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個超級大國
1993-1994年
在過去10多年的時間內，亞太地區內外具有遠見卓識的人們一直認為，到了21世紀，北大西洋時代將讓位於太平洋時代。太平洋時代似乎將比預期的時間提前７年到來。今天，整個大洋的貿易超過大西洋彼岸的貿易。雖然某些地區的政治局勢還很緊張，如斯普拉特利群島（ 南沙群島 ）和朝鮮半鳥，但是，到這個世紀末和下個世紀初，這個地區的貿易量將占全球貿易量的差不多一半。
……
由於一年前對國內改革重開綠燈，它的經濟建設發展突飛猛進：去年全麵經濟增長12.8%，私有企業部分增長高達50%。當然這些統計數字並不完全可靠，增長的部分相當多地屬於賬麵贏利。盡管如此，鄧小平作為中國現代化的設計師，希望以1978年的水平為基數，到2000年國民經濟翻兩番。預計到1994年底能實現翻一番，到2002年可望再翻一番。樂觀主義者預示，經過大約一代人努力的時間，曾被視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將可能成為世界上經濟最強大的國家。
……
亞洲歡笑的一年
在整個猴年，東亞國家的經濟在全世界一馬當先。1993年，該地區的國家將繼續炫耀自己的經濟實力。然而，地區不穩定和貿易保護主義像一對狡猾的狐狸那樣潛伏著。
在過去10多年的時間內，亞太地區內外具有遠見卓識的人們一直認為，到了21世紀，北大西洋時代將讓位於太平洋時代。太平洋時代似乎將比預期的時間提前7年到來。今天，整個大洋的貿易超過大西洋彼岸的貿易。雖然某些地區的政治局勢還很緊張，如斯普拉特利群島（ 南沙群島 ）和朝鮮半鳥，但是，到這個世紀末和下個世紀初，這個地區的貿易量將占全球貿易量的差不多一半。
環太平洋國家自己就是最大的主顧：今天亞太地區大約65％的貿易是在該地區之間進行的，超過了歐共體國家之間62％的貿易量。這是在美國、歐洲和日本等國有的剛剛擺脫經濟停滯局麵或者有的還仍然陷於這一境地的時刻取得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預測1993年的世界經濟增長率時把它的預測數字從3.1％降為2.3％，而亞洲開發銀行預測，它的25個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增長率為7.3％，即使有些國家將不會完全達到它們在1992年的增長率。
中國1992年的增長率為12％，今年的目標是9％。馬來西亞連續６年的產量至少增長８％。即使像越南這樣的國家也預測將增長7％。台灣地區、韓國、香港、新加坡、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幅度在5％到7％之間。難怪日本首相宮澤喜一在發表新年講話時把亞洲稱為“下個世紀世界上最光明的地方”。澳大利亞外長加雷思·埃文斯說：“全球的經濟重心500年來將首次轉向東亞。”
但是，即使該地區的前景光明，其領導人也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令人擔心的事情：據認為克林頓總統將比他的前任布什總統采取更為孤立主義的政策。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台灣地區、香港和新加坡——擔心在貿易問題上有可能被兩個主要的貿易集團（ 歐共體和有待批準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拒之門外，盡管這兩個主要貿易集團曾許下諾言將按關貿總協定的條例行事。
中國擔心通貨膨脹將失去控製，因此可能會抑止經濟的過熱增長。如果刹車過猛，就會給香港吹進一股冷風，並將嚴重影響到台灣和韓國。中國還擔心克林頓將在貿易和人權問題上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態度。上海《 解放日報 》最近發表一篇文章說：“我們有理由認為，美國在美日貿易、中國的最惠國地位以及同西歐和其他國家的貿易關係問題上將采取更加強硬的政策。”
雖然東亞國家近幾年來變得比以前更加自力更生，但是，“四小龍”加在一起的國內生產總值隻有日本的18％，中國一年的製造業產量為1750億美元，與日本的1.2萬億美元相比也相形見絀。東盟６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比澳大利亞的國內生產總值多不了多少。“四小龍”的經濟要繼續騰飛，大國的經濟也需要騰飛。一位首席經濟學家告誡說，地區間的貿易不可能靠自身來保持增長的勢頭。這同向亞洲以外的地區出口該地區的產品密切相關。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華盛頓和東京做出的決定。雖然日本和歐洲實行的貿易保護主義對美國不利，特別是在農產品出口上，但是，布什和他的顧問們認為，華盛頓不應該采取過分強烈的報複行動，因為擔心這會觸發一場貿易戰。布什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認為，美國必須繼續為亞洲和歐洲提供軍事安全保障。布什的一位前高級顧問說：“重要的是我們要再次向日本、德國及其它們的鄰國保證，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將繼續在這兩個地區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捍衛和發展世界貿易體係。”
克林頓未必也持以上這些看法，盡管他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關貿總協定和其他一些貿易問題采取了謹慎的觀望態度。他和他的班子並不同意布什核心人物的看法，布什的核心人物擔心，如果在貿易問題上采取更強硬的態度，就有觸發一場世界範圍的貿易戰的危險，最終導致經濟蕭條。克林頓一再說：“我的對外政策的首要重點是恢複美國經濟的活力。”
尤其突出的是，克林頓在貿易和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的態度不同於他的前任。布什政府希望同北京政府保持比較密切的關係，盡管它采取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因為布什認為中美關係在力量對比的競賽中能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克林頓的一位顧問說，克林頓決心使他自己和美國與北京下一代更富改革頭腦的領導人共命運。在競選期間，他發誓要把改善人權狀況作為恢複中國最惠國貿易地位的條件，盡管他獲勝後態度有所緩和。
至於日本，它過去並不把亞洲看成是一個具有短期或長期經濟潛力的地區。東京的經濟重點首先是美國，然後是歐洲。而現在，亞洲漸漸成為東京議程上的重要議題。
日本正在向美國和歐共體發出忠告，要它們必須遵守關貿總協定和避免采取排外主義的做法，與此同時，它還在努力刺激國內需求和開放自己的市場。
日本把代表亞洲主要經濟國家、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亞太經濟合作論壇看成是對美國施加壓力的場所，迫使它繼續開放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市場。日美經濟關係委員會去年12月給日本首相呈交的一份報告說，日美必須在亞太經濟合作論壇的範圍內確保同多邊自由貿易製度保持一致，並以一種全球主義的方式促進亞太地區的地區性合作。
東京表示對建立一個亞洲貿易集團不感興趣，它似乎有這樣一種想法：認為它應該設法推動或組織亞洲國家內部就促進貿易和安全問題舉行會談。
但是，由於一些亞洲國家對日本在戰時的所作所為記憶猶新，這就會使問題變得複雜化。它們不希望看到日本起主導作用，但是，它們說，日本應該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中國的外彙儲備上升到了450億美元，它目前正對周圍國家的經濟起到一種推動作用。據一位分析家說，中國遇到好年頭後，大家也就富起來了。即使是去年才同這個共產黨鄰國建立外交關係的韓國的雙向貿易額也已增加了40％。
亞洲國家目前正在繼續辯論發展經濟和擴大政治改革之間的關係，一些分析家認為，這兩個問題是雞和雞蛋的問題。
職業化中國軍隊
中國的力量已超出亞洲地區。中國正重新製定軍事原則，正加強軍隊的高技術裝備，提高快速部署力量的能力，正在建設一支遠洋海軍和與之配合的空軍。
既然蘇聯已解體，美國的軍事力量也處於衰敗狀態，因此中國就成為亞洲地區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力量已超出亞洲地區。中國在亞洲戰略地區已使俄羅斯處於不利地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不是使它的勢力範圍內的每個國家都成為仆從國的帝國，但是北京顯然正在重新製定軍事原則。擁有300多萬官兵的人民解放軍盡管人數已減少，但是已具有相當大的新打擊力。它正在建設一支遠洋海軍和支持這支海軍的空軍。這支軍隊已裝備了更多的高技術武器，每年的軍費為140億美元，在中國更強有力地維護其國家利益的時候，這支軍隊已開始在亞洲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結果是亞洲越來越迫切地需要就安全問題進行一次對話，至少建立這樣一個對話講壇可以澄清為什麼中國一方麵聲稱自己是一個溫和友好的鄰國，另一方麵又在加強其人民解放軍的力量。
中國的鄰國所關心的與其說是人民解放軍的數量還不如說是這種加強軍備的性質。中國加強軍備所強調的是為附近地區的快速部署投送力量。
像19世紀工業化的歐洲一樣，中國似乎感到需要加強力量以捍衛擴大的經濟利益。為什麼匆忙在海上擴張，北京的一位西方軍事分析家說：“到水邊看看那裏的建設。港口建設已達到瘋狂程度。中國已越來越快地進入世界航運隊伍。回顧曆史，任何國家在這樣做的同時都要建立一支海軍來保衛其交通線。”
航運不是唯一的海外利益。一年前中國批準軍隊為了確保石油蘊藏量豐富的南中國海中的斯普拉特利群島（ 南沙群島 ）的安全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力。兩個月後，中國同美國一家能源公司簽訂了在該群島勘探石油的合同。與此同時，中國在新疆沙漠地區進行了100萬噸核爆炸試驗。看來這次地下試驗是要提醒全世界，尤其提醒美國國會，中國是不會受人擺布的。
北京的一位西方軍事分析家說：“不管有什麼理由，中國就是想要成為一個大國，在國際安全方麵成為一個大角色。它不想陷入像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一個沒有軍事力量的經濟大國那樣的困境。”
人民解放軍仍在試圖從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概念轉到“戰略邊疆”的新概念，即有能力迅速投送力量保衛中國邊界以外的領土利益。這種轉變並不容易。在20世紀60年代，由於擔心蘇聯的核打擊，中國軍隊建立了11個實際上自治的軍區（ 現在已減為７個 ）並把兵工廠分散在各地。這個計劃能使毛澤東的理想化的農民軍隊靠人數取勝。但是北京已不再抱有這種浪漫的幻想。兩年前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對伊拉克的打擊已向人民解放軍表明現代火力的巨大作用。
總之，海灣戰爭使中國的將領們感到震驚。中國有龐大的陸軍，但是空軍薄弱、後勤跟不上、指揮與控製係統落後等抵消了陸軍力量。北京的高級將領們看到美國巡航導彈、隱形飛機和靈巧炸彈對伊拉克軍隊的致命打擊後都吃驚了。於是中國很快開始大量采購，集中力量加強空軍，尤其是加強海軍。
對中國來說，建立一支更職業化的軍隊對國內來說未知因素會少一些。但是對亞洲地區來說，充其量是福禍兼而有之。附近的小國對中國產生了猜疑。中國海軍陸戰隊員除在南沙群島加強巡邏外還在該群島以北的帕拉塞爾群島（ 西沙群島 ）進行了兩棲進攻演習。有跡象表明，中國將把新購進的Su—27噴氣機部署在安徽省，顯然是為將來海軍到南中國海的巡弋提供空中掩護。
亞洲地區的防務分析家說：“為什麼新加坡海軍突然購買四艘掃雷艦，這同對付鄰國資本主義國家的威脅無關，但是同中國和越南密切相關。為什麼馬來西亞建立一個快速反應師？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對付東亞的不測事件。”南中國海附近的軍事規劃人員擔心中國軍隊可能在這些群島水域布雷，從而威脅到亞洲進行國際貿易的水道和日本取得中東石油的生命線。
因此，越南人已重新考慮是否要求俄羅斯人完全撤出金蘭灣。越南人感到高興的是，俄羅斯人仍在蘇聯設在金蘭灣的舊基地保留了一個信號情報站。這個情報站建於1979年，能監聽從馬六甲到中國東海半徑為1500海裏的信號情報。
中國加強軍事力量具有更為深遠的含義。中國軍隊也建立了企業，生產並銷售化妝品、珠寶、食品、冰箱、摩托車、汽車等。解放軍從經商獲利所新購得的武器還沒有開始把中國變成一個巨人。
中國：下一個超級大國
中國曆史上的發明創造包括詩歌、繪畫、絲綢、煉鐵高爐、水力紡織機、火藥、火箭、磁石指南針、造紙、活字印刷術等，還有更多獻給文明的禮物。然而《 國富論 》的作者亞當·斯密認為，中國“長久以來已經停滯不前”。黑格爾的說法是，中國缺乏歐洲人的勇敢探索精神，它把自己置身於“世界曆史之外”。
置身於世界曆史之外？對中國人來說，他的祖國即是世界，正如英國人當年到達中國時在那裏所發現的一樣。整整兩個世紀之前，裝有66門艦炮的英國軍艦停泊在天津港——北京主要的海上門戶。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特使，麥克特尼勳爵來到中國，打開中國對外貿易的大門。這次英軍遠征幾乎就是60年之後美國軍艦打開日本商貿大門的預演。雖然1853年麥修·佩裏中校的禮物不容拒絕，但它在日本引發了明治維新運動，日本引進的西方先進科技，迅速建立起資本主義的現代化，而麥克特尼的遠征則是另一個故事。
當年這位英王的使者沿河駛向中國首都時，中國官員在他的軍艦的帆纜上掛上號旗，他所帶的貢品中有一座天文鍾、一架望遠鏡和一個地球儀。地球儀惹怒了清朝官員，因為在那上麵的中國隻是一個普通國家。乾隆皇帝禮貌卻又堅定地送走使者，並請他轉告喬治三世：“我們從來不稀罕你們的精巧玩藝兒，我們也用不著你們的工業產品。”臨走“天子”又加上一句話，請特使勸說他的英國國君“發誓永久俯首稱臣，順從馴服”。
這之後，西方國家為打開中國大門而做的努力曾寫下一段不光彩的曆史。幾代中國人的奮鬥也同樣悲慘：失敗的“自強”運動、清政府的垮台、國內戰爭、民主革命戰爭。但在麥克特尼造訪200年後，中國現在發生的一切，遠比第一次鴉片戰爭時英軍大炮轟開廣州炮台所帶來的影響要轟轟烈烈得多。這個古老自傲的文明國家正打破封閉，加入黑格爾所說的“世界曆史”。顯然，中國的新一代民眾已成功地融入外部世界，賦予自己的祖國在世界上應有的地位：亞洲的經濟重心、軍事強國，與當年那些入侵中國、欺負中國皇帝的西方國家平起平坐。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它已經與昔日有所不同。由於一年前對國內改革運動重開綠燈，它的經濟建設發展突飛猛進：去年全麵經濟增長12.8%，私有企業部分增長高達50%。當然這些統計數字並不完全可靠，增長的部分相當多地屬於賬麵贏利。盡管如此，鄧小平作為中國現代化的設計師，希望以1978年的水平為基數，到2000年國民經濟翻兩番。預計到1994年底能實現翻一番，到2002年可望再翻一番。樂觀主義者預示，經過大約一代人努力的時間，曾被視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將可能成為世界上經濟最強大的國家。
究竟能否實現，還隻是人們的猜測。不可否認，中國已是亞洲議論的中心，下世紀將成為世界超級大國。中國現已滿懷信心走上改革開放道路，已克服了它最大的擔心，即中國的形象就像一朵蓮花，暴露在空氣中就會枯萎。19世紀謹慎的洋務現代派人物曾國藩說：“我們要向野蠻人學習的東西隻有一件——堅船利炮。”
今天，這些長久的懷疑似乎已經消逝。越來越多的中國大陸人相信，中國人能學習西方的科技並參與世界競爭，而不用擔心會失去自己的靈魂。省市縣鄉各級都競相爭奪對外開放的第一或最多，中國最南部的海南島誇口要成為第二個香港。東北部的山東半島——春秋戰國時代學者孔子的故鄉，聲稱要盡快趕超韓國。上海希望成為長江流域地區的“龍頭”，並恢複其當年遠東金融中心的地位。
同樣意義深遠的是，海外華人企業家正積極努力與大陸建立商貿聯係，旨在把東亞建成獨立的經濟發展地區。早年移民海外的華人在東南亞建立起工商階層，他們的後代，與台灣、香港一道，正致力於建立一個某些有遠見的人所說的“大中華”。自1949年以來，北京與台灣的代表首次正式會談，於1993年5月在新加坡舉行——新加坡是個華人人數眾多的國家。盡管雙方隻談了有關政府間接觸的問題，但堅冰的融化預示著將來會有更大的動作。
對某些亞洲人來說，“大中華”在語義上是一把雙刃劍。北京正在建設一支遠洋海軍，一個高科技武器庫，用來保護其日益增長的利益。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中國問題資深學者羅伯特·斯拉卡皮諾風趣地說：“僅僅幾年前，中國的鄰國主要擔心中國軟弱可欺，像一盤散沙；今天正相反，它們擔心來自政治、經濟和軍事上迅速發展的中國的威脅。”
世界對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政府並不感到陌生。20世紀80年代，中國就已經成為自由市場商人的樂園：一個走向現代化的巨人，停辦集體農場、謹慎地開展對外貿易、謹慎地為實驗特區引入外資。深圳特區就是其中之一，它當年曾是一個毗鄰香港的邊境檢查站。這些改革的措施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去年1月，鄧小平到南方視察。他來到深圳，大加稱讚深圳取得的成就，並預言深圳將隨“亞洲四小龍”（ 香港、台灣、韓國、新加坡 ）之後成為第5條龍。
一位南京大學教授說：“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氣氛都整個為之一新。”人們相信社會正向著更大的繁榮邁進。近幾個月來，速度更加快了。有關進出口貿易收益、引進外資、股市、建築業、服裝零售、夜總會等各業的消息加速了中國的發展步伐。
數百萬的中國人“下海”經商。一年前人們還不曾知道的自由權，現今已成為舉國上下普遍的強烈欲望——自由選擇職業、去外資企業應聘等。蘭德谘詢公司喬納森·波拉克說：“成功孕育著成功。在全中國都登上改革的列車後，再停車已難上加難了。”
然而，改革仍不夠全麵，現在仍主要局限於南方地區、沿海地區和城市。在甘肅這樣的內陸省份，許多人的生活勉強維持溫飽，一些人仍住在窯洞裏。在西南部貴州省的一些偏僻地區，一項調查表明，一些農民“不知道毛澤東已經逝世，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更不知道現任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是誰”。
然而，沿海地區和城市總是社會革命的溫床。這一切中，令人吃驚的是這一場具有曆史意義的變革發展如此之快。去年，四川省會成都市出現成千上萬的蝶形衛星電視接收天線。西方人波拉克感歎：“成都一夜之間就地球村化了。這些變化對幾億中國人產生了巨大影響，這裏有，別處有，到處都有。”
新興的深圳和其他經濟開發區，產生越來越多的“大款”，這給中央政府提出一條實際的選擇：盡量放寬特區的特許自由。到1992年底，全國已建起8700個“開發區”，一年前隻有117個。駐北京的一位高級外交官說：“中國現在的開放程度超過曆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大大超過戈爾巴喬夫或赫魯曉夫時代的蘇聯。”上海市外貿委員會副主任說：“再把門關上已行不通。”
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和研究人員認為，中國與鄰國和西方國家競爭太著急了。房地產公司占用耕地過多，極大地影響了農業生產。失去土地的農民，失去農業生產技術的用武之地，在家鄉農村再也無法生存下去。這些貧困的農民淪落為“盲流”到外地謀生，目前總人數已高達1億，這個自由的人口群體相當於日本的全國人口總數。密執安大學學者肯尼思·利伯瑟說：“這個人群總人數有潛力發展到2億甚至更多。”
甚至在政府工作人員貪汙腐敗、營私舞弊的同時，犯罪、娼妓和吸毒人數在新興城鎮迅速上升。政府官員是否比過去更公開地腐敗是另一個問題，在這裏暫且不論。不安定因素主要有兩個：通貨膨脹和貧富兩極收入差距加大。如果信用擴張、股市投機、房地產公司的氣泡破裂，那麼北京政府應負責任。
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評價說：“中國的局勢從整體來看似乎很樂觀，但不論哪一方麵，你仔細一看，則情況很不妙。一定是某個環節出了問題。”美籍華人曆史學家黃雷認為，這個缺少的環節聯係兩個階層：一是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所轉化的清朝官吏階層，一是1949年毛澤東所轉化的農民階層。這兩次轉化帶來相當大的震動。中國數千年來一直受地理環境的製約，內陸地區封建諸侯割據，邊疆由遊牧民族守衛。孔子強調國家統一的思想來源於統領軍隊抵禦外族入侵的需要。
中國文化不是像愛默生蔑視的那樣“呆板單調”，而是指聚集的村落，由隻對皇帝負責的文官實施行政管理。黃仁宇在《 中國大曆史 》一書中提出，直至近年來這兩個階層才在利益目標上融合，建立起真正的現代國家。伯克利分校學者斯卡拉皮諾提出，在中國國內舉行的合作性交流與國際交往同樣都具有革命性。去年他在成都出席由西南四省聯合主辦的會議。“會議的動力是：我們如何修建公路、鐵路和通信設施來把與我們相鄰的東南亞國家連接起來？”這種奇特作用的重要性“再誇大都不會過分”。
不論政府會說些什麼，雄心勃勃的城市都在建立證券交易市場。今年3月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一個通常是彬彬有禮的立法機構，代表們在會上並不掩飾自己對長篇大論的官方報告的厭倦情緒。在古都西安，37歲的房地產開發商王國慶說：“我們這一代人更渴望學習，喜歡變革，我們要在新環境中立足。”
蘭德公司的波拉克說：“現今社會正經曆一場令人難以置信的迅速變革，恍若隔世，已經很難把它再套進一個十分傳統的結構中。”美國國務院一位官員指出，在經濟社會中，中國人正經曆一場“個人自由的無限擴張”。
像1988年的韓國那樣，北京為強化其在現代世界的地位而申辦在北京主辦2000年奧運會。在世界強國中占有一席的前景，為這個擁有11.7億人口的大國添注了新的活力。中國能像官方最近預計的那樣，在2050年達到6萬億美元產值的經濟水平超過日本嗎？中國在過去的14年中年平均增長率達9%，外貿占世界貿易總量的份額大幅度增長。中國正處於世界經濟高速度增長區域內，大陸中國人認為，不論小龍能做什麼，“媽媽”龍更能輕而易舉地做到。
愛默生1824年把中國稱作“木乃伊”，“埃及、亞述、波斯、巴勒斯坦、完美的希臘、傲慢的羅馬等為我們留下藝術、經院、偉人的記憶和著作……這些國家給我們留下古代城堡的廢墟作為它們自身的骨骸和紀念碑。中國則是自身的紀念碑。”如果是這樣，中國已展示出其震撼世界的富有活力的形象。中國使東亞地區不再是麵向西方的出口地區，而是自立自強的完美文明。
海峽對岸的警報
隨著雙方走近，小小的台灣的繁榮能成為大陸改革中民主的榜樣嗎？《 紐約時報 》的記者觀察試圖看清這一問題。
“小辣椒往往是最辣的。”這是3月台灣領導人李登輝對一青年團體講話時引用的中國諺語。把諺語用於今天的新形勢下，這裏提出一個難題：台灣從獨裁統治演變為經濟發達並享有一定民主的地區，它的進步是否能成為北京的一個榜樣？
這個提議是可以爭論的，雖然不是在北京。台灣、韓國、香港和新加坡並列為亞洲經濟發展新四強，雖然對大陸來說，台灣隻不過是第23個省。外交上，台灣很孤立，隻與29個國家保持有正式外交關係。經濟上就不同了：台灣有820億美元外彙儲備，人均收入達1萬美元以上，在世界上列第25位。1992年外貿進出口總額1530億美元，列世界第14位。台灣與美國和法國簽署主要軍火協議，並且與中國大陸同在為加入世界關貿總協定而努力。這對於一個隻有2000萬人口的島嶼來說已經相當不錯，而大陸有11.7億人口。
即使李登輝政府已停止過去反對北京政府的宣傳，普通民眾則直接把“台灣經驗”的信息帶到大陸。認證會計師Jaung Kwun-ming一年數次赴大陸福建省免費為同行講學，講解資本主義股市交易、稅金衝銷。學生們似乎對他所講的台灣實例更感興趣。台北市經濟學家兼出版商查爾斯.H.C.高已經在大陸高校做過關於台灣經濟發展的數十場報告。今年7月，高將主持在江蘇省召開的一個兩天的會議，會上兩位台灣著名企業家將做主題演講。
專家學者還不是唯一把這一信息帶到大陸的人士。台北城市大學學者說：“台灣在近幾年中有400萬人到大陸觀光旅遊。他們帶去了大量的禮物送給親友，還有許多錢。他們的富有和休閑旅遊無疑給大陸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所接觸的人會問自己：‘我們為什麼沒有這一切？’”
在蔣介石率領其200萬國民黨軍隊逃到台灣之後的這些年中，台灣與大陸就幾乎都是對方的鏡像。像大陸一樣，台灣經濟也是政府控製的：在20世紀50年代，國營公司，如壟斷型的台灣糖業公司，一家公司即占全島工業產量的95%（ 現在隻占5% ）。
50年代，蔣介石政府製定了兩項經濟新政策，促使經濟起飛。一是土地改革運動，使農民占有生產資料，並大大增加了購買力。另一項是與工商業界達成的協議，大體上就是你們一心一意掙錢，我們負責政治事項。
這兩項政策都意在撫慰台灣當地人，他們把國民黨殘兵敗將視為外來少數派。最終或許也是不可避免地，經濟自由化逐步滲透到政治領域。1988年，蔣介石的兒子和繼承人蔣經國發起了謹慎民主化運動，包括宣布反對黨的合法化。他還指定在台灣出生的李登輝作為政治接班人。在1992年大選中，主張台灣獨立的反對黨民進黨獲得31%的選票。2月，李登輝任命台灣籍人省長連戰接替退休的郝柏村將軍任行政院長。
在經濟方麵，台灣已沒有什麼奇跡可言。台灣島內隻有一家企業——中華石油公司——通常被列入《 幸福 》雜誌每年公布的世界級500家大企業。其餘絕大部分都是中小企業，其中許多依然是家族式經營的作坊式企業。政府放棄對公司的擁有權，用稅收作杠杆來鼓勵對有巨大發展潛力的工業行業投資，如計算機工業。國家經濟計劃作為指導性而非嚴格的強製性規定。台灣經濟計劃以4年或6年為單位，不用大陸5年計劃的標準。
前任經濟金融部長李國鼎是60年代和70年代台灣經濟增長的主要承辦者。他現在相信政府的主要職責就是投資辦好教育，學校培養出一代代的技術工人、經理和科技人才。遵循中華民族的傳統，進入重點學校要經過全國統一考試，這樣一來，知識精英階層中也包括許多出身貧苦家庭的子女。36位政府部長中，21人有博士學位，5人曾擔任過大學校長。
麵向未來，一些台灣專家相信，大陸也將經曆與台灣相似的壓力和緊張關係。專家還認為，北京將最終給新生的工商企業者更多的旅行自由，放鬆外彙管製。正如台灣那樣，工商界在大陸將成為不同意見者，他們支持那些維護他們的特殊利益的政界人士。
出版商查爾斯與許多人觀點相同，即20～30年內經濟力量將會導致台灣與大陸統一。他認為，台灣最好的策略就是在大陸投資，與大陸進行貿易往來，因此成為“大中華”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這一設想，台灣和香港能向“大中華”提供資本、管理、市場經驗、國際觀等，他們實際上已經這樣做了。
大陸官員堅持，台灣的模式並不適用。他們強調台灣經濟發展的陰暗麵——無止境的高消費熱和汙染。
西方的外交和經濟學界人士普遍認為，雙方是否仍在醞釀繼續對峙下去。他們注意到，在內地與台灣於今年5月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一次官方會談中，雖然會談的議程隻商討犯罪及走私等次要問題，但會談總要涉及更大範圍的問題上。北京和台灣都沒有提出關於統一問題的明確時間表，耐心是中國人典型的美德。實用主義也是的——大陸與台灣間的迅速增長的貿易關係不用很長時間即可使雙方事實上的相互依存形勢不可逆轉。
改革的成就和麻煩
鄧小平曾經說過：致富光榮——中國正盡全力貫徹實施。數千家出口外向型企業正在生產暢銷名牌電視機、音響設備、運動服裝和絲綢等產品。在位於北京的一家美國汽車公司與北京汽車廠的合資企業裏，今年將有2.7萬輛切諾基牌吉普車開下生產線。德國大眾公司的企業將生產6.5萬輛桑塔那牌轎車和1萬輛捷達牌轎車。美國占第一位的體育運動鞋製造商耐克公司與中國6家鞋廠簽訂合同，生產占其總產量年產9000萬雙運動鞋的20%的生產任務，已經計劃進一步增加這一份額。
列舉在中國生產的世界名牌則是編輯一部工業《 德布雷特英國貴族年鑒 》：吉利、皮爾·卡丹、西門子、三菱、日立、麥道等許多公司。今年到目前為止已有近8.4萬家合資、合作和外商獨資企業注冊登記，比去年登記注冊的多4.7萬家。出口額去年達到850億美元，到1993年末將達到930億美元，到2000年將達到1500億美元。中國在1992年位列世界出口貿易第13位。工業生產去年增長21%，預計今年也能達到這個增長率。
工業“大躍進”令外界人士大為吃驚。推銷商們卻由衷地欣喜，因為工業增產帶來工人收入穩定增加，購買力逐步提高。以深圳特區為例，官方的人均年收入達到320美元。這一數字大大低估了這一地區實際收入水平。按照麥金西公司的谘詢專家統計，人均年收入甚至高達2500美元。
在繁榮背後，還隱藏著一個更複雜的而且有潛在麻煩的現實。北京目前正大力發展的經濟，某種程度上借助國外援助，實質上是個混合體。它的上層是相對高效的輕工業促進出口快速增長，輕工業發展利用了廉價的半技術勞動力，利用了台灣60年代模式放大應用到大陸的經濟規模。下層則是沉重的國營能源和重工業行業，這部分與蘇聯的經濟核心相同。中國約有1萬家國有大中型企業，從事鋼鐵、機器製造、紡織和其他工業品的生產。盡管隨著自由市場的引入，國有企業生產仍占工業總產值的55%，占城鎮職工總人數1.48億的70%。國有企業為1.06億職工提供社會福利——終身工作的“鐵飯碗”，福利住房，職工子女免費教育，足夠多的退休金，公費醫療製度等。在北京的一位西方經濟學家指出：“這些企業就是微型化社會。”一位中國問題專家補充：“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的基礎。如果沒有國有企業，什麼才是社會主義？”
把這些國有企業轉變成為能在自由市場中獨立生存的企業，的確是對鄧小平經濟改革的強勁的挑戰。他們的成功或失敗關係到中國是否能在下一個世紀成為真正的經濟強國。這還不是目前要解決的唯一問題：如果中國要實現既定目標，還必須同時要改善落後並稅賦過重的交通和通信係統、吃不飽的能源工業和剛誕生不久的資本市場。盡管早在1978年北京就已經宣布過此項任務，但直到現在才開始顧及這些與現代化相關的問題。
外國投資商僅去年一年即向大陸投入高達110億美元。他們有意避開國有企業，主要是因為國有企業的副產品之一是赤字：國有企業1992年共得到補貼78億美元，而當年的財政年度赤字僅為41億美元。像他們曾經汲取靈感（ 設計藍圖和資本設備 ）的蘇聯的工廠一樣，大陸的國有工業千瘡百孔，人員冗餘10%以上，生產的劣質產品無人問津。一位經濟學家說過：“還不如關閉後重新另建新廠。”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一直致力於解決這一問題，近來更加大力度，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並爭取加入世界關貿總協定，而關貿總協定禁止多種補貼。1986年北京通過一項開天辟地的《 國有企業破產法 》，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
現在經鄧小平的督促，《 破產法 》再次實施。1992年前10個月，346家企業宣布破產，其中104家國有企業。140萬城鎮職工因此失業。11月，重慶針織總廠欠債1400萬美元宣布破產，2900名職工失業。在過去，這些職工會自動轉到另一家國有企業上班。現在失業的工人或者進國有企業的服務性公司工作，或者發給一筆下崗遣散費。這種破產的社會影響是爆炸性的，如去年，天津國營海鷗手表廠解雇2500名職工，占職工總人數一半，產生了很多不安定因素。
政府這樣做的初衷通過首鋼較好地體現出來。首都鋼鐵公司，位於北京西郊，曾經是中國的主要鋼鐵企業，年鋼鐵產量570萬噸，共有職工25萬人，屬於贏利企業。
在政策調整中，首鋼經批準享有不經過國家外貿公司的獨立進出口經營權。首鋼建立自己的企業銀行，公司經理可不必上報政府批準，有權自行決定最高不超過3500萬美元的投資項目。更重要的是，公司可留用更高比例的利潤分成用於投資擴大再生產。在這些改革的基礎上，加上技術改造和各種先進獎勵製度，公司去年收入增長35%，達到5.5億美元。作為其現代化政策的一部分，公司購買了美國洛杉磯的一家鋼鐵廠，將其拆卸之後運回中國。
然而，首鋼隻是少數成功者之一。另外，國有企業的低效率已經影響到基礎結構。如鐵路建設已大大落後於整個經濟發展步伐：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每年平均新建鐵路900公裏，而到80年代又降到350公裏。因此，去年總共有4000萬噸貨物運輸嚴重延時。鐵路交通雖然境遇不佳，但大多數企業還是選擇鐵路運輸，避開因長期遭忽視而擁擠不堪的公路係統。
外國投資商最惱火的應屬大多數落後的通信設施。北京和少數城市開通了國際長途電話直撥業務，但整個國家的通信現代化仍是一個夢，直到進入下世紀後仍將如此。到1992年底，全國電話裝機總量為1900萬部，平均每百人1.63部。相比之下，巴西平均每百人9.3部電話。
中國經濟的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靈活、反應快而且資金雄厚的資本市場。目前，工業資金投入是通過銀行係統。國有企業，不論贏利或虧損，總享有優先權。中央銀行沒有自主權，不能控製資金供應。去年，盡管北京標榜推行市場經濟，卻向國有企業提供610億美元銀行貸款，比上一年增加20%；而私營企業的貸款要求都遭拒絕。雖然銀行可以向外國公司提供如信用證、旅行支票類的簡單服務，但是銀行在這些企業的資金籌措上起的作用不大。
兩年前，北京開辟了國庫券市場，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去年證券包銷商的投機行為幾乎毀了它。包括國有銀行和金融機構在內的證券包銷商承擔價值70億美元的國庫券銷售任務。他們認為價格會上漲，便把國庫券自行買下，結果價格大跌，他們遭受重大損失。今年，政府重新采用老辦法，由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買下價值60億美元的國債。
中國的兩個股市，分別於1990年和1991年建立，具有相當的先進性。股市資金總值達340億美元，香港股市資金總值為1760億美元。在深圳和上海的上市公司隻有67家，最近又同意3家外國經紀人公司入市。外國投資者隻能買無表決權的股票。由於中國的證監會不同於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深圳和上海股市都存在投機違規行為。分享內部消息，很少公布年報，會計原則不為人所知或故意不執行。例如，許多財產公告沒有說明贏利，常用高估存貨的辦法掩蓋虧損。兩地股市交易量都相當大，但政府的爭論推遲了證券法的製定，而外國投資者卻十分需要它。
股市有助於吸納大陸銀行2,100億美元存款的一部分。但經濟效益好的國有企業越過國內資金市場，到國外發行股票。總部位於百慕大的Brilliance汽車公司（ 中國 ）投資的遼寧微型麵包車製造廠，現已在紐約股市掛牌上市。這隻股票運行良好，它因進入新興的市場被看好。北京希望得到香港的資金支持，已批準包括上海石油化工總公司在內的9家企業6月起在香港上市。經濟率先發展的廣東省，最近宣布將在歐洲證券市場發行1.5億美元的5年期債券。
使國有資產轉虧為盈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國有虧損企業賣給個人，條件是有人願意買。去年6月，武漢第二印染廠被賣給香港的Hongtex發展公司。這是國內第一例國營公司出售給外國企業。雖然這個工廠一年虧損500萬美元，但新主人很快就扭虧為盈，主要辦法是解雇原有1920職工中的1146人。其中數百下崗工人進入工廠新建立的附屬賓館或商店工作，但其餘工人隻得到短期臨時性工作。
應用同樣政策，吉林省計劃把200家小企業出售給外國投資者。四川省有16家國有企業在拍賣。這類出售事項可能繼續數十年，而不是三五年即可完成。政府官員強調，私有化的舉措隻不過是“試點”。但是如果中國要達到工業發展目標，這項試點必須成功。
如何為中國提供能源
《 新聞周刊 》的調查宣稱中國持續發展所麵臨的最嚴峻的問題是能源短缺的問題。供電部門采用分區輪流停電或限製供電量的辦法管理城市供電。在浙江省杭州市，每晚的電視新聞節目會向電視觀眾通告第二天停電的區域。第二天的停電時間一到，機器設備和生產流水線就會戛然停止運轉。
然而，中國的能源儲藏量相對其開采和使用量來說還是相當樂觀的：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煤炭生產國，其煤炭儲藏量高達6000億噸；石油生產居世界第6位，日產原油280萬桶，位於墨西哥之後；發電量居世界第4位。在目前實施的第8個五年計劃中，中國政府計劃新增發電設備裝機總容量1億千瓦，比目前發電能力翻一番。
但這仍然遠遠滿足不了市場的需求。價格補貼、工業浪費、能源利用率低等已使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少量出口變為今天的石油進口國。國有石油工業生產去年全行業虧損17億美元。據一位在北京的西方分析人士認為，如果沒有行之有效的改進措施，到本世紀末中國將可能需要每天進口原油50萬桶。
煤炭生產為中國提供75%的能源供應量。但是，煤炭價格過低已成為導致供應量減少的主要原因。在中國，大部分煤炭都產於北部的山西省和內蒙古自治區。煤炭行業共有職工總人數為700多萬，今年計劃生產煤炭14億噸。但是，由於煤炭價格過於低廉，使煤炭生產企業對現代化采煤設備投入不足。這種情況不但導致了煤炭產量增速放緩，還使得開采出的一些煤炭質量低劣。同時運輸瓶頸的缺陷也凸顯出來：大部分煤炭要運送到1 650公裏以外的南方省份去，因為那裏是中國的工業集中地。去年煤炭全行業因此虧損20億美元。
外國的能源公司十分期望能進入中國的能源生產領域，但直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仍然不十分情願讓他們扮演其中的重要角色。自1982年以來，外國公司已投資30多億美元用於開發南中國海的海上采油項目。這些公司一直在抱怨它們的高成本和低收益的問題。它們一直努力爭取得到在西北部新疆塔裏木盆地的石油開采權。這片石油儲藏區比法國國土麵積還大，是個石油和天然氣的寶庫，原油和天然氣的儲藏量分別約2000億桶和82500億立方米。今年年初，北京終於批準了外國公司在新疆塔裏木盆地的油田開發權。
中國隻有5%的發電量來自水力發電，北京已決定今後增加水力發電所占的比例。目前正在考慮修建的是中國規模最大、爭議最多的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這項耗資100億美元的水電項目要截斷長江上遊的流水，在修建過程中還要淹沒一些世界頂級的美麗旅遊景點，涉及110萬居民遷徙。這一計劃已在1992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獲得批準，並將於下世紀初完工。工程結束時將增加1700萬千瓦發電量，相當於目前全國的供電總量。另外，中國政府還計劃在黃河的上遊修建15座水利樞紐工程。
目前中國隻有一座核電站投入運行，這座核電站即是位於上海西南部的秦山核電站，其裝機容量為30萬千瓦。第二座核電站正在修建之中，它就是位於廣東省的大亞灣核電站。中國已表明將在遼寧省修建另一座核電站，安裝兩個從俄羅斯進口的核反應堆。到2000年時，將共有9個核反應堆投入運行，發電量可達到占全國供電總量的3%。
不論北京采用什麼政策，要想徹底解決能源供應問題一是需要時間，二是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目前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對不合理的價格進行改革。
科學技術在飛躍
世界上的首次載人宇宙飛行是不幸的。在尤裏·加加林上天的500年前，一位名叫萬戶的中國人，把自己捆在一隻木椅上，椅子下麵捆上47隻高功率煙火火箭，手中各拿一隻風箏，命人為火箭點火。他沒能飛離地麵，死於燃起的大火中。
直到不久前，萬戶的失敗一直是中國科技的象征，一個有眾多曆史發明創造的文明古國（ 從水車到陽傘 ）卻在航天技術上十分落後。中國與工業革命隔絕，與西方科技隔絕，當它要發展科技的時候，把蘇聯選作學習對象，中國似乎注定要落後於科技飛速發展的西方世界。
事情並非如此。經過數百年來的挫折和失敗，中國已接近重享科技發達之名。高科技出口突飛猛進——去年增加40%，達到39億美元。電子產品和計算機零部件在海外銷售良好，中國在生物科學和超導方麵居世界領先地位。甚至航天事業也由於長征係列運載火箭而迅速發展。中國把亞洲衛星通信公司的衛星送上太空，以30%-50%的價格與美國和歐洲的衛星發射服務搶生意。中國第一位的衛星火箭生產廠商，長城工業公司的副總裁說：“我們的火箭發射技術既簡單又便宜。”
盡管經常缺資金和設備，科學家已開始在世界上做出令人矚目的成就。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智囊機構——SRI International進行的科技論文統計表明，1988-1990年間，署名中國作者的文章數目增加40%，這些論文被其他論文引用的數量增加近60%。論文引用是衡量論文質量的重要尺度。熟悉情況的美國專家說，中國科學家在廣泛的領域裏正迅速趕上西方的同行，並在幾個領域居領先地位。它們是：
激光和光學。中國人在用於生產特殊用途激光器的某些晶體生長技術上領先。國產激光器廣泛用於醫學領域，如，代替普通手術刀的激光手術刀，以及通信用的光導纖維。
生物科學。中國人使用現代基因分割技術，製造出高血壓B疫苗、抗病毒馬鈴薯和西紅柿、首株基因工程培植的煙草等。用高科技煙草生產的香煙今年晚些時候即可上市。
超導技術。在20世紀80年代末，北京中科院的物理學家趙忠賢製造出在-194.5°C較高溫度下的超導體，SRI研究把中國人目前的研究成果稱為“世界級”的。
碳同位素。西方科學家對中國人在碳富勒烯或巴基球這一新興領域的突出研究成果感到吃驚。這種奇特的球形碳分子將來有一天可用於生產從微型軸承到超導導線的各類產品。
中國基礎科學研究的力量在於人口數量：700萬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他們當中許多人畢業於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第一流大學。但是如何發揮這些科學人才的聰明才智從來都不簡單。既有資金技術的困難，又有文化政治上的障礙。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當時有4萬科學家和技術人員，普遍認為其科技發展水平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50年。共產黨著迷於科技進步的觀念，向蘇聯人謀求幫助。從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高科技產品從莫斯科大量輸入到北京，到1964年，中國已能生產計算機，並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
但中國與蘇聯關係破裂後，科技進步速度減緩，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停滯不前。在革命熱情衝擊下，搞科學被視為貴族行為。學校和實驗室關閉，科技人員被下放到工廠或農村去勞動鍛煉。“一些科技工作者被體罰摧殘，一些甚至被迫害至死。”位於華盛頓市郊的科學應用國際公司亞洲科技處主任溫迪·弗裏門說。數年裏，科學家和知識分子被輕視遭歧視，現在有的教授工資收入還不如賓館服務小姐。
在鄧小平提出要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的號召下，中共發起一係列現代化發展計劃，力爭在2000年趕上西方科技水平。其中之一是“863計劃”，起因是1986年3月中國4位著名科學家向鄧小平建議的。它集中了全國科技力量重點發展7項戰略科學技術：生物技術、能源、新材料、信息、自動化、激光、航天和（ 後增加的第8項 ）通信。另一項是“攀登計劃”，著重於基礎學科研究。第3項是“火炬計劃”，建立高科技工業園區（ 有些同時修建廉價住宅區和附屬設施 ），旨在把他們的科研成果從實驗室投入市場。
變化中的代表人物
劉達臨：性行為民意調查專家
劉達臨的第一個職業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1980年他在上海一家工廠做企業管理工作。他覺得工作很乏味，便決定撰寫婚姻和家庭關係類的文章給報紙投稿，包括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 人民日報 》。很快讀者回信提出了大量的問題，這使他確信讀者既想更多了解卻又難以啟齒的問題是性。劉達臨找到了知音。
劉達臨征得了政府部門的同意，組織並資助計劃生育工作者展開對23000人的社會調查，內容是關於性行為習慣和態度。這次調查的結果成為他在1990年發表的論文《 中國的性行為 》中的主要資料，這是一篇開拓性的研究文章，分析了從婚前性行為、婚外性行為到離婚的全部性行為狀況。抽樣結果證實，中國婦女和男性都越來越重視性行為滿足和個人實現的價值。從此以後，61歲的劉達臨一步步地拉開中國私生活的帳幔，他自己也成為性行為研究的主要專家。學者和市場營銷人員都把他的開拓性報告簡裝本到處宣傳。
劉達臨現任上海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但他的大部分性科學研究工作都是在校園之外進行的。他主持一個上海廣播電台的熱線節目，他寫的關於古代中國性史的著作將於6月出版，書中插圖使用他從情色作品中搜集的圖片。他正在寫此書錄像版的文字稿，準備於今年晚些時候投入製作。他把從出版《 性行為 》一書和其他43本關於婚姻和性的暢銷書中得到的版稅用於其他更多的調查研究項目中。他正在尋找出版社出版他寫的關於同性戀的書，他認為中國大約有2%的同性戀人口。
黃兵：回國的銀行家
黃兵，32歲，向在海外學習或工作的青年人建議他們回國的時機。如果大家以他為榜樣，他們將加入專業人才隊伍，為中國未來的建設做貢獻。
黃兵個人回國的決定受家庭傳統的影響。他的外祖父何恩敬20世紀初在日本帝國學院學法律，學成之後回國在廣東省中山大學教法律。何恩敬1936年在毛澤東同國民黨談判時任毛澤東的法律顧問。黃兵的父親黃華多年在國外，擔任過中國駐加納、埃及、加拿大以及駐聯合國的大使，1976-1982年任外交部長。黃兵在加納出生，成長在北京，後在美國待了8年。他在哈佛大學學經濟學，畢業後在舊金山的Kakar電器公司供職。1987年回國，任一家外國商社駐上海辦事處的代表。當他到美國花旗銀行申請做一家房地產項目的讚助人時候，花旗銀行拒絕了這個項目，卻留他在銀行工作。1990年他成為花旗銀行駐中國的代表，現在他是銀行界的一個領袖級人物。他經手在上海開辦了第2家辦事處，並希望很快獲準在北京開辦第3家辦事處。他的主要任務之一：說服中國的中央銀行，外國的金融機構對政治穩定構不成威脅。
李清媛：
許多人經不起誘惑從政府公務員崗位轉入私營企業工作，而李清媛，43歲，是一個重要的例外。她現任國家經濟改革委員會的一名處長，作為新生的資本市場顧問服務於私營企業。她還參與主持兩星期一次的《 經濟學家論壇 》電視專題節目。李清媛說：“我們需要一個聰明的政府，它知道什麼東西必須控製，什麼東西需要放開。”
李清媛是四川人，1976年在曼徹斯特大學學習經濟學和政治學，在中國人民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去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深造。在國內，她協助建起了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並任其研究機構的負責人。資本市場需要更多的立法才能使其運轉更順利。李清媛說：“當紐約股市成立200周年的時候，我們這裏隻有1歲。我們在向前進。”
進步中的困擾
在四川省會成都市，今年春季的一個星期裏，人們慶祝在成都會議中心召開的全國酒類食品類展銷會。5年前，像這樣舉辦商業活動是不可能的。
經濟的飛快變革產生各種潛在的不穩定混亂和矛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釋放出巨大的進取心和動力所產生的力量。十分明顯，經濟發展拉大了城鄉人民收入的差距，驅使成千上萬的農村人口離開農村，由此加劇了地方自治和地區本位主義的新離心力量，它不斷削弱中央集權的力度。成都市內每天多達3萬人聚集在此交易近50家設在四川省的企業的股票。這個新開的股票市場未得到北京承認，但當地政府因為有錢可賺不能不管。他們提供場地，參加交易的人員入場付門票0.5元。一位省政府官員說：“我們有我們自己規定的條件和要求。”
事實上，改革的速度和範圍可能已超出中央政府的控製。當北京想要控製1993年的經濟增長率在10%以內，擔心會由此引發更大的通貨膨脹的壓力時，而四川和其他省的領導都不理睬這個目標。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主席近日曾對香港聽眾說：“廣西不存在經濟過熱的問題。”
下放經濟發展的決策權給地方官員一個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的機會——實施過程中經常會抵消改革的目標。按照鄧小平的方針，全國各省市縣去年一年相繼建立8700個“經濟開發區”。其中不足真正用於開發工業生產的2%，絕大部分開發區實際上為房地產投機炒作提供了機會。典型的情形是：當地政府建立一個開發公司，抱著將來出售工業園區的希望，建起居民居住小區和其他配套設施出售給外地人。
開發區的這類高額消費的一個結果則是中國的8億農民收入不足。自從1989年起，數百萬的農民每年向國家出售農產品，得到的卻是“白條”，當地銀行缺少足夠現金兌付。今年年初，四川省的農民曾發生短時期的騷亂，原因類似於售糧打白條的現金流通問題，當地郵局不能兌付在外地工作的親屬寄回家的彙款單。中央政府已下令徹底解決此問題，但是並沒有真正貫徹執行。
另外，對農民的卡壓比過去加劇了。自1990年以來，穀物的售價實質上已多年不調整，而化肥、農具等的價格已翻了一番。由於農民對自己的現狀越來越不滿，現在的擔心是：除非農民能得到合理的收入，農業生產有可能大幅度滑坡。在3月召開的人代大會上，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警告說：農民的不滿“可能對農業的健康發展和正常的糧食供應產生巨大的影響”。政府已決定下一年度撥66款億元用於農業基本建設——水利設施、化肥補貼——以扭轉這一局麵，但沒有人相信僅靠投資就能改變農民的境遇或阻止農業經濟的下滑趨勢。
麵對不明確的未來，數百萬的農民走上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鄉村的火車站門外擠滿了外出打工的農民。去年冬季，為增開鐵路客車，5000多列貨車停運。專家估計，約有1億農村勞動力就業不足，而到2000年，這個數字將翻一番還多。
起初，北京的製定政策者確信小型農村企業和服務性公司可在20世紀90年代吸納1.5億剩餘農業勞動力，但農業信貸短缺打破了這個設想。在四川省中部水稻產區一個約900人的農村，在村裏建起了農產品加工企業，到1985年時已把半失業農民的年收入提高到262美元。但自那時以來，由於增加投資不到位，村裏辦的初級米酒廠和飼料廠無法改進擴建，致使人均收入一直停留在7年前的水平上。
城鄉各地因資源短缺而導致不良反應。例如，廣東省的兩個農村的居民為爭奪一片樹林的擁有權而動用土槍、斧頭和鐵棍大打出手，他們都想把樹林出售或出租給外來投資者。今年年初，廣東省的農民炸毀一座天然岩洞，那是鄰村經營旅遊業管轄的一個景點。
這些暴力行為導致社會的混亂感，這種混亂有時以奇怪的令人痛心的方式出現。在山東省，從省會濟南到孔子故鄉曲阜的新建公路上，卡車、大轎車、小汽車占用全部四車道向同一方向行駛。交通警察部門由於人員編製和資金不足，對此很少過問。路邊各式飯店林立，濃妝豔抹的年輕女子站在飯店門口，向過往的司機打招呼，提供“特種服務”。北京的公安部的官員說，娼妓和吸毒現象“死灰複燃，並逐漸上升”。公安部長直言不諱地說：“搶劫案件上升。搶劫商場和銀行在過去幾乎從未發生過，現在開始重新出現。劫持火車和汽車犯罪威脅運輸安全和乘客安全。”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份報告指出了城市中可能的不安定現象。報告列舉出可能出現的通貨膨脹和破產國有企業的職工失業現象。勞資關係在下降。遼寧省報道說在7個月內有276起事件。工廠經理和管理人員遭憤怒的工人毒打，要派警察去保護工廠高級領導人員。社科院的報告中還披露，在所調查的人群中，有50%以上的人對去年以來房租和醫療保健費支出的上漲等這樣的改革感到憂心忡忡。
通貨膨脹以及其相關的不平等問題不可能在短期內得以解決。中央銀行官員承認，他們不能控製貨幣供應和信貸規模，兩者都在大幅度增加。同時，為平息工人動亂再度加劇，中央政府每年投入90億美元（ 數額超出財政預算赤字的兩倍多 ）用於支持虧損國有企業的信貸。
中國目前經濟高速發展所麵臨的許多問題與美國19世紀末資本主義發展鼎盛時期所遇到的問題相似：腐敗、投機、藐視法律。有些中國人認為貪心和混亂是爭取經濟和社會解放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北京的一位律師說：“經濟發展了，犯罪也會同時上升。”
“第四世界”的生活
“桑樹的桑，桑樹的桑。”——29名成年人正在隨老師大聲朗讀，老師教他們學習漢字“桑”。在燈光暗淡的教室一角，18歲的焦彥龍正吃力地在練習本上寫著“桑”字，他的母親楊淑琴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在貧困的甘肅省隴西縣的這個文化學習班上，焦彥龍是最年輕的學生，他不僅為了學文化，還為獲得個人自由。他解釋說：“我小學四年級時輟學。現在我已經學會了100個字，我得學會1000個字才能去城裏找工作。”
《 新聞周刊 》的文章宣稱，對焦彥龍和成千上萬的像他一樣的人來說，現代化就是天堂，是人們所向往的遙遠的一塊寶地。直到現在，他們仍處於中國社會階層的最底層，屬於官方規定的年收入35美元“貧困線”以下的2700萬農民，僅能勉強維持生活。民政部副部長說，他們已不再挨餓，但隻能勉強維持溫飽。另外5000萬農民的生活水平略高，年收入達50美元，隻相當於1990年全國平均收入的一半不到。甘肅省的貧困人數比例高於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