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周保鬆先生是在八年之前。當時聽朋友介紹說，保鬆從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後赴英國留學，在約克大學讀碩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博士。他對羅爾斯的政治哲學有精深的研究，還不到30歲就為《正義論》的台灣版譯本寫了長篇導讀……這樣一份出色的履曆很容易讓人猜想，他大概屬於那種典型的青年精英：家境優越，名校背景，天生的知識興趣，又聰明過人，想必會在學院象牙塔的階梯上不斷攀升，一帆風順地達到頂端。對於這類精英學人，我一向甚為欽佩，卻並不感到親切。但很久以後我才知道，這種猜想是莫大的誤會。
最近“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出版了周保鬆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這是一部政治哲學的研究專著，但其立意與誌向超出了“學院派”狹隘的旨趣。如果閱讀此書的跋“行於所當行——我的哲學之路”，以及作者另一篇流傳甚廣的自述文章“活在香港：一個人的移民史”（收入文集《相遇》，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出版），我們會為一個平民子弟走向哲學探索的心路曆程怦然心動，也會由此洞悉，在他嚴謹冷靜的學理論證背後，蘊藏著執著的道德理想與熱忱的社會關懷，這是作者出自生命體驗的追求，也是針對當下中國現實的思考。
保鬆出生在廣東的農村，小時候曾放過牛打過漁，後來到一個小縣城念書。1985年隨父母移民到香港。但這個新世界卻讓他“無所適從”，甚至感到“格格不入”。最大的困擾還不是移民階層清貧的物質生活，而是他經曆的身份危機與意義迷失。但這種深刻而痛楚的體驗也造就了生命中的契機，開啟了他對人生意義的探尋，對社會問題的思考。他在香港“繁榮安定紙醉金迷的背後”看到了危險和冷酷的另一麵：人成為追逐物欲的經濟動物，社會被本利計算的工具理性所主宰。而當成敗勝負變成壓倒一切的法則，競爭就可以不惜犧牲人的尊嚴和文化的價值。但這樣的代價是可以接受的嗎？這樣的社會形態是注定的嗎？有沒有可能讓人們更好地生活在一起？類似的問題讓這位少年難以平靜，也使他冥思苦想，成為他此後的根本關切所在。
麵對既定的社會秩序，個人往往顯得弱小無力，“順應”似乎總是比“改變”更為現實。在選擇大學專業的時候，酷愛文學與曆史的周保鬆屈從了親友與老師們的勸告（因為“理想是當不得飯吃的，人最終要回到現實”），他入讀中文大學的工商管理學院。但一時的妥協並沒有解脫他的心靈困擾。進入大學之後，他被校園的學生運動和哲學係的選修課深深吸引，最終在三年級放棄了工商管理專業，轉而攻讀哲學。1993年秋季，在石元康先生的哲學課上，周保鬆第一次正式研讀政治哲學，從此踏上了漫長而艱辛的哲學探索之路。因為他相信這種探索才能最好地回應他內心最深的疑惑與難以平息的關懷。對保鬆而言，政治哲學從來不是知識貴族的智力遊戲，而是與現實世界的人生和社會息息相關，是要去探究公民生活的根本性問題：我們應當如何生活在一起？
經過十多年的研讀思考，周保鬆在《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中給出了自己的回答——自由主義的回答。當然，自由主義是一種複雜的思想傳統。如果說自由主義有所謂“貴族的”與“平民的”的不同版本，周保鬆主張的是一種“平民的”自由主義，或者說羅爾斯式的“平等主義的自由主義”。“自由人的平等政治”首先是對現代道德理想的重申：所有公民都是自主的個體，他們擁有平等的道德地位，這是現代革命（從法國大革命到中國革命）的曆史成就，也是所有進步與正義的政治事業的共同價值基礎。但反諷的是，這種深入人心的現代理想，雖然在原則性的抽象談論中被高度肯定，卻在實踐層麵中遭到重重阻礙，最終流於空疏，成為不切實際的修辭而被人漠視。有“深奧的學者”視之為“陳腐之說”而有所不屑，更有出自某種“古典心性”的觀點，認為人在身體與智力上的差異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於是將“自由平等”原則鄙薄為流俗而膚淺的意識形態。這類古典見解似乎不無理據，卻根植於一種自負的信念：深信自己在這個“金銀銅鐵”的自然等級中必定無疑屬於“金銀”。但其困境在於，一旦在某種等級結構自己被置於“下品”，甚至必須閉嘴噤聲，不知是要祈願“自然秩序”的重歸來恢複他們的“高貴地位”，還是要伸張平等來獲得應有的自由與尊嚴。周保鬆重視現代性的轉變，他意識到“人人自由平等”從未在現實世界中充分實現，因此才堅持這是一種值得追求的理想，是一種未竟的需要付出努力的政治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