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十分注意啟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他在回答學生公孫醜的提問時,講了這樣一段話;“高明的工匠不會因為拙劣的徒工而改變或者廢棄規矩,善於射箭的羿,也不會因為拙劣的射手變更拉滿弓的標準。教導別人要象射手那樣,拉滿了弓,卻不把箭發射出去,隻作出躍躍欲試的樣子。他站在道路之中,有能力的便跟隨著來。”孟子又以登山、看海來進一步啟發學生,對自己要高標準、嚴要求。他說:“孔子登上了東山,便覺得魯國小了;後來登上了泰山,便覺得天下也不大了。所以看過海洋的人,再看到別的水,便不足為奇了。”

孟子教導學生對待學習,必須持之以恒,反對急於求成。有一次,他在回答學生徐辟提出孔子為什麼那樣讚歎水的問題時,開導學生說:“孔子讚歎水,因為它有源頭啊!有源頭的泉水滾滾流來,彙成大河,晝夜不停,直奔大海,怎能不叫人感慨呢?

假如水沒有源頭,在七、八月間雨水多時,大小河渠都滿了,但是當大雨過後,不是很快就又幹枯了嗎?再拿農民來說吧,挖井必須見到泉水,才能使井水源源不竭。如果挖井挖到六、七丈深,還沒見泉水就不繼續往下挖了,那就是一隻廢井。五穀是莊稼中的好品種,假如不能使它成熟,反而不及稗子。”

還有一次,孟子給學生講了一個“揠苗助長”的故事:宋國有個急性子的農民,他起早貪黑地耕作,但總覺得田裏的禾苗長很很慢。有一天,這個農民把田裏的禾苗一棵棵地往上拔起了一點。回到家裏,他高興地對兒子說:“今天,真把我累壞了。我費了很大力氣,讓禾苗都長高了。”他兒子一聽,覺得不對頭,趕快跑到田裏一看,糟了,禾苗全都枯幹了!

孟子重視對人材的培養,注意因材施教,采用啟發式的教學方法;主張學習要專心致誌、持之以恒、循序漸進。這些寶貴的教學經驗,是值得我們借鑒和繼承的。

仁政王道民貴君輕

孟子在四十二歲以前,主要的活動是收徒講學。四十二歲以後即周遊列國,跑遍鄒、滕、魏、宋、齊、魯等國。宣揚仁政學說。儒家學說主要是宣揚禮樂與仁義。孟子把孔子的仁學運用到政治生活中去,繼承和發展了儒家學說,成為戰國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為了維護和鞏固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權。緩和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他在政治上,提出“效法堯舜先王”,“省刑罰”;在經濟上,提出恢複西周的“井田製”,“薄賦斂”;在軍事上,提出“仁者無敵”,“得道多助”;在教化工,主張“修其孝悌忠信”,在哲學上,提出“性善”論。

孟子主張王道,反對霸道。他所說的王道,就是指“仁義”;他所說的霸道,就是指為爭私利而采取的惡劣手段,當時主要指各諸侯國之間的兼並戰爭。孟子看到春秋以來的連年征戰給百姓帶來的苦難,感歎“春秋無義戰”。他指出,國君隻有與民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結束兼並戰爭,保護百姓,使其安居樂業,才能鞏固自己的王位。孟子曾經勸說滕文公實行仁政,而要行仁政,必須從劃分整理田界開始。他所說的“井田”,每一井田有九百畝,當中一百畝是公田,其餘八百畝分給八家作私田。這八家農民先把公田耕種完畢,再去料理私田。這樣公田有人耕種,私田有人管理,人民的生活就會安定下來。時代在前進,孟子這一主張是保守的。

孟子還給梁惠王(魏國的國都從山西的安邑遷到了河南的大梁之後,魏惠王又稱梁惠王)設計了一幅“王道樂土”的藍圖,如果每家分到五畝地的住宅,周圍種植桑樹,這樣,五十歲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上絲棉襖。雞、狗、豬這些家畜家禽,每家都有精力去飼養,那麼,七十歲以上的人就都可以有肉吃了。一家人有百畝的耕地,他們的生產不受到妨礙,這樣,幾口人的家庭就可以吃得飽飽的了。然後興辦學校,用孝順父母、敬愛兄長的道理教導他們,那麼,人人就都會敬老尊賢,為老年人服務。這樣,天下的百姓不就安居樂業了嗎?

孟子曾經告誡齊宣王說,如果要繼承齊桓公的霸業,擴張國土,與別國結仇,使人民受害,那就好比是“緣木求魚”——爬到樹上去捉魚。孟子反對兼並戰爭,並不是反對天下統一,他認為“不嗜殺人者”能統一天下,這在客觀上也反映了人民的願望。

孟子在總結曆代王朝興衰更替的教訓時,提出一個膾炙人口的學說——“民貴君輕”。孟子主張“民本”說:這是他學說中最光輝的論點。他不讚成君位世襲,而提倡尊賢禪讓,他說過。“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主張讓賢與能,“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孟子·公孫醜上》)。孟子認為,象舜和百裏奚(春秋時秦穆公的賢相)這些聖君賢相,往往是從那些出身卑微、並經過實踐磨練的人中間選拔出來的,而不是來自什麼“王公大人骨肉之親”。在孟子看來,聖人同丘民同樣是人,這種主張人格平等的觀點,是值得稱讚的。

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他把民放在第一位,社稷(指土神和穀神,它是國家的象征),放在第二位,而把君放在第三位。他認為國君如果不敬祀社稷,不愛護百姓,就可撤換他,甚至主張“暴君可誅”。有一次,孟子與齊宣王談論君臣關係時,齊宣王問:“曆史上真有商湯流放夏桀,武王討伐殷紂的事嗎?”

孟子回答說:“古書上有這樣的記載。”

宣王驚奇地說:“做臣子的殺掉他們的國君,叫做‘弑君’那是要受到千古唾罵的。”

孟子嚴肅地回答說:“破壞仁愛的人叫做‘賊’,破壞道義的人叫做‘殘’,這號人,我們把他稱做‘獨夫’。我隻聽說過周武王誅殺了獨夫紂,沒有聽說過他是以臣弑君的。”齊宣王聽了孟子這番議論,臉色青一陣,白一陣,出了一身冷汗。

孟子當著齊宣王的麵,敢於提出暴君可以誅殺,這是多麼大膽的議論!他這種道德觀,與孔子的“忠君”思想是有區別的,可見,孟子對孔子的思想,也是采取批判繼承的態度,而不是盲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