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事出有因
哥倫布1492年10月12日夜第一眼看到月光下的聖薩爾瓦多群山時，他恐怕沒有想到他的新發現有朝一日會對地球另一麵的中國產生影響。幾十年後，西班牙商人將高產農作物從西班牙在美洲的領地帶到了他們在亞洲的主要落腳點菲律賓。16世紀末，這些農作物輾轉到了中國，包括玉米、紅薯、土豆和花生。到了17世紀中葉，這些農作物便開始為人口爆炸積蓄能量。中國當局通過不懈的努力才將人口控製在今天12.5億的水平。
中國人口的第一次大爆炸發生在18世紀，從18世紀初的1.5億增加到19世紀中葉的4.5億。從土地和人口的比例關係入手去分析人口爆炸的原因是一種占上風的做法。今天，到過中國的人都會不止一次地聽到這樣的說法：中國依靠僅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著占世界22%的人口。這一說法證明了中國實行全世界最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合法性。麵對人口和土地比例嚴重失調的局麵，讓人們有吃有穿是政府最大的成就，這比保證他們的政治權利重要得多。
人們對中國能否繼續依靠如此少量的耕地解決如此眾多人口吃飯問題的擔心，也是中國實行一種強使農民生產超過需要的糧食的增產政策的依據：將多餘的糧食存起來，以備土地和人口比例失調達到難以承受的程度時食用。近年來，同樣的擔心也使中國接受了“可持續發展”觀念——包括保護土地計劃和清除江河湖泊嚴重汙染的努力。
針對人口問題進行土地研究在中國已有很長的曆史。19世紀前夕，中國人就已經開始擔心人口增長問題，以至於急切需要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人口論》的中文譯本。中國曆史學家告訴我們，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在英國問世僅一個月，其中文譯本便在中國出版，並很快流傳開來。
馬爾薩斯對人口增長超過自然資源增長所帶來的危險性做了可怕的描述。他警告說，人口數量超過自然資源的結果將是“瘟疫肆虐，餓殍遍野”，“必得有人出來平衡人口與生活資料的關係”，這就必然會發生戰爭。
早在馬爾薩斯以前，甚至在新大陸作物傳入中國之前，中國的相對人口規模就已經很大。公元3世紀，三國時吳國航海家康泰在他的《吳時外國傳》中寫道，在外國人眼中，“中國人多，羅馬錢多，中亞馬多”。定義中國曆史上的疆界是一項困難而棘手的工作，但根據美國頗有威望的人口統計學家朱迪斯·班尼斯特的統計，在第一個千年開始的時候，中國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8%到30%，後來在1750年和1900年又分別占到這一比例。
中國人口在第一個千年期間突破了1億大關。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在第二個千年接近尾聲的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口又達到了一個新的裏程碑，突破10億。
在宋代，由於實行精耕細作，同樣多的土地養活了更多的人口。給中國生態造成長期破壞的是農民大規模開辟耕地。他們在山坡上開出梯田；在江河沙淤上開出沙田：甚至還在水麵上架木排，把泥土鋪在木排上種莊稼，稱為架田。“可能是人口規模促成了這些農業技術的采用。”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位曆史學家說，“也可能是這些技術使人口達到了如此的規模，這都很難說。”他認為，“這兩種因素是互相影響，互為作用的。”
大約600年以後，從美洲引進的農作物新品種引發了又一次土地人口比例的深刻變化。玉米、紅薯、土豆和花生可以在不適於種植小麥和水稻等傳統農作物的沙嶺薄地上生長。這就使得耕種麵積大大增加，從而為更多的人提供了食物。
關於高產作物如何被引入中國的資料，發現在由當地名人世代記載下來的資料翔實的數以千計的縣誌裏。比如福建省長樂縣的縣誌就記載著這樣的內容：一個叫陳真龍的人於16世紀70年代第一次將紅薯秧從菲律賓的呂宋帶到長樂。廣東省東莞縣的縣誌記載：當地商人於1580年從越南帶回了紅薯秧。
福建省省會福州的地方誌記載，紅薯於16世紀中期開始在該省普遍種植。地方誌告訴我們，是當時的省長在1594年大饑荒時推廣了這些農作物。他告訴他的人民，這些作物可以使他們度過饑荒。據曆史學家說，中國民間流傳的說法是：這位省長推廣紅薯的力度很大，以至於派出專人去附近的台灣偷紅薯秧。當時，台灣是一座經常與大陸人發生矛盾的孤島，在島上常住的主要是土著人，西南部有一些來自廣東和福建的商人隻是臨時居住。據說台灣人的紅薯也是從菲律賓弄到的，他們顯然不願意與大陸人共享,所以這位省長隻好派人去偷。他們常用的偷竊方法是將紅薯藏在衣服內，將紅薯秧纏在腰間。
17世紀和18世紀，隨著人口的向西擴展，美洲作物遍及整個中國，成為主要糧食作物，特別是窮人的主要食物。這些農作物促進了人口的迅速增長，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和生態問題：森林和綠地覆蓋率大幅度下降；水土嚴重流失；河道淤積，洪水連年不斷。
人口壓力往往被認為是18、19世紀農民起義頻發的主要因素。其中最為著名的是18世紀末爆發的白蓮教起義和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國起義。
美國著名漢學家約翰·菲爾班克和莫爾·格德曼曾經指出，早在新作物被引進中國之前的宋代，強大的人口壓力就已成為促進發明創造的動力。“中國的重大技術發明，包括絲綢、瓷器、運河水閘、時鍾、船尾方向舵、印刷、火藥、板型鐵犁等都是在宋朝晚期發明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頭二三十年，也就是從1949年到70年代，毛澤東一反中國曆代領袖的觀點：提出了人多力量大的口號。中國人口一下子從1953年的5.83億增加到1975年的9.2億。中國計劃生育委員會的高級官員指出：“我們的人口基數太大，每年增加1300萬。這對我們的住房、就業、婦女兒童保健和環境造成極大的壓力。”她說，人口過剩降低了中國在世界發展中的地位。“我們的經濟一直在發展，但人們都看不出，因為我們人口太多。在世界銀行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排名中，我們的位置很低，隻排到99到100位。”
中國政府對本國的人口規模非常擔心，所以從70年代末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城市夫婦隻能生一個孩子；農村夫婦最多兩個。當然這一政策也經常有打折扣的現象，特別是在農村。
環球自然基金會中國項目代表詹姆斯·哈克尼斯對中國的政策產生共鳴。他說：“我們發現，人口本身並不是一種機械的、不可改變的力量。在如何與他們所處的環境打交道方麵，人們可以做出理智的決定，個人的行為和政府的政策可以改變人類本身對環境產生的持續影響，不管人口的規模有多大。”
人口學家們預測，中國人口將於2040年到2050年間達到頂峰，突破15.5億或16億，然後趨於穩定。該官員還說，中國的政策還沒有放鬆對人口出生率控製的打算。她說，政府從80年代後期開始認識到需要製定一個計劃生育的總體規劃。這個規劃不僅要考慮出生率問題，而且還要考慮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
控製人口規模仍然是計劃生育最迫切的任務。“除了經濟和社會發展比較落後之外，我們的人口包袱也太大，”她說，“如果我們的人口繼續保持如此大的規模，那麼我們隻能是繼續貧困下去。這不僅僅是如何消耗我們的資源的問題。”
中國軍隊的現代化
《新聞周刊》認為中國的軍隊正麵臨新的革命。1991年1月，當美國人的炸彈向伊拉克傾瀉時，美國有線新聞網（CNN）對多國部隊的進攻進行了現場報道。在5個時區之遙的北京，CNN的戰場報道吸引了一批熱心的觀眾。對中國人來說，海灣戰爭所展示的是21世紀的武器裝備和戰法，它以最生動、鮮活的方式反襯出了規模龐大的中國軍隊的落後。靈巧炸彈、靈活的指揮與控製以及天衣無縫的高技術戰爭，震動了中國的領導層。由此，他們發動了一場旨在提高中國人民解放軍現代化水平的運動，中國軍方掛在嘴邊的新詞變成了“現代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中國現正以購買的方式，盡快地向高技術超級軍事大國邁進。有一點正在令華盛頓愈發寢食不安，那就是中國如何改進、重組其規模龐大的軍隊。
高技術國防戰略的探索始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1992年底中國軍隊領導層最終達成一致意見，即國家的戰爭機器——軍隊應該適應高技術戰爭準備。中國認為海灣戰爭是下個世紀不可避免的武裝衝突樣式。因此，一直在大規模研究海灣戰爭的經驗教訓，並將其研究重點轉到近期國防需求的實際問題和具體事例、方案上；研究的深度、思想的自由度、參與研究者從高級軍官到普通士兵的範圍廣度，在中國軍隊的曆史上前所未有。
研究海灣戰爭有助於軍事科學思想進步。從海灣戰爭中得出的主要經驗教訓是：電子戰對整個戰爭的結局具有決定性作用；高技術武器是贏得未來戰爭勝利的關鍵；空軍力量、海軍力量是現代化戰爭中關鍵性的武裝力量；快速反應、快速部署是綜合能力的衡量標誌；後勤供給能力與實際戰鬥力同樣重要。
中國製定了有遠見的高技術國防戰略。首先，高技術國防戰略不僅僅是軍事科學思想的進步，還能推動軍隊現代化建設。其特殊意義是：它具有遠見卓識，將其目標瞄向下個世紀的戰爭；它能推動武器裝備的發展，進而使中國軍隊獲得擴充實力的能力。
其次，實施高技術國防戰略的條件是經濟持續增長。這個問題極為重要，中國共產黨已看到了蘇聯的垮台，並一直謹慎地避免重犯蘇聯“國防衝擊經濟”的錯誤。因此，當迫切要求推進某些關鍵領域的武器裝備發展進而要求增加軍費預算時，中國軍隊總是合理地將軍費集中用於某些突破性項目，而不是全方位地發展軍事建設。
最後，高技術國防戰略還是驅動全民族科學技術發展的強大力量。
實施高技術國防戰略的著眼點主要是：新武器發展計劃；國外采購與擴大預算；空軍現代化建設。
當前，中國正在實施一項既定的無期而龐大的軍隊現代化計劃，致力於改變在武器、裝備、作戰理論和訓練等方麵長期存在的落後局麵，增強其作戰能力，以應付普遍存在的潛在的威脅和實現其長久的現代化夙願。雖然也許需要10年才能初見成效，但這一現代化規劃已使常規的國防開支、采購國外的先進武器係統和研製國產新係統有了極大的增長，改善了固有武器係統並且在部隊訓練、戰備、力量投送和合成兵種作戰諸方麵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這些及其他方麵的進步已引起了亞洲和其他地區對不斷增長的中國軍隊作戰能力的關注以及對地區政治和軍事穩定性、地區經濟繼續增長和亞洲海上航道安全的影響。這類關注反過來導致決策者和戰略學家要問：中國將以什麼樣的速度和何種方式來建設一支強大且具有相當投送能力的現代化軍隊？
這些都是不易回答的問題。近年來國防開支水平和武器裝備完善的本身並非是一種表明中國軍事現代化努力趨向的可靠跡象。尤其重要的是，人們不應設想，中國軍隊現代化經過5至10年，在質量和能力方麵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且還需要將強大現代化的部隊投入戰場的能力，因而國防和技術完善的開支會繼續增長或一直保持在高水平。
許多因素都將影響中國軍隊實現現代化規劃的長期進程和範圍，最顯著的是：1.中國軍政高層領導對軍與民發展次序的決策；2.經濟、技術和結構上各種“目標”對其的製約；3.其他國家在這方麵的反應對其的影響。其中有些是主要的，也許會長期存在，並妨礙中國實現軍隊現代化的目標。影響最大的也許是第一和第二個因素。特別是任何對中國真正獲得有效武器裝備的能力具有實際意義的評價，都必須考慮軍隊現代化建設必需的資源和技術的需求量。
香港新移民
陳觀明（音）在急速發展的中國南部城市東莞有一所大房子。他和母親及弟弟一起住在一所兩層的、240平米的住宅裏。他們有一個陽台，房子後麵甚至還有一個小院子。但相對於陳觀明的願望來說，這所房子還不夠大。在附近麥當勞快餐店吃漢堡、喝可樂時，這個12歲的孩子的眼睛一亮——他想到了香港，他做屠夫的父親生活的城市。“那（香港）是一個很繁榮、很讓人激動的城市，有許多有趣的遊戲”，觀明很確信地說道。在那裏，他會有電腦、Sega視頻遊戲和“一間很大很大的房子和許多新朋友。”觀明固執地相信，他正在狼吞虎咽的漢堡也一定是香港的味道更好。
天知道，一度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麥當勞的銷售點跟東莞的完全一樣，所不同的僅僅在於這裏要更加擁擠，更加嘈雜。等待觀明和他弟弟的家也不可能好到哪裏去：一套空空的、毫無誘人之處的、麵積僅有10平方米的公寓。
然而，所有那些也許正是觀明將要得到的，因為香港的最高法院已經做出裁定，任何香港永久居民的孩子都有權在香港居住。對於香港終審法院1998年1月所做出的這項決定，北京發出了另一種聲音，其中傳達出關於香港的司法獨立可能會處於危險之中的憂慮。但是如果這項裁定得以維持，這意味著觀明，以及50萬跟他一樣的孩子，將注定成為香港的最新市民。這些人口的流入可能超出香港的承受能力。並且，當前的環境不佳——香港經濟在去年第三季度萎縮了7%，這已經在香港本地居民中引起了同樣巨大的恐慌，人們對於這些不滿現狀又尚未達到可雇傭年齡的孩子深感憂慮。“在經濟和社會兩方麵，這都將引發巨大的問題，”保險公司總裁VickiChan說，“人人都在預測香港要出現混亂。”
因為已經有680萬人口擁擠在狹長的發達地帶，所以香港對於新居民的流入控製很嚴格。終審法院的上述裁定可能會將這一努力引入混亂之中。官方曾預測從1997年7月政權移交到今年7月之間會有66000名大陸孩子移民到香港（到目前為止已經到了43000人）。現在甚至那些非法移入的孩子的身份都變得合法了，再加上那些在其父母都還沒有成為正式居民以前出生的孩子，總數可能超過50萬。為了對根據上述新法到底有多少孩子可以獲得移民資格這一問題做出一個可靠的估計，戶口調查人員已經深入香港全島以及附近的沿海省份廣東、福建。
精確的結果將很難得到：一些香港男人無疑不願意爽快承認跟他們在大陸的情婦所生的孩子，並且有些“二奶”已經說了，除非她們可以陪同，否則她們是不會把孩子送過邊界的。官方甚至還沒有決定怎樣規定移民的步伐（目前每天僅允許150人進入），也拒絕讓那些簽證到期的訪問者繼續滯留在香港。“這樣做是不人道的，”50歲的郭青鵬（音）說。他的女兒因為停留超過了簽證期限而麵臨被捕。“政府答應了我們一件事，做的卻是另一回事。公道何在？”
許多專家擔心的是，在所有那些合法化移民入境之後，這種混亂將會加劇。據香港大學城市規劃與環境管理中心主任彼得·希爾斯說，到2011年香港人口將會自然增長到750萬；如果允許50萬新移民入境，這一密度將比上述日程提前8年達到。香港已經帶有了其上百萬工業人口所造成的傷疤：煙霧，潮濕的街道，以及充滿廢物的港口。“香港目前處於一個非常精細的平衡，”希爾斯警告說，“它正在達到環境所能承受的極限。”這些人口的流入將使汙染達到不能忍受的地步，而這樣一個數量激增的人口也將使得市政工人麵對異常繁重的清潔任務。
官方也沒有表明他們可以為這麼多的新移民提供住房。根據法律，移民及其家庭必須等待7年才有資格申請公共住房。此後，要得到一套公共住房平均也要再等7年，這使得許多家庭困在很髒、常常又是很舊的建築裏。在終審法院做出上述裁定之前，香港特首董建華曾承諾把第二個等待期縮短至3年。但是住房積極人士VirginiaIp說，目前董建華政府尚未達到其每年建房5萬套的目標，而實際要建這個數量的兩倍才能滿足當前的需求。由於缺乏緩解壓力的實際可行的辦法，前景不容樂觀：住房專家李文達（音）隻能建議把已經小得像麵包盒似的公寓建得更小，以期在可用的地皮上擠進更多的人。
然而，關鍵的問題可能不在於空間，而在於時間。給新增的住房、學校和醫院選地、設計並修建基礎設施需要3至5年時間。因此，新移民所造成的衝擊視其移入速度會有很大的不同。香港本地的學校係統雖然很擁擠，但剛開始應該還是能夠應付的。官員們聲稱在未來一年中他們有足夠的地方來容納25000名中、小學生。目前，約有50家機構正在協助教育部門為大陸移民開設語言和同化課程。絕大多數的積極人士相信，新移民可以成功——歧視常常成為驅使他們在學習中出類拔萃的動力——但前提是他們的數量必須與富餘的老師和教室相適應。教育部門的高級官員李車春（ 音 ）說：“最終的解決方案還是修建更多的學校，但學校不可能在一天內建成。”
相比之下，那些可能取得居住權的成年人心頭縈繞著更大的憂慮，尤其是現在正值失業率新高——5.8%。勞工積極人士、立法委員李楚岩（ 音 ）說：“我們認為香港無力進一步吸收這些工人。” 語言能力的不足可能把許多移民排除在高薪工作之外，而絕大多數勞動密集型工業已經移到大陸。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時逃往香港的上海工業資本家相比，不能指望現在的新移民會給香港經濟注入資金或技術。李說：“如果在經濟繁榮、人人都有工作的時期放入移民，那麼他們倒是可以被看作是在為香港做貢獻。”港人對於接納更多移民的口頭反應顯示，對許多本地人來說事情已經發展到多麼緊張的地步。
最近移入香港的大陸人可以證實上述痛苦的真實性。13歲的莫來萍（音）兩年前到香港時曾經有過和陳觀明一樣大的夢想。“我以為我會非常開心，因為我能看見許許多多摩天大樓。我以為我可以不用再自帶掃把到學校去打掃地麵。”而實際情況是，來萍住在九龍區一間肮髒的7平米的小公寓裏，並且要在一個放在皺皺的臥鋪上的咖啡托盤上把作業寫完。她的母親和妹妹一起睡在下鋪；她們狹窄的住所每月的租金要花去490美元，幾乎占了政府每月發給她們的1100美元福利金的一半。來萍說，“我希望我的生活最終能好起來”。
同樣，香港居民也會驚奇地發現他們的許多憂慮並未變為現實。香港大學社會科學係主任西西莉亞·陳消除了關於移民會使醫療保障體係超載的擔心。她說：“從統計的數字來看，5歲到45歲之間的人很少去醫院。”也不是所有有資格的人都想移民到香港，尤其是那些已經在中國（大陸）過著舒適生活的成年人。工會主義者李某的政黨先鋒黨已經呼籲北京允許移民保留雙重居民權，以便他們在不能適應香港時可以返回大陸生活。就像大多數的反移民情緒一樣，現在的許多激烈言辭都隻是由偏見造成的，因此時間和彼此間的熟悉會消除一些無稽的憂慮。
最終，新移民會成為香港經濟不可或缺的建設者。香港人口的老年化對於其未來的繁榮構成了嚴重威脅，有越來越多的老年人需要依賴數目日益縮減的工作人群。恒生銀行在不久前所發布的一個報告中預測，與過去17年中年均2.1%的增長率相比，未來10年香港勞動力的年增長率為2.1%。“要保持經濟的發展，維持我們的生活水平，有工作的人口必須更加努力才行。”恒生高級經濟研究經理文森特·萬說道，“勞動力供給的增長將會對經濟有益。”這是最新和最老的居民的一個共同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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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心態，新的形勢
1999年（B）
回頭看看過去的這10年，中國發生的變化讓我印象深刻。這個國家給我以希望。在80年代我做夢都想不到會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車。那時候我從沒有出過國，也根本不會去想有那樣的奢侈，有私人電話都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
許多美國人對中國所懷有的憤怒和猜疑是相當明顯的。美國的議員和報紙的專欄作家就經常攻擊北京，而無論什麼時候有中國領導人來訪，特殊利益集團都會強烈抗議。鮮為人知的是，在中國，那些有外交頭腦的精英們的反美情緒正在上升。
……
“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真的變得具有毀滅性和危險性了嗎？這種危險性不可能更高了。在21世紀，沒有哪種地緣政治關係比今天的唯一超級大國（美國）與擁有13億人口、正快速進入現代化的國家（中國）之間的關係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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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陳果的眼中香港
陳果似乎喜歡在回憶中工作。為了拍他最近的新片《去年煙花特別多》，這位香港導演最初攝下了許多圍繞香港1997年“移交”中國管理而發生的真實事件。一年以後，他才給它們加上了故事情節。“我隻管拍下這些場麵，而不管以後的故事會是什麼樣子。”壯實和藹的陳果這樣說——他既執導這部影片，又為它寫電影劇本。反複思考之後，陳果決定讓《去年煙花特別多》成為透視香港回歸這一曆史事件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影片。
38歲的陳果並不是第一個以這件事為題材的導演。陳可辛的《甜蜜蜜》（1996）就反映了回歸來臨時香港人同大陸人間的焦慮關係。王穎的《中國盒子》（1997）有點讓人失望，它以一個相思成病、奄奄一息的英國記者為中心，描述了一些與回歸有關的事件，並探討了當地人的身份感。
《去年煙花特別多》是迄今為止對回歸所帶來的衝擊探討最深入的影片。影片講述了英國駐軍解散後一群香港複員士兵的故事。家賢（何華超飾）和家璿（李燦森飾）兩兄弟，一個原本是軍人，一個是黑幫人物，他們同其他4名複員老兵一起計劃搶劫銀行。除了失業外，家賢做這件事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動機：他想勸弟弟退出黑社會，但知道這需要錢才能做到。香港當時經濟蕭條，由於一心想找份工作，家賢自己卻最終加入了黑社會，他安慰自己說：“這隻是份工作。”為了適應普通人的生活，他的生活卻被毀了。
陳果因為堅持拍攝反映香港變化的影片而與眾不同。他的《 香港製造 》揭露了黑社會青年生活之艱難。拍這部片子時，他起用了一批業餘演員（ 李燦森在該片中是首次亮相 ），工作人員也少得不能再少，隻有5個，膠片是從他以前拍過的膠片中揀出來的，整部影片的預算僅為8萬美元。《 去年煙花特別多 》的預算達到了100萬美元，但是陳果雇用演員仍然是新舊結合，其中還包括兩名他在一次多餘軍品甩賣會上偶然碰上的前英國士兵。
這部新片2月份在香港進行首映，年內將會在亞洲其他地方上演，它看起來將會非常叫座。陳果擅長用一群小人物來演繹離奇而具有諷刺性的人生：漫無目的閑逛的出租車司機，滿口俏皮話的黑幫老大，欺小淩弱的女學生。《 去年煙花特別多 》涉及的是諸如香港人為錢所困這一類比較沉重的話題。然而，劇本中一段次要的愛情故事卻產生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很像銀行搶劫事件的結局。當然，陳果最想探討的是香港所麵臨的政治和經濟挑戰。“沒有人關心我們的價值係統正在如何改變，”《 去年煙花特別多 》拍成後，香港有了一位能理解它的電影人說。
“我知道我想要的”
郭方10年前是一個記者，現在是北京的一個餐館老板。在《 時代 》雜誌上，他寫了自己的故事。
80年代末期的那幾年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非常活躍。各種討論如火如荼，報刊出版前所未有地開放。當時我是《 改革時代 》雜誌的記者，也屬於理想主義青年的一分子。
整個第二年我們都情緒低落，我的雜誌社在1990年關門了，我也計劃去美國。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最終我留了下來，而事情也慢慢地朝好的方向發展。我從1995年開始在北京新成立的一家兒童學校裏教授中文。中國舉辦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我也作為公共關係顧問參與其中，我後來成了一個搞中國當代藝術的瑞士代理商的當地代表。這個國家正在發展，我們有無窮無盡的機會去做新而有趣的事情。去年，我在北京開了一家私人餐館，以西班牙烹飪和中國藝術品為餐館的特色。
回頭看看過去的這10年，中國發生的變化讓我印象深刻。這個國家給我以希望。在80年代我做夢都想不到會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車。那時候我從沒有出過國，也根本不會去想有那樣的奢侈，有私人電話都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在1989年，學生們不知道他們需要的是什麼，我們都一樣貧窮，都一樣是理想主義者。
現在，我和一個男人一起住，但我們沒有結婚。我正計劃設計建造自己的房子。換句話說，現在我可以擁有我想過的生活。生活變得有趣而舒適。我想結婚就結婚，不想結婚就不結婚。而在10年前，像這樣擁有選擇的自由簡直是不可想象的。
在1989年離開中國的人可能並沒有意識到中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0年前的學生都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在1989年我也想要民主，但是我不明白什麼是民主。今天，我隻想要我明白的東西，你不能渴望那些你不了解的事情。今天的年輕一代同樣也不一樣了，他們更有商業頭腦，也已經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車了。
我對中國的未來和我在其中的位置都非常樂觀，從這個國家的開放中我已經獲益頗多，現在我相信我和這個社會有關係，我感到了我和它之間的聯係，我喜歡現在的生活，這正是我想要的生活。雖然我還是沒有出國旅遊，但是是因為最近我太忙了，沒空去。
侯孝賢和《海上花》
一位台灣導演在1999年重現了19世紀上海高級妓院的奢華和慵懶。
時間對台灣導演侯孝賢而言是無足輕重的，他最近完成的新作《 海上花 》是一部極盡豪華而又顯露才華的影片，講述了19世紀上海高級妓院裏的風花雪月和人際關係。侯孝賢運用他的注冊商標：一鏡到底的長鏡頭來演繹妓女們如何為男人嗔怒，閑聊，吸食鴉片。“時間對這些高級妓院裏的人而言是不重要的。”侯最近參加一次為他的影片舉行的慶祝儀式時說，“這些女人身陷其中，無法自拔。”
19世紀晚期中國妓女的經曆和日本的藝伎在某些方麵很相似。她們小小年紀就開始打扮自己來取悅男人，希望他們中有人肯娶自己，替她們償還拖欠妓院的賬單。這是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通常由年長的妓女解決同伴間的爭風吃醋和嫖客與妓女間的爭吵。影片的每一個鏡頭都以舊上海英租界裏精致而昏暗的高級妓院為背景，表達出一種禁錮感。
《 海上花 》參加了1998年戛納電影節影展，此後開始在影院放映。1999年6月底在香港放映，秋季則進軍美國市場。劇中人物的對話是上海話，電影則是根據1894年韓邦慶用吳語方言創作的小說《 海上花外傳 》的普通話版本改編。小說原本有許多次要情節，但是侯卻集中表現三個女人的生活——小紅（ 日本羽田美智子飾 ）、翠鳳（ 香港李嘉欣飾 ）和雙珠（ 香港劉嘉玲飾 ）。侯的意圖不太明朗，因為影片有多條線索，甚至這3個女人的生活也處於王蓮生（ 香港梁朝偉飾 ）兩難選擇的外圍，王必須決定是娶小紅還是她的一個競爭對手。
電影中的每個場景都揭示了男人和女人、妓院老板和妓女之間的權利爭奪。在長達8分鍾的開場鏡頭中，一群男人喝酒劃拳，妓女則盡職盡責地站著或坐在他們身後，這個場麵給整部影片定下了基調。影片結束時，這些妓女在社會結構允許的範圍內奮力抗爭，已經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權來決定自己的命運。雖然不是每個妓女都有了這種權力，但至少像翠鳳這樣的妓女可以為自己的自由有力地鬥爭。
此外，我們還了解了劇中的人物（ 小紅想和王蓮生結婚，但王卻沒有拿定主意 ）。觀眾無法從影片中了解人物行為的動機。侯極力表現他的審美觀，對人物的背景和行為動機卻鮮有解釋。他的攝像機跟在人物後麵遊走，藏在窗戶邊或停在門口。侯好像是悄然在1894年的高級妓院中遊蕩，捕捉表現人們關係的對話，而不是表現他們的背景。
侯的風格和力量在於表現而不是講述。我們隻需要從門縫中瞥見的一雙男人的腳就能夠明白，雖然小紅要和王結婚，卻在和另外的男人上床。當然，這部影片不僅僅是一幅幅美麗的畫麵。高級妓院雖然是一種慵懶閑適的環境，卻生動地表現了妓女們富有生機，卻又受到禁錮的世界。
將要失去的朋友
翻開一本滿是發黃了的照片的影集，劉安憶（ 音 ）回想起他年輕的時候是多麼羨慕美國。作為20世紀30年代末期清華大學的學生，劉安憶被學校裏幾位美國老師和在美國受過教育的老師的魅力所吸引。他和他的朋友們使勁地閱讀西方的書，欣賞西方的經典音樂，甚至還開始喜歡西式的廁所，而不是中式的。他還不斷地把諸如英格麗·褒曼和克拉克·蓋博這樣的好萊塢明星的傳記翻譯成中文。然而提起現在的美國，這位溫文爾雅的前政府官員的臉色就會陰沉下來。“美國人已經昏頭了，”現年84歲的劉安憶哼了哼，說道：“如果你把中國當作朋友，它就會對你很好而且永遠不會背叛你。但如果你把它當作敵人，那麼它就會毫不猶豫地進行還擊。”
許多美國人對中國所懷有的憤怒和猜疑是相當明顯的。美國的議員和報紙的專欄作家就經常攻擊北京，而無論什麼時候有中國領導人來訪，特殊利益集團都會強烈抗議。鮮為人知的是，在中國，那些有外交頭腦的精英們的反美情緒正在上升。而與此同時上升的，便是明顯的民族自豪感。北京的一位中國記者說：“這種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是與華盛頓和美國新聞媒體對中國的妖魔化的程度成正比的。”
在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眼裏，由於有著活躍的經濟和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美國像一個狂妄自大的世界級惡人，將那些在貿易、安全和人權事務方麵拒絕按華盛頓的標準行事的國家打得鼻青臉腫。“當他們不能達到目的時，”劉安憶說，“他們就會訴諸製裁或軍事打擊。”中國人越來越將美國人的這種示威視為一種直接威脅。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的研究員，在社科院每月出版的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這樣寫道：“中國的決策者們實際上已經得出了結論，認為美國的意圖就是要將中國西化或是肢解。”按照中國人的觀點，美國不僅是狂妄自大，而且對其國界以外的世界一無所知。“華盛頓常常過高地估計了它對北京的作用，”中國的一位政治家說，“他們沒有認識到，在關鍵的問題上，中國領導人的舉止更受國內因素的限製，而不是要取悅美國人。”
1996年當華盛頓派出兩艘軍艦到台灣海峽時，劉安憶對美國的幻想開始破滅了。那時，台灣正在舉行第一次總統選舉。北京試圖對要求台灣獨立的支持者進行威懾，因而進行了軍事演習並發射了跨越海峽的導彈。近來，中國對美國在北亞部署戰區導彈防禦網的談論很惱火，擔心這將會阻止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最終統一。“美國不應插手台灣和西藏問題，”劉安憶說，“這些問題並不隻是由江主席和朱總理來決定。整個國家都支持他們的立場。無論誰失去了這些領土都將會被人民所拋棄。對美國而言，幹預這些問題是錯誤的、愚蠢的。”
對許多中國人來說，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南斯拉夫的轟炸是最令他們憤怒的。“我們反對北約攻擊科索沃，”劉安憶說，“因為我們就可能是下一個進攻對象。”這似乎是其他許多中國人所擔心的事。“難道強國就有權對另一個國內出現問題或困難的主權國家進行打擊嗎？”上海複旦大學的一位年輕女士問道。
在見多識廣的美國人中，對如何更好地與中國打交道的爭論最終歸結為兩種方法。“接觸”派認為，即使是一個強大的中國也能被融入國際社會，尤其是通過促進廣泛的經濟和政治交流來實現。然而，“遏製”派認為，中國必定會成為一個具有侵略性的地區性力量，並最終成為世界性強國。因此，這一派認為，美國和它的盟國應該盡一切所能來遏製中國的地緣政治野心。
一些中國人把他們的社會比作一盤散沙，零零落落，分散不合。但當受到外部壓力或威脅時，又會團結一致。“如果你不把我們攏到一起，中國或許會轉變得更快。”劉安憶說，“但如果你這樣做了，政府就能更容易地調動起民族主義的情緒。你自己選擇吧。”對那些希望影響中國行動的美國人來說，劉安憶的公式或許值得記住。
朱鎔基的美國之行
朱鎔基已經為他今年4月對美國進行的高層訪問做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旅程安排。從洛杉磯出發，參觀一下好萊塢的米高梅環球製片廠，然後前往華盛頓參加為他舉行的國家元首級歡迎儀式並發表演講，接著折返1000多公裏去丹佛，再反向前往芝加哥，最後折返到達紐約和波士頓。從公元前3世紀起，中國人就一直使用地圖，因而朱鎔基應該不會在使用地圖上出差錯。或許，他明白作為一個移動目標的益處。中美關係已經變得十分緊張脆弱，所以中國的總理或許不想靜靜地坐在擠滿批評者的射擊場裏，等待他們將要進行的肆意抨擊。這些批評者有：對中國人權狀況進行攻擊的自由主義者，要求進一步開放中國市場的貿易談判者，親台灣的遊說者，以及西藏的分裂者。
不可否認，麻煩事總是圍繞著美中間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這是兩國用來描述雙方關係的具有高度彈性的術語。兩星期以前，華盛頓在聯合國發起了一項譴責中國人權記錄的決議，這激怒了北京。眾議員克裏斯托弗·考克斯，即一個旨在調查中國對美國國家安全影響的立法委員會的主席，正忙於一份長達700頁的報告，這份報告聲稱中國“齊心協力”來獲取美國關於導彈、火箭和核武器的機密。（ 盡管白宮未必會同意，但他已決定將這份報告公之於眾。考克斯告訴記者：“既然他們控製著時間表，我可以想象這份報告不會在朱鎔基的訪問期間公布。”白宮官員反駁說，專家們正對這份報告進行逐行審查。 ）盡管兩國正在對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行談判，華盛頓的有些人還是在極力呼籲，將中國宣稱為自己領土範圍內的台灣，置於美國設計部署在亞洲的任何類型星球大戰式的防禦保護體係之中。除此之外，中國已對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南斯拉夫進行的轟炸進行了譴責。克林頓政府的一位資深行政官員說道：“雙邊的政治關係，顯然正處於一個艱難時期。”
在中國國內，從內部散布出的新聞宣傳正激發反擊的聲音。直到朱鎔基臨出發訪問前，北京的高層圈內還有一場關於是否應取消這次行程的爭論。作為對此事的反應，今年4月初的《 中國日報 》提出警告：“在華盛頓，由美國媒體和政治家合奏的一台反華謬論還正在上演，這也許會將已經處於緊張狀態的中美關係推向更危險的境地。”這種言辭在對美態度相對寬容的中國智囊團那裏也開始變得激烈起來。“在美國，對中國進行誹謗中傷已成為一種時尚，”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這樣說道，“在美國，對中國稍有了解的學者都不敢直言。”
“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真的變得具有毀滅性和危險性了嗎？這種危險性不可能更高了。在21世紀，沒有哪種地緣政治關係比今天的唯一超級大國（ 美國 ）與擁有13億人口、正快速進入現代化的國家（ 中國 ）之間的關係更重要。但是，3月在北京，當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在朱鎔基麵前對中國人權問題進行斥責時，朱鎔基的反應是相當強烈的。
但是，在激烈的言辭之下，也許還有控製雙邊關係，進行外交折中的希望。首先，朱鎔基將受到高級別的歡迎。就在朱鎔基出發的前幾天，中國宣布將要從美國購買10架價值4億美元的波音商用飛機，同時，通用汽車公司也就向其上海的合資公司出售另外4億美元的美國零部件簽訂了協議。這些情況代表著對美國有著巨大對外貿易順差國家的領導人表示出的一種顯示和平的姿態。
其次，像朱鎔基這樣的國事訪問不僅不會幸免於當前的爭論，常常還會激起更多的爭論，尤其是當美國即將進行大選的時候。中國假定克林頓政府在今年的初選期前會趨於更為強硬的立場，以保護總統候選人副總統戈爾免受對中國問題軟弱的指責。在北京也在發生同樣的變化：民眾希望在對美國人在指責中國的時候給以強硬的反擊。
當華盛頓和北京似乎要在那些熱點問題上無休止地爭吵時，兩國間那些主要的分歧點也忽冷忽熱起來。今年兩國間最棘手的爭論涉及對中國在美國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國家實驗室和其他高技術中心進行間諜活動的指控。兩年前，當江主席對美國進行高層訪問時，他必須糾正對中國在軍事上對全世界構成威脅的指責：因為在此前不久，北京向台灣附近的水域發射了導彈。但是當美國總統克林頓去年7月訪問中國時，這個問題被從原定安排中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對所謂的中國試圖通過非法選舉捐款破壞美國民主的指責。沒有人會說今天對中國進行間諜活動的指控並不重要，或是否認美國國內的政客們常常把原本不大的事情搞大。“中國問題是美國國內政治的一種象征，”克林頓政府的官員這樣解釋說，“在像目前這樣的艱難時期，中國所做的事情，不管是我們不喜歡的，或是我們讚成的，都會引起廣泛的關注。” 朱鎔基自己已經很外交地將自己置於爭論之外。3月，當有記者問他的訪問是否會受到雙邊分歧點的影響時，他說：“我會到任何一個地方去給他們一個機會來出氣。”
整個鍋爐的壓力正在增大。當朱鎔基到達國會山時，他將麵對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和羅伯特·托瑞賽利，他們已經動議了一項增加與台灣軍事合作的議案。其他的國會議員要求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必須要得到美國國會的批準，從而也正式加入到中美有關WTO的爭議之中。
在華盛頓，許多人將這種批評看作是江澤民和克林頓前兩次峰會的副產品。有批評認為這兩次會晤掩蓋了一些肯定反過來會使兩國關係蒙上陰影的分歧。“政府過分宣傳了1998年峰會的成果，而1999年峰會的成果很少。”道格拉斯·保羅這樣說，他是美國一家處理與防衛有關的商貿事務的非盈利性研究機構——亞太政策中心的主席。一位前中情局分析員，現為商業顧問的肯特·哈林頓說道，克林頓聲稱他的中國之行體現了一次真正的心靈相會，而這種說法得到的回應卻是寥寥無幾。“華盛頓將自己豎了起來準備摔跟頭。政府沒能建立起溝通與政策製定者、政治家以及華盛頓公眾的橋梁，也沒樹立一種現實主義的觀點，即兩國的關係將有時會很麻煩。”按照國防部長副助理庫爾特·坎貝爾的說法：“我們需要清楚地指出我們在哪些領域的政策還有問題，以及我們已經切實地得到了什麼。但是我們不能過分地誇大形勢。”
考慮到朱鎔基先前就是中國經濟領域的領導人，而且他當前的挑戰也是要整治中國的經濟，因而商業應該是他的專長。但現在中美間即使最普通的貿易也帶上了政治色彩。除了別的事情以外，考克斯委員會已經調查了休斯電子公司和勞拉太空及通訊公司在1995年向中國非法轉讓導彈導航技術的可能性。考克斯調查報告的公布可能會導致對中國出口高技術產品的限製，這是一個使美國商界擔憂的可能性。美國對中國衛星的銷售可能從1997年的380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大約1710億美元，但在新的出口限製下這種增長可能難以實現。非美國的公司可能會很輕易地獲取商機，駐京的美國商會主席理查德·拉瑟姆警告說，“然後，你就會置身於這個市場之外10到15年”。正如商務秘書威廉·戴利早些時候在北京所說：“這是20年來高技術貿易所處的最壞氛圍。”
同樣，中國加入WTO的底價已被認為是朱鎔基這次訪問想要與美國敲定的具體成果。戴利和美國商務代表查利尼·巴爾舍夫斯基都飛往北京進行了11個小時的談判，但要讓這件事有利於美國的商業，他們必須要敦促中國放寬對各種進口商品的限製，還要想方設法撬開諸如保險、通信等服務行業在中國的市場。對中國來說，WTO的成員資格將會有助於其以出口為驅動的經濟，並使北京可以在大型國際組織中扮演發號施令的角色。其代價是：將競爭引入大型工業，可能會導致更多的下崗。去年當類似的談判結束時，這種代價對北京來說似乎太高了。
當朱鎔基到美國時，他或許感到像是在敵方戰線後的一位將軍。“這兩個國家注定要相互競爭，”中國大學的王先生說，“你不能想象其中的一個會從屬於另一個。它們必定會嚐試著合作，但也會進行鬥爭。”
葡裔澳人迎接1999
這段時間，絕大多數葡萄牙殖民地澳門的民眾都在關注著即將發生的事情。當中國副總理錢其琛重申北京計劃在12月20日收回主權之前在這個城市駐軍的時候，引起了一些小小的議論。今年4月中國將會宣布這個地區移交後的行政首腦候選人。《 華盛頓郵報 》近來關注的焦點是正在回歸中國的澳門。
一個微型社會，不論怎樣，都有充分的理由關注這種轉移。葡裔澳人——絕大部分是葡萄牙定居者與當地廣東人通婚的後代——估計隻占這片被包圍的土地的居民總數的不到5%。但在精神上，他們使澳門之所以區別於其他始終是中國領土的沿海城市的某種東西，具體化是它的雙重文化傳統。由於結婚或者移民，他們的人數已經銳減（ 大約4萬葡裔澳人現在生活在澳門以外 ）。他們連同他們的位於珠江口的一度美麗的港口，在大陸的統治之下，在維持截然不同的認同方麵將會經曆一段時光。“我們的文化將會消失，”曼迪·包爾斯科特，一位生活在範庫弗峰的葡裔澳人藝術家表達了這種迷茫，“而且澳門將會變成中國的另一座城市。”
當政權移交日益臨近時，越來越多的葡裔澳人正在試圖公然抵製這個預言。包爾斯科特，他的家庭可以在澳門尋根至1710年，已經繪出了一係列詳細描繪這個城市曆史的圖畫。3月一次世界範圍內的重聚吸引了大約1300名流落在外的葡裔澳人，許多人希望在北京繼續對其統治之前最後看這個城市一眼。米紐爾·塞納·費爾南德斯，一位律師和當地立法會成員，已經為一家劇院寫出了用早期葡裔澳人方言表演的戲劇，這種語言是葡萄牙語與廣東話的古老混合。他承認“當我們的劇院公司創辦的時候（ 1994年 ），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得不首先學習語言。”但這種需要對他來講似乎越來越急切。
有意思的是，葡裔澳人有一段時間也很難確定是什麼將自己與他們分開。費爾南德斯說他沒有教授他的3個年輕的女兒學習這種方言的計劃：“我隻是不明白它將會有多少文化聯係，因為無論如何現在已經沒有人講這種語言了。”已經到了這種地步，絕大多數外人中知道葡裔澳人的豐盛餐桌，像鰨扣（ 一種帶中國香腸的葡萄牙燉菜 ）和米奇（ 牛肉、切成方塊的馬鈴薯還有雞蛋，適合就著米飯吃 ），都是顯然帶有中國風味的葡萄牙菜譜。但當提到更多的例子時，這個團體的成員就會訴諸含混卻熱情地對他們的“生活方式”的表態，說他們受兩種文化的影響。“當一群葡裔澳人聚在一起的時候，你總能分辨出他們，”克裏斯汀·桑托斯，一位澳門公務員說，“他們一般用粵語談話，但當他們不能完全表達時，他們不是在這，就是在那兒，總會用一些葡萄牙詞彙。”
其中暗含之意是用葡萄牙語的葡裔澳人才會達到思維的最佳狀態。無論是與葡萄牙鄰居還是與廣東鄰居，這個群體都與之相處相對和睦。但像許多混血人口一樣，葡裔澳門人傾向於強調他們的歐洲血統而不是他們的亞洲祖根。“在我們家裏總有種傾向，越白越好。”包爾斯科特承認這一點。在澳門之內，葡裔澳人長期達不到應有的比例。
對統治的影響——例如葡萄牙精英：他們現在占殖民地公務員的1/6。移交之後，渴望高級職位的那些公務員將不得不放棄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所持有的葡萄牙護照，並且要取得中國國籍。
在世界範圍內，12個葡裔澳人聯合會舉辦定期活動來發揚他們的文化遺產。但他們通常所選擇的形式——像學習葡萄牙民間舞蹈——幾乎與澳門本身沒什麼關係。“那隻是他們發明的給予人們某種認同感的東西。”包爾斯科特說。不久之後，這個群體所能留下的全部就是———半記憶著的葡萄牙文化的回聲。
這種對葡萄牙的心理並不見得是件好事。對於榮格·弗紮茲，三卷本《 葡裔澳人家庭曆史 》的作者來說，這些人是與他們的城市作為一個殖民地的地位不可分的——是東西方相會的地方。在等式的一半撤走的情況下，他們的地位，也隻能成為陳年往事了。“因為不再有葡萄牙人，也不會再有通婚。”
蓋茨對中國情有獨鍾
整個北京的氣氛好像對財富越來越著迷。但那並不是比爾·蓋茨如此喜歡訪問中國的唯一原因。與在美國不同，在那裏這位微軟公司總裁麵對的是反托拉斯訴訟和眾多團結在一起的敵人，而在中國，蓋茨的話經常被引用。在他最近一次中國之行中，在深圳停留時他確認，他已經將幾乎所有中國計算機製造廠家列於他的公司的“維納斯計劃”之中，它是一種軟硬件的合成品，可以讓VCD機或其他類似的設備在普通電視上展示中文因特網內容。他宣布維納斯機頂盒“將會把許多家庭不可能負擔的娛樂、教育和通信帶回到自己的家中”。
乍看起來，這個計劃頗為圓滿。中國有13億人口，3.2億台電視機，而隻有210萬個因特網用戶。即使是最便宜的PC機也會花掉一個普通中國城市居民幾個月的平均工資。按照推測，維納斯機頂盒可以讓絕大多數的有電視機的人跨越這個階段，從而幾乎是立刻進入超級信息高速公路。（ 這些設備，由微軟北京實驗室開發，預計年底之前可以完成。 ）用維納斯機頂盒的熱心者的話來說，這是有中國特點的調製解調器。雖然令人奇怪的是，維納斯機頂盒甚至沒有一個恰當的中國名字——隻是一個幾乎毫無意義的英文音譯。它所具有的隻是微軟視窗CE，單是這一點就足以使中國人質疑蓋茨虔誠的熱情。
對於中國低收入家庭，計算機早就不是什麼新事物了。幾年來，絕大多數百貨商店以隻有500美元的價格售簡單的教育用微機。這些機器使用類似於5年前的電子遊戲控製台技術，但有全部功能的鍵盤，能夠在電視屏幕上顯示中文字，能夠運行很多教育與娛樂軟件。微軟在維納斯計劃中所列出的絕大多數中國公司都具備自己開發這種產品的技術與資源。他們所不具備的應該是對蓋茨的理由提出懷疑。
事實是，共享智慧——1200萬中國人實際上希望從超級高速公路上獲取的信息——並沒有什麼真材實料。自1995年，中國已經售出1000多萬台PC機，但是5個中國人當中隻有1個有國際互聯網接口。在富裕的廣州，國際互聯網使用的程度遠低於北京。同時，低成本的、易於操作的“國家企業內部互聯網”，一個對大眾的當地內容的互聯網選擇，卻沒能用起來。它可能會在年底放棄。
這都說明成本並不是中國連接互聯網的主要障礙。障礙之一是社會性的。北京是這個國家互聯網普及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它是中國教育、文化和高技術中心。另一個挑戰是提供給大陸市場的低品質內容。當前，互聯網接入主要吸引著年輕人、受過教育的人、講英語的中國人，他們使用網絡作為一個認識世界的窗口和與生活在海外的朋友與同學的通信工具。對於普通中國老百姓更為保守的生活方式來說，互聯網現在提供不了什麼。
雖然對於蓋茨來講，維納斯計劃具有額外的優勢：它可能會對克服公司內CE所麵臨的問題有所幫助。微軟的視窗95能夠在美國桌上型電腦市場一統天下，就是因為它的兼容性：用戶買回已經具備絕大多數軟件的操作係統，然後第三方開發商為這種已經有了很多用戶的係統生產軟件。另一方麵，視窗CE的目標是手上型與內核市場。手上型電腦用戶不在乎在他們的操作係統中有多少程序可以互相運行；他們隻是想得到一種簡單的、可靠的與易於使用的係統。用這些標準來衡量，視窗CE已經在美國失敗，隻占有25%的手上型電腦市場，隻是3M公司的掌上機的41%。
內核係統，如計劃中的維納斯機頂盒，是自我包容的，又意味著顧客不要求第三方軟件。在西方，這意味著更大的變量和更為艱難的競爭，因為比微軟小得多的公司會開發出更有效的軟件。
所以微軟視窗客戶機工程需要幫助。對於大型項目來說，製造商更願意用成熟的、經過驗證的係統，但反過來，一套係統在成熟與證實自己之前又需要在大型工程上運用。因此，即使維納斯計劃從未對中國互聯網市場產生過大的影響，單是在數以百萬計的中國用戶產品中植入微軟CE，就會創造出微軟CE在其他地方開辟市場的要素。比爾·蓋茨可以在中國運用杠杆原理將一個“大型項目”弄成事實。中國人應該對蓋茨的動機仔細斟酌一番。當他來中國的時候，他可能不是在問他能為這個國家做什麼，而是在看這個國家會為他做什麼。
朱鎔基麵對挑戰
紀律一直是朱鎔基所堅持的原則標準。
現在，當這位總理在洛杉磯走下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開始他第一階段美國之行的時候，他就知道他將會成為關注的中心。許多美國人對所宣稱的中國核間諜活動以及中國的人權記錄不佳感到不滿，他們肯定會把這種不滿情緒發泄在這位北京的來訪者身上。他對此已有所準備。3月他就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讓他們發發火吧，我就是去說明真相的。”
真相可並不妙：人們宣稱中國在美國實驗室蓄意進行核間諜活動；華盛頓所計算的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達570億美元——僅在日本之後位居第二；美國計劃向台灣提供防禦係統以對付中國的彈道導彈，中國準備就此向美國做出最後攤牌。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比幾年以前更僵，以往對中國使用的舊稱謂“赤色”又開始逐漸出現在美國的言辭之中，一些國會議員甚至認為中國似乎已經成了新的冷戰敵人。
已經年近70高齡的朱鎔基本可以站在自己的功勞簿上，讓其他的人繼續努力。但如果他想要進一步開展工作的話，他就要像自己去解決瀕臨危險的中國經濟一樣，擔當起解決困難重重的中美雙邊關係的重任。他的推理很簡單：如果他不做，後麵的人仍會去做。時間過得很快，“黑發人已經變成了白發人，” 3月他曾這樣說，借此表達中國與美國談判的進展太慢，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被長期推遲，由此產生的失望之感。他的總理任期還有4年，而他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朱鎔基主持會議時心思很敏捷。美國的副財政秘書勞倫斯·薩默斯有一次說：“他的智商一定有200。他有著羅拉戴克斯般的記憶力，無限的能量和超常的耐性。”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認為，他是“大家尊敬的人”。首先，朱鎔基是個匆忙的人，他肩負使命要彌補失去的時間，既為了他自己也為了中國。
朱鎔基被描繪成與其他標準共產黨員形象不同的紅色。他的姓按中國的意思是指朱紅色，這是一種在舊中國被富人家用來漆門的顏色。1928年朱鎔基出生於湖南長沙，從明朝第一個皇帝朱元璋（ 1368-1398 ）開始往後，朱氏家族一直是長沙附近的望族。朱鎔基的一位66歲現為退休醫生的堂弟朱雲中說：“這在革命後給朱家的很多人帶來了麻煩，包括我自己。”
這位堂弟住在離長沙30公裏遠的安沙鄉，從他那有著兩間屋子的家向山上走10分鍾，他指著一度是朱氏家族老房的舊址說：“那裏原本有數十間房屋，我都無法記清到底有多少。”沿著一條小路，翻過山坡，一條鋪好的路連著家族的祠堂。他說：“我們過去常常說從這裏到長沙，無論你走哪條路，你都必須經過朱家的地。”20世紀50年代末這座大宅在一場鬥地主的運動中被摧毀了。
朱鎔基的父親在他出生前就已經過世了，他的母親在他9歲那年也過世了。在這樣小的年齡上失去了雙親，“使他變得寡言多思”。他是由叔叔帶大的。朱鎔基在清華大學念的是電機工程學，1949年他加入了共產黨，並在國家計劃委員會工作。1957年，就是在那裏，他做了一次演講，對黨的經濟政策提出了質疑，被下放到農村。在中國東北待的幾年裏，他一直在飼養牲畜，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朱鎔基又回到了原來的經濟計劃工作崗位，並很快提升了職務。
1988年掌管上海後，朱鎔基把這座城市向外國投資者開放，開啟了一個直到今天還依舊繁榮的時期，並顯示出一種不講廢話在經濟上一竿子到底的工作作風。為了顯示他的嚴肅認真，朱鎔基將官方宴會標準由12道菜減為4道菜，以此來降低開支。“首先，我們大多數人吃不了那麼多，”蓋瑞斯·常回憶說，他在20世紀80年代的上海管理著一家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合資公司，“其次，他認為在吃飯上花費較長的時間就是浪費時間。”1991年，朱鎔基被調回北京，出任副總理，接受了抑製中國通貨膨脹這個令人煩惱的問題。朱鎔基采取了一係列的經濟緊縮措施使物價處於控製之中。之後，他擔任總理的職務，去年正當亞洲經濟危機威脅到中國並要將中國推向深淵時，朱鎔基走馬上任了。
朱鎔基對他的形象非常在意，在西方的報道裏，他常常會引述自己的親身經曆，包括確切的日期。在公眾的眼裏，他是堅強的和喜歡對人說教的，這是他在母校清華大學教授經濟學課時養成的習慣。他成了清華商學院的院長，並促成了商學院與麻省理工學院的斯隆管理學院聯係，他還計劃訪問波士頓時要到那裏作一次講演。
朱鎔基的正直得到了整個社會的廣泛尊敬。
這位中國在改革領域的領導者將如何麵對華盛頓的交叉火力呢？美國的立法者或許正在關注科索沃戰爭，但朱鎔基不能指望在像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這樣的中國問題批評家的監視下安然完成對美國的訪問。“朱鎔基說過他知道這次行程不會輕鬆，但他卻顯示出令人驚異的冷靜，”弗瑞德·胡說，他是香港高曼·薩切斯亞洲經濟研究的負責人，也是朱鎔基在清華的學生，“他對自己有超凡的自信。”
這位會說英語的總理帶著他的魅力、敏銳和令人消除敵意的幽默來軟化美國對中國的看法。雖然經濟問題是他的專長，但他將不得不對更為棘手的人權問題和核間諜活動事件做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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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導彈和考克斯的挑釁
1999年（C）
當大使館被炸的消息在北京傳開後，普遍的憤怒情緒很快付諸行動。一大堆抗議標語貼在了北京大學的牆上。星期六下午，3000名學生從市中心外的學校乘坐公共汽車陸續抵達美國大使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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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到此結束。不到一年以前，克林頓總統和江澤民主席還在北京的聯合記者招待會上站在一起誠懇地表達彼此的不同意見。可是現在，江卻拒絕接聽克林頓打來的電話。“毫無疑問，”華盛頓的一位美國高級外交官說，“這標誌著兩國關係降到了自1972年以來的最低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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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導彈擊中了中國使館
意外事件經常發生。從日常生活，從觀看CNN的戰爭報道，我們得知意外事件發生。但如果北約的導彈一定要在貝爾格萊德上空發生偏離，中國大使館是難以想象的最糟糕的目標。北約盟軍目前正努力為一項旨在結束南斯拉夫流血事件的計劃爭取廣泛的國際支持，以建立一支科索沃維持和平部隊。此時，它最不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惹怒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但這偏偏就是它現在已經做了的。盡管北約飛機極不可能蓄意轟炸中國大使館，但許多中國人卻相信那並不是意外事故。北京的官方反應譴責轟炸是野蠻的襲擊，“是對中國主權赤裸裸的侵犯……在外交史上罕見。”在轟炸中至少有3名中國人遇難，其中包括一對記者夫婦，另外一名失蹤，20多人受傷。坐落在南斯拉夫飯店附近的中國大使館官邸——北約的確注意到了它的存在——在星期六拂曉前的轟炸中被擊中，這次轟炸是戰爭爆發6個多星期以來最為猛烈的一次。
當大使館被炸的消息在北京傳開後，普遍的憤怒情緒很快付諸行動。一大堆抗議標語貼在了北京大學的牆上。星期六下午，3000名學生從市中心外的學校乘坐公共汽車陸續抵達美國大使館。他們包圍了大使館官邸，並憤怒地呼喊口號。
示威行動迅速掀起升溫，其他城市，包括上海、廣州、香港，也爆發了抗議集會活動。
目前尚不清楚這些示威行動是否會在中國產生政治影響，盡管官方可能允許學生們發泄高漲的熱情。
在貝爾格萊德轟炸事件之前，各國對戰後科索沃解決方案達成一致的勢頭在不斷加強。美國一直在推動一項計劃，使俄羅斯——對北約攻擊塞爾維亞的行動嚴詞批評的國家——的部隊在科索沃擔當進一步的維和角色。與此同時，對北約轟炸持類似反對態度的中國也在近來開始軟化其批評美國為首盟軍的措辭。西方曾希望能保證中國在對提交到聯合國安理會的任何維和計劃進行投票時給予支持，至少要避免它的否決。
但是這次大使館襲擊——3枚導彈從不同角度分別擊中大樓——使所有一切都變成疑問。就在轟炸事件發生後的數小時內，中國在紐約召集了安理會的緊急會議抗議這次事件。在此之後，北約承認它錯誤地瞄準了中國大使館，誤以為那是南斯拉夫的一個武器庫。美國總統克林頓對此表達了哀悼，並稱這次襲擊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
數星期以來，南斯拉夫給北京擺出了一個外交政策的難題。北京擔心北約今後會擴展其認定的幹涉他國事務的權力，從而左右中國對西藏或台灣的政策。北京最初猛烈地批評了北約在科索沃的軍事行動，但就在前不久中國的態度開始軟化，允許國內媒體報道阿爾巴尼亞族人被趕出科索沃後形成的難民潮。但是，貝爾格萊德的轟炸事件看上去又把中國推回到激烈反對北約、最後反對美國的立場。“現在中國已經直接卷入，盡管它並沒有力量介入。”
美國人的解釋
美國上一次“誤炸”外國使團是在1986年的黎波裏，當時空軍的F-111型戰鬥機在漆黑的夜裏呼嘯著飛過利比亞首都。就在前方的另一架F-111投彈引發的強烈爆炸，迫使第二架戰鬥機的飛行員（ F－111型戰鬥轟炸機的機組乘員為2人，各負責駕駛和投彈。 ）偏離了原定的攻擊路線，而將3枚2000磅的燃燒彈投向了法國大使館。當5月7日美國轟炸貝爾格萊德的中國大使館時，同樣又是一架飛機上有兩名機組乘員。隻不過這次是B-2型轟炸機。同樣又是3枚2000磅的炸彈投錯了方向。但是，這次的錯誤不是因為兩名飛行員在激烈戰鬥中的恐懼造成的。
如此事件的發生引用軍方的一個縮略語最為恰當——SNAFU“一片混亂”，（ 英文為SNAFU即Situation Normal All Fouled Up。 ）即在這樣高素質的團體裏發生如此的錯誤。一位美國情報官員之後表示：“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由於決策機構對目標的錯誤選定，而會產生疏忽的、無意的傷亡。”在短短一句話裏，他4次用到了與“一片混亂”意思相近的詞。
“這不是人為錯誤或是技術性錯誤，”國防部長科恩認為。“而是整個機製上的錯誤。”他又說，今後某一大使館無論何時搬遷，國務院都將向美國情報部門通報；五角大樓也將改進手段，列出一份“禁止打擊”地點的清單。此外，還出台了一項“雷打不動”的規定，即敏感目標必須由在南斯拉夫的特工人員或最近派往那兒的美國政府工作人員進行核實。
由於這一失誤而造成了3人死亡、20人受傷，這正好發生在4月底北約首腦會議召開不久的時刻。當時，戰爭策劃者估計到了將會有命令攻擊更多的目標。於是一個中級的中央情報局官員“提名”以塞族人的聯邦采購局為目標，這是塞族人采購和發展武器的中心。他甚至還有具體地址。“但是你不能根據街道地址安排轟炸任務，”一名美國情報官員辯解說，“我們必須為五角大樓提供地理坐標。”中央情報局得到了準確無誤的地址，但卻將其用圖釘標到了五角大樓1997年繪製的地圖上一個錯誤的建築上。至此，第一個錯誤發生了。
“我們知道目標四周有其他一些建築，”那位情報官員繼續說，“但我們猜測這一建築隻不過是那個地點的普通建築而已，但事實上那是大使館。”中國大使館不僅很不幸地將新大使館選在了南斯拉夫軍火庫旁，而且從上往下看時，他們的大樓與其他建築非常相似。“地圖上標注的地點是精確的，”一位美國高級情報官員稱，“在那棟大樓上沒有可識別的標誌警告我們那是大使館！”將照片和坐標與地圖聯係起來是第二個錯誤。
於是這一係列可能攻擊的目標從波拖馬可河的中央情報局呈到了五角大樓，供參謀長聯席會議研究，之後又從那轉到德國的美軍歐洲司令部和北約。所有的這些部門都認定，即使炸彈偏離目標也不會造成嚴重影響。沒有人發出任何警告。
以上3個機構所參考的地圖都顯示，中國大使館還在“老貝爾格萊德”，在城市的另一邊，盡管實際上大使館早在1996年就已搬走。所有的3個機構都是從各自的數據庫為參考進行鎖定目標。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有一個國家的大使館在附近——正如一位五角大樓官員所說的：“在沒有異議的情況下，（ 中國大使館 ）成為直接攻擊目標。”這就是第三、四、五個錯誤。
沒有一個貝爾格萊德當地的工作人員去對目標進行核實。大使館是用牆圍起來的建築，而且在大樓外懸掛著中國的國旗，因此如果有人去核實的話，將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了。但這又需要有一個人去。而偏愛高科技“魔法”的美國人隻是用推導的方法確定了目標。因為沒有一個在貝爾格萊德的美國官員去確定，所有的地圖、間諜照片、數據庫鎖定的是正確目標。這是第六個錯誤。
終於，經過數星期的工作，華盛頓和歐洲方麵對目標的研究、雙重檢查、審定結束，在密蘇裏州的空軍武器技師開始將這些目標錯誤的衛星製導炸彈裝入一架能夠躲避雷達的隱形轟炸機的機腹彈倉。
中美關係變冷
北京時間星期日下午的3點半，也就是美國炸毀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後的34小時。在北京的薩瑟大使曾試圖與北京方麵進行電話聯係，但是誰都不接電話。於是他焦急萬分地接通了他在華盛頓的同行——李肇星。他懇求這位中國駐美大使與北京的官員進行聯係，要求增派更多的警力。在半夜被吵醒的李大使帶著睡意表示會盡其所能。
美中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到此結束。不到一年以前，克林頓總統和江澤民主席還在北京的聯合記者招待會上站在一起誠懇地表達彼此的不同意見。可是現在，江卻拒絕接聽克林頓打來的電話。“毫無疑問，”華盛頓的一位美國高級外交官說，“這標誌著兩國關係降到了自1972年以來的最低點。”當奧爾布萊特前往華盛頓的中國大使館道歉時，李大使讓她在接待室裏幹等了20分鍾，然後告訴說他正忙著“接受來自全世界的吊唁”。
數月以來，國會議員們一直在攻擊中國的人權、核間諜以及貿易問題。《 紐約時報 》在周末刊出了一則報道，稱中國準備部署一種新型導彈，核彈頭的設計就是基於偷竊而來的美國技術。但是這些反華的言辭大部分是偏執不可信的，其目的是對克林頓政府發難。但是國會的氣氛非常有害，因為沒有人敢為事情的另一方說話：為什麼美國的利益所在是接觸，而非疏遠中國。4月，朱鎔基訪問美國時，做出了一係列讓步以爭取得到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許可。但克林頓透過他的肩膀看了看國會，最終回絕了他。既然現在中國的反美情緒如此高漲，那麼朱鎔基要推行他的改革就尤為艱難了。
特別是美國做出的不批準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決定對中國造成了傷害，其產生的影響將長久困擾白宮。對於中國人來說，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更容易地與世界各國進行貿易。但北京冒著風險做出了讓步，其中包括對美國農產品和電信公司更加開放。
現在，使華盛頓的決策者——以及駐華大使——感到真正震驚的是反美的仇恨情緒在普通中國人心裏那麼深。這次轟炸事件成為憤怒爆發的導火索。在北京，外國人被要求出示國籍；在廣州，學生們聚集在市裏反帝紀念碑的周圍吃“克林頓餅”——一種點綴著用糖衣做成的納粹十字標誌的小麵包。
即使是熟悉西方的學術機構也相信，在這次貝爾格萊德的轟炸事件中，美國是有意踐踏中國主權。“美國在世界上需要敵人，以解決他們自己國內的問題。”潘文國說，他是上海複旦大學國際中國研究中心的前負責人。沒有人認為轟炸事件是一個僅僅通過簡單的道歉就能夠原諒的錯誤。張野白表示：“在事態改善之前，我們不得不等（ 美國 ）新總統產生。”此人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中美關係專家。
克林頓從去年6月份由尊貴的客人變成了現在人人唾罵的壞蛋，這一轉變可謂驟然發生。在中國大使館被炸的第二天，他正在俄克拉荷馬州視察颶風造成的損失。當時，他停下工作表示了“遺憾和深切的哀悼”，但卻沒有道歉。這對於中國人來說是一種麻木不仁的失誤表現，因為他們數十年來一直對日本政客玩弄文字遊戲拒不為自己國家的戰爭侵略行徑道歉而不滿。
但是從轟炸事件釋放出來的怒火卻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即美國力量在處理全球事務時所處的優勢地位，使中國無能為力。1972年，尼克鬆在去中國與毛澤東進行曆史性會晤的途中，在日記裏寫下了這樣幾句話：“他們想要的：1. 建立世界範圍內的信任；2. 台灣，把美國請出亞洲。”25年過去了，中國依然在為實現這些目標而努力。而美國依然是無處不在的惡棍，它指責中國的政權，向台灣提供軍事援助，在日本和韓國保留8萬駐軍。現在，那些示威者接受了這麼一個假設，即美國力圖搞垮中國。“這就是因為中國還不夠強大，”一位姓王的21歲北大學生表示，“我們必須聯合起來讓中國更加富強。”
朋友還是敵人？除非雙方采取迅速的修補工作，《 紐約時報 》的文章稱，一位白宮官員說：“否則這一悲劇事件有導致中美關係陷入絕症的危險。”當北京的抗議活動逐漸消退時，新聞媒體依然不斷發表抗議的言論。
但是，中國經濟和技術的發展仍然離不開美國，所以它也不願意長時間與美國保持如此僵化的關係。盡管中國早些時候中止了與華盛頓在有關人權和武器控製方麵的合作——北京對這兩件事本來就很感冒——但是中國政府仍然表示它將繼續與美國進行有關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
到了星期三，示威者停止了對大使館的包圍，而薩瑟大使終於可以在3天後第一次走出被砸爛的大樓。但就在工作人員才剛剛開始清理那些碎玻璃、石塊和其他瓦礫碎片時，大使館被通知將繼續關閉、暫停辦公，以進行進一步觀察。而盡管江澤民主席終於在星期五接聽了克林頓的電話，但沒有人能預料美國和中國需要多久才能從泥坑中爬出來。
考克斯的報告
難道在與美國技術公司不斷發展的貿易往來中最大的贏家是中國軍隊？
1999年2月羅拉爾公司在四川省進行的708通信衛星的發射是一次災難。原本應該把這顆美國衛星送入太空的中國造長征火箭在起飛後22秒就墜落在一座小山上，並發生大爆炸。燃燒著的火箭燃料和3噸重的衛星碎片像下雨一樣落在附近的一個村莊。
羅拉爾公司時運不濟的發射可能也導致其他方麵的間接損失。在墜毀發生後，一個羅拉爾公司高級官員領頭，由西方航空專家組成的委員會對此進行調查。這個委員會對事故具體原因得出了一個初步的報告，涉及長征火箭設計不足之處和改進的方法，並向中國方麵呈交了這個報告。一個聯邦調查結論說，這份技術反饋可能幫助中國提高其火箭和導彈計劃的精確度。國防部發現羅拉爾公司和休斯公司（ 委員會中的另一個衛星公司 ）因為提供了未經批準的防務服務，而“嚴重違反了出口控製”。國務院要求司法部考慮犯罪起訴的問題。
羅拉爾公司爆炸的這顆衛星原本是向拉丁美洲地區轉播電視節目用的，但是這個事件顯示出無害的商業活動和軍事援助之間的界限是多麼模糊。克裏斯托弗·考克斯參議員在今年6月嚴厲地警告說中國正在誘使它的美國商業夥伴向其提供與軍事有關的技術，在國會中也有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對這種泄露事件進行清查。但是技術行業和一些外部的觀察家卻說這種冒險被過分地誇大了，而正在考慮中的一些更加嚴格的規定將會沒有什麼效果，甚至會起到相反的作用。
隨著冷戰的結束，向中國出售戰略產品的限製也開始放鬆。中國龐大而且沒有被占領的市場大門一開，企業蜂擁而入。光是在商業衛星生意上麵，中國進口的衛星和發射裝備從1994年的價值400萬上升到去年價值1億6800萬。對中國“雙重用途”產品——可用於軍事非軍事產品——的出售一直以來都存在著安全問題。威斯康星核武器控製計劃的一份報告顯示，從1988年到1998年，“戰略裝備在美國商業部的祝福之下大量而且源源不斷地流向中國。”在合法賣給中國的物品中包括名義上給中國科學院使用的計算機，但是它們都可以用在核武器引爆計劃中。
但是，另一些人說這種潛在的危害被誇大了。《 考克斯報告 》是一份充滿“最壞情況的假象”，休斯公司的發言人理查德·杜黑這麼說。他說，休斯公司被批評與中國分享的信息“肯定不是那種關係到敏感的國家安全的類型。”羅拉爾公司的主席向股東們堅稱他的公司沒有幫助中國發現它們火箭設計上的紕漏，隻是評估了一下中國人自己做出的分析而已。“為什麼我們要求中國人就我們賣給他們的公開裝備打電話，而不願意為他們自己秘密造的裝備打電話，這有很多理由。”商業部副部長比爾·雷奇說。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反對技術分享的規定是否有效。技術界肯定會爭辯說這些規定會毫無效果。現行的法律要求晶片生產商在向受高度出口控製的國家（ 像中國和蘇聯 ）出售強勁的微處理芯片時必須要提出申請。但是英特爾公司爭論說，要想不讓賣給友好國家的芯片最終不流入不那麼友好的國家，這簡直是不可能的。“我們每個月生產數以百萬計的微處理芯片，並把它們運給全球幾千名分銷商，他們可不會阻止把芯片賣給中國，”英特爾公司的發言人比爾·卡爾德說，“這兒有聯係不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