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近代歐洲文學發展概論
近代歐洲文學概述
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歐洲，不但在曆史上是一個偉大的轉變時期，而且也是文學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古典主義流行了200年之久，已處於衰亡階段。浪漫主義文學得到了輝煌的發展，它席卷全歐，並且在一些國家發展成為強大的文藝運動。
但是，浪漫主義文學並不是這一時期唯一的文學。在18世紀曾經取得巨大成就的英國現實主義小說，經曆該世紀後期的低潮之後，現在又有了新的發展。吉恩·奧斯汀（1775~1817）描寫英國鄉間日常生活的《傲慢與偏見》、《愛瑪》等作品，在英語國家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奧斯汀的創作在英國18世紀小說和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之間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在19世紀20年代，正當浪漫主義在法國方興未艾之際，斯湯達提出了實質上是現實主義的文學主張，並且在自己的創作中加以體現。在俄國，大詩人普希金也在20年代中期由浪漫主義轉向現實主義。
盡管存在著這樣一些複雜的情況，在19世紀初期的歐洲文學中，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浪漫主義。浪漫主義文學的興起是由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歐洲的社會政治狀況決定的。1789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封建專製政權，建立了資產階級的統治。這次革命影響巨大，意義深遠，它震撼了整個歐洲的封建統治，許多國家掀起了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但是，在保衛和鞏固這次革命成果的過程中，曾出現極其複雜的形勢，經曆了一場革命與反革命、複辟與反複辟的長期鬥爭。法國大革命後出現的動蕩、混亂、災難的局麵，完全不是人們所期望的。偉大的啟蒙學者們所預言的那個理想社會根本沒有出現。貧富對立變得更加尖銳，階級壓迫更加殘酷，資產階級的惡德敗行以最醜惡的形式表現出來。法國革命後的現實宣告了啟蒙運動理想的破滅，在廣大社會階層中引起了一種普遍的失望情緒，浪漫主義正是這種失望情緒在文學上的反映。
德國古典哲學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也對浪漫主義文藝思潮的興起產生了影響。當時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的哲學十分流行。他們誇大主觀的作用，強調天才、靈感和人的精神力量，把“自我”提到高於一切的地位。德國古典哲學對於浪漫主義文學強調主觀精神和個人主義的傾向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另外，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等人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在這個時期流傳甚廣，他們尖銳地批判了資本主義製度，幻想消滅階級對立，企圖通過空想的計劃實現全人類的解放。空想社會主義反映了當時尚未成熟的無產階級對現存社會製度的失望和抗議，以及建立使他們真正取得解放的理想社會的願望。他們的理論是不成熟的，但他們的思想對浪漫主義文藝思潮產生了很大影響。
浪漫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吸收了以前文學的一些經驗。18世紀英國感傷主義文學對浪漫主義思潮的產生和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盧梭對個性解放和感情自由的宣揚，對想象的崇尚，以及返回自然的主張，對浪漫主義思潮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浪漫主義是在對古典主義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浪漫主義者反對古典主義的理性教條的束縛，強調創作自由，強調情感和想象在創作中的作用。
作為一個有著共同的社會曆史背景和哲學思想基礎的文藝思潮，浪漫主義文學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點。浪漫主義作家強烈地不滿庸俗醜陋的現實，而對一切非凡的事物有強烈的興趣。他們不會如實地描寫現實生活，而偏愛表現主觀的理想。浪漫主義者反對古典主義枯燥而冰冷的“理性”，而著重抒發個人的感受和體驗。他們的作品有著鮮明的感情色彩。浪漫主義作家對大自然有強烈的愛，雄偉奇異的大自然或遠方異域往往是他們寄托自由理想之所在。他們筆下的那些非凡人物往往出沒在大自然中間或奇異的環境裏。浪漫主義作家對中世紀帶有神秘色彩的曆史和豐富多彩的民間傳說、民歌、民謠極感興趣。很多浪漫主義作家是民間故事傳說的搜集者，更多的人對民間文學進行加工，利用民間文學的題材進行創作。對民間文學的重視反映了浪漫主義作家的民主傾向。浪漫主義者反對古典主義的因襲陳規、壓製個性，而追求個性解放和絕對的創作自由，在藝術創作上否定任何規則。
遵循這一觀點，他們在創作中采用形式多樣、具有強烈感情色彩的體裁，如抒情詩，抒情敘事詩，以神話傳說為題材的戲劇和曆史劇等。在表現手法上，浪漫主義作家喜愛用誇張和對比的手法，以期達到形象鮮明、給人以強烈印象的效果。浪漫主義作家喜歡運用華麗的詞藻，作品中充滿生動豐富的比喻。這種語言風格同作品中非凡的人物和環境正相適應。但某些浪漫主義作家過分追求詞藻的華美，結果顯得矯揉造作蒼白乏力。
由於各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社會狀況、文化曆史傳統的不同，各國浪漫主義文學發展的狀況也不可能完全相同。而且，各國浪漫主義作家的思想傾向和風格特點也各自不同。在動蕩不定的社會條件下，作家本人的思想也不斷地起著變化。在浪漫主義作家內部，基於思想認識的不同有時也發生矛盾和鬥爭。這種情況說明，浪漫主義作家是千差萬別的，他們僅僅是屬於同一個思潮，而不是屬於同一個流派。
18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資產階級在同封建勢力鬥爭中，取得重大勝利，同時無產階級作為一支新的政治力量登上曆史舞台。
這一時期，歐洲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錯綜複雜，各國所走的道路也各有特點，但一切都和資本主義不同程度的發展有關。發達的國家已經確立了資產階級的金錢統治，在落後的國家，金錢關係也開始滲透到封建社會內部，這就更加激化了已經相當尖銳的社會矛盾。不僅勞動群眾更加貧困和無權，中小資產階級也大批破產，或麵臨著破產的威脅。貴族對於已經或即將來到的資本主義懷著極大的恐懼和仇恨，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進一步暴露，封建社會瓦解的加速，對一些作家產生深刻的影響。他們置身於這個矛盾重重的社會裏，作為自己階級的自覺或不自覺的代言人，他們揭示資產者帶來的新秩序或封建社會的舊生活，鞭撻黑暗醜惡的現象，探求擺脫社會現狀的種種可能。
法國的司湯達、巴爾紮克，英國的狄更斯和俄國的普希金、果戈理最先表現了這種新的創作傾向，形成一種文學潮流，後來被稱作批判現實主義。在西歐，批判現實主義是資產階級勝利和鞏固時期出現的文學現象；就俄國說，則是資本主義逐步興起，封建製度開始走向潰滅時期的產物。
批判現實主義的形成和發展，也同歐洲19世紀上半期的哲學和科學有著密切關係。黑格爾的辯證法、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孔德的實證主義，自然科學方麵的新成就和實驗科學的流行，以及法國複辟時期資產階級曆史學家基佐等的曆史觀，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一些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啟發他們探求表現現實的新方法。
歐洲文學史上的現實主義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羅馬，但18世紀英國小說、法國啟蒙運動文學和俄國諷刺文學等，則是批判現實主義在藝術方法上的直接先驅。從反映現實的基本方法說，批判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是頗不相同的，但批判現實主義也借鑒了19世紀浪漫主義的藝術經驗，如浪漫主義者表現曆史題材時注重風俗畫麵的描繪，他們在心理描寫上的某些技巧等等。
這一時期歐洲批判現實主義的發展經曆了兩個階段。30、40年代，法國和英國出現了巴爾紮克、狄更斯，俄國出現了果戈理。50、60年代，西歐批判現實主義者雖然創作了一些進步作品，但他們的批判力量已有所削弱，改良主義思想和悲觀情緒更加嚴重，自然主義傾向日益明顯。而在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卻有很大發展，出現了屠格涅夫、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托爾斯泰。
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政治態度不盡相同。就他們的主要傾向而言，有的站在自由主義貴族立場，有的代表資產階級民主派或小資產階級的利益，有的從革命民主主義的觀點出發，反映了當時農民的某些情緒和要求。
一般說來，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受到啟蒙思想、空想社會主義和基督教博愛思想的影響，他們的世界觀的核心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他們從各自的階級利益出發，對資本主義和封建社會冷酷的現實，尤其是資產階級金錢統治，提出指責，對社會下層的貧困生活表示同情。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塑造了出色的社會的反麵典型，如保守頑固的貴族、窮凶極惡的地主、冷酷無情的資本家、貪婪的高利貸者、守財奴、自由主義偽君子、個人野心家和庸俗的小市民等。
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描繪了法國社會許多階層的生活和風貌，寫下了資產階級醜惡的發家史。狄更斯的作品批判了英國資產階級政治、教育和偽善的慈善機關等等。在俄國，專製農奴製進入最腐朽反動的階段，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廣大人民身受雙重剝削和壓迫，階級鬥爭尖銳異常。果戈理、屠格涅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創作反映了俄國的社會麵貌。馬克思、恩格斯讚揚過巴爾紮克、狄更斯以及一些俄國作家，認為他們比當時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曆史學家和經濟學家提供的社會資料要豐富得多。
批判現實主義是封建製度潰滅、資產階級上升和走向衰落過程的珍貴的藝術文獻。它對於封建社會的腐朽生活的指責，對於資本主義及其上層建築的揭露和批判，在曆史上具有一定的進步作用。
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也有著不可克服的曆史的和階級的局限。他們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是不全麵的，大部分作家隻描寫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以及中小資產階級同大資產階級、貴族的矛盾。這種矛盾在作品中往往是借助個人同社會的衝突表現出來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被渲染成時代的“英雄”。勞動群眾反抗剝削者的鬥爭沒有得到反映，有的作家即使涉及這個題材，也隻是作了零星、局部的描寫，甚至加以歪曲。作家對勞動人民往往止於憐憫同情，工人和農民大都被表現為消極的受難者。
批判現實主義在揭發社會罪惡時，往往通過倫理道德的途徑來解決問題，即便提出一些社會改革方案，也大都未觸及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不能給社會指明真正的出路。西歐或俄國的多數作家，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了改良主義思想，並由於或多或少地意識到社會改良的不可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彷徨悲觀情緒。
俄國革命民主主義作家雖然強調用革命手段摧毀沙皇製度，但他們對未來的設想是空幻的，看不見通向“理想世界”的具體道路，因而他們的樂觀精神也隻能給人以空泛的印象。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宣揚的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他們塑造的正麵人物多數是脫離人民的個人主義“英雄”、懺悔的貴族、“改好了的”資產者、好心腸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社會上的“多餘的人”，以及溫和馴良的“小人物”等。
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在本時期的文學中雖占主要地位，但在法國和俄國，浪漫主義文學仍繼續發展。法國積極浪漫主義作家雨果的作品中現實主義成分有所增強。消極浪漫主義詩人拉馬丁的作品仍有較大影響。俄國的萊蒙托夫寫了許多浪漫主義詩歌，但也創作了批判現實主義的小說。在德國，青年時代一度傾向於浪漫主義的詩人海涅，隨著德國革命的發展，創作中的批判精神增強，寫出了一些優秀的政治詩。
隨著工人運動的開展，無產階級強烈要求運用文學來表現並鼓舞自己，產生了光輝的英國憲章派文學。無產階級文學表達了廣大勞動群眾的要求，充滿了向剝削製度堅決鬥爭的革命精神，具有強大的政治鼓動力，但還未能擺脫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在藝術上也不夠成熟。然而這是一個偉大的開端。馬克思、恩格斯對海涅、瓊斯、維爾特等人的思想和創作有過很大影響。40年代末，在歐洲各國民主運動中產生了一些來自人民群眾的革命歌謠，它們在本時期的文學中也放出了光彩。
在中歐、東南歐的民主、民族解放運動中，許多國家的文學都有較大發展，產生了裴多菲這樣重要的作家，他們利用文學這一武器來反封建、反民族壓迫，對這些國家的革命作出了貢獻。他們的不少作品在當時的歐洲流傳，後來又受到一些被壓迫民族的歡迎。近代英國文學
18世紀前期，文學崇尚古典主義，代表人物是詩人蒲柏。笛福的小說《魯濱遜漂流記》、斯威夫特的故事《格列佛遊記》、理查遜的書信體小說《克拉麗莎》、菲爾丁的小說《棄嬰托姆·瓊斯的故事》都是這時的傑作。
18世紀後期，感傷主義文學產生，楊格、格雷是感傷主義代表詩人。農民詩人彭斯則吟唱著愛情，吟唱著自由、平等、博愛。18世紀末，還出了渲染神秘恐怖的“哥特小說”。
19世紀首先是浪漫主義文學的繁榮。在19世紀頭30年裏，英國的浪漫主義文學是歐洲成就最高的文學，對歐洲其他國家的文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最早的浪漫主義文學家是“湖畔派”詩人華茲華斯（1770~1850）、柯勒律治（1772~1834）和騷塞（1774~1843）。他們的詩歌厭惡資本主義文明，否定技術進步，主張倒退，妄圖用中世紀宗法製生活方式抵製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但是他們不像感傷主義者那樣用空洞的情感去替代現實，他們的全部詩作的基本主題是在個人的感受中，厭惡工業革命以來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種種社會醜惡，向往大自然的山川秀色，試圖在大自然中尋找理想和人生的最後歸宿。
華茲華斯在1800年出版的《抒情歌謠集·序言》中斷然主張，文學家的使命是要在對日常生活和平常事件的真實反映中尋覓人類的天性，因為隻有在“微賤的田園生活裏”，“我們的各種基本情感才共同處於一種更單純的狀態之下”，“人們的熱情是與自然之美的永久的形式合而為一的”。他的小詩《詠水仙》展現了一幅與資本主義城市文明截然不同的恬靜快樂的畫麵，表現出的是人要在大自然中尋找理想，尋找人性最後歸宿的情懷。他的《丁登寺》、《致布穀鳥》、《致蝴蝶》、《麻雀窩》等名篇歌頌了兒童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沒有受過工業文明汙染的完美人性，顯現了他創作主題的一個重要特征：在對大自然的肯定中來探討人的本質複歸問題。盡管華茲華斯及柯勒律治、騷塞等作家消極避世，逃避現實，但他們畢竟給處在初期物化現象中的人的自由的複歸開出了一劑藥方。這也是19世紀初期英國許多作家的創作主題和藝術表達的基本傾向。
第二代詩人拜倫和雪萊則把英國浪漫主義文學推向了高峰。雪萊（1792~1822）與湖畔派詩人的風格截然不同，他的創作朝氣蓬勃，就連馬克思、恩格斯都對他作過極高的評價，一直是文學史家們公認的“積極的”浪漫主義詩人。但是在他的思想深處及作品的主題中，依然有很多與華茲華斯等人的創作相似的東西。如對醜惡現實的不滿與反叛，就始終是激勵他創作的主要動力。不過他不像華茲華斯那樣，一味歌頌大自然，認為隻有大自然才是人的自由本質得以回歸或實現的淨土。作為一個戰鬥的詩人，他認為理想的實現更依賴於這個社會本身的解放。
在《麥布女王》、《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等作品中，雪萊描寫了在暴君統治下，人成為“非人”的悲慘情景後，熱情洋溢地展示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美好圖畫。雪萊與華茲華斯等人的創作，表現出了工業革命以來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基本特征：作家們用美化了的大自然或幻想出來的理想世界同現實的醜惡相對比，在對現存製度和生活方式的批判中體現著人類複歸自由本質的努力。但是，因當時物質生產水平相對較低，人被物化的程度還遠未達到像19世紀末那樣嚴重的程度，所以，華茲華斯、雪萊等人隻是感到了社會的不合理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自由的喪失，並不知道人究竟被異化成了什麼，現實還沒有給他們提供具體的答案。他們的對策也隻能是用一個理想社會的幻影來為人的自由的複歸提供一個不可能實現的方案。
抒情詩人濟慈和曆史小說家司各特也是英國浪漫主義運動中的風雲人物。約翰·濟慈（1795~1821）在長詩《伊莎貝拉》裏，借助於中世紀的題材批判資本主義的罪惡；在《夜鶯頌》、《秋頌》等著名詩篇中描寫大自然美景，抒發著自己追求人生真理的激情。他對大自然的感受極為敏銳細致，加之信念真誠，所以他的詩歌感染力極大。瓦爾特·司各特（1771~1832）在代表作《艾凡赫》以及《肯尼沃爾思》、《昆丁·達沃德》中反映了重大的曆史事件，揭露了尖銳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並使農民和其他被壓迫者成為小說的中心人物。他開創了歐洲曆史小說創作的先河。
19世紀30~70年代，英國工業資本主義通過一係列社會改革法案，取代了商業金融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的地位，在經濟上、政治上取得絕對優勢。30年代初，資本主義剝削更為殘酷，廣大勞動人民生活極端貧困，勞資矛盾已逐漸成為社會主要矛盾。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工人運動發展為全國性的憲章運動。50、60年代，英國資產階級在國外殖民地進行大規模的血腥掠奪，國內經濟呈現表麵繁榮，統治階級實施改良以緩和階級矛盾；英國工人運動受到工聯主義的嚴重影響，處於低潮。
這一時期，各種為資本主義剝削辯護的反動思潮十分猖獗。馬爾薩斯（1766~1834）的《人口論》形成於工業革命初期，它把社會貧困的原因歸於人口的增長，以掩蓋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
19世紀中葉代表工業資本家利益的曼徹斯特政治經濟學派就曾利用過它。他們自己又建立了一套自由貿易、自由競爭的學說，旨在追求無限製的利潤。在哲學領域中盛行的是以邊沁（1748~1832）和穆勒（1806~1873）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功利主義。他們雖然宣稱社會道德的依據應該是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但他們所謂的大多數人是指剝削階級而言，他們斷定人類行為的根本動力是利己主義，並且認為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道德是合理的。
卡萊爾（1795~1881）批評了馬爾薩斯和曼徹斯特政治經濟學派，揭發了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金錢崇拜”和偽善，但他要求像中古那樣建立宗教信仰，由工業資產階級那類“卓越的人物”來組織勞動，克服資本主義社會的混亂。改良主義從19世紀30、40年代以來一直在英國流行，嚴重地影響了英國工人運動的開展。
在憲章運動中產生了憲章運動文學，這是無產階級文學在英國文學史以至世界文學史上第1次出現。
這一時期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產生了狄更斯、薩克雷、夏洛蒂·勃朗台和蓋斯凱爾夫人等作家，馬克思稱他們為“出色的一派小說家”，並說他們揭示了許多“政治的和社會的真理”。
他們的作品反映了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後的英國社會生活。他們大都經曆過憲章運動或受到這一運動的影響。個別作家觸及當時社會中的勞資矛盾，以同情的態度描寫了勞動群眾的貧困生活，但他們的作品帶有濃厚的感傷色彩，從人道主義思想出發，提出改良的措施，來緩和階級矛盾。他們對社會的批判主要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的要求，主要題材是小資產階級個人奮鬥的曆史，正麵人物幾乎都是“小人物”，如小市民、小手工業者、小商人、破落貴族的子弟、貧苦的家庭教師等。
在藝術手法上，英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繼承了18世紀現實主義和感傷主義小說的傳統，特別表現在情節結構和人物描寫方麵，但也有很大的革新。在50、60年代，英國多數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後期作品表現了和資產階級統治妥協的傾向，改良主義和悲觀絕望的情緒都有所增強。
憲章運動文學是在30、40年代工人運動高漲的條件下產生的。英國工人階級為了爭取政治權利，於1838年以“人民憲章”的形式向議會提出有關普選的要求，遭到議會拒絕，於是在全國各地發起廣泛的群眾運動。憲章運動經曆了兩個階段。
40年代以前，工人運動和資產階級激進派聯合行動，憲章是他們的共同要求。從40年代起，工人階級除了堅持憲章的內容外，並獨立提出了自己的經濟和政治要求，和資產階級激進派分手。1847和1848年，憲章運動達到新的高潮。但由於運動內部分裂、資產階級的收買和鎮壓、改良主義思想的滋長，憲章運動走向衰落。列寧認為憲章運動是“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
憲章運動文學的形成也有著它的文化基礎。40年代中葉，英國工人階級開始舉辦自己的文化教育事業。
早在1837年，憲章派就創辦了通俗報刊《極星》，經常刊載工人詩歌。詩人大都是來自各工業區的工人和活動家，出現了一批有名的作家如瓊斯、林頓（1812~1897）、惠勒（1811~1867）和麥西（1828~1907）等。憲章運動詩歌一般都寫得短小精悍，有鼓動力，適合於集體歌唱。從這些短歌的形式上可以看出工人階級的歌手很熟悉拜倫和雪萊的政治詩，但它們和積極浪漫主義詩歌不同，是從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出發，號召工人兄弟為爭取自己的權利起來鬥爭，具有明確具體的政治目標。
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曾引用憲章運動詩人愛德華·米德寫的《蒸汽工》（1843年）一詩，並說“它正確地表達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緒”，揭露了“比舊的農奴製更壞的”、“偽善的、隱蔽的奴隸製”，批判這種奴隸製口頭上承認自由權，而實際上把工人當作“白奴”。恩格斯親自把這首詩譯成了德文。又如在《繪歇勞浦郡的憲章派》（1843年）一詩中，憲章運動詩人明確指出了鬥爭的目標，是推翻掠奪工人的專製暴君和為大資產階級服務的政黨。這首詩氣勢雄壯，一開始這樣寫道：
舉起憲章的旗幟登上高崗，
把它插上星金山的峰頂，
讓它的口號驕傲地飄蕩，
和專製暴君說一個分明。
也有一些詩歌是歡呼人民憲章、歡呼人民政治運動的光明前途的，如《向人民憲章九呼萬歲》（1842年）、《一首頌歌》（1843年）、《自由的呼聲》（1842年）等。
憲章運動詩歌是為教育和組織群眾而寫的，往往表現熾熱的群眾場麵，如描寫去倫敦請願的歌曲。有的詩歌向群眾揭露階級敵人，如指責輝格黨虛偽的改革措施的《一首新的憲章派之歌》（1841年）；有的揭發“反穀物法聯盟”妄圖用自己的口號來偷換“人民憲章”的陰謀，如《聯盟》（1841年）、《即興》（1843年）；有的則是揭發異己分子，警告同誌們謹防資產階級奸細的破壞活動，如《百萬人之歌》（1842年）。有些詩歌還表現了群眾對領袖和同誌的愛戴和關懷，支援被囚禁的同誌或紀念被害者，激勵士氣，號召再接再厲的鬥爭，如《福洛斯特》（1840年）、《獻給憲章主義的十四行詩》（1840年）、《獻給死難的謝爾》（1840年）等。
憲章運動詩歌對統治階級剝削的揭發比之資產階級民主派詩歌更接近於本質，更深刻有力，表現了對剝削者的輕蔑和仇恨，如《怎樣作一個大老爺》（1840年）、《貴族是什麼東西》（1842年）、《托利老爺》（1842年）等。
《貴族是什麼東西》一詩用一連串生動、樸素的比喻，揭露了剝削者不勞而獲的寄生性和他們對人民的禍害。詩中把貴族稱為“一件在寶座旁陳列的古董，一塊有生命的汙泥”，“一隻雄蜂”，“民族的災害，靠公款吃飯的乞丐”，表麵上像“一隻華麗的蝴蝶”，其實是“國家的毛蟲”。
憲章運動詩歌表現了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如歌頌愛爾蘭革命英雄的《愛國者之墓》（1843年）、鼓勵美國民主派反奴隸製鬥爭的《給美國詩人》（1844年）、號召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鬥爭的《給各國工人階級》（1840年）等。
憲章運動作家也寫文學評論。40年代初，蘇格蘭憲章派主辦的《憲章通報》和其他刊物已經評論過彌爾頓、彭斯、拜倫、雪萊、狄更斯等人作品的進步思想和社會意義。這些論文首先鑒別作品的思想性，但也不忽視藝術性。英國消極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逝世時，憲章派評論家寫了短文稱他為“貴族統治下領薪俸的奴隸，君主政體供養下的寄生物，”並說絕大多數同胞不曾為他的死灑下眼淚。在題名《詩人的政治觀點》（1840年）的一係列文章中，評論者認為“最真誠的詩人都是最熱烈的政治家”，駁斥了政治對藝術有害的論點。近代德國文學
18世紀市民文學開始進入繁榮時期，同時在英、法等國的影響下，德國興起了啟蒙運動，其代表人物為萊辛，從此德國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學。70年代又產生狂飆突進運動，它是啟蒙運動的繼續和發展，具有強烈的反封建反專製的傾向。青年歌德和席勒均是這一運動的傑出代表。
法國大革命後，德國產生了浪漫派文學及以歌德和席勒合作為代表的古典文學。它們在思想意識及創作風格上存在著極大的差異，但它們均反映了對德國現狀的不滿情緒。歌德和席勒合作的10年（1794~1805），在德國文學史上被稱為文學的“古典時期”。
19世紀初葉，德國政治分裂、經濟落後的情況仍然沒有改變。在貧窮落後的德國，哲學家和詩人隻能在精神世界中創造資產階級的理想圖像，例如康德、費希特、黑格爾、謝林的唯心主義哲學，歌德、席勒的“古典”主義文學和一些浪漫主義者的夢幻，以及貝多芬的音樂等，基本上都是這樣。
這一時期的哲學和文學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康德企圖調和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這兩種互相敵對的世界觀，在他承認客觀世界的存在的同時，又宣稱這個客觀世界是不能認識的，可能認識的隻是現象世界。康德的主觀唯心主義以及他對天才、自由、藝術即遊戲之類的概念的闡述，替浪漫主義運動奠定了哲學基礎。他把藝術和審美活動看作自然界的必然王國和精神界的自由王國二者之間的橋梁，這一思想對德國“古典”主義文學也起了影響。
席勒在《審美教育書簡》裏曾對此加以發揮。費希特擯棄了康德的理論，把“非我”看作“自我”的創造性活動的產物，他的極端主觀唯心主義哲學也成為浪漫主義的理論依據。黑格爾則集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之大成，認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絕對理念的“另一體”或自身發展的結果，他發揚了康德以來德國哲學的辯證思想，在哲學和藝術理論中都建立了曆史發展觀念。謝林則宣揚自然和精神、客體和主體在“絕對”中的統一。他說，自然是看得見的精神，精神是看不見的自然。這種哲學對浪漫主義運動有很大影響。
德國“古典”主義文學不同於17世紀法國古典主義文學，更不同於德國啟蒙文學初期高特舍特所倡導的對法國古典文學形式的模仿。它是在德國的特殊曆史條件下產生的。
18世紀80年代，歌德和席勒先後脫離了狂飆突進時期，在法國革命前後動蕩不安的年代裏，逐漸形成了他們的“古典”主義文藝思想。他們認為人類曆史在不斷發展，日益接近所謂人道主義的理想，他們企圖培養完整的、和諧的人。他們的人道主義理想承襲了文藝複興時期人文主義的傳統，但是削弱了後者的反宗教、反封建的內容，而提倡以寬容和妥協來解決情感和理智、自由和法則、個人和社會的矛盾。他們在創作方法上強調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相結合；在藝術上要求形式完整、語言純潔。他們接受了溫克爾曼用以概括希臘藝術特點的“高貴的單純和寧靜的偉大”的看法，把希臘藝術作為典範，同時也從民間文學裏吸取養分。但他們回避革命，不想通過社會和政治的變革來改造人，隻想用抽象的理想來教育人，甚至企圖在“和諧”中維持舊的社會秩序。這種建立在曆史唯心主義基礎上的理想是不可能實現的。實際上，他們所謂的“人類”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人，所追求的自我完成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一種表現。
德國“古典”主義文學雖然反映出德國資產階級的弱點，但它的思想內容基本上是積極的、向前看的，它在藝術上有很大的成就。與此相反，德國浪漫主義文學大多數是消極的、向後看的，甚至是病態的。德國浪漫主義運動開始於18世紀90年代，結束於19世紀30年代。
當“古典”主義主要隻能由歌德和席勒這兩個名字來代表時，浪漫主義則擁有大量的作家和詩人。早期的浪漫主義者除諾瓦利斯出身貴族外，史雷格爾兄弟、蒂克等都是出身於小資產階級，對法國革命曾一度表示歡迎，隨後由於對法國革命暴力的恐懼和厭惡，才否定現實，向後退卻。他們緬懷過去，歌頌封建的、教會的中古時代。他們標榜要創造一種“新”的文藝，實際上這是一種反動的文藝。他們繼承了狂飆突進運動崇尚情感、不受理性約束的方麵。卻喪失了狂飆突進文學中那種戰鬥的、反封建的精神。在藝術上，同啟蒙時期文學相反，他們混淆文學藝術種類的界限；同“古典”主義文學相反，他們的作品形式是散漫的，語言是模糊的，甚至是怪誕的。他們寫出大量作品，藝術上的成就卻很有限，政治上則越來越趨向反動，標誌著資產階級向封建貴族投降。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已經是19世紀末期資產階級頹廢文學的“先驅”了。
在拿破侖占領德國的時期，德國人民民族意識覺醒，愛國情緒高漲，湧現出一些愛國詩人如恩斯特·莫裏茨·阿恩特（1769~1860）、台奧多爾·克爾納爾（1791~1813）等，他們號召人民行動起來，反抗法國侵略，他們的思想中含有狹隘的民族主義成分。
時勢所趨，一些較晚的浪漫主義者在他們創作辭藻華麗、充滿懷古情調的作品的同時，也不能不考慮到祖國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他們中間，有人寫出愛國詩歌，有人挖掘中古時代的文學遺產，有人搜集和整理了民間童話和民歌。也有個別作家在反對市儈習氣、揭露社會不合理現象的作品中顯示出現實主義的因素。此外，浪漫主義者在翻譯介紹外國文學方麵也有過卓越的成績。這可以說是德國浪漫主義文學對德國文學做出的帶有積極性的貢獻。
維也納會議以後，德國封建勢力非常猖獗，浪漫主義文學內容更為空虛，不少的浪漫主義者美化封建貴族和天主教教會，給腐朽的封建製度穿上妖冶的服裝，他們成為反動統治者的文化助手。
這期間老年的歌德卻密切注意歐洲先進國家的進步事物，繼續進行創作。他反對文學中一切神秘的、宗教的、蒙昧主義的傾向，不斷地批判浪漫主義脫離現實和敵視人生。他說，“古典的是健康的，浪漫的是病態的。”但他晚年的作品，無論是內容和形式都不能說純粹是“古典”主義的，其中含有不少積極浪漫主義的成分。
與此同時，青年海涅已經寫出清新生動的抒情詩和尖銳地諷刺德國落後現象的散文，預示德國文學一個新時代將要來臨。他的創作本來是在浪漫主義的影響下開始的，但他後來卻“用鞭笞答謝了老師”。近代法國文學
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興起。啟蒙運動的代表是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盧梭，他們常以哲理小說宣傳啟蒙思想。盧梭主張返回自然，小說《新愛洛綺斯》等表現出浪漫主義先兆。
法國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複辟與反複辟的曲折鬥爭，決定了法國浪漫主義具有更為鮮明的政治色彩。夏多布裏昂和斯塔爾夫人的創作分別代表著法國早期浪漫主義文學的貴族傾向和民主傾向。
弗朗索瓦·勒內·德·夏多布裏昂（1768~1848）的《基督教真諦》（1802年）鼓吹基督教的複興，但對美洲叢林和大草原的奇異風光以及古代廢墟賦予抒情色彩的描寫，成為浪漫主義文學中異國情調和描繪廢墟美的範例。
作為一個沒落貴族思想情緒的體現者，他曾用自己的作品《阿達拉》煞費苦心地論證了基督教、上帝、靈魂不死等等問題，在表現世俗愛情與宗教信仰的矛盾時，誇大宗教的力量，同時他又把這個殉教故事寫得纏綿悱惻，情感動人。
在另一部小說《勒內》裏，他塑造了法國大革命後一代貴族沒落青年的典型——勒內。在勒內身上所表現出的“世紀病”，實際上就是沒落貴族階級孤獨頹唐、悲觀厭世的精神病。“世紀病”也是在法國大革命後所建立的新製度下產生的，是對資本主義製度和現實強烈不滿的產物。
具有民主傾向的斯塔爾夫人（1766~1817）在自己的文論著作《論文學》（1800年）、《論德國》（1813年）中肯定了浪漫主義文學；在書信體小說《黛菲妮》（1802年）中，把批判的矛頭直指封建道德和宗教偏見。阿爾封斯·德·拉馬丁（1790~1869）善寫愛情和自然，他的《沉思集》（1820年）是法國浪漫主義詩歌的開篇之作。
另一位詩人阿爾弗雷·德·維尼（1797~1863）以寫哲理詩著稱。他的《古今詩集》（1826~1837）、《命運集》（1864年）宣揚孤傲堅韌精神，表現出不滿現實、悲天憫人的思想。在他的後期詩作裏，對未來的憧憬處處可見。龔斯當、賽南古、諾蒂埃等作家的小說，都出現了資本主義秩序確立後，人與社會矛盾對立從而要逃向大自然的主題。
雨果是法國新一代浪漫派的領袖。他的《〈克倫威爾〉序言》是浪漫主義向古典主義發起總攻的宣言書；其劇本《歐那尼》的上演成功，標誌著浪漫主義在鬥爭中大獲全勝。他遵循藝術美醜對照原則塑造人物形象，用熱情奔放的語言、瑰麗的想像、誇張的手法來使自己的理想世界與現實中的醜惡相對立。
女作家喬治·桑（1802~1876）從創作婦女問題小說到社會問題小說，再發展到寫田園小說。《康素愛蘿》（1842~1843）在18世紀歐洲黑暗醜陋的現實背景中，塑造了一個不慕虛榮、不畏強暴的女歌唱家形象。《安吉堡的磨》（1845年）反映了作者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魔沼》（1846年）是作家最成功的田園小說，讚美了生活在充滿詩情畫意的農村田園生活裏的善良質樸的農民。
阿爾弗雷·德·繆賽（1810~1857）的詩歌感情真摯，小說《一個世紀兒的懺悔》（1836年）塑造了一個“世紀病”形象沃達夫。
熱拉爾·德·奈瓦爾（1808~1855）的詩歌和小說、大仲馬（1802~1870）的曆史小說均是浪漫主義文學中的佳作。
浪漫主義運動在法國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無論是詩歌還是小說和戲劇，都出現了許多傑作，將歐洲浪漫主義運動推向高峰。
19世紀中期，特別是30和40年代，法國文學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麵。這種繁榮至少體現在二個方麵：
第一，浪漫主義文學和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相互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1830年雨果所寫的戲劇《歐那尼》演出成功，盤踞在法國舞台上達200多年之久的古典主義戲劇從此一蹶不振，取而代之的是表現人的正常激情和對生活真實渴望的浪漫主義戲劇，受到了極大的歡迎。同年，司湯達的《紅與黑》正式出版，標誌著一種完全不同於先前的、批判和揭露現實醜惡的創作方法誕生了。
第二，這一時期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大多都經曆過浪漫主義的創作階段，在他們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透露出浪漫主義文學所特有的激情；而浪漫主義作家因受到批判現實主義日益彰顯的影響，在他們的作品中也加入了對現實黑暗不滿的批判意味。兩者的交相呼應，使法國這一時期文學成為了世界文學園地的一朵奇葩。不過，就時代的先鋒意識而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則無疑是這一時期的主流文學。
法國19世紀30年代的現實主義文學承繼了自文藝複興以來充溢著人文精神的批判意識傳統。從拉伯雷的《巨人傳》中，人們會清楚地體認到作品中所流露出來的對宗教愚昧的批判，以及對社會弊病的針砭。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直接思想淵源是18世紀啟蒙思想家對現實的思考與認識，從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劄》到伏爾泰的《老實人》，從狄德羅的《修女》到盧梭的《新愛洛伊斯》，我們都可以看出啟蒙思想家對不合理社會現實的指責和控訴。法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們要做的工作是將這種批判建立在更廣泛的領域中，表現得更為激烈，觀察得更為細微。
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前期代表作家主要是司湯達、梅裏美和巴爾紮克。他們創作的共同特點是都受到了浪漫主義文學的影響，如巴爾紮克還親自參加了標誌著法國浪漫主義戲劇登上法國劇壇的“歐那尼”決戰。因此在他們的作品中都存在著強烈的激情，故事情節多帶有較強的戲劇性。但是這3個作家在創作中卻又具有各自鮮明的特色，在以文學為武器批判法國社會弊端的前提下，司湯達多從政治角度介入生活，巴爾紮克多從經濟角度介入生活，而梅裏美則多從倫理道德和人性角度介入生活。近代意大利文學
18世紀下半葉，意大利啟蒙主義文學興起，最有成就的是創立了“風俗喜劇”的哥爾多尼。文藝理論方麵的貢獻是標維柯的《新科學》。
19世紀初，民族複興運動對意大利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意大利浪漫主義是這一運動在文學上的產物和反映。浪漫主義者強調文學同時代精神和社會生活的聯係，采用詩歌、曆史劇、曆史小說等體裁，謳歌愛國主義，維護民族尊嚴，抒發人民渴望獨立和自由的崇高理想，詛咒民族壓迫和封建專製，發揮了重要的社會作用。同時，浪漫主義文學也反映出民族複興運動的弱點和領導運動的資產階級政治上、經濟上的軟弱性。不少作家脫離和輕視人民群眾，受基督教思想的影響較深，他們在作品中大都隻是提出民族問題，而回避社會問題；一些作家在革命低潮時期悲觀動搖，有的甚至公開反對革命。
從50年代末葉起，民族複興運動進入更廣泛、深入的時期。以馬誌尼、加裏波第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派，主張推翻國內外封建主的統治，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大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則主張在獨立、統一的基礎上建立薩伏依王朝領導下的君主立憲政權。由於無產階級力量弱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鬥爭關鍵時刻動搖妥協，大資產階級竊取了民族複興運動的勝利果實。
這樣，反映民族複興運動理想的浪漫主義文學就日益失去現實意義，趨向衰落。廣大中下階層不滿現狀、迫切要求繼續進行社會變革的思想，在文學裏得到了反映。近代葡萄牙文學
18世紀中葉，葡萄牙政府進行了一係列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使啟蒙主義思想在葡萄牙得以廣泛傳播。
當時最著名的啟蒙主義者是路易斯·安東尼奧·韋爾內伊(1713~1792)。他在《學習方法的真諦》一書中，提出了反對經院式的煩瑣教育，實行教育民主化的主張，其作品深入淺出，言簡意賅，與矯揉造作的貴族文體迥然不同，對啟蒙主義思想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這時，宮廷和貴族集團壟斷文學創作的局麵被打破，資產階級開始登上文壇。
1756年，諷刺詩《灑聖水器》的作者安東尼奧·迪尼斯·達·克魯斯·埃·西爾瓦(1731~1799）等詩人，在裏斯本成立了“葡萄牙阿卡迪亞詩社”，強調詩歌創作必須寫實，反對“貢戈拉主義”，主張以希臘、羅馬古典作家為典範，在詩歌語言運用方麵有所創新。阿卡迪亞詩社的一些著名成員都受法國文學的影響，屬於新古典主義，其中較知名的有佩德羅·安東尼奧·科雷亞·德·加爾桑(1724~1773)和多明戈斯·多斯·雷斯·基塔(1728~1770)等。
1796年，又成立了“新葡萄牙阿卡迪亞詩社”，在曼努埃爾·馬裏亞·巴爾博薩·杜·博卡熱(1765~1805)等人的作品中，已經可以看到浪漫主義的萌芽。博卡熱創作的十四行詩和許多諷刺詩，在葡萄牙文學中成就很高。尼科拉烏·托倫蒂諾·德·阿爾梅達(1740~1811)的諷刺詩大多取材於日常生活，文字通俗樸實，與絢麗的“貢戈拉主義”貴族詩歌恰成對比。阿卡迪亞詩社派的最後一個代表人物是菲林多·埃利西奧，他的本名是弗朗西斯科·曼努埃爾·多·納西門托(1734~1819)，著有《菲林多·埃利西奧詩集》，共8卷。
19世紀初，浪漫主義文學在歐洲興起，葡萄牙爆發了反對封建專製複辟和法英占領的民族解放鬥爭，1820年又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葡萄牙浪漫主義文學帶有反專製爭自由、反侵略爭解放的進步性質。很多浪漫主義作家為了祖國自由而奮鬥。他們之中大部分曾經被迫流亡國外，接受了歐洲先進思想的影響，寫出了最初的浪漫主義作品。
若昂·巴普蒂斯塔·達·西爾瓦·萊唐·德·阿爾梅達·加雷特(1799~1854)在1825年流亡期間發表的敘事詩《卡蒙斯》，在文學史上被認為是葡萄牙浪漫主義文學的開端。加雷特曾兩次流亡國外，寫下了“祖國已經光複，我們是自由人！”的著名詩句。他早期的抒情詩屬於阿卡迪亞詩社派，1845年出版的詩集《不結果的花朵》是他從詩社派向浪漫主義過渡的標誌。1853年出版的《落葉集》，則已經是典型的浪漫主義作品。
加雷特在戲劇方麵的成就，使從吉爾·維森特以後一蹶不振的葡萄牙戲劇得以複興，他寫了《吉爾·維森特》、《堂娜菲莉帕·德·維列娜》以及《路易斯·德·索薩教士》等優秀劇作。加雷特認為，隻有大眾化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優秀作品，他主張應該用民眾語言寫作。他的曆史小說《聖安娜之弓》（1845）是葡萄牙同類作品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