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聲器事件
〔英國〕阿瑟·克拉克
給你這麼一說，倒真有些怪，為什麼凡是和教授作對的人到頭來總是自己倒黴。不過，你說這話的意思似乎是教授一定采用了什麼不正當的手段，這樣對教授就有點不公道了。他可真是一位好心人。除非萬不得已，他就連一隻蒼蠅都不會去傷害的。我倒不是說他軟弱好欺，不好鬥，但是他和別人鬥起來總是光明磊落，絕不搞小動作，耍小手腕。你說的那件事也許是一個例外吧。不過你也應該承認羅德裏克爵士實在是自討苦吃、咎由自取。
我第一次遇見教授的時候，他剛剛離開劍橋大學，正在為使公司能繼續償付債款而艱苦奮鬥。我現在回想起來，當時他一定也有些後悔，後悔不該脫離學術界而進入坎坷不平、風大浪險的工業界。但是有一次他曾跟我說，他現在很高興，因為他生平第一次能真正施展自己全部的才智。我參加電子產品有限公司工作的時候，公司僅剛夠支付開銷。我們經營的主要產品是哈維積分電路，就是那種小巧的電子計算器。這種計算器能夠進行微分分析儀的一切運算，而成本僅為後者的1/10。它在大專院校與科研機構中銷路一直穩定。對於教授來說，它至今仍然可以說是他的得意傑作。他不斷加以改進，幾周之內，經過他改良的15型新產品就能上市出售了。
不過，在那個時候，教授僅有兩筆資產。首先，學術界對他是友好的。他們覺得他也許是瘋了，但在私下，他們還是佩服他的膽量和勇氣。他在卡文迪希學院的老同事們一直為他的產品叫好，幫他作廣告，而教授則利用他這些舊關係一文錢不花，免費作了大量的研究。他的第二筆資產是和他打交道的企業家們的思想觀點。那些人認為，一個過去曾在大學任教的教授，對於企業界的種種詭譎狡詐的手段，肯定是一竅不通的，無知得像剛出娘胎的小毛娃娃。當然，這一點對於教授來說恰恰是正中下懷，他就希望他們這麼看他。而有些可憐的傻瓜們至今還抱著這種可悲的觀點不放。
羅德裏克·範登爵士和教授就是為哈維積分電路第一次發生衝突的。你也許沒有見過哈維博士。他可真是不可多得的人物，是人們心目中所想象的科學家的活典型。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天才，但是他是那一種應該鎖在實驗室裏，每天有人通過窗洞給他喂飯吃的天才。羅德裏克爵士利用哈維這樣無依無靠的科學家，經營著一種蓬勃發展的事業。當他經營的大多數其他行業，由於國家控製而無法繼續下去的時候，他轉而專門鼓勵奇特的發明創造。1955年頒布的私人企業(限製)法就曾試圖這麼做過，不過這與羅德裏克爵士心目中想的根本是兩碼事。羅德裏克爵士首先竭力鑽了免稅條款的空子，逃避納稅；同時又通過攫取類似哈維這樣傻乎乎的發明家的基本專利權，來控製工業界，使工業界成為他敲詐勒索的對象。有人曾經把羅德裏克爵士稱為攔劫科學家的強盜，這頂帽子對他實在再適合也沒有了。
哈維把他的積分電路專利賣給我們後，就回他的私人實驗室去了。我們隻是在一年後才聽到他的一些情況。那時他在《哲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描述能求重積分的絕妙的電路。教授有好幾個星期沒有見到這篇論文，而哈維當然也想不到去提這件事，因為他當時又在忙別的研究了。然而這一耽擱卻壞了事。羅德裏克爵士手下有一幫專事刺探消息的人，他出錢雇他們，專門讓他們給他提供技術性的意見。這夥人中有一個用威嚇利誘的手法讓可憐的哈維把他新發明的電路全部賣給範登企業公司。
教授自然是氣瘋了。哈維本人也意識到幹了蠢事，自己感到非常的悔恨。他答應今後沒有和我們商量之前，跟誰也不簽什麼合同了。可是悔恨有什麼用呢，電路已經落到羅德裏克爵士手中。羅德裏克爵士緊緊抓著他不擇手段搞到的這個電路，等著我們自己乖乖找上門去求他，因為他知道我們別無他法。
我真希望我能參加教授與羅德裏克爵士的那次會見。遺憾的是教授堅持由他自己一個人去。大約1小時以後，他回來了，看上去又激動又煩惱。羅德裏克這個貪婪的老家夥對哈維的專利竟要價5000鎊，而這差不多近乎我們那時的透支的數目。我們猜想教授和爵士分手時一定很欠禮節。事實是，他跟羅德裏克爵士說叫他進地獄去，並且把他去地獄的大致安排也給他精略地描繪了一番。
教授消失在他自己的辦公室裏，然後我們就聽到他的辦公室裏砰砰嘣嘣一陣響，接著他戴著帽子穿著外衣走出了辦公室。
“這兒憋得慌，”他說，“我們到城外去吧，這兒西蒙斯小姐會照顧的，走吧!”
我們對教授的習慣都已經很熟悉了。從前我們曾認為他的這些脾氣很古怪，可是現在我們熟悉多了。在某些關鍵時刻，幹脆離開城市到鄉間去一趟常常會有奇跡般的效果，可以補償犧牲的辦公時間而綽綽有餘，何況這又是夏末的一個下午，風光明媚，景色宜人呢。
教授駕駛著那輛大型的阿爾維斯牌車——這是他惟一的一件豪華而又必要的私產——沿著新開的西部大公路駛去，一直開到城的盡頭，然後打開直升飛機的發動機，爬到半空，這時機下縱橫百英裏的英國鄉村盡收眼底。希思羅機場的白色跑道也清晰可見，一架300噸位的大班機正向著跑道降落。
“我們上哪兒去呀?”喬治·安德遜問道。當時他是公司的總經理。我們當中還有保爾·哈格利弗斯，你不會認識他的，因為幾年前他到威斯汀豪斯公司去了。他那時是生產工程師，而且是工程師中最優秀的工程師之一。他也非得是一位優秀工程師不可，否則就無法跟得上教授。
“到牛津去怎麼樣?”我建議說。“那兒和那些人造衛星城不太一樣，可以換換口味。”
就這樣，大家都同意到牛津去。可是我們還沒有到牛津，教授看到幾座景色秀麗的山頭，他就又改變了主意。於是我們的直升飛機就降落在一片平坦的草地上，由此可俯視一條長長的山穀，整個地方看上去就像從前某個大私人莊園裏的一塊地方，這時天氣十分炎熱，我們從直升飛機機艙裏爬了出來，把穿不住的衣服扔得到處都是。教授則把他的外衣小心翼翼地鋪在草地上，蜷曲著身體躺在上麵。
“到喝茶的時候叫醒我。”他說。5分鍾後他就睡著了。
我們幾人輕聲地聊了一會，不時地看他一眼，生怕把他給鬧醒了。他睡著時，臉部放鬆，顯得出奇的年輕，可是人們很難料到麵具後麵正在琢磨著一二十個複雜的計劃——其中有一個就是怎麼把羅德裏克·範登搞垮。
後來我們大概都打瞌睡睡著了。那天下午四周靜悄悄的，那些蟲子也都熱得叫不動了，周圍的群山都被烤得閃爍發光，天氣的悶熱簡直好像看得見、摸得著似的。
突然，我耳邊似乎有一個巨人在吼叫，把我吵醒了。但我還繼續躺了一會，迷糊糊地看了看是什麼東西那麼鬧。其他幾個人也都跟著一個個醒了過來。大家都很惱火地看看周圍。
在兩英裏遠的地方，就在山穀的另一頭，有一架直升飛機在一個小村莊的上空飛來飛去。它正在向手無寸鐵的村民狂轟濫炸，隻不過它扔的不是炸彈，而是競選的宣傳品。每隔幾分鍾一陣陣變幻不定的風把競選演說刮到我們的耳朵裏來。我們躺了一會兒，想判斷出究竟是哪個黨犯下這一滔天大罪，可是因為擴音器隻是一個勁兒地頌揚一位叫斯努克斯先生的美德，所以我們幾個人誰也沒弄清楚。
“斯努克斯先生休想得到我的選票，”保爾氣乎乎地說。
“什麼作風!這家夥肯定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他差一點就給安德遜扔過來的鞋擊中。安德遜就是一個社會主義的信徒。
“也許是老百姓請他來演講的。”我說。我知道這種說法也不怎麼能使人信服，隻不過想使大家平靜下來罷了。
“我不信，”保爾說。“不過我所反對的是這種事情所涉及的原則。這種做法——這種做法讓人不得安寧，簡直是侵犯人權，就好像在空中寫廣告牌一樣。”
“我並不把天空看作是私人的財產，”喬治說，“可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記不得這以後大家是怎麼繼續爭論下去的，不過最後大家轉而泛泛地討論起令人討厭的噪音問題，並特別討論了斯努克斯先生的例子。保爾和喬治兩人都心平靜氣地望著直升飛機。不一會喬治說：
“我所希望的是，隻要我願意，我能隨時豎起一座音障來。我一直認為塞繆爾·柏特勒發明的在帽子上弄兩個護耳朵的帽瓣倒是一個好辦法，隻是效果可能會不太好。”
“我看在社交中還是有效的，”保爾回答說，”即使最惹人討厭的嘮叨鬼每一次走近你，你就裝模作樣地往耳朵裏塞耳塞，那他也會有點泄氣的。不過設音障的想法非常有意思，可惜要設音障必須消除空氣，而消除空氣卻又不實際。”
教授一直沒有參加大家的談話。事實上他好像又睡著了。突然他打了個大嗬欠，站了起來。
“該喝茶了，”他說，“上邁克斯店去吧。費雷德，這回該你掏腰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