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是一種妖術，據說可以通過施法於受害者的姓名、毛發或衣物來竊取他們的靈魂精氣，為己所用。盜來的靈魂會有奇異的效能（如用於加強建築物的強度），而被盜去了靈魂的人則會“失魂落魄”，乃至喪命。1768年正當所謂的“乾隆盛世”，關於這種妖術的流言在民間盛傳。流言年初始於浙江地區，幾個月間迅速蔓延，波及十二個大省（其人口總和超過兩億），爆發了一場公眾大恐慌。平民百姓人人自危，想方設法對付妖術；乾隆帝獲知後斷定背後暗藏著謀反的政治陰謀，隨即發詔書在全國清剿妖術；而各級官府起初企圖息事寧人，爾後奉旨竭力追查妖案，捉拿“妖人”與“妖黨”。這場群體性瘋狂充斥著誤會、怨恨、誣告、陷害和報複，造成了無數冤假錯案，奪取了許多人的生命。最後，因為叫魂案無一可坐實，這場歇斯底裏的大規模清剿運動也終結於不了了之。
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孔飛力重新挖掘這段陳年往事，通過翔實的史料考據與社會政治學的分析寫就《叫魂》
（Soulstealers）一書，1990年發表之後很快成為海外漢學界的一部名著。由陳兼與劉昶合作翻譯的中文本於1999年出版。2012年4月上海三聯書店推出了新版中譯本（新增長達30頁的“翻譯劄記與若幹斷想”），初印6 000冊，兩個月後就加印三萬冊，相關的書評紛紛見諸公共媒體。一部史學著作成為暢銷書，這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聯想到劉昶提到的一個細節就更令人玩味——孔飛力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我這本書也是寫今天的中國，中國人看得懂嗎？”（劉昶當即答道“當然看得懂”。）這樣一部史學著作為何在今天會引起公眾的興趣？作者提到的“也是寫今天的中國”到底是什麼意思？
初看起來，250多年前的這場妖術鬧劇完全匪夷所思，與當今科學發達、思想昌明的社會似乎毫不相幹。但借助曆史之鑒，我們得以勘察促發群體性瘋狂的三種結構性要素：似是而非的觀念信仰，恐懼與暴戾的社會心態，以及超越法製的非常政治機製。這些要素一直潛伏在曆史的暗流之中，至今仍然驅之不散。一旦它們在特定的時機中彙合起來，大規模的歇斯底裏還會以各種不同的形態重新上演。
首先，相信鬼神、妖術，以及身體與靈魂可以分離，這些特定的“超驗觀念”在叫魂案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有一位鄰居突然死去，有一個異鄉人曾在此路過，要在這兩件事情之間建立“叫魂至死”的因果關係，必須依賴一種特定的文化觀念。在今人看來，這種觀念完全虛構，是不可理喻的迷信，因此叫魂之類的群體性瘋狂隻可能發生在愚昧的古代社會。但是我們不要忘了，任何特定的觀念都是一種“文化建構”，其“真實性”並不完全取決於物理意義上的可驗證性。隻要當事人信以為真，這種觀念就會在特定的條件下產生巨大的力量。近代曆史上曾有人篤信“刀槍不入”的中國神功，而就在不太久遠的過去，我們也曾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科學奇跡。
文化觀念本身，無論多麼離奇怪誕，也隻是群體性瘋狂的必要（卻非充分）條件。使瘋狂成為可能的另一個要素是失常的社會心理，尤其是過度的恐懼、義憤和仇恨。而社會心理又是社會現實狀況的產物。孔飛力指出，叫魂案發生在近代中國的前夜，“社會上到處表現出以冤冤相報為形式的敵意”（284頁）。在這個“被人口過度增長、人均資源比例惡化、社會道德墮落所困擾的社會”中，“人們會對自己能夠通過工作或學習來改善自身的境遇產生懷疑。這種情況由於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製度而變得更加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一製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在這樣一個世界裏，妖術既是一種權力的幻覺，又是對每個人的一種潛在的權力補償”（285頁）。在孔飛力的筆下，這是一個“鍍金的盛世”，潛藏著敵意與恐懼的社會心理。民眾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與財產而擔驚受怕，時而將攻擊用作防衛的手段，於是“任何人——無論貴賤——都可以指稱別人為叫魂犯”（286頁）。官僚為保全職位與晉升而憂心忡忡，竭盡全力揣摩與迎合上司的意圖。而乾隆帝則恐懼妖術背後有“漢化”謀反的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