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化中的中國
1989年
恢複中美合作的關係，對中國和對我們一樣是利害攸關的事。不進行經濟改革的政治改革，從長遠看必將失敗。沒有政治改革的經濟改革在短期內可以取得成功，從長遠看也將失敗，除非把政治改革及時跟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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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的人口遷移
中國大陸的農民紛紛擁進大城市和農村工廠，形成了曆史上另一次非常龐大的人口遷移。
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大陸農民現在離開土地，遷移到城市和鄉村工業單位。這一人口移動正在改變中國大陸的麵貌，令它看來更加都市化和現代化。但是，它也為這個毛澤東曾自豪地宣稱以“一窮二白”的農民為基礎的社會，帶來了諸如犯罪和人口擁擠等種種都市問題。
上海以西大約130公裏的江蘇省一個村，象征了今天從農業轉移到工業的變化。這個一度毫無生氣的窮鄉僻壤從1981年至今，居民的每年收入已增加了4倍以上，達到相當於230美元。很多人蓋了新房子，大多數都有自行車和電風扇。至少1/3的家庭有電視機，有10戶特別富有的人家還有洗衣機。該村村長說：“我們之所以有進步，是因為政策正確和努力工作。”
這個村的村民以前幾乎全都務農。但是現在不論哪一天早上，我們隻能見到很少的幾十個農民俯身在村中1500公頃的稻田中勞作，或者在那31公頃的桑田上收集蠶繭。其餘1460名村民則分別在兩家集體所有的繅絲工廠中勞動，或者在3家私資企業——一家印刷廠、一家木材廠和一家印刷線路板工廠中勞動。還有少數人則受雇於一些副業，例如養蠶或養雞養鴨。村長說：“過去我們沒有工業，大家都吃耕田的大鍋飯。”
中國大陸人民以往大多數以務農為生，收入僅足糊口。現在農民雖然仍占多數，但是數目正在迅速減少。自從1978年後期在鄧小平的農村改革政策下引進市場激勵以來，生產力急劇提高，中國大陸3.5億人的農村勞動力中有1/3無須從事農耕。在已脫離農田的數以百萬計人中，大約有80%已被吸收到商販行業、服務行業和地方企業，例如販賣超產的農作物以及開煤礦和製造乒乓球之類的企業。其餘的則湧向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去找報酬較低的活兒幹，例如做臨時工、小販、廚師或者保姆。
根據中共人口普查，1982年隻有大約20%的人口在城鎮居住。4年後， 這個比例上升到37%。20世紀80年代結束時，即使人口不到5000的村鎮，由於吸收了剩餘的農村勞動力，預料其人口也將增加一倍。研究中國農民生活達40年之久的北京大學社會學係主任費孝通說：“這將需要很長的時間。不過，由於我們正在減少農民所占的百分比，將他們改變為現代工人，因此真正的變化將會來臨。”
政府希望避免隨著人口重大變動而產生的一些問題。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經濟學教授琴恩·普萊比拉說：“他們不想出現像加爾各答那樣的城市。”計劃工作的重心是一項雙管齊下的政策，目的在於控製城市人口擴張和鼓勵農民“離土不離鄉”。
中國大陸人口轉移的動力是鄧小平的農村改革，這些改革準許農民在完成國家所定的數額之後，將所能生產的一切多餘產品在公開市場中出售。土地雖然仍被視作公有財產，但農民將土地使用權私自轉讓已有10餘年之久，而且這種做法亦為政府所默許。這樣，願意耕種的人便有了較多的耕地，對其他行業有興趣的人則可轉營新的工作。結果，農業生產自1979年以來每年躍增6%至8%。
城市工資平均比農村多一倍，農民就是受到這樣的工資引誘前往城市地區。不過，在小城鎮中如果想找到工作、獲得居住權和領到糧票，還是需要取得戶籍。
在政府較為寬容的新政策下，許多人都獲得一年或兩年期的城市暫住證，使他們可以在城市中出售剩餘的蔬菜，采購供作轉售的貨物，或是以合同工人的身份從事工作。這類人加上過境的人和進城工作的人，構成了每天來往於城鄉之間的所謂流動人口。
人口不斷流入中國大陸各大城市，有利也有弊。以上海為例，為數估計達26萬建築工人的湧入，有助於它完成龐大的建屋計劃。但是，上海的街道本已擁擠不堪，新添居民造成解決不了的交通擠塞難題。一個公安局的警察說：“我們不再有交通繁忙和稀疏的時刻，隻有繁忙時刻。”
更令人擔心的是移居者對政府造成的重大財政壓力。中共雖然推行了一些自由市場的措施，但政府仍然對人民提供差不多從生到死的照顧。在北京，為解決新居民每年在住房、糧食、水電、教育、醫藥和交通方麵的費用，政府即須負擔約10723美元。犯罪和失業越來越普遍。1987年秋天，北京一個區的警方在一次掃蕩與外地移民者有關的投機倒把活動後，逮捕了300名流動小販，另處以罰款者2377名，驅逐出境者2989名。
為減低中共所謂“都市病”的不良影響，政府自1984年起正式鼓勵鄉村和中小型城鎮發展工業。到今天，已有大約7000萬人在1000萬中小企業工作。許多這類工廠的員工隻不過一二十人，他們製造的消費品、簡單紡織品、磚瓦、水泥和肥料，1987年幾乎占中國大陸總產量的20%。這種改變，已經建立了一個茁壯成長中的工業與服務性行業。
尼克鬆談中美關係
鄧小平在宣布退休前一個多星期，會見了現代中國最親密朋友之一的理查德·尼克鬆。《 時代 》雜誌獲得了尼克鬆回國前給國會兩黨領導人的一份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摘要如下：
自從我17年前訪問中國以來，中美關係正處於最壞的狀態。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美國人和中國人對於6月份發生的事件是用完全不同的眼光來看待的。我們之間的差距是完全無法逾越的。和我談話的每一個中國領導人都堅持說對示威運動的鎮壓是必要的和正當的。他們認為，美國的反應是對他們內政的無法接受的幹涉。
在幾個場合我指出使用過度的武力是一個悲劇，他們拒絕接受這種提法，他們堅持說那是一個事件。
危機能否得到解決？假設冷戰已經結束，蘇聯已不再是我們兩國的主要威脅——對於這個結論，我遇到的每個中國領導人都表示不同意——恢複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良好關係對我們仍有著強大的戰略利益。布什總統將於12月2日到地中海去同戈爾巴喬夫會談。戈爾巴喬夫並不是一個不懂實際的民主主義者，也不是一個博愛主義者或傻瓜。他將是熱情的，但是根據他過去的表現，我們可以假定他必定還藏有一兩張未打出來的牌。我們決不應把中國當成一張牌。然而，假如戈爾巴喬夫能夠打這張牌，對我們並無好處。今天，中國人正在同俄國人會談，我們也在同俄國人會談。但是，我們同中國人卻互不交談。凍結高層間的接觸，是為了表達我們對軍隊行為的不滿。現在，我們必須采取一種能為我們的地緣政治利益服務的政策。
中國是一個核大國，沒有中國的合作，我們就不可能有一個有效地防止核武器擴散的政策，也根本不可能有防止向中東等麻煩地區出售導彈和其他毀滅性武器的有效辦法。
由於日本已經成了一個超級經濟大國，並且也擁有了成為超級軍事和政治大國的能力，一個同美國密切聯係的強大而穩定的中國對於平衡日本和蘇聯在東亞的力量是必要的。
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經濟大國，它的10億人民將為發達的工業國家提供一個十分巨大的市場。難道我們願意把自己排除在外而把這個巨大的市場拱手讓給日本人和歐洲人嗎？難道我們就願意冒險在下個世紀不要中國做我們的盟友而寧可要它做我們的敵國嗎？沒有世界上1/5的人民的合作，我們怎能解決全球氣溫變暖和其他環境問題呢？
恢複中美合作的關係，對中國和對我們一樣是利害攸關的事。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能成為報紙的頭條新聞，而鄧的經濟改革則生產出了商品。不進行經濟改革的政治改革，從長遠看必將失敗。沒有政治改革的經濟改革在短期內可以取得成功，從長遠看也將失敗，除非把政治改革及時跟上去。如果鄧的經濟改革以及他的開放政策能繼續下去，那麼，要求政治改革的壓力就會不可避免地在那個方麵取得進展。
同我會見過的所有領導人都告訴我說，鄧的經濟改革將繼續下去，並且不可逆轉。我對鄧說，“每個人都同意應該克服腐敗和通貨膨脹。問題是，在克服它們時，你們會不會把那些在你領導下，在1979年至1989年之間使平均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的新生長出來的私營企業也很好地保存下來並得到發展。”
怎樣來修補裂縫？
中國可以考慮做出努力來解決分歧，歡迎旅遊者、學生、科學家和願意向合資企業投資的商人；美國應考慮取消經濟製裁，恢複對願在中國投資的人提供的政府協助，世界銀行重新向中國的主要項目提供資金。
我們雙方采取步驟恢複關係的時間表和方式，隻能通過最高一級的私人外交才能取得協議。美國政府現在應該考慮走出自己的第一步：恢複中美雙方高級官員間的接觸。孤立現在的和未來的中國領導人的做法，使他們以為美國在采取不公正的行動反對中國，從而使他們更加氣憤甚至憎恨美國，是毫無意義的。中國的長城厚得很，你就是在牆裏，人們也很難聽見你的聲音，在牆外則根本不可能聽到你的聲音了。
在我們之間有時是非常激烈的討論中，有一個非常積極的因素，就是沒有一個中國領導人說過布什總統一句壞話。他們有時責怪國會、新聞界和美國之音，但從未責怪總統。巴巴拉和喬治·布什（ 他於1974年至1975年曾在北京任美國聯絡處主任 ）在中國被看成是老朋友而受到尊敬和懷念。
現在，製裁法案已經通過（ 措施包括暫時停止貿易援助，凍結衛星和某些核原料的出口，停止同中國做生意的企業的風險保險 ）。我們能夠預料中國人會做出不好的反應。但是，由於他們對總統的基本尊重，我相信，盡管我們的關係進一步惡化是不幸的和沒有必要的，但也將不會是致命的。
中蘇解凍帶來新格局
若一切順利，本年度最值得獵取鏡頭的機會，將是戈爾巴喬夫及鄧小平於5月在北京會晤的時刻。然而這個時刻將不僅是一個獵取鏡頭的好機會而已，這次高峰會議也將是美國自1972年尼克鬆訪問中國大陸以來所享有的重要優勢正式告終:過去華盛頓可以與北京及莫斯科雙邊的領袖進行會談，而中蘇之間不但缺乏高層對話,事實上連低級別的接觸也付之闕如。
得以與中蘇雙方進行會談，而中蘇雙方卻無法進行嚴肅對話，的確是美國在外交上的重大優勢。有時華府官員極望能仰仗“中國牌”的優勢，但中共方麵卻機敏靈活，對於事態的發展，掌握得很有分寸。1978年，卡特總統與北京建立了全麵的外交關係，使雙方的關係建立在長期的而非個人的基礎之上。
這項前美國總統裏的“尼克鬆與卡特政策”，至少帶來了3項重要後果。首先，這項政策使中共開始發展與其他太平洋邊緣國家的建設性互動，因而導致中共長期以來被視為是該地區之不穩定危險因素的情勢為之告終；第二，因當年未從越戰中光榮撤退而受到負麵影響的美國的戰略地位，出人意料地大為提高；最後，中國、美國及日本之間的新關係，使蘇聯在這一地區遭到外交上的挫敗。
盡管如此，美國對其所擁有的“三大國對話專利權”即將喪失一事，應仍無可懼。中共及美國的關係目前穩健地建立於互惠的基礎上，戈爾巴喬夫及鄧小平不可能因舉行高峰會議，即在意識形態上重歸統合，抑或是再度聯手。戈爾巴喬夫及鄧小平有能力可以大幅度地紓解亞洲的緊張情勢。兩項過去的包袱，應是他們此次會談的最重要的議題，而在這兩件事情中，美國均可扮演一重要的角色。
柬埔寨是鄧小平及戈爾巴喬夫可對和平有新貢獻的關鍵性層麵。自越南從10年前入侵柬埔寨，將紅色高棉逼入泰柬邊界的四麵受敵之境以來，柬埔寨即生活在外來影響力的陰影之中；它們不再需要因波爾布特及其黨羽的威脅而驚懼，但這個國家卻仍遭到外國的占領，邊界的戰事也持續未歇。
熱烈的外交活動目前至少在6個以上的國家展開。等待在另一個戲劇舞台的中央扮演主角的，是西哈努克親王。盡管行徑善變無常，西哈努克仍一直能向他的人民與世界昭示，他就是他的民族國家的化身。而他對於任何柬埔寨問題的解決形式，都不可或缺。
柬埔寨問題要中蘇共同支持，這一切都令人鼓舞。但柬埔寨問題的解決需要莫斯科及北京兩方的支持。若莫斯科及北京能協議運用它們的影響力，迫使雙方與西哈努克談條件，則柬埔寨問題便有可能解決。
在卡特及裏根統治下的美國政策，美國恢複了在亞洲的影響力；並且在亞洲的三大玩家——中國、日本、蘇聯之間，建立了相當穩定的權力平衡關係。若戈爾巴喬夫真心期望蘇聯能參與該地區的“經濟奇跡”，他應接受這種權力平衡，以及美國海軍在這裏的駐防。
在鄧小平的改革仍在進行的路上，而戈爾巴喬夫又深為國內問題所苦的情況下，他們的決定所能維係的持久性，的確並不穩定。但就外交政策而言，這兩人仍能以最高的權威性對話。他們所擁有的權力不僅是可以正式終止長期以來的敵意，同時也能對和平帶來重大貢獻。也許要開始歡呼亞洲的新紀元已經來臨，仍為時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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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的解凍期
1990年
在最近一年多時間裏，中美兩國間的關係一直十分冷淡，商業是極少數雙方仍可能合作的領域。正是因為這一點，布什政府敢於不顧國會的憤怒，解除禁止將美國製造的人造衛星運往中國的禁令。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北京才會將它的衛星發射場交給大約80名休斯公司的技術專家和美國空軍監察員使用長達兩月之久，讓他們將衛星裝配到運載火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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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在家裏一般不談論性生活的具體細節，而對陌生人更是三緘其口。除此之外，對於這份列有240個問題的《 全國性文明調查表 》，在中國人口中進行抽樣調查，其難度可想而知。盡管如此，有23000份有用的調查表返回到了劉達臨（ 中國最知名的性學家 ）的手裏。調查結果將在1990年5月上旬向中國的媒體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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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方讓一名藏族女孩來點燃亞運會的火炬。經過亞運會的精心準備，北京已經變成了一座五彩繽紛的城市。在這16天之內，北京隻會為它的體育健兒們的精彩表演喝彩，向鄰國承諾和平與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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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開始解除製裁
1990年4月，在中國西南的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火箭發射的倒計時中，發射專家組的成員和大約200名外國客人都將他們的目光集中到在裝有長征三號運載火箭燈火通明的發射架上。阿拉伯人撥弄著念珠，緬甸、巴基斯坦、蒙古的客人也神情緊張地凝望著。而那些已為這些價值1.2億美元的發射裝置和美國衛星投保的跨國商人也同樣神情緊張。接著，重達202噸的火箭終於呼嘯著衝向藍天，控製中心裏的人們鼓起掌來，就連在附近鐵路上看熱鬧的成千上萬的農民也歡呼起來。擔心憂慮一下子被歡慶替代。
當這枚香港人所有由休斯公司製造的通信衛星“亞洲一號”與運載火箭成功分離的時候，休斯公司副總裁史蒂夫·道爾夫曼驕傲地宣稱：“曆史掀開了新的一頁。”美國駐華大使詹姆士·李雷祝賀中國進入國際商業衛星發射市場，並稱這一事件為“中美關係中的積極因素”。
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裏，中美兩國間的關係一直十分冷淡，商業是極少數雙方仍可能合作的領域。正是因為這一點，布什政府敢於不顧國會的憤怒，解除禁止將美國製造的人造衛星運往中國的禁令。也正是因為一點，北京才會將它的衛星發射場交給大約80名休斯公司的技術專家和美國空軍監察員使用長達兩月之久，讓他們將衛星裝配到運載火箭上。
這些讓步來之不易。盡管中國運載火箭擁有十分可靠的發射成功率（ 26次發射有25次獲得成功 ）和便宜得近乎成本的價格（ 大約一次發射需3000萬美元，僅為西方競爭者的40% ），但直到1986年，它都沒有在國際上引起什麼關注。那一年，美國和歐洲的航天事業受到了重大挫折。美國的航天飛機“挑戰者”號升空不久爆炸，而歐洲的“阿麗亞娜”火箭也發射失敗。在這種情況下，也因為一次發射便宜2000萬美元和不需數月等待，澳大利亞政府和一家香港私有財團與中國航天工業部下屬的中國長城工業公司簽訂了合同，為其發射3顆休斯公司製造的人造衛星。幾乎在同時，這樁生意遭到了美國私有火箭發射集團協同歐洲財團阿麗亞娜公司的強烈抵製。它們試圖通過不給休斯公司發放衛星出口許可證的辦法來使長城公司無法進入這一成交額數十億美元的市場。
後來，在中國政府承諾不向中東銷售任何中程導彈之後，裏根政府於1988年批準頒發了許可證。本來具有一年發射9次能力的中國還同意在6年內，每年最多進行5次國際商業發射，在每次發射準備期間將火箭（ 注：美國製造的衛星 ）載荷置於美國專家的監管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