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尾聲
三季發芽，一季開化，結籽休眠，再到來年。如此生生不息，綿延無盡，屈指算來，杭州郊外群山中的茶坡，又綠過了二十餘載。真正是吾生須臾，長江無窮啊……
金秋十月又來到了，這是二十世紀行將成為曆史的見證。江南杭州，良辰美景，不亞於春時。茶葉世族羊壩頭杭家傳人抗得茶，與女兒夜生、女婿杭窯，小心地推著一把輪椅，把他們杭家的世紀老人杭嘉和，送上了秋意盎然、秋茶芬芳的龍井山路。
自從祖墳遷走之後，嘉和就再也沒有去過雞籠山了，算起來快有三十年了吧。他從來也沒有想過，自己竟然能活得那麼久，幾乎就已經活到了一個世紀。他的頭腦依舊清楚，遙遠的往事想起來特別親近，眼睛卻幾乎已經完全失明了。
秋高氣爽，晨嵐已散，一片巨大的茶園，如藏在無人知曉處的神秘的綠色湖泊，寧靜得連一片葉子也不動彈。秋風屏氣靜心，迎候這杭家四口的到來。茶園中突兀地立著一株金色銀杏，亭亭玉立，煦陽下如孤獨美人。溪畔蘆花，晨暉中透明如紙。柏油路從灌木叢中繞出，仿佛一頭平坦通向紅塵，一頭軟蜒伸往世外。遠遠望去，茶園上空升起了一些五顏六色的彩球，掛著長長的飄帶，上麵的大字在風中轉折，一會兒飄出“和平、發展，二十一世紀”，一會兒又飄出“熱烈慶祝和平館揭幕”等不同的字樣。
從家裏出來，杭嘉和始終沒有說過一句話。他低垂著目光，兩臂護在膝前，大手中握著那把祖傳寶物，它靜悄悄地躺在他的懷裏。壺在土中深埋了幾十年，一點也沒有變化，壺是屬士的，大地保護了它。
壺藝家杭窯借國際茶文化節，在中國茶葉博物館辦了一個個人壺藝展。今天他們這一行人，是作為杭家人的代表，專程替茶博館送這把壺去的。“內清明，外直方，吾與爾偕藏”，他們決定讓這把家傳之物參加杭窯的壺藝展，算是祖先對晚輩的福蔭。展覽結束之後，他們將把此壺捐獻給茶博館。也就是說，把這把壺永遠珍藏在杭家先人曾經長眠過的地方。
中國茶葉博物館於1987年在吳覺農先生九十壽辰祝會上，由中國茶界著名人士聯名簽字倡議籌建，遍察中國茶區，最終決定，館址設在杭州。
選擇具體方位的時候，江南大學文化史教授杭得茶，也被市政府提名為顧問之一。但他教學工作很忙，有好幾次選址活動他都沒有機會參加。直到最後一次。繼承了父親事業的茶學專家杭迎霜給他打來電話，他才知道，茶博館最終有可能選在他們杭家從前的祖墳所在地。
“你不覺得這很有意思很有些神秘嗎？”迎霜說。
得茶知道迎霜是在用這種口氣掩飾她那多少有些激動的心情。1978年，杭家一下子歸來了三個人——已經被打人死牢的杭得茶、在勞改農場中留場的羅力和逃亡在外的杭迎霜。杭得茶作為英雄，在大學受到了隆重的禮遇。羅力徹底地被平反了，寄草親自把他接回城中，破鏡重圓，他們收回了房產，在小院子裏安度晚年。杭迎霜考入農大茶學係，畢業後才與李平水結婚。研究生畢業之後，不管她願不願意，她就作為一個專家進人了政界。
迎霜此刻的這個消息多少讓得茶吃驚，同樣為了掩飾自己的潛在的心理活動，他也用輕鬆的口氣說：“從文化民俗學角度看，風水術不過是人對自然界山水地貌的評估罷了，所以我們杭家老祖宗看中的地方恰恰和人民政府看中的地方不謀而合，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迎霜問大哥，他對這一選址持什麼態度。得茶說，他當然將投讚成的一票，並且相信這一票將能夠代表爺爺。作為世紀老人，爺爺已經成為杭家人的牢固紐帶，他的認可依然是舉足輕重的。
反過來得茶問迎霜怎麼看，迎霜笑了，說：“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黃昏裏的貓頭鷹，我現在研究和建議的是兼並、破產，市場競爭和國際接軌，如果有一天讓我親自出馬，我要讓我的企業隻剩三分之一的人員。所以我是個萬人嫌，你是個萬人愛。比如我看到的茶就和你看到的茶完全不一樣。你看到的是那幢漂亮的供人品茶說閑話的博物館，我看到的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開始步履維艱的茶葉貿易。我在破，你在立。我在批判，你在讚美。我在摧毀，你在建設——”
“所以我們不過是一枚硬幣的兩麵。”得茶堵住了迎霜貓頭鷹式的歌唱，自八十年代中後期茶葉貿易進入低穀之後，他們常常就茶事爭論：一個說不要再總是唱讚歌翻老黃曆了，中國雖然是茶的故鄉，但1886年對外出口十四點三萬噸，直到將近一百年後的1984年，才超過這個數字，印度早就走到我們前麵去了。從茶葉市場的狀況來看，品牌混亂，出口疲軟，企業倒閉，價格不一，茶山荒蕪，假冒偽劣產品不斷，進行治理乃當務之急，歌功頌德，懷念先人，不妨往後靠一靠再說吧。
得茶聽了這話，耐耐心氣，細細解說：歌功頌德也是解放生產力的一種手段，要實事求是，不要搞教條主義。從曆史上看，多年來的大力呼籲和埋頭苦幹，被實踐證明是可行的。本世紀初華茶不也一度陷人嚴重危機嗎？所以才有吳覺農先生的呼籲：中國茶業如睡獅一般，一朝醒來，決不至於長落人後，願大家努力吧。正麵的鼓勁和反麵的批評一樣都是同等重要的。現在出口貿易不好，我們多做宣傳，打開國內市場，也是一條茶業自救的道路。不管怎麼說，我們和一百多個國家有著茶葉貿易往來，我們的茶葉產量，始終排在世界前三位嘛。
迎霜聽了放聲大笑，說大哥你到底還是不是個曆史學家啊，怪不得這些年你專著出得那麼少。得茶聽了也放聲大笑，說小妹你不是一向最佩服浙東學派的經世致用嗎，黃宗親算是世界級大史家了吧，他還提出農商皆本呢。史家若能和吳覺農說的那樣即知即行，恐怕中國的事情就要好辦得多了。
三年之後的1990年10月，茶博館試開館之時，首屆國際茶文化研討會也在杭州開幕了。那段時間，杭家人幾乎都被這件事情拖進去了。除了那塊特製的茶磚壁掛，得茶幾乎把他花木深房裏多年積累的資料全都拿出來了。館裏收集資料的年輕人依然不滿足，他們小心翼翼地找到了年屆九十的杭嘉和老爺爺，年輕的姑娘甜言蜜語地對老爺爺說：老爺爺，老爺爺，你是茶界的老壽星，你再回憶回憶，1900年的時候，茶館是怎麼樣的？嘉和想了想說：1900年，我好像還在媽媽的肚子裏。年輕人就笑了，悄悄地把筆帽蓋住了筆尖，看上去這位老爺爺木本的，神情總有那麼幾分恍您，眼睛也不好使，給他看一張相片，他用了放大鏡，還要湊到鼻尖上，問他一個問題，他要沉思半天，才會說“是”或者“不是”。年輕人是性急的，或許還是急功近利的，他們不相信還能從這個半盲的九旬老人身上打聽出什麼茶事來。不過他們倒是喀噴喀呼地拍了不少相片，但這些相片最後也沒有用出一張去。他們排來排去，杭嘉和老爺爺既不是當代茶聖，也不是茶界泰鬥，忘憂茶座既不是江裕泰，也不是翁隆盛。杭嘉和老爺爺就這樣心安理得地被隱到茶史的背頁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