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劉秀

劉秀,字文叔,漢高祖劉邦的九世孫。南陽蔡陽百水鄉(今湖北省棗陽西南)人。東漢王朝的建立者。

劉秀出身於沒落貴族的平民家庭,時值西漢王朝充滿危機和社會極度動蕩不安的年代。少年時,劉秀曾在家務農,把土地經營得十分出色,即使遭遇大旱之年,他家的田地也有較好的收成。他到長安城裏以後,曾和別人合夥做藥材買賣,也曾做過糧販。由於參與多種勞動,他十分了解百姓的生活,知道耕耘的艱難。同時,享受榮華富貴的強烈願望也時時衝擊著劉秀那顆原本平靜的心。劉秀不甘心就這樣默默無聞的生活下去。多變的社會形勢使劉秀感到有機會為自己開拓一條發展的道路,他決定棄農從武。天風年間,劉秀到長安拜中大夫許子威為師,學習《尚書》等典籍,逐步積累文化知識。在這個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劉秀大開眼界,他開始留心政治,凡聽到有關朝政事宜便與同屋議論、評說。他才高好學,但有時喜歡遊俠鬥雞,所以對社會下層的奸邪和官吏治政也比較熟悉,政治上逐漸成熟起來。

王莽篡奪西漢劉氏政權後,民眾在其苛政統治下苦不堪言,反而思戀起西漢時期相對穩定的社會生活。劉氏皇族利益因政權易主而受到極大損害,作為皇族的庶出後裔,劉秀更是備受歧視。當他捕捉到“民心思漢”的信息後,就開始籌劃“複漢”的具體行動。劉秀聚集軍隊,征戰南北。同時義軍勢力不斷增加,特別是王朗的勢力迅速崛起,使劉秀一度憂心忡忡。有一次,他攤開地圖對心腹鄧禹說:“天下郡國這麼多,今天我才得到一個,你以前為什麼說不必疑慮、定得天下呢?”鄧禹回答道;“古時國家興盛的原因,關鍵在於君王德行的厚薄,而不在一時的大小啊!”劉秀聽後堅定了統一中國的信心,於是,令鄧禹西征,自己親征燕趙。公元25年,劉秀終於定都洛陽,建立東漢,成為東漢開國皇帝——光武帝。之後,他更堅定地進行有計劃的全麵的統一戰爭。艱苦的戰爭染白了他的發須,但他始終未曾停息。15年的疆場馳騁,終於奠定了東漢王朝近200年的基業。公元36年,統一戰爭結束。

但此時,長達二十餘年的混亂和戰爭已使社會經濟極度衰微,民不聊生,甚至一斤黃金才能換得一擔米。為鞏固政權、穩定秩序,劉秀開始致力於戰後的國家建設。他實施了一係列發展經濟的得力措施恢複發展社會生產力,下令釋放奴婢、還兵為農,減免賦役、濟貧救災、興修水利、墾田軍屯、整治貨幣、裁減官員,等等。對外,劉秀采納了皇太子劉莊和大臣司徒掾、班彪的主張,比較妥善地處理了與南匈奴和北匈奴等少數民族的關係。在光武帝統治期間,東漢周邊民族關係日趨平靜,為社會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

光武帝幼年喪父,長期的平民生活塑造了他勤勞節儉的優秀品質。即使做了一國之君以後,他也始終“身衣大練,色無重彩,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同時也明令禁止地方向朝廷貢獻額外物品。當時,曾有外國獻上千裏名馬、千金寶劍,光武帝轉而將寶劍賜給了有功騎士,而名馬則用來拖拉鼓車。此舉既抑製了奢糜之風,又堵塞了地方官求媚之路,從而減輕了百姓的負擔,為人民做出了節儉的表率。

劉秀的另一個優秀品質就是勤學習、求上進。他畢生喜歡讀書,即使在繁忙的戰爭年代,也會抽空講誦經書。統一天下後,更是孜孜不倦、博覽群書,同時也十分注意從他人處吸取經驗教訓,虛心接受他人的批評。一次,他出城遊獵回來晚了,洛陽城門均已關閉。上東門守衛侯郅惲堅持不開,光武帝隻好從東中門入城。次日侯郅惲上書批評他:“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畋,以萬人為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他並未大怒,而是欣然接受批評,並授予嘉獎以示表彰。還有一次,大臣宋弘發現他時常看禦座旁的一架美女屏,就當麵諷刺他:“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劉秀立即命人撤去屏風,笑道:“聞義則服,可乎?”

光武帝一生勤政節儉,為求漢室長治久安,他維護高度統一的王權,雖穩定了政局,發展了經濟,但同時也為以後外戚宦官交替掌權埋下了禍根。公元57年2月戊戌(公曆3月29日),光武帝劉秀故去,遺詔薄葬。

荀攸

荀攸(公元157—214年),東漢末曹操謀士,潁川潁陽(今河南許昌西)人,出身於士族家庭。曹操曾說過“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曹操所說“二荀”,一是荀彧,一是荀攸。荀彧任曹操謀臣期間,曾推舉過十數名命世大才,荀攸是其中之一。

荀攸也以智策顯名,成為魏尚書令。攸是彧的侄子,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漢獻帝都許昌後,政治上處於主動,急於網羅人才,荀彧遂推舉荀攸。曹操早就聽說過荀攸大名,親自寫信給荀攸。苟攸欣然應命,相見之後,一番交談,曹操知道他確有大才,甚為高興。

對苟彧說:“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立即任命為軍師,謀劃軍機大事。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荀攸隨曹操征討南陽張繡。荀攸分析了當時各政治軍事勢力及其關係,建議曹操:“張繡與荊州劉表聯合,互為依靠,勢力很強,然而,張繡沒有根據地,後勤供應全靠劉表,時間久了,劉表必定供應不起,雙方肯定會因此分離。我們不如暫停進攻,待其聯盟破壞以後,即可乘張繡困難之機誘使歸附。如果現在急著進攻張繡,劉表不會看著我們吃掉張繡而使自己孤立無援,必定會前去救援。兩軍相合,我則難以取勝。”

這本來是一條符合當時局勢的上策,以靜待變,可以坐收漁利,而曹操卻沒有采納。遂於三月進軍至穰(今河南省鄧縣境內),進攻張繡。張繡急忙求救於劉表。

五月,劉表果然派兵來援救,直插曹軍後衛。曹操被迫撤退。張繡則乘勝追擊,直到安眾(今河南省南陽市北),曹操前後受敵。曹操後悔沒有采納荀攸之謀,說:“不聽先生之言,落到這步田地。”在此危急之時,又是荀攸扭轉了敗局,與操出奇計,“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

從此事以後,曹操對荀攸的謀略才華有了更深的認識,對荀攸的計謀,都予以采納。

同年秋,呂布與袁術串通派高順攻劉備。夏侯忄享救援,連戰失利。劉備也被高順打敗。曹操欲親征呂布,諸將反對說:“劉表、張繡在我們後邊,虎視眈眈。此時,遠襲呂布,劉表、張繡乘機從我們後邊進攻,那是十分危險的。”荀攸認為:“劉表、張繡剛被打敗,必不敢輕舉妄動。而呂布驍猛,又仗恃袁術,如果在淮、泗之間縱橫征伐,豪傑必然響應依附他。如今,我們乘其剛剛起事,眾心尚未統一,即刻前往,定能取勝。”曹操對荀攸的分析很讚成,決心征討呂布。九月東征,十月下彭城,攻至下邳。呂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攻數次,無濟於事,曹軍疲憊。曹操無奈,打算退兵。

荀攸、郭嘉等謀士隨軍出征,見下邳久攻不下,而曹操又要退兵,急忙勸說曹操:“呂布有勇無謀,三戰皆敗,銳氣全無。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戰心。呂布手下的陳宮雖有謀而遲,現在,呂布士氣衰竭,尚未恢複,陳宮的謀劃尚未決定,我們應急速進攻,則城可拔,布可擒。”荀攸、郭嘉又獻計,決沂、泗(沂水,在今山東省南部和江蘇省北部,經今臨沂入蘇北平原,至下邳西人泅水。泅水,流經江蘇沛縣東,下邳等地)之水淹下邳。

曹兵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曹操深諳孫武用兵之法。《孫子兵法·行軍篇》中指出:“視生處高,無迎水流。”說的就是在江河地帶作戰,要居高陽,不要逆著水流在敵軍下流駐紮或布陣,以防敵方決堤淹我或順流來攻。

荀攸、郭嘉一提出水淹下邳之計,曹操非常高興。於是決水淹城。一月有餘,呂布手下將領宋憲、魏續等兵變,捕棟宮,投降曹操。呂布親自登白門樓抵抗,曹兵將白門樓團團圍住,呂布無奈,隻得投降。操命人將呂布縊殺,然後梟首。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袁紹派部將郭圖、顏良等進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今河南省滑縣東),袁紹引軍進至黎陽,準備渡過黃河。劉延懼怕,向曹操求救。四月,曹操北上救援劉延。荀攸獻計:“如今敵眾我寡,不能力敵。必須分其兵削其勢,才能取勝。”讓曹操隱蔽救援白馬的意圖,率軍至延津,佯作渡黃河進攻袁紹之後方。袁紹必然分兵西應曹軍。這時,再率輕兵襲擊白馬,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則白馬之圍可解,顏良可擒。這一聲東擊西之計使曹操大喜,依計而行,北上延津。袁紹聞報,果然以為曹軍將渡過黃河襲擊河北後方,連忙分兵阻截。曹操知袁紹中計,急率軍迅速東向直取白馬,離白馬十幾裏,顏良才得知,大驚失色,慌忙迎戰。曹操派張遼、關羽出陣,將顏良斬於陣上,解白馬之圍,救了劉延。因白馬難以固守,於是遷徙民眾,沿黃河而西。袁紹發現上當,趕快渡過黃河追曹軍至延津南。曹軍駐南阪之下。

曹軍紮營,待袁紹迫兵趕來,派哨兵登高觀察。有人報告說:“敵方已有五六百騎兵來到。”過了一會兒,又有報告:“騎兵漸多,步兵不可勝數。”曹操說:“不要再報告了。”乃令騎兵解鞍放馬。這時,從白馬遷出的輜重都還在道上。諸將認為敵兵眾多,不如趕快回軍護送輜重,保住營寨。荀攸力排眾議說:“這正可以餌敵,為什麼要離去?”袁紹大將文醜和暫歸袁紹的劉備率五六千騎兵一前一後趕到,諸將心急,催促上馬。曹操說:“還不到上馬的時候。”過了一會兒,敵騎兵越來越多,見了道上的輜重,亂了陣列,一擁而上,搶掠財物。這時,曹操方下令說:“可以上馬了。”這不滿六百騎兵,一起上馬,衝入亂搶財物的敵軍,大破之,陣斬文醜。

袁紹死後,小兒子袁尚繼位,而長子袁譚則另立門戶,互爭高低。在曹操進攻袁尚、袁譚之時,二人暫時合力抵抗。後來曹操放棄進攻兩袁,佯裝進攻劉表,駐軍西平。袁尚、袁譚內訌即起,爭奪冀州。袁譚失敗,退保平原,袁尚則猛攻不止。袁譚危在旦夕,隻好派辛毗向曹操乞降求救。曹操準備答應,征求部下意見。部下都認為劉表勢力強盛,應該先平定。而袁尚、袁譚剛剛被我打敗,不足為憂。荀攸分析了當時各派力量的情況,認為:“天下正是多事之秋,而劉表坐保長江、漢水之間,沒有爭奪天下的大誌,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袁紹以寬厚贏得民眾,如果他的兩個兒子和睦相處,守其已成之大業,那麼天下之難就不會休止。他們並力對外,其勢必強,將很難征服。現在兩兄弟遘惡,勢不兩立,兩軍相鬥,不能兩全。應該乘其亂而取之,則天下可定。此機不可失也。”荀攸提出的乘亂取敵,先平兩袁,再圖劉表的謀略,使曹操稱善。曹操也說劉表是“自守之賊也,宜為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肯定了荀攸的謀略。

曹操立即答應袁譚請求,率軍進攻袁尚。為了暫時籠絡袁譚,還與他結為親家。袁尚得知曹軍來,放棄軍原,撤軍還鄴。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二月,袁尚再度進攻袁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城。曹操率軍到達桓水,蘇由投降。而後攻鄴,決水灌鄴,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袁尚還救鄴城被曹軍擊敗,逃往中山。八月,破鄴,殺審配。袁譚被救脫險,乘機略取地盤,擊走袁尚,並其兵眾。曹操責袁譚背約,與之絕婚,把已嫁出的女子又要回來,然後進軍攻譚。可見,曹操當初許婚,不過是權宜之計,目的是為了穩住袁譚。袁譚棄平原,逃到南皮。曹軍破城,袁譚被俘斬首,冀州平定。後來,遼東太守公孫康,斬殺袁尚,送其首級給曹操。袁氏勢力被徹底掃除。證明了荀攸的謀略是完全正確的。曹操稱述荀攸的謀略說:“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封為陵樹亭侯。

荀彧是曹操的第一號謀臣,荀攸僅次之。但荀彧最後卻被逼自殺了。荀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曹操這樣稱讚荀攸的謀略:“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他前後為曹操畫奇策十二,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死於征戰途中。

呂蒙

呂蒙,生於公元178年,卒於公元219年,字子明,三國時汝南富陂(今安徽阜南東)人。十五、六歲,就隨其姐夫鄧當上陣殺敵,鄧當是孫策的將領。鄧當死後,孫策令其統帥鄧當的部屬,拜他為別部司馬。孫策死後,跟隨孫權征戰各地,任橫野中郎將。後隨周瑜大敗曹操於赤壁。魯肅死後,代替其職,吳軍大敗關羽,占據荊州。不久病死。

公元200年,孫策遇刺身亡,孫權統領其軍。鑒於當時軍中有些將領不僅年輕,而且兵力很少,孫權打算予以整編,將這些部隊合並,以利於指揮和作戰。

呂蒙當時任別部司馬。何謂別部司馬?吳軍當時的建製是,每一將軍所屬有五部軍營,各部設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非此五部之別營,其統領為別部司馬。也可以說,別部司馬的部隊,並非主力之軍。呂蒙當時年僅22歲,手下兵馬也確實不多,毫無疑問,必在被合並之列。

公元208年春,孫權為了奪取“山川形便”的南荊之地,決定再次西征江夏太守黃祖。黃祖是一員老將,雖然當時被認為是“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但是在此之前曾兩次西征黃祖,均未將其征服。此次,黃祖令都督陳就率水軍迎戰,孫權命呂蒙為前鋒,率軍出擊。呂蒙勇健無敵,親手斬殺了陳就。吳軍將士乘勝追擊,進攻江夏。黃祖聽說陳就被殺,棄城而逃,亦被擒殺。孫權聽到捷報,興奮地說:“此戰能勝,關鍵在於呂蒙先斬陳就啊!”遂任呂蒙為橫野中郎將。

呂蒙親斬陳就,不僅顯示出其英勇無敵,亦可看出其深識軍機。能否戰敗陳就,乃此次西征成敗之關鍵。呂蒙深知此理,才愈加勇猛拚擊。

公元212年,曹操又南下進攻孫權。

九月,呂蒙得到曹軍欲來的消息後,便立即向孫權建議,在濡須水口立塢,以抗曹軍。“夾水立塢,狀如偃月。”即:四麵高中間凹助一種水中塢堡,可以停泊船隻。許多部將都認為大可不必,說:“下船上岸,涉水上船,隨時可以擊敵,何需再造水塢?”

呂蒙說:“兵器有利時亦又鈍時,打仗絕不會百戰百勝。萬一兩軍突然遭遇,敵人步騎逼近,我們來不及趕至江邊,怎能上得船去?如若造起水塢,便無此患之憂。”

孫權聽罷,連聲稱讚,下令構築水塢。

十月,曹操領兵向濡須進擊,號稱步騎40萬,很快便攻破了吳軍的西營。呂蒙隨孫權宰七萬將士抵禦,可謂兵力相差懸殊。吳軍因有水上塢堡,西營雖陷,仍可固守。曹軍攻之月餘,吳軍亦戰船列陣,軍伍整肅。曹操歎道:“生子當如孫仲謀(孫權字仲謀)。”他知道濡須水塢難破,隻好退還。

曹操對孫權大加讚賞,孫權當然受之無愧。不過,若無呂蒙立塢抗曹之計,吳軍七萬之兵恐怕難於擋住曹軍40萬之眾。

孫權采納了呂蒙的建議,於公元214年閏四月,率兵攻打皖城。攻城之前,孫權召集眾將商議攻城之策。諸將主張修築土山,多備攻城器具,然後強行攻城。呂蒙堅決反對,說,“築土山,置器具,勢必需要很多時日。待我們準備就緒,皖城守敵已經乘機修固了城防,敵人的援軍也可能趕來,皖城就難於攻取了。再說,我軍乃乘雨季水漲之時驅舟而來,在此時日一久,等水位下降,戰舸難行,我們勢必退路艱難,豈不危險?我看現在的皖城城池並不堅固,以我軍之銳氣,四麵同時發起猛攻,無需多長時間就能將城攻破,可以趕在水位下降之前收兵而歸,這才是全勝之道。”

孫權當即決定,照此行事。呂蒙又向孫權薦舉甘寧擔任攻城先鋒,自己擔任後續部隊的主將。待甘寧打開缺口,他便率軍入城以戰。

甘寧不愧為一員猛將,身先士卒,衝鋒在前,手執鐵鏈攀城而上,所向無敵。呂蒙率精兵緊緊跟上,並且親自擂擊戰鼓。吳軍士氣振奮,個個如龍騰虎躍般英勇殺敵。“侵晨進攻,食時破之。”淩晨發起總攻,到吃早飯時便已攻克,實在是神速。這時,曹軍急速趕來的援兵已離皖城不遠,主將張遼聞城已破,隻好退卻。

孫權如不采納呂蒙的意見迅速攻城,待等張遼所率援軍趕到,不但攻城艱難,且又腹背受敵;水位若再下降,行舟不便;吳軍的處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吳軍大獲全勝,孫權對呂蒙愈加器重,任其為廬江太守,仍駐兵於潯陽。

公元215年,荊州又成了孫權與劉備之間的突出矛盾。赤壁之戰後,占據了武陵等四郡的劉備,為了控製整個荊州,便向孫權借了南郡。公元214年,劉備攻占了益州。孫權於是向劉備索要荊州,並向長沙等三郡派了官吏。劉備當然不肯歸還荊州,並讓鎮守荊州的關羽將孫權所派官吏一概趕走。孫權大怒,便派呂蒙率軍二萬前去攻取長沙等三郡。

呂蒙發兵之前,先給其三郡的太守寫了勸降信。長沙、桂陽二郡的太守望風而降,唯有零陵太守郝普守城不降。

劉備聞訊,親自率五萬大軍趕到公安,又派關羽率三萬人馬趕往益陽,想要奪回失去的兩郡。孫權針鋒相對,親自進駐陸口,命魯肅率一萬人馬進駐益陽,截擊關羽。同時飛書急召呂蒙,舍棄零陵,援救魯肅。

公元217年,魯肅病死,孫權命呂蒙代替其職,駐守陸口。這樣,駐守江東的呂蒙與西蜀的關羽形成了對峙之局。

呂蒙早就看出關羽是驍勇之將,並有吞吳之心,而且軍居東吳上遊,遲早會發兵進攻東吳。所以,他向孫權秘密獻計說,“現在應該讓征虜將軍守南郡,讓潘璋屯兵白帝城,讓蔣欽率一萬軍兵沿江上下巡遊,我率軍前據襄陽。這樣,我們既不必憂懼曹操,亦不必依賴關羽。關羽君臣甚為狡詐,反複無常,不能以誠相待。關羽之所以沒有向東進攻我們,那是因主公您的聖明,加上我們這些老將尚在。若不乘我軍強壯之時奪回荊州,一旦我們這些人過世,再想奪回荊州恐怕就難上加難了。”

孫權認為他的意見很好。

公元219年,關羽攻打曹軍的樊城。呂蒙認為消滅關羽的時機已到,急忙向孫權上疏:“關羽進攻樊城,留守部隊卻很多,顯然是擔心我抄其後路。我經常患病,請讓我以養病為名回到建業。關羽聽說後,必然把留守部隊調赴樊城前線。那時,我軍就可沿江晝夜急進,偷襲其空虛之後方,則南郡可破而關羽可擒!”於是,呂蒙便偽稱有病。孫權公開發布命令將他調回。

呂蒙經過蕪湖,定威校崩陸遜對呂蒙說;“關羽之軍臨近我方邊境,您怎麼能遠走,難道不擔心邊境擋不住進犯嗎?”呂蒙說:“您說的很有道理,可惜我有病呀。”陸遜又說:“關羽自恃驍勇,從來不把別人放在眼裏。他現在兵攻樊城,沒發現我軍有抄其後路之意;如今又聽說您患病而遠去,必然後方防守空虛。我軍若攻其不備,必能獲勝。您見到主公,應商此大計。”呂蒙一聽,正合他意,不禁心中暗喜。但軍機大事不可稍泄,他說:“關羽素來英勇凶猛。本來就很難對付,況且現在又占據荊州,想要打敗關羽是很不容易啊。”話雖這麼說,但對陸遜的深識用兵之道,呂蒙卻非常賞識。回到京都,孫權問他:“誰可以代替您駐守陸口呢?”呂蒙毫沒遲疑地說:“陸遜遇事善於深謀遠慮,他能擔當重任。況且他在外麵名聲不大,關羽勢必不會對其顧忌。若任用他,應該命令他外隱其韜略,內察其形勢變化,然後可擊敗關羽。”

於是,孫權召見陸遜,拜其為偏將軍、右部督都,代替呂蒙駐守陸口。陸遜到了陸口以後,便給關羽寫去一信,盛讚其功高德美,深感自己才疏學淺,請多加指教。關羽接到信後,知道呂蒙已經真的患病回歸,替換的是個沒有經驗的青年將領,也就認為大可不必疑慮重重了,便把—部分守兵調往樊城前線。

駐守江陵、公安的關羽部將麋芳、傅士仁,平素就嫌關羽輕視自己,再加上關羽出兵樊城後,他們供應物資不及時,關羽曾說:“回來以後,一定懲治。”所以,他們都很恐懼。呂蒙利用這個矛盾,令故騎都尉虞翻給傅士仁寫信,向其講明成敗利害。傅士仁投降。麋芳隨後亦降。

呂蒙占據江陵後,對於關羽及其將士家屬,全部給以撫慰。並且命令全軍,嚴禁擅入民宅,不得向居民有所掠取。呂蒙手下有個士兵,與呂蒙是同鄉,拿了居民的一個鬥笠遮蓋官家的鎧甲。呂蒙見其違反了軍令,沒以鄉親之情而廢軍法,揮淚將其斬首。軍中驚駭,無人再敢索取百姓的東西,真可謂秋毫無犯,路不拾遺。江陵雖然新占,但卻十分安定。

不久,孫權又到了江陵,關羽不敢回奪江陵,隻好退保麥城。孫權誘逼關羽投降,關羽一麵偽稱投降,一麵帶著十幾個騎兵逃遁。途中被吳軍的伏兵擒獲,不降,被斬。隨即,荊州各郡全被東吳占據。

大敗關羽,關鍵在於呂蒙偽稱有病而使其不備,白衣渡江而使其無防,進城安民而使其軍心渙散,每一步都顯示出呂蒙棋高關羽一招!

不久,呂蒙舊病複發,不愈而逝。時年42歲。

諸葛亮

諸葛亮(公元181~234年),字孔明,東漢徐州琅琊郡陽都縣(山東沂南)人。

他少懷大誌,雖隱居隆中(湖北襄樊北)躬耕於隴畝之間,卻博覽群書,關心天下大事,他常以春秋戰國時期的著名將相管仲、樂毅自比,可見其抱負所在。

諸葛亮自二十七歲起輔佐劉備創立基業,後為蜀國丞相,直至五十四歲病死軍中。近三十年期間,他一直是三國中左右局勢、舉足輕重的人物,其曆史作用僅次於曹操、孫權和劉備,是我國古代曆史上的卓越政治家,也是我國軍事史上的傑出的軍事戰略家。

東漢末年,封建王朝在黃巾起義的衝擊下已是搖搖欲墜,豪強地主,富室軍閥紛紛割據一方,互相攻伐,混戰不止。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懷有雄心大誌但屢遭挫敗的劉備在荊州新野地區聚集兵馬,尋訪人才。在名士徐庶的推薦下,劉備“三顧茅廬”,懇請諸葛亮出來相輔。諸葛亮對劉備提出了著名的,後人稱為“隆中對”(也叫草廬對)的戰略。

諸葛亮首先概述天下紛爭之勢:“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指出:自漢室日漸衰微,群雄起而相爭以來,曹操擊破袁紹,平定北方,挾製天子,號令諸侯,已擁有百萬之眾,成為勢力最強者;孫權繼承父兄之業,占據江東,其地勢險要,民眾歸附,又有賢能之士輔佐,可以為援而不可相圖。

劉備以匡扶漢室為誌,自然與曹操勢不兩立。隻因曹操過於強大,暫時無法相爭。而孫權雖不及曹操強盛,但其江東基業已成,不能與其為敵,隻可結盟為友。諸葛亮在這裏已確立了孫劉聯合共抗曹操的戰略格局,這一聯合抗曹的戰略格局是劉備利用曹、吳矛盾,爭取自身生存的關鍵所在。此後能否恰當地處理三方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保持已經確立的戰略格局,始終影響著劉備集團的興衰存亡。

諸葛亮接著分析了荊、益二州的地理位置:“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位於南北要衝,交通便利,是用武之地,而其主劉表無力據守;“益州險塞、沃野千裏”稱為“天府之國”,漢高祖劉邦據此而成帝王之業。其主劉璋和北麵漢中的張魯昏庸軟弱,那裏的智士能人願求明主。

諸葛亮選擇荊州、益州為劉備攻取的戰略目標是在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地理、人物等各方麵的因素之後做出的綜合決策。以形勢論,曹操和孫權所控製的中原及江南地區都是劉備無法與其爭奪的。但荊、益二州卻是曹操、孫權尚未搶到手而相對空虛的。以地理論,荊州連接四方易於向外擴展;益州土地肥沃便於建立基業;若將荊、益二州連成一片,進可乘勢相攻,退可據險自守,足以與曹操、孫權相抗衡。以人物論,荊州之主劉表徒有虛名,益州之主劉璋,昏庸無能,漢中之主張魯也難成氣候,正是奪取其地的天賜良機。

諸葛亮最後說:“將軍既帝室之胄……漢室可興矣”。指出:劉備有忠義之名,又求賢若渴,如能占據荊、益二州,安撫民眾,勵精圖治,並與孫權結為聯盟,待天下有變時,則以荊、益兩路人馬,兵分兩路進取中原。

諸葛亮提出的這個戰略規劃是要劉備在曹操占天時,孫權居地利的形勢下,充分發揮“人和”的長處,聚攏賢才,奪取荊益,內修民政,外結孫權,等待時機統一天下。

諸葛亮的“隆中對”是一個具有初步戰略體係的決策係統。有人認為諸葛亮的“隆中對”重益輕荊,導致了後來蜀國失去荊州拘於一隅而不能進爭中原的局麵。實際上,“隆中對”作為一個預測型的大決策係統,具有相當的“模糊性”,不可能是非常精確的。從後來的戰爭進程看,應該說“隆中對”是當時劉備所能選擇的最佳決策係統,是基本符合客觀現實的。

對於實現這一戰略體係的最終目標——複興漢室,統一天下,“隆中對”規定了三個基本條件:一是聯合孫吳,共抗曹魏;二是擁有荊、益二州及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麵的實力;三是“天下有變”的可乘之機,這三者缺一不可。而在整個三國時期,劉備集團從未同時具備過這三個基本條件。因此說劉備集團有奪取中原,統一天下的可能隻是一種空想。至於荊、益二州孰輕孰重,誰正誰奇,隻能待取得二州後再依勢而決,因機而變,又怎可預先據此判定蜀漢一國的終局。

“隆中對”作為一個戰略決策係統,充分顯示出諸葛亮的遠見卓識,在我國戰略發展史上它具有裏程碑的意義。

諸葛亮出任劉備的軍師不久,曹操即率大軍攻取荊州,準備渡江滅吳。劉備敗退到夏口,處境危急,諸葛亮前往東呈與周瑜、魯肅一起,說服孫權結成聯盟,合力抗曹。在著名的赤壁之戰中,孫劉聯軍擊敗了曹軍。隨後在諸葛亮的輔佐下,劉備取得了東吳的諒解,趁勢攻取了荊州,接著又利用劉璋借兵之機,進軍益州。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劉備取得益州。至此,劉備集團從“失眾勢寡無立錐之地”發展到雄據荊益,虎視中原與曹魏、孫吳相鼎立,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麵。諸葛亮的隆中決策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是三國時期極為重要的一年,其風雲變幻之莫測,形勢轉化之急速,都是令人驚詫不已的。試看:正月,劉備率軍進逼定軍山,老將黃忠力斬曹軍大將夏侯淵,迫使曹操放棄漢中。七月,關羽領兵圍攻襄、樊,水淹七軍,“威震華夏”,曹操甚至曾想“遷都”,以避其鋒。

其時蜀漢大有西迫長安,東進許昌,掃蕩中原,複興漢室之勢。但正當樊城危在旦夕之際,東吳呂蒙“白衣渡江”,偷襲荊州。關羽腹背受敵,倉促回防,已然為時過晚,終於敗走麥城,被擒而死。荊州為東吳所占。

益州之軍出秦川,荊州之兵向宛洛確是諸葛亮“隆中對”提出的戰略規劃,可這應在“外結孫權,內修政理”的基礎上實施。劉備攻取益州後,諸葛亮在“安民治蜀,足食足兵”方麵很有成效。但對於荊州方麵的處理卻疏而不當,隱患極深。荊州為兵家必爭之地,魏、蜀、吳三方對此都很清楚。孫權曾聽從魯肅“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的主張,將荊州的南郡“借”與劉備,是希圖劉備為東吳抵禦曹操。後見劉備取得益州,已自成一方之勢,孫權便要索回荊州。當“結吳為援”與“占據荊州”這兩個隆中對策所要求的基本條件相互衝突起來時,如何使二者兼容並存,是劉備能否實現其進取中原這一最終目標的關鍵環節。由於存在著抗拒曹操這個共同點,而且東吳的主將魯肅(其時周瑜已死,由魯肅代之)也是極力主張聯合的。所以如果處理得當,籌劃巧妙,那麼以共抗曹操來轉化孫劉之間的矛盾,保住荊州並不是沒有可能的。但劉備諸葛亮卻未能把握住這個關鍵環節,竟以取得涼州後再還荊州為借口拒絕了孫權的要求。同時駐守荊州的關羽對東吳的態度也十分惡劣,使得孫劉兩家由相聯變為相爭。而對於戰略格局的這種重大變化,劉備及諸葛亮又沒有應變之策。等到孫權派呂蒙收降了長沙、桂陽、零陵三郡。劉備及諸葛亮方才急忙率兵東下,欲與東吳爭奪荊州,然而已是“當斯之時,進退狼跋”。後果然因為曹操進軍漢中,劉備及諸葛亮恐益州有失,隻得與孫權平分荊州。此後,孫權仍一直想將荊州全部奪回,劉備及諸葛亮也並非不知,但仍未予以應有的重視。反而在孫權伺機進兵,荊州地位未穩的情況下,讓關羽攻打襄樊,犯了兵家的大忌。此是劉備之意?諸葛亮之謀?或是關羽自作主張?史無記載。

劉備在失去荊州後,決意東征伐吳。孫權遣使求和,劉備不允,結果在夷陵被吳將陸遜火燒連營,大敗而回。蜀國自此元氣大傷,劉備也一病不起。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劉備臨終前,在白帝城將嗣子劉禪托付給諸葛亮,望他能輔佐劉禪完成大業。

劉備取得益州後,未能撫慰東吳,將其戰略矛頭引向曹操,同時對荊州的防務重視不夠,留守兵力不足,先失三郡,後又輕率出兵攻曹,導致荊州失守,已是大錯。接著劉備又率軍伐吳,從根本上破壞了聯吳抗魏的戰略格局,更是錯上加錯。諸葛亮先沒有補荊州之失,後未能阻東征之舉,(史書上僅說他在伐吳失敗後曾歎息:“法孝直若在,則能製主上,令不東行”。)其間自有許多客觀因素在內,或是違背他的本意初衷的。但無論如何,蜀漢希圖統一天下的大業就此夭折了。

劉備去世以後,其子劉禪繼位,改元建興。諸葛亮執掌軍國大事。時值蜀軍新敗,國弱兵疲,劉備身亡,人心恐慌。而且外有魏吳相伺,內有南中,(即今雲、貴、川交界處)叛亂,正所謂“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諸葛亮麵臨危局,處置有方。他練士養民,不動幹戈。對內采取撫安勸降的政策,希圖和平解決南中叛亂;對外實行聯吳抗魏的方針。遣使修複吳蜀聯盟。蜀國的局勢得到了穩定,國力逐步有所回升。

建興三年(公元225年)春,諸葛亮決定南征平叛。他采取“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的方針,降服了蠻族首領孟獲,平定了南中地區,改善了民族關係。隨著吳蜀聯盟的恢複,內部統一的加強,經濟力量的發展,諸葛亮開始作北伐的準備。“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

建興四年(公元226年)夏,魏帝曹丕死。秋,孫權親率大軍圍攻江夏,又遣諸葛瑾出兵襄陽。而魏新城太守孟達也有叛魏歸蜀之意。諸葛亮認為時機已到,向劉禪上“出師表”。於建興五年(公元227年)春,親率大軍進駐漢中,相機北伐。

建興六年(公元228年)春,諸葛亮不用將軍魏延奇兵出子午穀攻長安之策。命趙雲、鄧芝據其穀為疑軍,與魏軍曹真相拒。諸葛亮自率大軍出祁山,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響應降蜀,關中震動。後因馬謖失利於街亭而退軍。當年冬天,諸葛亮得知東吳陸遜領兵大破魏軍曹休於石亭,魏軍東下,關中虛弱後,上表說魏軍“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遂即率軍出散關,圍陳倉,久攻不下,糧盡而退。

建興七年(公元229年),孫權稱帝。蜀國諸臣認為蜀漢是正統,要與吳國“絕其盟好”。諸葛亮力排眾議分析得失指出:“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於是遣使至吳慶賀並訂立攻魏盟約。由此可見,聯吳抗魏是諸葛亮一貫的指導思想。從蜀國方麵看,荊州失去後,欲取中原,隻能吳、蜀聯盟,東西並舉。當時蜀有諸葛、吳有陸遜,皆具謀略。若能聯合攻魏,且以吳軍為主力,尚有成功的希望。但一來雙方雖是盟國,卻各有猜忌疑慮。二來,諸葛亮以北伐中原為己任,而陸遜以穩保江東為其責;所以吳蜀兩國空有“共交分天下”的盟約,可從未真正進行過有統一計劃的聯合作戰。即使形成夾攻之勢,吳軍也是稍有失利便收兵罷戰。因此諸葛亮隻能以吳國作為“犄角之援”而滿足。

後來諸葛亮又幾度率軍北伐,創製了木牛流馬轉運糧草,並“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間雖有取勝之役,但始終未能擊敗魏軍進入中原。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諸葛亮積勞成疾,病逝於五丈原軍中。

對於諸葛亮的北伐,後人評論不一,有“以攻為守”之說,有“疲師勞兵”之說,都有一定的道理。簡要的說,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準備比較充足,同時魏國曹丕剛死,人心慌亂,而且外有東吳相攻,內有孟達反叛,正是所謂“天下有變”之時,諸葛亮如能迅速進兵,與孫權、孟達相呼應,並采用魏延兵分兩路,直取長安的作戰計劃,形勢可能會有轉機。但蜀國後來的幾次北伐都不具備應有的條件,一是魏蜀實力強弱懸殊;二是蜀攻魏守,勞逸不同;三來魏國司馬懿老成持重,深諳兵法,所以諸葛亮已盡心而為,卻難以取勝。徒耗國力,無所成就,從戰略全局看,是得不償失的。明知無成功之望,仍要報“知遇之恩”,這正是諸葛亮的悲劇所在。《後出師表》是這個悲劇最清楚不過的自我解說。

查士丁尼一世

查士丁尼一世,生於公元483年,死於公元565年,拜占庭帝國的皇帝。他在位期間,恢複了古羅馬帝國的疆域,編訂了《查士丁尼法典》,是拜占庭帝國中最有作為的皇帝。

公元483年,查士丁尼一世出身於馬其頓的一個農家,他的叔父查士丁在君士坦丁堡擔任禁衛軍將領。查士丁尼一世在叔父的幫助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公元518年,查士丁一世被擁為拜占庭帝國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幫助年事已高的叔父處理朝政。查士丁無嗣,收查士丁尼一世為養子,並授予要職。公元525年,查士丁尼一世獲得愷撒稱號,公元527年4月,稱奧古斯都,與查士丁共執朝政。8月,查士丁去世,查士丁尼一世在元老院及軍隊的支持下,順利地登上了皇帝的寶座,開始獨掌朝政。

查士丁尼一世精力旺盛,組織能力強,人們稱他為“永不睡覺的帝王”。他的妻子提奧多拉是個美麗、聰明的女人,有著堅強的決斷和勇氣,在政治上給他以很大的幫助,曾經支持查士丁尼一世無情地鎮壓了尼卡起義,鞏固了查士丁尼一世的統治。但是,查士丁尼一世的政治抱負和謀略更為深遠,他把自己當成愷撒的繼承人,一心想重振古羅馬帝國的雄風,收複失去的土地。因此,他在位期間四處發動戰爭,相繼消滅了汪達爾王國、東哥特王國,打敗了西哥特人的法蘭克人,最終實現了自己的夢想:把地中海重新變為羅馬帝國的內湖。

查士丁尼一世一生致力於自己的光複計劃,在連年的征服戰爭中顯示出他作為最高指揮者的才幹和謀略。他剛剛登上帝位時,拜占庭帝國東有宿敵波斯,北有野蠻的斯拉夫人,使得他不能集中力量征服西方。因此,查士丁尼一世要實現自己的計劃,必須先解決後顧之憂。他的辦法之一就是重金收買。這在當時社會是很行得通的。在拜占庭軍隊接連取得對波斯帝國的勝利後,他不惜花費大量的黃金賄賂波斯執政者,公元532年,終於以11萬磅黃金買來了東方的暫時和平,同時又用重金收買斯拉夫人的酋長,以求得北部邊疆的平靜。穩定了東方和北方邊境後,拜占庭帝國就可以全力征服西方了。這從軍事謀略學上說,叫做集中全力攻其一點。查士丁尼一世開始著手實行自己的計劃。

當時在西羅馬帝國的廢墟上,建立了許多新的民族國家。查士丁尼一世經過分析,選中了北非的汪達爾人作為自己的第一個目標。曾經朝氣蓬勃,多次打敗東羅馬軍隊的汪達爾人,到了此時,已經失去了昔日的銳氣。汪達爾王國的政權是各民族國家中最不牢固的,內外交困,防衛薄弱。但是這些在西羅馬帝國舊址上建立國家的民族,一直對東羅馬帝國抱有戒心,總是團結起來共同對付東羅馬帝國。為了瓦解敵人的團結,迅速征服汪達爾人,查士丁尼一世巧妙地尋找了一個戰爭借口。

公元531年,汪達爾國王希爾德裏克被他的侄子格裏梅爾推翻,並遇到囚禁。希爾德裏克曾經是查士丁尼一世的盟友,因此,查士丁尼一世寫信給格裏梅爾,要求立即釋放原國王,恢複他的統治。這個要求被格裏梅爾拒絕,查士丁尼一世便以此為借口,發動了征服北非的戰爭。西哥特人和東哥特人本想出兵援助汪達爾人,但是卻被查士丁尼一世的戰爭借口所迷惑,他們錯誤地認為拜占庭帝國派出軍隊隻是為了幫助希爾德裏克恢複王位,討伐格裏梅爾,並不是為了恢複西羅馬帝國在北非的領土而進行的征服戰爭,因此都中了查士丁尼的計謀,沒有出兵援救。東哥特王國的攝政王太後埃瑪拉森莎反而出於個人私怨(汪達爾人曾處死了她的姑母),還為拜占庭遠征軍提供西西裏島作為補給基地。

公元533年6月22日,拜占庭遠征軍共15萬人,在拜占庭名將貝利薩留的率領下出發。8月,遠征軍在北非登陸,貝利薩留遵照查士丁尼一世的指示,聲稱隻是討伐格裏梅爾一人,絕不是對汪達爾人民的征服,並利用當地部落與汪達爾貴族之間以及汪達爾貴族內部的各種矛盾,一舉攻占汪達爾首都新迦太基。格裏梅爾聞訊殺死了前國王希爾德裏克。翌年三月,拜占庭軍隊占領汪達爾,俘虜格裏梅爾,北非立即被並入拜占庭帝國的版圖。查士丁尼一世為貝利薩留舉行了隆重的凱旋儀式。

北非的征服使查士丁尼一世獲得一個良好的補給基地。征服北非的戰爭,最初看來是一場非常冒險的賭博,在實際進程中卻顯得十分簡單,這個輕易得來的勝利鼓舞著查士丁尼一世。公元535年,他提出要趁勢奪回意大利和西西裏島,不久,便借口他的盟友——東哥特王國攝政王太後埃瑪拉森莎,被她的外甥——新國王提阿達哈德囚禁並殺害,而向東哥特王國宣戰。

查士丁尼一世先派遣一支3000人的軍隊侵入達爾馬提亞,以吸引東哥特人的注意力。同時派出使臣,以提供“補助金”為誘餌,誘使法蘭克人從北麵侵擾東哥特王國。在聲東擊西的策略掩護下,查士丁尼一世命令貝利薩留率領一支12萬人的遠征軍向西西裏島前進。貝利薩留出發時,查士丁尼一世告訴他,到達西西裏島以後,要說明隻是“路過”,說這支軍隊是假道西西裏島開往迦太基去的。如果西西裏島不準備對他進行抵抗,那麼貝利薩留就應該立即占領該島,否則他應該不動聲色,重新上船揚帆而去。查士丁尼一世的計謀又成功了,西西裏島上的各個城市把貝利薩留當成了保護者和解放者,於是拜占庭遠征軍輕而易舉地占領了西西裏島。與此同時,入侵達爾馬提亞的軍隊卻遭到慘敗,查士丁尼一世立即派出援軍,恢複北麵的進攻,繼續牽製東哥特人,使貝利薩留趁機從南麵渡海侵入意大利。公元536年5月,拜占庭軍隊攻占了那布勒斯。東哥特人為了抵抗侵略,選舉維梯基斯為國王。維梯基斯迅速結束了與法蘭克人的戰爭,並聯合法蘭克人和波斯人共同對付拜占庭帝國。但是在貝利薩留的打擊下,維梯基斯被迫投降,接著,意大利的許多城市望風而降。公元562年,拜占庭帝國確立了對意大利的統治。

在征服意大利的同時,查士丁尼一世又趁西哥特王國內亂之機,派出遠征軍占領了西班牙的東南部。這時,拜占庭帝國的領土已經包括北非、達爾馬提亞、意大利、西班牙南部、西西裏島、撒丁島、科西嘉島,再一次把地中海變為羅馬人的內湖。

在征服戰爭中,查士丁尼一世顯示了高超的謀略藝術,他總是力圖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並善於利用時機發動戰爭,精心選擇戰爭借口,因此頻頻得手,終於實現了自己的目標。

查士丁尼一世在建立和鞏固政權方麵亦有很大的成就和很高的政治謀略思想。他繼承叔父查士丁的帝位後,在大力擴充軍隊,鎮壓尼卡起義的同時,以其非凡的毅力改革和加強官僚機構。為了加強拜占庭帝國的統治,他專門設立一個委員會,係統地編纂羅馬帝國的法律。公元529年編成《查士丁尼法典》十卷,以後又編成《法學彙纂》,內容包括曆代法學家對法律的解釋;《法理概要》(一譯《法學總綱》),簡明闡述了法學原理;《新法典》(一譯《法令新編》),彙集了查士丁尼一世公元534年以來頒布的法令。這些法律文獻統稱《羅馬民法彙編》(一譯《民法大全》)。它是歐洲曆史上第一部係統完備的法典,對以後歐洲各國的法律有重大影響。但就查士丁尼一世當時的意圖來說,無疑是為了加強其統治地位。在國內加強法治和對外極力擴張是他整個統禦謀略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查士丁尼一世不愧為繼愷撒之後,古羅馬又一位偉大的謀略家。

房玄齡

房玄齡(公元579~648年),字喬,齊州臨淄(今屬山東淄博市)人,自幼聰敏,博覽群書,有驚人的洞察力。在隋初,一般人根據當時的太平景象,認為隋朝政權將會長期穩定;而他從隋帝“無功德”、誑騙百姓且皇族內部互相傾軋等情況得出結論:隋朝滅亡“可翹足而待”。他18歲時被推舉為進士,授予騎尉;後任隰城尉。唐兵進關中,他歸順李世民,任秦王府記室參軍,協助李世民統一中國,取得帝位。貞觀元年(公元627年)任中書令,後任尚書左仆射,監修國史,並受詔重撰《晉書》,受封梁國公。他是唐初著名的政治家和謀略家,與杜如晦、魏征等同是李世民的重要助手。

隋煬帝繼位後濫用民力,揮霍無度,驅使千百萬農民建東都,修西苑,開運河,掘長塹,築長城,通馳道。又數遊江都和巡邊,沿途各地常有幾十萬人迎送,極其奢華。還多次進攻高麗,人力物力耗損巨大,使“耕稼失時,田疇多荒”,水旱災害不斷。短短幾年,隋朝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各種矛盾激化,農民起義此伏彼起。一些隋朝官吏也擁兵自重,伺機取隋而代之。義寧元年(公元617年)五月,太原留守李淵在長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等輔佐下起兵反隋,揮師南下,沿汾水進軍關中。

在李世民所部進抵渭水以北時,房玄齡從隰城(今山西汾陽西)趕來投靠李世民,當上了記室參軍。隨後,在唐軍入據關中、建立唐朝及李世民揮軍取河隴、北救晉陽、東定中原、攻取河北等統一戰爭中,房玄齡均“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給秦王李世民出謀劃策。作戰中,唐軍每殲滅一部敵軍,別人爭著尋求珍寶之物,房寶齡則總是先收攬各種人才,安置在幕府之中。發現有謀臣猛將,他便想方設法與之結交。因此,那些謀臣猛將均願為李世民“盡其死力”;在用人問題上,他還常給李世民出主意。例如,杜如晦原是秦王府兵曹參軍,不久遷陝州長史。房玄齡認為杜如晦人才當用,便向李世民建議說:“杜如晦,王佐人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李世民接受了這一建議,將杜如晦又調回秦王府。後來,杜如晦與房玄齡一起,跟從李世民東征西討,參謀帷幄。“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二人配合默契,同心輔佐李世民,為唐朝統一中國立下巨大功勳。

李淵於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月稱帝後,封長子李建成為太子、次子李世民為秦王、四子李元吉為齊王。李建成忌妒李世民的才華和功績,在李元吉的慫恿策動下,欲謀害李世民。李世民早已看出了他們的陰謀,因此派他的親信行台工部尚書溫大雅和車騎將軍張亮出鎮東部洛陽,以備一旦有變即東出洛陽。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一天,李建成夜召李世民飲酒,將其灌醉。李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李淵得知後敕李建成說:“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複夜飲。”並對李世民說:“道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遷汝還行台,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李建成得知此消息後與李元吉合謀認為,讓李世民去洛陽等於放虎歸山,“不可複製”,不如將其留在長安,“取之易矣”。因此,他們說服李淵放棄了原來的意見,仍留李世民在長安。後來,李建成、李元吉在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李淵竟然相信了,想給李世民治罪,但由於大臣反對而未得逞。李元吉密請殺李世民,李淵沒有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