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濟醫院希望患者參與到醫治過程中來，讓他們感覺到廣濟醫院是公平負責，而且能滿足他們各方麵需求的。廣濟醫院希望給患者提供有效的渠道來反映他們的擔憂和質疑。為此，廣濟醫院特別在醫院中設立了許多傳道士，這些傳道士擔任著醫生的助手、翻譯、問詢員等多種角色。通常他們和患者之間會有一個更好的關係，患者更容易沒有顧忌地把自己的疑惑和不滿告訴他們。通過他們反映給醫生，或者是上一級的領導。別一方麵，他們也會更詳細地把醫囑解說給患者聽，因為他們的漢語水平往往比外籍醫生好，所以他們對患者的鼓勵和引導更容易產生好的效果。老廣濟醫院的導診服務非常有特色。有許多的神職人員兼職做義務谘詢導診員，他們會用流利的漢語幫助患者與醫生溝通，也將老人、病重、殘疾和行動不便者護送到位，還會在就診掛號的等候時間中與患者進行交流。同時，這些導診員會征得患者同意後，留下患者的家庭住址，在其出院之後進行走訪。從其神職工作的角度來看，他們會繼續對這些患者進行更深一步的精神開導；然而從醫院的角度來說，卻是提供了病例跟蹤與後期的恢複狀況的反饋。這既能幫助醫院對醫務水平進行考核和總結，也有利於醫院樹立良好的醫後服務與親民形象。這些神職人員還有一個巨大的貢獻就是躬親示範，向醫護人員展示其非功利的服務精神，就在這種潛移默化的實踐中，將廣濟的核心價值觀建立在一個非功利的世界觀之上。
在這張照片中你可以看到當時義務谘詢導診員在服務就診者
梅藤更非常看重這些傳道士，他幾乎每次出診都帶一位傳道士做助手，他認為傳道士能夠改善醫患的關係，並讓患者明確自己的權利與義務。為此，他願意付給這些傳道士很多捐款，雖然他們的服務大多是義務的，但廣濟醫院在幫助這些傳教士的工作生活時常常慷慨解囊。正如梅奧弟兄與聖瑪麗醫院修女們的合作締造了“梅奧診所”這樣一個偉大的品牌一樣，梅藤更邀傳道士們參與到廣濟醫院中來，無疑對廣濟醫院的發展大有益處。雖然廣濟醫院引入了西醫“醫院”這個封閉的空間，但它也一直保持著上門醫療的傳統。在患者家中，醫生和患者之間的關係非常融洽，一對一的交流顯得特別自然，久而久之，醫生能夠極其詳細地了解病人的病史，並且在病人的日常起居中與他們產生了不可隔斷的親情關係。
在廣濟醫院，洋醫生可以花上半個小時耐心傾聽一位杭州大嫂敘述自己的病史，並且從中得出對潛在問題的幾種推斷，根據這些推斷，醫生對她進行針對性的診斷，然後得出結果。但最重要的是，醫生要用患者能理解的方式將這一切完美地傳遞出來，達到撫慰患者緊張與恐懼情緒的效果。所以梅藤更要求廣濟醫院的醫生能夠熟練使用漢語並且善於和患者溝通。他希望醫生的診療是帶著人情味的，能將西醫的精準與中醫的整體觀結合在一起，將治病與治人聯係在一起。令梅藤更欣慰的是，廣濟醫院醫護人員高度的自願精神和奉獻精神使得他們很快便能達到梅藤更的要求。進入廣濟醫院不久之後，這些洋醫生的評估方式、引導方式、傳遞信息的方式都不會遜色於中國醫生。舉以下的例子：
基督教杭州青年會的創辦人鮑乃德的女兒鮑金美在《杭州·我的家》一書中如此回憶梅藤更（當時三四歲的她誤吃了許多野果子，梅藤更應邀來到她家出診）：
梅藤更醫生（留著胡子，看上去總像一位著便裝的快樂聖誕老人）凝視著她遞過去的白色小果實。
“這是否說明它有毒？”母親急切地問。
梅藤更沒有回答，卻問道：“她吃了有多久？”
得到母親的回答後，梅藤更說：“現在把她送到醫院清胃，已經太晚了。但情況也許不那麼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