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文革”時期的北京人
要去和平咖啡館，得在四聯理發店向右轉，然後經過東風電影院，一直沿金魚胡同向前走。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被關閉之前，這家咖啡館吸引著北京一些最時髦的年輕人，像“穿著柔軟光滑的襯衫和裁剪得體的西裝，還有緊身的喇叭褲和棱角分明的黑鞋”的李新國；白天是一名工人，夜晚是服飾分層打扮的典型的王益民，“從下巴以上，他像個強盜。從脖子到膝蓋，他像個剛剛從街坊小館出來走進倫敦迷霧中的英國人。但他的膝以下，那裏他的軍褲配上他的卡其布運動鞋，他看起來像中國人。他的裝束——淺呢軟帽、雨衣還有軍裝——塑造出一個被截成三截又被拚湊在一起的形象。”
這就是奧威爾重新發現的北京人，他自20世紀50年代從哈佛燕京研究所畢業後，就一直在關注著中國。他第一次到大陸是在1975年，知道了他所想知道的許多事情。中蘇關係之間的裂隙和對美國最近在東南亞的戰爭的回憶加深了中國傳統上的孤立感和自然而然的對外來者的不信任。雖然他為了和平與友好而風餐露宿，但奧威爾感覺他就像在“野蠻安排”的實驗的一部分。沒有平常的談天說地，沒有通信地址的交換，當然也沒有女性同伴。“在中國缺少世界主義的城市街道上，當我走過時，我有時會看見母親保護性地抱住她們的孩子。”
從1978年起，奧威爾幾次重返中國去尋找那些改造過的街道。與過去相比，主動介紹的多了，對西式服裝刮目相看。在和平咖啡館裏，王益民掃了一眼美國香煙、帶有防震裝置的手表和硬通貨。他和他的朋友喝摻有啤酒的橘汁蘇打，並討論哪一個外國參觀者願意同他這樣的人相處。
奧威爾能講漢語，最後得到一本官方旅行的小冊子；但他對王益民到底從事什麼職業卻始終拿不準。對他的印象深刻是，許多中國人表露出表達言論和欲望的意願。一位年輕的女性說，她夢想成為一位時裝設計師：“當然我希望在我的一生中得到對我最好的東西。我認為那是人性本質。”奧威爾發現這樣的情感與國家創立人的正統觀念背道而馳，就像那些高舉毛的小紅寶書的人突然懷抱心理訓練的手冊。
“出去看外國客人！”充滿了觀察，它相當於1000幅嶄新的新中國的照片。在上海寬闊的人民廣場上，他遇見了乘機動腳踏兩用車，在街燈柱之間進行障礙滑行的3個年輕人。其中一個男孩穿著他自己縫製的藍色喇叭牛仔褲。他甚至帶上了一個用圓珠筆寫的LEVIS標簽。在東北城市大連，奧威爾逛了“自由市場”，這裏到處是叫賣陶器的小販。他感到納悶：這些商業活動如何有別於資本主義。他的導遊回答說：“為什麼它不屬於資本主義？原因是它在像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裏，仍然不允許為了你自己的利益而剝削別人。你不能雇用另外一個人為你工作，為你掙錢。但假如你更加勤奮努力地工作，勤勞致富，那就對了。”
昨天的異端邪說成了今天的詭辯論據，昨天的敵人或許會成為明天的主顧。奧威爾注意到：來訪的中國官員禮貌地享受著當地人的熱情與好客——他們被邀請品嚐大塊的熱乎乎的、還在流血的牛肉；熱情的女主人幾乎要撐破她們的緊身牛仔褲與襯衫。
在觀看牛仔競技表演時，中國代表團仔細聽著，麵無表情，而同時一個公共廣播係統裏的聲音宣布表演開始。
美國人遊曆了中國的農場和工廠；中國人穿行於迪士尼樂園和飛機製造廠。這樣的場景應該使從長島到西雅圖市場發展管理者感到振奮。奧威爾並不如此樂觀。“在中國我所看見的是，我周圍每個地方都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他寫道並深思，是否“所有這些靠利益激發的活力最終將與用於在理論上指導中國的集體主義的道德規範相碰撞”。
奧威爾是懷舊的。盡管目標是不現實的，但無階級社會的理想仍令他感到興奮。
中國與荷蘭的摩擦
向台灣出售兩艘荷蘭製造的常規潛艇幾乎算不得屬於本世紀的軍火交易。但是，這宗議定的交易正在引起與3億美元的價值完全不符合的吵鬧。中國對於向它的台灣出售軍事武器惱怒異常，它威脅說，將要削減未來同荷蘭的貿易。台灣方麵隻要聽到任何說要取消交易的風聲，就會猛地抬起頭，因此它也很容易像中國大陸人一樣惱怒。這就讓荷蘭人陷在中間——在他們看來，北京向華盛頓的新一屆美國政府發出不要幹涉台灣事務的信號，使得自己成了犧牲品，他們對此感到憤怒。
緊張的情況在荷蘭議會引起兩次激烈的辯論，因為，無論它采取什麼措施，都要損失數以百萬計的美元。議會將對這個問題進行表決，但是，隨著周末來臨，每個人都在猜測表決的結果。總理凡·阿戈特說：“為了明天能活下去，今天就要吃飯。”他公開表示支持這宗交易。交易成功會給荷蘭帶來急需的出口，並為這個失業率高達7.5％的國家提供600萬工時的工作。但是，同中國的貿易潛力至少也是一樣巨大的。隨著政府內部的反對逐漸增加，凡·阿戈特可能不會再一意孤行強行批準這宗交易。
從一開始，阿姆斯特丹在這個問題上就跟中國處理得不好。凡·阿戈特訪問中國剛剛過去幾個星期，它就宣布了這宗交易。無論從哪方麵講，北京都被激怒了。它明確警告說，如果荷蘭向台灣出售潛艇，中國將會減少同它的外交和貿易關係。
中國政府已經告訴幾家荷蘭公司，中國不再歡迎它們。荷蘭的“殼”牌石油公司已經被要求停止在山西的價值數百萬美元的石油天然氣開采項目。中國政府還要求向大陸出口貨物的歐洲出口商不要在荷蘭港口停泊。
批準同台灣的交易將讓荷蘭每年在對華貿易上損失2億美元，但是，取消這宗交易無疑會妨礙荷蘭迅速發展的對台貿易。目前，荷蘭與台灣的貿易額每年為3.15億美元。
台灣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威脅說要報複荷蘭，但是，它已經有理由感到憤怒了。1月初，荷蘭突然取消了台灣軍官考察荷蘭一座海軍基地裏的潛艇的計劃。現在，凡·阿戈特總理又拒絕給予製造潛艇的維羅爾姆公司生產許可證。這一舉措使得該公司不得不在別的地方尋求擔保——台灣很可能將此視為是對它的怠慢。
無論北京對於這次潛艇交易的態度如何，它發出的警告既是針對華盛頓又是針對阿姆斯特丹。中國官員想要反擊美國總統裏根的親台政策，他曾在競選中稱中華民國為“我們的老朋友和同盟”。具體地說，美國可能會向台灣出售軍事硬件，包括先進的噴氣式戰鬥機，而共產主義中國想要阻止它。當然，這對荷蘭並沒有多大的安慰，它不明智地扮演了一句中國諺語中的錯誤角色：“殺雞儆猴”。
不再急功近利
“中國的經濟工作將從急功近利的痼疾中解脫出來，它將以自己實際的經濟條件為基礎，把重點放在實際的效果和穩步發展上。”這是中國副總理姚依林2月28日在中國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上的一番發言，他描述了由中國經濟設計者們所做出的具有分水嶺意義的決定。姚宣布大幅度削減13％之多的1981年財政預算；其中影響最大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將被削減幾乎一半。北京似乎在重整3年前開始的聲勢浩大的“實現四化”的發展戰略。（ 注：1978年年初，中國規劃了至少120項工程，以提升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水平。）
這項大削減並沒有使外國公司感到驚訝，因為在過去的僅僅一個月裏，北京撤銷或中止了5項價值25億美元的工程。損失最大的是那些在1978年和1979年受中國雄心勃勃工業擴展計劃驅動，最先湧進中國市場的日本和西德公司。日本的一些公司，包括東洋機械工程公司、三菱石化公司等失去了在南京、勝利和北京建設7處石化工廠的合同，價值6.4億美元。法蘭克福的魯奇機械聯合企業預計將失去價值4.5億美元5份類似合同中的3份。
更具爆炸性的是北京停止建設位於上海附近的寶山鋼鐵公司的二期工程。這一在建的50億美元的工程被視為中國工業現代化的裏程碑，中國在1978年與各大財團簽訂了合同，其中包括西德的西門子公司。這次停建的部分包括由西門子和其他三家公司聯合建設的6.5億美元的冷軋機設備，與三菱重工簽訂的4.25億美元合同以及與日本鋼鐵集團的1.4億美元工程。
中國這些被拋棄的貿易夥伴所表現出的氣憤是可以理解的，一位日本商人謹慎地說：“如果中國不能解決好這一問題，日本人民會非常失望的。”在波恩，經濟部一名高級官員的話相比之下顯得生硬：“當簽訂合同時，我們尊重他們，即使合同對於我們來說有極大的難度。我們隻希望我們的商業夥伴和我們做得一樣。”隻有迅速支付“足夠的賠償”才能減輕“對中國人可靠性的疑慮”，恩裏奇·萬斯表示，他是西門子公司的董事會主席。
但是任何一點賠償都必須等待複雜談判得出結果。2月，日本貿易代表訪問了中國，並就合同的撤銷進行商談。現在，一個中國代表團抵達東京為談判做基礎性工作。中國的一個特別使團也預計在本月（ 1981年3月 ）的晚些時候抵達波恩。
這次合同撤銷行為不僅損害了中國的商業信譽，而且也造成了令人驚訝的財政損失。根據一則日本方麵的報道，中國已經進口並支付了29％的日本設備，剩餘的大部分已經生產完畢等待裝船運輸。大批的機械設備也建造完成並已從西德和其他地方運往中國。專家們懷疑這些設備的大部分是否能再次出售——甚至是儲存，除非花高昂的費用。
中國官員試圖從好的角度解釋當前的局勢，於是他們說現在的緊縮是為將來的擴展創造更完善的基礎。他們解釋說，突如其來的裁減是製止通貨膨脹造成大量財政赤字和日益增長外債的必要措施。他們還提到了波蘭經濟的萎靡不振，以證明中國從重工業向輕工業轉換是正確的，因為這需要相對少得多的資本投資和複雜技術。
但是中國無法反駁人們的指控，即規劃方麵的失誤造成了當前的問題。比如，在寶山鋼鐵集團的選址問題上，不夠充足的港口、陸地運輸和電力設備使得必須再建造額外的9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此外，建設石化工廠的衝動是為了實現到1985年石油年產量達7.3億桶的目標，但是分析家現在懷疑中國是否能達到這一數字的一半。
當然，西方公司也並非毫無過錯。歐共體中國問題高級專家路易斯·卡旺評論說，西方的出口商們非常渴望進入中國這一擁有10億人口的大市場，因此他們無視一年多以前就已出現的即將進行緊縮的顯著信號。甚至在更早以前，一些像西德經濟部長奧托·蘭布斯多夫伯爵在內的懷疑人士就警告過，他們說中國根本就不具備接受如此龐大商業行為的能力。但是這些警告大部分都未引起人們的注意。
雖然中國經濟前景堪憂，但也有一些光明之處。一個積極的標誌就是中國良好的對外貿易狀況，它在1980年增長高達20％。今年盡管削減了大規模的采購，但其增幅至少是一半。對於美國而言，令人鼓舞之處在於中國的緊縮政策使美國公司有新的機會與日本和西德的公司進行競爭。美中貿易委員會副主席羅傑·W.蘇利文得出結論：“我當然不會建議任何人在中國目前重新調整的階段袖手旁觀、無所作為。如果那樣做的話，你的競爭對手就會向前推進。”
洪水與饑荒
1981年3月底，國際救援組織的官員私下裏非常緊張——也有些驚駭。他們終於明白了數月以來引發傳言和猜測的不幸事件所帶來的後果。中國，這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度正經曆著自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來最為嚴重的——至少是這樣宣傳的——一係列自然災害。在兩片不同的廣闊區域裏，大約2000萬人口正依靠政府提供的匱乏的穀物配給維持生活，以應付洪水和幹旱兩大災害。中國的共產黨政府在它執政的31年曆史上第一次被迫發表了慎重的請求，呼籲大規模的國際援助。這一請求是如此驚人和具有爆炸性，以至於無論中國還是聯合國的官員對此都異常重視。
去年夏天，中國中部的湖北省遭受了數星期的傾盆大雨，導致了26年以來最為嚴重的洪災。盡管宏大的防波堤阻擋住了來自揚子江的主要洪流，但是其他142處支流幹堤卻被衝垮，洪水淹沒了地勢低矮的產糧地帶，使大約620萬農民和家庭受到影響。受災地區的一位觀察家表示：“大部分的農田都被淤泥和碎片覆蓋，無法進行耕種。有些村莊裏的幾乎所有東西都被大水衝走。”盡管清理工作已經開始，但數以萬計的中國人依然居住在暫時搭建的小棚子裏，數以百萬計的人過的是每天隻有14盎司粗糧供應的饑餓生活。
然而，如果與發生在以河北為中心、影響到周邊5個省並持續兩年的旱災相比，那麼這場洪水就顯得黯然失色了。估計有1400萬人分配的口糧僅夠維持生存。據一位最近前往參觀的人稱：“那裏有大片幹涸的土地自去年年初以來就顆粒無收。水井要麼枯竭，要麼水位極低。”同時，那些地方傳染病流行。然而，幹旱依然沒有停止的跡象。一位國際救援官員表示：“從這再往別的地方，情況隻會更加嚴重。”
去年12月，中國領導層終於做出決定，打破毛時代國家必須自力更生的原則，悄悄地向聯合國災害救助署求援。於是，該組織的考察團在1月前往了受災地區。他們對中國自己的緊急救援措施印象深刻，因為至今已有5000人死亡。但是他們預計中國將需要150萬噸大米、小麥和其他糧食，還需要藥品、衣物、毛毯、種子、奶粉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
目前，國際援助將來自哪些國家並不清楚。3月底，第一批1700萬粒維生素藥丸從聯合國在丹麥的倉庫運抵中國。歐共體也保證提供價值620萬美元的援助，其中大部分為奶粉和食用油。盡管美國滿懷同情地聽取了中國的請求，但截至本周末，華盛頓方麵還在考慮它的救援品。現在，用於國際救援的糧食儲備已經因為非洲饑荒國家以及其他諸如波蘭、越南等國的請求而變得非常緊張。因此，中國將不得不緊急從國際市場上購入至少7000萬美元的糧食以滿足它的需要。
中國官員堅持說，中國將盡最大可能自己渡過難關。但是持續的困境會產生深遠的國際影響。因為河北和湖北省是傳統的農產品富餘區域，這就意味著兩省的困難將把整個中國的糧食供應置於失控境地。去年，中國被迫進口了1200萬到1500萬噸糧食。如果幹旱繼續的話，那將影響到多達1.3億的人口，使整個經濟處於混亂狀態。正如一位聯合國官員所說的：“想象一下，世界人口的1/4將依賴西方是個什麼情景。”
1981年的中國基督教
今年複活節的日出時分，長城上舉行了禮拜式。在這次禮拜式上，以及在北京的教堂裏麵，成千上萬的基督教徒慶祝耶穌基督的複活。
上海市中心，800名教眾擠滿了漂亮的紅磚砌成的福善堂，人們隻有站的地方。信徒們高唱《 愛是神聖的，所有的愛都是超越的 》的聖歌，此後，他們聽了李文凱牧師的布道。他告誡他們要始終忠於基督，而不僅僅是在星期天。這座教堂是上海重開的5座新教教堂之一，全國已經重開了100多座教堂。
1980年，漁業和加工業城市無錫的平安夜，就像在中國其他的40個羅馬天主教教區一樣，當地的教堂在被關閉10多年後，又重新開始供奉上帝。但是，由於中國的天主教徒不了解第二屆梵蒂岡大會決定的禮拜式變化，3000人的會眾隻好用拉丁語慶祝彌撒節。慶祝活動以真正的中國式風格在戶外結束，人們燃放的煙花照亮了整個夜空。
一個生活在河南農村的小販說，去年，在他的公社舉行的三次洗禮儀式上，“300到400人成了基督徒。”此人是一個很鬆散的“家庭教堂”組織的成員，這個組織發展極為迅速，特別是在農村。
南京神學院，年輕男女坐在剛剛重新漆過的教室裏，聆聽新教的基本教義——他們還上英語課和其他一些世俗課程。神學院是3月份重新開始招生的，從500名報考者中挑選了47名學生。該校是1966年以來第一家被批準培訓牧師的學校。在那一年，毛澤東的紅衛兵關閉了學校，逮捕了教員，毀壞了小禮拜堂，以及神學院圖書館裏4/5的圖書。
即使是在3年前，這樣的情景還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今天，隨著共產黨政權決定履行憲法裏保證宗教信仰自由的諾言，基督教和中國其他一些宗教信仰又重新走向公開。
數千萬——也許上億——中國人仍然信仰古老的儒教、道教和佛教。它們對中國人來說既是文化力量，又是精神力量。許多世紀以來，伊斯蘭教就一直牢牢紮根於中國人中。盡管自從19世紀末以來，中國就吸引著美國和歐洲的傳教士，可是，直到今天，中國的10億人口隻有不到1％的人是基督教徒。
盡管基督教在中國地位並不重要，中國的每個省都傳來基督教複興的報道。基督教徒的人數已經和1949年共產黨掌權以前的信徒人數一樣多了，皈依上帝和廣泛傳播的奇跡療法的故事村村相傳。從“勞改”營釋放出來的牧師和修女——有些人在那裏待了20年——正在回到他們的教區。共產黨政權正在將沒收的教會財產返還基督教會眾。它甚至常常向占據財產的那些人收取租金，以便讓基督教團體能夠開始修複工作。即使在伊斯蘭教徒聚居區也能看到基督教的蹤影。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首府烏魯木齊，天主教徒現在一邊重建教堂，一邊在一座用稻草搭成的臨時教堂裏做禮拜。
中國現在對宗教采取仁慈的態度，原因是它想贏得外國的尊敬，發展對外貿易，以及它想維護國家統一，以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中國最高的新教領導人丁光訓主教這樣描述共產黨“統一戰線”的宗教策略，“信教和不信教的人的共同之處是愛國主義。他們都希望中國變得更加繁榮富強。”
中國同蘇聯一樣，印刷《 聖經 》和傳單，甚至開設教堂都需要政府的批準。對年輕人的宗教教育隻限於在教會內部的小規模集會上。事實上，中國新實行的宗教自由是不完全的。相對於重開的教堂，還有更多的教堂仍然被用作倉庫或兵營。
南京大學是6所設立新的研究宗教的社會學研究中心的學校之一，該校舉辦第一次關於基督教的學術講座時，有100名學生參加。北京的一名年輕女工說：“……我喜歡基督教是因為它強調人類關係中的慈愛。”
對於那些著眼未來的城市居民來說，基督教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僅僅因為它是美國和大多數歐洲現代化工業國家的宗教信仰。已經重開的教堂大多數位於城市，它們受全國性的新教和天主教機構的管理。這些機構和政府領導的宗教事務管理局密切協作——獨立的教派已經被廢止——丁光訓主教是所有中國新教教徒的正式領導人。
香港的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在中國進行了180例深入的錄音采訪，在此基礎上，它告訴《 時代 》記者翁兵，“文化大革命”期間仍然有幾萬多座“家庭教堂”，這些教徒是中國基督教徒的主流。新教教徒比較適應世俗領導人的領導，他們開始在這些領導人的家裏舉行禮拜式，通常是在夜間。教眾在禮拜式上共同學習憑著腦子記下來的《 聖經 》故事和聖歌，沒有教堂可去的天主教徒也常常加入這些集會。
這種的禮拜式導致出現了一種真正土生土長的宗教，它使得中國的基督教擺脫了外國傳教士的控製，因此它對於恐懼外國人的中國人的吸引力就更大了。丁光訓主教最近正式承認了所有的農村家庭教堂，他希望能夠逐漸將它們統一在自己的組織之下。
中國的天主教徒比新教教徒要少得多，他們的情況很複雜。中國的41名主教中隻有8名主教是由梵蒂岡任命的。其餘的33名是中國的教士選舉產生的，沒有得到教皇的批準，他們都是政府批準的天主教愛國協會的主教。在這樣一種教會分立的形勢下，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73歲的多米尼克·唐主教，他是一名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經過培訓的耶穌會士。盡管唐是梵蒂岡任命的，一直對教皇很忠誠，而且到目前為止他還拒絕加入天主教愛國協會。
今年2月，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訪問菲律賓期間，談到了中國。他說，“無論曾經出現過什麼問題，它們都是屬於過去。”富有深意的是，教皇並沒有冒險激怒中國。他沒有向中華民國派遣羅馬教廷大使，也沒有指派紅衣主教繼任已經過世的南京保羅紅衣主教俞平（ 1949年他隨國民黨去了台灣 ）。教皇斷然將台灣的宗教領導人稱為“台灣的主教”，而不是中國的主教。梵蒂岡內部人士相信，他將會斷絕同台灣的關係，以換取同大陸恢複關係。
但是，中國對教皇在菲律賓的講話反應很冷淡，“愛國協會”的主教可能會怠慢羅馬教皇，拒絕梵蒂岡的建議。即使能夠解決現在的主教的地位問題，中國的共產黨領導人可能也不會讓遠在羅馬的教皇委任以後的主教。
鄧小平會見黑格
1981年6月下旬，國務卿亞曆山大·黑格在馬尼拉與菲律賓總統馬科斯談到他和中國領導人舉行的為期3天的會晤時表示：“那確實是有些緊張的時刻，但我們的確辦成了不少好事。”黑格恐怕也知道美國與中國已達成的協議既是富有成果的，但又帶有一定的危險性。這位國務卿不僅改善了自羅納德·裏根上台執政以來不斷惡化的中美關係，而且將兩國關係推動到一個更為緊密的夥伴關係，而這肯定引起了蘇聯方麵的警覺。中美新型關係中最顯而易見的標誌就是：兩國發表聲明，美國原則上同意向中國出售武器。
美國的這一允諾可謂危險與希望並存。蘇聯對與它共有4100英裏邊界線的中國心存戒心。對於克裏姆林宮而言，黑格的中國之行無疑是美國新政府致力於反蘇立場的又一明證。無論美國出售給中國的武器多麼微不足道，它依然加重了緊張氣氛。在莫斯科，蘇聯的美國加拿大研究學院院長喬基·阿巴托夫告訴《 時代 》外交事務通訊員Strobe Talbott，黑格的中國之行“完全是針對蘇聯的政治訛詐，這進一步證明了華盛頓即將與蘇聯展開的有關恢複關係的對話是虛偽的”。
一些外交觀察家對做出出售武器決定的時機感到意外，據說這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在黑格即將飛往北京之前匆忙決定的。當時，蘇聯正全力關注著波蘭境內的民主自由浪潮。而美中之間的新協議會使莫斯科更加孤立，並讓克裏姆林宮的領導人認定鎮壓波蘭人的行動不會使美國損失什麼。美國官員堅持說，對華出售武器不過是改善與北京關係的很自然的一步。他們聲稱，美國已經為將來與中國打交道保留了回旋餘地，對蘇聯同樣是這樣。
國務卿卻刻意對武器聲明輕描淡寫，他指出美國還沒有接到中國人購買武器的具體要求，但是中國的每一項請求都要一一經過國會與盟國的審批。盡管中國人很有可能對購買諸如反坦克武器、防空導彈等防禦性武器興趣很大，但他們的出貨單不會太長。由於受到資金的困擾，北京把軍事現代化置於較低的優先地位，今年中國大幅度削減了17％的國防預算。一位美國官員稱：“中國人在軍火市場上的購買力僅在多哥和紮伊爾之間。”
黑格曾在1972年幫助安排了理查德·尼克鬆的中國之行，因此他在中國受到了禮遇。他首先與中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黃華進行了兩輪會談，之後又與主管經濟的副總理薄一波舉行了會晤。當黑格談到裏根政府計劃縮小國家對經濟幹預的範圍，並向地方政府放權時，薄一波，這位負責當前大規模財政和稅收改革的領導人大呼：“你們的計劃聽上去就和我們的一樣！”此後黑格又會見了國防部長耿飆，並與副主席鄧小平進行了長達2個小時的交談。一位觀察家評論說：“他們果真好上了。”國務卿還與中國總理趙紫陽舉行了會談，趙給予了黑格高規格接待：他在重重高牆的中南海內接見了黑格，那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的住處。
黑格此行的首要目的是與中國達成戰略共識以“遏製蘇聯軍事力量擴張的機會”。在與黃華的會晤中，黑格滿懷激情地闡述了裏根政府的外交政策，他指出美國與中國在諸如南部非洲、中東等問題上存在分歧，然而這些差異是戰術上而非戰略目的上的。在熱情洋溢的宴會致辭上，黑格指出：“我們的目標實際上在世界的每一部分都是類似的，如果不相同的話。”在與記者的談話中，黑格不斷地形容中國是一個“友好的不結盟國家”。但是，中國的態度卻在很大程度上是克製的。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告別宴會上，黃華指出“我們雙方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他還禮貌地表達了對裏根政府是否能比卡特政府更好地履行諾言的懷疑態度。
正如人們想象的，最棘手的事情就是美國對台灣的支持。黃指出，裏根對台北政府的友好姿態使台灣在與北京達成和解方麵的態度變得強硬起來。對此，黑格的回答是美國將繼續與台灣保持“非官方關係”，但是之後他又悄悄對記者說，“中國人對這一點是理解的”。他向黃華保證，是否向台灣出售美國先進的FX戰鬥機還未做出決定，而且對於台灣方麵的武器需求，美國將嚴格從軍事，而不是政治角度決定。
除軍售協議外，黑格還做出了一個重大的讓步。他向東道主承諾，美國政府將向國會提議修訂超過100項的將中國作為共產主義敵人對待的美國法律，就如國務卿自己所說，“這些法案將中國推入了蘇聯的陣營。”放鬆的出口控製將允許北京購買先進的機械設備，如雷達、計算機等軍民兩用的裝備。
少些理論，多些生產
電視攝像機慢慢地圍繞人民大會堂富麗堂皇的聽眾席拍全景，那裏1萬名共產黨員聚集起來慶祝有重大意義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會的結論。突然，人群慢慢隱退，電視屏幕屬於兩個坐在主席台上的小個子。他們穿著同樣的白色運動襯衫，愉快地微笑著並向浪潮般的掌聲致意。其中一位是黨的常務副主席鄧小平，另一位是66歲的胡耀邦，新宣布的黨主席。
在鄧的領導下，這個群體將中國從之前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致力於工業、技術的發展和軍事現代化。中央委員會六易其稿，完全推倒重寫的27000字決定。這是為時一年的內部衝突爭論的產物，是對毛近39年執政期的全麵的檢討。盡管決定仍肯定毛“在締造及建設我們黨的過程中具有不可抹殺的功績”，但他被指犯有“在社會主義社會涉及階級鬥爭的理論與實踐的錯誤”。毛最嚴重的錯誤，是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國“最嚴重的倒退和最嚴重的損失”。決定強調恢複在文化大革命中犧牲者的名譽。
胡耀邦作為黨主席第一次講話，他講到前麵的道路將會如同攀登中國著名的泰山一樣，“漫長而又曲折”。的確，在會議的最後時刻所指明的道路，對於一個從30多年壓製中剛剛開始複蘇的國家來說，是太過於雄心勃勃了。計劃呼籲建立一個保證人民權利、保護宗教自由和在黨的控製下擴展民主的法律體係。畢竟，這些崇高的改革設計出來了，這個計劃同時突出了鄧的使經濟現代化更為實際的優先地位，並產生了一部關於私有企業的法律。在對外關係方麵，中國重新確認了幫助第三世界的承諾。在另一外交領域，外交部長黃華率領一個高級代表團出訪新德裏。這是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以來中印第一次建立更為友好的關係的嚐試。
另一方麵，官方新聞社新華社宣布，假如美國堅持支持1979年的《 與台灣關係法 》，準許美國對在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發展商業與文化關係，中國有可能不得不對台灣使用武力。1981年6月裏根總統說，他傾向於讚成這個法案。中國批評裏根的立場，新華社說中美關係處於一個“關鍵的轉折點”。
盡管在台灣問題上有些齟齪，但美國還是受到近一周來自北京的消息的鼓舞。一位國務院專家說：“現代化者和改革者越是加強他們的地位，我們就越是樂於見到。它隻會在未來數年內產生出一個更為強大的中國和更牢固的中美關係。”
胡耀邦——嚴厲的管理者
胡出生於中國中南部的一個農民家庭，14歲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加入共產黨。他第一次引起毛的注意是在與國民黨進行的國內戰爭期間充滿傳奇色彩的長征中，當時共產黨穿過11個省，遠征6000英裏即將到達陝西省的延安。盡管胡未從中學畢業，還不得不自學，毛在20世紀30年代派他到越來越重要的共青團崗位上去工作。1941年，胡遇到了鄧，當時兩人都在部隊任政治委員。隨著國民黨的失敗，胡晉升為共青團的領導。
毛於1966年發動他的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時，胡和鄧一樣，被貼上了“走資派”的標簽。兩個人都被剝奪權力將近10年。胡被流放到一個再教育營，在那裏他不僅被強迫放牧牛羊，還得和牛羊吃住在一起。
當鄧在1975年從流放中抬起頭來，他把胡從馬房中帶了出來。但當胡準備了一個報告，指責政府將科學家錯誤地使用為農業工人時，他又一次被“清除”了。他的報告被斥為“大毒草”。
隨著毛在1976年去世，胡又一次被鄧推上了權力的舞台。從1980年起，他一直作為總書記處理中央委員會的日常事務。
即使在中國也對胡的家庭所知甚少。據信有3個已經成年的子女，據說多年來他們所有的人都在他的領導下過著同樣儉樸的生活。
越南的麻煩
“我們的目的不是把越南打敗，我們的目的隻是讓它恢複正常感覺。”新加坡外交部長蘇比·哈那拔蘭1981年7月在93個國家召開的一次聯合國特別會議上如是宣布。這次會議是討論一個複雜而又有爭議的問題：如何勸說——或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走它的20萬軍隊。
從一開始，會議就麵臨著一個主要的障礙。越南，這個在過去30個月的時間裏占領了柬埔寨的國家和為入侵提供資金的國家蘇聯都抵製了會議。由於柬埔寨政府是越南扶植的，因此也未被邀請與會。
但美國和由5個國家組成的東南亞國家聯盟仍然希望這次會議能夠提供華盛頓稱作“安排框架”的內容，並提出一些能夠讓河內從代價昂貴的冒險中退卻的具有誘惑力的條件。東盟設計了一個方案，主要內容是消除越南對它撤出柬埔寨之後中國會奪取這個國家的擔心。這個建議呼籲所有在柬埔寨進行權力爭鬥的力量，包括中國支持的3萬到4萬紅色高棉遊擊隊放下武器。這樣，一個中立的、過渡性的政府就可以在聯合國的監督下建立起來，並組織自由選舉。
在金邊，一位柬埔寨官員嘲笑了這個部署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想法。在莫斯科，塔斯社把這次會議稱為“惹是生非的鬧劇”。北京對解除紅色高棉武裝這一點感到憤怒，在聯合國，這個計劃遭到中國外交部長韓念龍的反對，他告誡警惕越南的“兩麵三刀”。經過一周，一個含糊的妥協性計劃被通過，呼籲做出“恰當的”安排，以確保柬埔寨的武裝派別不幹預或破壞選舉——假如這種選舉會發生的話。
這個問題不僅涉及長期經曆災難的柬埔寨人民的命運，同時也涉及相互競爭的中國與蘇聯的戰略利益。在1979年越南從柬埔寨趕走了北京支持的波爾布特政權之後，蘇聯一直以每天300萬至600萬美元的代價資助越南。
美國國務卿亞曆山大·黑格在聯合國講話時間接地指出，假如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經濟援助就會接踵而至。他警告說：“美國會繼續對任何向越南提供的經濟援助提出嚴肅的質疑，無論援助來自何方，隻要越南還在侵略中浪費它寶貴的資源。”華盛頓已經成功地暫時凍結了聯合國給越南的1.18億美元的援助。
同時，美國也和中國東盟一道，共同促成了柬各種力量的聯合陣線，以與越南進行戰鬥。因為聯合陣線主要成分是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裏根政府在間接支持共產黨的戰鬥部隊的時候處於一種反常的立場，一位國務院的高級官員說：“我們將會提供政治和心理的支持，但我們不會承諾任何軍事援助。”
使事情變得更為糟糕的是，美國對柬政策是建立在向東南亞擴展戰略的基礎之上。在聯合國，黑格把事情解釋得更明白。他告訴莫斯科，作為越南占領柬埔寨的“資助商”，蘇聯對於解決這個問題有“特殊的義務”。將來，改善的美蘇關係可能會受到莫斯科在此次會議上的表現的影響，同時也會受到從阿富汗撤離的會談的影響。
悄然的市場觀念
貫穿整個文化大革命直到毛澤東1976年去世，中國為經濟行為所製定的規定是很嚴格的。如果哪個農民私自出售蔬菜或城市的家庭主婦沿街兜售刺繡圍巾，那麼災難就會降臨。他們的命運：被指責為“資本主義殘餘分子”，並遭到鄰居的貶損和排斥。
毛去世後，人們努力爭取打破意識形態的束縛並盡可能快地將本國現代化，這一行為鼓勵了人們采取更實用主義的態度。盡管每年都會有多達700萬個新的就業機會產生，但中國依然有超過2000萬的“待業人員”——北京官方對失業的委婉說法。為了緩解就業壓力，中國一直在悄悄地鼓勵私營企業適度重新出現。因此，有數以千計的小型私有商業不斷湧現，為人民提供從自行車修理到裁製服裝等服務。
現年28歲的黃德衡（ 音 ）在兩年前還屬於北京失業大軍的一員。當時，他和一群待業的朋友對國營照相館為遊客在天安門廣場、故宮等旅遊景點提供快速拍照的業務發生了興趣。於是，朋友們一起湊錢加上借的錢買了一架照相機和膠卷。現在，他們的業務已有54名職員，利潤累計達20萬美元。“起初，我們甚至連如何衝印照片都不知道，”黃回憶道，“但最後不知怎樣就會了。”一個不可缺少的動力就是純粹的利潤驅使。“我們意識到許多老年人無法外出照相，於是我們就帶著相機直接到他們的家中。而國營照相館是不會這樣做的。”
北京最成功的企業家要算28歲的張戰英（ 音 ），她是一位個頭高挑、容貌端莊的婦女。1979年，在幾經周折卻沒有找到工作後，她就在天安門附近擺了個茶攤。在做生意的第一個月裏，她和夥伴就賺了600元（ 合350美元 ），此後，她們又開始賣快餐，以後又賣雜誌、化妝品和服裝。張現在開辦了6家大型商店和10座售貨亭，有職工326人，每月銷售額達60萬美元。
與國營企業不同，中國這些方興未艾的資本家可以解雇不能帶來收益的工人，但是他們又不是完全不受政府的控製。他們需要辦理營業執照，並在2年的延期支付期後必須繳納稅款。偶爾，政府自己的行動也會被腐敗所沾染：《 工人日報 》報道，在東北城市長春，要獲得衛生和建設部門的許可必須繳納回扣，一些官員甚至威脅說如果不讓他們白吃白喝，他們就讓私營飯店關門。
對中國新興的資本家來說，他們得到的益處並不是發財致富——無論黃還是張的月工資都不超過70元（ 42美元 ），而工廠工人的工資也有35美元——而是僅僅可以就業罷了。據《 工人日報 》報道，有畢業兩年的高中生還在找工作，而10個大城市去年已經就業的人中，有60%是在私營企業中解決的。在全國範圍內，超過80萬的人現在從事的是“個體勞動”。《 工人日報 》說：“真正的就業隻能由國家提供，這一社會觀念、傳統思維必須轉變。”高級經濟學家薛暮橋進一步指出：“不久以前，有人還認為這些企業是‘資本主義的小洞’，但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把這個洞擴大成大門。”
抨擊美國對台政策
“10億中國人民不可欺。”北京官方的新華通訊社近來有意嚴詞反駁了《 華爾街日報 》的一篇社論，該社論呼籲裏根政府，不要每次中國大發脾氣時都畏縮不前、阿諛奉承，應該向台灣給予更多的援助。新華社的一篇文章稱，一些美國人相信中國不過是“一塊他們可以隨意切割的蛋糕”。
但事實卻並非如此。繼任的華盛頓政府的一舉一動都在維護那艱巨而又微妙的外交平衡，堅持華盛頓和北京在1972年上海公報中提出的“一個中國”的政策，以免冒犯中國大陸和台灣的人民。在上海公報以及後來的1978年關係正常化協議中，美國和中國都同意台灣在技術上是中國的一部分。然而美國卻不想拋棄這座島上的老盟友。在1979年的《 與台灣關係法 》中，華盛頓方麵同意提升與台灣的商業和文化關係，並向其提供防禦性武器。
似乎直到前不久，北京才開始理智地理解了美國這一必須的相互矛盾的立場。比如，就在去年，卡特政府授權向台灣出售了價值5億美元的武器裝備。當時，北京對此幾乎閉口不談，但這些天來，中國發出的尖銳言辭標誌著他們態度的重大改變。在國務卿亞曆山大·黑格6月訪問北京之前，中國人就發出了一係列的警告，而且一次比一次坦率，反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 人民日報 》第一版上發表的聲明把中國的抗議推向了頂峰，聲明稱“如果美國再向台灣出售武器，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做出強烈反應”。
顯然，北京一直牢記著羅納德·裏根在總統大選中表達出的對台灣的支持，他還保證如果當選，他將升格美國與台北的關係。黑格對中國的訪問就是要試圖打消中國領導人的疑慮，表明美國實際上並未改變自己的立場。但是就在黑格尚未離開中國之前，裏根總統又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挖黑格的牆腳，他表示：“我並未改變對台灣的感情。”中國人困惑之極，他們在黑格按計劃離開的幾分鍾前，到機場拉住他質問總統的那番言論。從此之後，中國對華盛頓台灣政策的抨擊就漸漸變得嚴厲。
無論是北京還是台北都認定，裏根政府在中國政策上言行不一致。盡管裏根在競選中做出了保證，國務院近來與台灣代表也談到與台灣建立更加“頻繁”、“誠懇”的關係，但事實上美國政府的官員堅持認為，裏根對台灣和善友好的態度其實是形式多於實質。為了突出美國政府推行的是明確的親北京的政策，黑格甚至提醒工作人員，與台灣代表的會談不能安排在美國政府的大樓裏。不僅如此，華盛頓決定將不承認台灣，不給予台灣代表以任何形式的官方地位。同時，向台灣出售戰鬥機的決定也推遲。台灣要求在波士頓建立另一家辦事處以處理領事事務，這也遭到了拒絕。
那麼，北京為什麼如此猛烈地抨擊美國呢？有一種解釋認為中國的言語表明北京的外交政策出現了分歧。
在常經雲（ 音 ）——台北政府支持的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看來，北京也可能誤解了華盛頓反對蘇聯的有關表述。常認為北京抱有一個誇大的觀點，即美國在與蘇聯對抗的過程中多麼需要中國這一“戰略資源”。他指出，華盛頓事實上已經在中國政策方麵做出了全麵的讓步。中國為此受益匪淺，它借此提高了自己的國際威望，並有希望從美國購買武器。北京大概相信，進一步向華盛頓施壓會帶來更多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