”綁架了前總理奧爾多·莫洛，扣押了54天後將其殺害，並把屍首扔在羅馬街頭一輛車的後麵。在蘇聯，人權運動者阿諾托裏·沙蘭斯基、尤裏·奧洛夫和亞曆山大·金茲伯格則被投進了古拉格集中營。
最近英國發生的一個事件如果說按倫理道德觀念評價來說有些問題，但從人性角度來說還是令人歡悅的——第一例通過體外受精產下的嬰兒降臨到人世。8個月前，醫生們在實驗室裏使精子和卵細胞在試管裏實現結合並將其植入這位母親的子宮裏。
但所有這些事件都遠不及中國決定融入世界這一事件這樣意義深遠。北京的《 人民日報 》為“四化”建設鼓勁：“中國人民奔向四個現代化宏偉目標的腳步聲，回蕩在燕山腳下和黃海之濱，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在這場新的長征中，我們決心征服祖國的高山、大海、平原、油田和礦藏，我們要勇攀科技高峰，要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發展正常的貿易關係。”
為實現這一目標，鄧小平及其支持者們已經踏上了一條有時看起來有些像資本主義的道路。這樣新的口號可以是：“百業並舉，百企競標。”雖然在這一創業過程中，還沒有多少中國人獲得了多少個人自由，但沒有舉行任何儀式他們已經甩掉了過去的舊思想包袱。毛澤東思想曾一度神聖無比，而現在他“不依靠外部資源，自力更生地發展國家”的原則也已一去不複返了，曆來視外國為蠻夷之地的中國已經向世界敞開了大門。去年有530萬遊客訪問了中國。成千上萬的資本家也正在這個充滿希望的國度裏探尋新的市場並進行投資。而以下兩條非常令人吃驚的消息可以說是“修正主義”的標誌：中國正計劃在北京郊區修建一個高爾夫球場；中國已批準了可口可樂公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獨家經銷權。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不為世界關注，但突然之間好像到處都是中國人，他們忙談判、簽協議，急切地想知道其他國家成功的經驗。去年8月，華國鋒出訪了東歐，與羅馬尼亞的青年們一起興致勃勃地跳起了霍拉舞。然而，歐洲前沿的這場演出並沒有博得蘇聯的好感，他們仍在同中國接壤的4500英裏的邊境線上駐紮著43個最精銳的野戰師。鄧小平也出訪了日本並與其簽署了《 和平友好條約 》，在一次香檳酒會上他祝詞說“既往不咎”。而後他又飛往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簽訂了許多科學交流協議，並不斷地譴責蘇聯“霸權主義”（ 帝國主義 ）。1979年1月晚些時候鄧將訪問美國，以表示他個人對新建立的中美關係的認可，頗受世人矚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