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一詞既可以用來描述感情生活，也可以用來形容政治運動，同樣十分貼切。因為兩性關係與政治生活具有一種高度的結構相似：兩者都始於某種人生理想，都會有製度性的“常規狀態”（婚姻和政體），也都內在地蘊含著革命的潛力——或出於對苦難不公的抗爭，或出於對平庸無聊的反叛——走向顛覆製度的“反常規狀態”（解體與變革）。而電影《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正是蘊含了這雙重意義，它是一個關於婚姻生活的故事，但同時意味深長地指涉政治。這部作品也因此而耐人尋味。
當然，僅僅出於片名的“象征性暗示”就去執意探尋其政治含義，會有“過度闡釋”之嫌。但原作者的一段告白明確無誤地支持這種闡釋。這部電影根據理查德·耶茨1961年發表的同名小說改編。耶茨在1972年的一次訪談中吐露了他的政治意旨：這部小說“更多的是作為對20世紀50年代美國生活的一種指控。因為在50年代，整個國家存在著一種對遵從性（conformity）的普遍欲求，即盲目地、不惜一切代價地拚命依附於安穩與保障……這一切困擾著很多美國人，他們感到這是對我們最好的和最勇敢的革命精神的徹底背叛。而主人公愛普爾·惠勒身上所體現的正是這種精神。我用這個書名的意思就是要表明，1776年的革命之路已經在50年代走入絕境”。或許，隻有從“革命精神”之生死的角度來解讀，才能領會作品的寓意。
在美國東部的小鎮上，有一條名為“革命”的郊區小路。住在“革命路”上的惠勒一家幾乎是20世紀50年代“美國夢”的縮影：丈夫弗蘭克在紐約一家大公司擁有穩定的工作，妻子愛普爾做家庭主婦，照看兩個孩子，時而參加業餘戲劇演出。一家四口享受著衣食無憂的中產階級生活。但是，這個標準的幸福生活卻潛伏著危機：日複一日的常規生活吞噬了夫婦間曾經的激情，而他們最初的鍾情恰恰是發現彼此
“與眾不同的激情”。在妻子的動議下，丈夫應和著，兩人籌劃了一個家庭“革命”計劃——拋棄眼前的一切，辭去工作，賣掉房子，全家到巴黎去，開始全新的生活！他們為這個計劃激動，此後的日子浸潤在夢想的光澤之中。同事和鄰居在驚訝中讚歎他們的勇氣，背地裏卻懷疑他們的冒險“太不現實”，而這種懷疑更像是在竭力回避觸碰自己甘於平庸的懦弱。隻有一個從精神病醫院出來的瘋子數學家由衷地為他們的巴黎革命計劃叫好。然而，革命陣營不久就分裂了。丈夫是搖擺的機會主義者。在一個難得的晉升機會來臨之際，他退縮了，開始向他曾強烈抨擊的現實妥協，並試圖用各種托詞勸說妻子放棄革命——“巴黎”太過冒險，而且未見得比這裏好多少。最終，“巴黎”成為妻子一個人的夢想，一個狂熱革命者的孤獨希望。夫婦之間開始爭吵，麵目猙獰、情緒癲狂。最後一個清晨平靜得出奇，但這是絕望的預兆，而絕望正是死亡的前奏……
一場流血的夭折的革命，這是婚姻的悲劇，也象征著政治的悲劇。在影片中，“巴黎”正是浪漫主義革命的意象。的確，沒有什麼地方會比“巴黎”更勝任這個象征符號了。這個浪漫之愛與激進政治的聖地，是激情與靈感的不竭源泉，是夢想者的精神故鄉，是“生活在別處”的寄托。但同時，巴黎也可能是蠱惑人心的幻影，是“左翼幼稚病”的幻覺，是烏托邦引導的一場噩夢。一個人對於“巴黎”的態度就是其（對愛情與政治）立場的最終檢驗。導演門德斯（Sam Mendes）明確站在“巴黎”這一邊。電影對女主人公愛普爾·惠勒傾注了巨大的同情，她反抗平庸的勇敢和不可抑製的激情，散發著奪目的生命光彩，她的悲劇命運也令人動容歎息。問題是，我們每個人如何麵對心中的“巴黎”？我們的“革命之路”究竟通向哪裏？
也許，悲劇並不是注定的。令人遐想的是故事的另一種可能走向：假如弗蘭克·惠勒並沒有得到那個晉升機會，或者，假如他麵對“體製的誘惑”沒有動搖，最終和妻子一起踏上奔赴巴黎的革命之路，那又會怎樣？會終結於“王子和公主從此開始了幸福的生活”嗎？還是陷入“娜拉出走之後”的困局？
當時的主人公隻有猜測。但曆史告訴我們，“革命之路”會將他們帶入20世紀60年代的狂飆歲月。他們或許會在“五月風暴”中走上巴黎的街頭，加入抗議示威的人流。或許，會像貝納多·貝托魯奇的電影《戲夢巴黎》（The Dreamers）中的幾個年輕人那樣，“深度探索”生命的“詩意”，領略最為極端的感官體驗。或者，如果有足夠耐心，他們無須親身前往巴黎，因為後來“巴黎”來到了美國，開啟了世界性的激進運動。那又會是怎樣的情景？他們會像是李安在電影《冰風暴》（The Ice Storm）中所描寫的那對夫婦嗎？或者別的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