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對的情侶在長椅上忘情地擁抱接吻。那裏麵曾經有一對是她和喬陽，他們不是一般地有感情，他們是一見鍾情。謝文婷說，我是敗家MM；喬陽說，那我就造兩個家，一個家讓你敗，一個家讓你愛。謝文婷說，我脾氣不好；喬陽說，我脾氣好啊。謝文婷一直以為自己是最幸福的，她在這種幸福裏慢慢地轉化成了一個不敗家脾氣好的女人的時候，卻失去了幸福。
妻子謝文婷那顆滴血的心因報複獲得了“風和日麗”的一天。但是，她的風和日麗真的會波瀾不驚一望無際嗎？
《鑰匙》裏的“我”是一個已經二十五歲的女子，因為酒店就餐時的一隻蒼蠅與體麵的男友分了手。而在接受醫院檢查是否懷孕時，與一個名為三郎的男醫生產生了喜憂參半的感情，同時也扮演了第三者。重要的是兩人交往時，三郎淺薄和自以為是的優越，使“我”對是否接受三郎莫衷一是猶疑不決，但她又確實需要他的撫慰甚至依靠。這是一篇非常女性化的小說，這裏的人物與涼子的披頭散發破馬張飛已全然不同。但是，殊途同歸，她們以不同的方式淪陷在風雨飄搖的精神黑洞中。那個“我淹沒其中，找不到岸”的淒厲告白，顯然不止於愛情領域。《我在邁阿密》講述的是一位在讀博士生的情感生活。這個無論個人還是家庭都相當優越的“我”，卻無所事事沒有進取動力。他目光所及或興致盎然的事物還是男女之事。比如一個名曰孫不言的人搬到宿舍後，講述他與女朋友的故事是：
我們每天做三次愛，早中晚各一次，有時候還不止。孫不言說他老婆相當敏感，碰一碰身體就軟。他這樣說的時候，一般都是我們已經上床了，有人會突然罵上一句：操！但是，孫不言並不停下來，也不會問罵誰，他從來不挑起事端，隻挑起話題。孫不言會繼續說下去，說好女人一定要在床上好，就像他的女朋友。好像他的女朋友非常寵愛他，他每個晚上跟她做愛，然後含著她的乳房入睡。
“我”的多餘人角色一覽無餘，最後當然也一事無成。娜彧的小說寫到這個層麵，可以說對人物而言世間已沒有秘密，但是，一個巨大的隱秘卻構成了所有人的難題：他們難以逾越的精神障礙究竟是什麼？他們為什麼屢屢受挫，為什麼一直難以收獲希望？
於是，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另一個問題：關於“精神黑洞”的講述者。不是因為小說被普遍認為是作者的自敘傳，我們就指認娜彧小說中的人物等同於她自己，但我們可以說她的小說就是她某一時期的精神自傳，這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娜彧作為小說的講述者，她表達的還是她以及她所理解的一代人的精神困境。
大約近十年前，胡學文寫完《命案高懸》後，談到自己的這部作品時說：鄉村這個詞一度與貧困聯係在一起。今天，它已發生了細微卻堅硬的變化。貧依然存在，但已退到次要位置，困則顯得尤為突出。困惑、困苦、困難。盡你的想象，不管窮到什麼程度，總能適應，這種適應能力似乎與生俱來。麵對困則沒有抵禦與適應能力，所以困是可怕的，在困麵前，鄉村茫然而無序。
胡學文在這裏談論的是當代鄉村的困境，既有生存困境也有精神困境，他的所指是非常具體的。但娜彧講述的對象不在這個層麵上，她的人物基本沒有生存方麵的困擾，即便有些為難也是一時的。他們更多的時候應該是衣食無憂甚至非常優越。但是他們都不快樂，在精神或心靈世界都遭遇了巨大的困惑。他們難以在生活中獲得自我確認，於他們相關的唯一故事就是身體敘事。這當然是一個非常符號化的表達，如果將他們的身體敘事置換為其他行為方式，他們在精神領域仍然難以獲得自我救贖。娜彧表達的這一精神狀況是存在的，她雖然不似80年代劉索拉、徐星、劉西鴻等作家表達得那樣激烈，那樣具有反抗性，是因為80年代的現代派文學還有反抗、鬥爭的對象。而到了娜彧的時代，他們甚至連反抗的對象都難以確認，沒有人知道這個困境是怎樣造成的，因為他們今天處在一個“無物之陣”。正是這個“無物之陣”形成了今天巨大的“精神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