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年)，1891年10月18日出生於安徽省歙縣西鄉黃潭源村。原名陶文浚，後改知行，又改行知。小名和尚。
陶行知小的時候，因家道中落，曾中秀才的父親無力供他讀書，但小行知自幼聰穎過人，被一個童蒙館老師方庶鹹發現，願意免收學費為他啟蒙。
陶行知七八歲時，其父攜其到休寧萬安鎮謀生，外祖母喜其穎慧，決意著力培養陶行知，先伴讀於蒙館，後師從當地一個著名儒者、前清貢生王藻攻讀四書五經，接受了較為完整的中國古典文化教育。
由於當時西洋傳教士的傳教活動滲透到了中國農村，陶行知的父親成為基督教內地會歙縣的一個會員，其母得以在當地的一個教堂找到了一個幫傭的差事。這時，從外祖母家失學歸來的陶行知經常去教堂看望母親，幸運的他被傳教士英國人唐進賢慧眼看中，由於唐是崇一學堂校長，他主動邀請陶行知免費入學該學校。這一人生機遇，改變了陶行知一生的軌跡。這一年，他剛滿15歲。
在崇一學堂裏，陶行知初步接觸到了西方文化，打下較好的英文基礎。但他並不信奉基督教，而是醉心於白(居易)、杜(甫)，這對他後來善寫白話詩和養成深沉的憂國情懷影響甚深。他在該校宿舍牆壁上銘寫下“我是一個中國人，我要為中國作出一些貢獻來”的宏偉誌向。由於舊學根底好，又聰慧過人，陶行知僅用兩年時間就修完了三年的課程。
1908年，對醫學救國抱有興趣的他考入廣濟醫學堂，但僅僅入學半年即退學，原因是該學校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不同的待遇，年輕的陶行知不肯犧牲自己的人格而就範。退學後半年，沒有出路的陶行知再次幸運地遇到唐進賢，得其幫助，陶行知1910年考入南京彙文學院預科就讀。同年秋，該校與宏育書院合並，組成金陵大學，因此，陶行知得以直接升入金陵大學文科學習。在大學裏，他服膺王陽明“知行合一”、“知行並進”的理念，自己改名陶知行。
陶行知在金陵學習期間，辛亥革命爆發，中國人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意識蓬勃發展。思想活躍的陶行知深受這一思潮影響，他發現金陵大學學報《金陵光》隻有英文版，受眾窄隘，他認為，沒有中文版的《金陵光》，“金陵”的光芒是不能全部放射出來的。於是，他立即行動起來，一方麵積極為《金陵光》的英文版撰稿，一方麵積極組織同學協助校方籌劃創刊《金陵光》的中文版。在他和他的同仁的努力下，《金陵光》中文版終於在1913年2月問世，他為該刊撰寫了熱情洋溢的署名文章《金陵光出版之宣言》。同年9月，他擔任了該刊中文版主筆。
在大學表現活躍的陶行知學習勤奮，各科成績優異，熱心幫助同學，贏得了師生的廣泛讚譽，更得到校長美國人包文的器重。1914年6月，陶行知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時任江蘇教育廳廳長的黃炎培先生應邀出席畢業典禮，他親自為陶行知頒發了畢業文憑。因了這個因緣，當32年後，陶行知積勞成疾逝世時，黃先生曾有“秀絕金陵第一聲”之悼亡詩。陶行知在典禮上用英文宣讀了他的畢業論文《共和精義》。該文闡述了民主共和的思想精髓：“自由、平等、民胞，共和之三大信條也。”同時他指出，“人民貧，非教育莫以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以智之；黨見，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同心同德，必養成於教育，直義微言，必昌大於教育”。從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初步窺見陶行知以後把推廣、普及教育作為他終生誌業的根苗。
由於卓越的學業和正直高尚的品德，校長包文推薦並部分資助陶行知赴美求學。抱著“十扣柴門一扇開”希望的陶行知終於籌足了旅費，1914年秋負笈重洋。陶行知先到伊 利諾伊大學學習市政，但這不是他的誌向，他的誌業是通過教育實現造福中國共和的理想。為此，一年以後陶行知獲得了伊 利諾伊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
1915年9月，陶行知考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這裏有教育哲學的重鎮杜威博士和孟祿博士。陶行知師從孟祿，私淑杜威，他研修了杜威的名著《學校與社會》、《進步社會的教育》、《明日之學校》與《民主主義與教育》。杜威以學生為中心，注重社會教育的思想深深切中了陶行知。後來他回國從事鄉村教育的核心理念“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思想，即是杜威“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中國創造性發展版本。
1917年夏，陶行知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都市學務總監資格”文憑，謝絕了導師的挽留，並沒有完成博士學位論文，26歲的他懷著“要使全國人民都受到教育”的崇高理想回到災難深重的祖國，開始他艱辛的平民教育實踐之路。
1917年9月，陶行知被聘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學專任教員，次年5月即受聘該校教務主任兼教育科主任。在這段教育經曆中，他發現中國的教育方法陳腐落後，沿襲著灌輸的舊教育方式，“先生好像是書架子、字紙簍的製造家，學校好像書架子、字紙簍的製造工廠。”掌握了先進教育理念的陶行知當然不滿意於這種扼殺學生創造力和進取心的教育方式，他要引導教學的改革，為此他撰寫了一係列新教育論文，諸如《教學合一》、《教育與科學方法》等。在他的努力下，南高師終於實現了由傳統的“教授法”向新式“教學法”的轉變，而陶行知也初步完成了他“教學做合一”的教學理論準備，這成為他後來生活教育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
陶行知的理想決不隻是把他的教學理論囿於區區一個校園，他要做的是把他的教學法推廣到全社會，讓整個中國人民都受益。從1920年起，他首創暑期學校，經過初步的成功試驗以後，他利用暑期學校大量招收社會上準備報考大學的男女高中畢業生，參加暑期學習，而教師則除本校教師外，還廣泛聘請社會名流講授，方法靈活，視野開闊，思想先進。這一活動的成功舉辦，為普及新文化運動的成果起到了積極作用。
1921年夏，經陶行知等人的努力和奔波，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改組為東南大學，陶行知被聘為東南大學教授，任教育科主任。同年，孟祿來華考察，陶行知全程陪同，曆時4個月，幾乎走遍了半個中國，累積了一手有關中國教育狀況的統計材料。這為陶行知擴展他教育實踐的空間進一步提供了學術依據。
1922年，陶行知受聘擔任由蔡元培、馬敘倫等知名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領導的中華教育改進社的主任幹事。由於該社總部在北京，1923年8月，陶行知辭去東南大學教務、教職，舉家北遷。
1923年，他聯合北大教授朱經農編寫了《平民千字課》這部卓越的平民教育教材。同年8月，他趁教育改進社第二次年會舉行之際，宣布“推行平民教育運動是本屆年會的大事”。他與朱其慧(北洋與民國重要政治人物熊希齡的夫人)、袁觀瀾、晏陽初、王伯秋等人一起邀請各省代表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平教會)。平教會宣言稱“一個共和國的基礎，穩固不穩固全看國民有知識沒有，國民如果受過相當教育，能夠和衷共濟，努力為國家負責，國基一定穩固”。陶行知擔任了平教會的執行書記，自此，一個由上而下，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平民教育運動在全國興起。為專心於平民教育，陶行知拒絕了北洋政府對他的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武漢大學前身)校長的任命，也謝絕了母校金陵大學校長職務的聘請。在平教會成立不久，在一次講演中，陶行知曾談到他平民教育的宏偉藍圖：“我們的具體目標，是要希望十年或五年以內，能使那十二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一萬萬不識字的人，受一千字所代表共和國民的基礎教育，還希望學生年年增加”。
從1923年到1925年陶行知幾乎竭盡全力於廣泛宣傳和推行平民教育，他的足跡踏遍祖國的大江南北，到處都留下他一身中國農村平民著裝的風塵仆仆的身影，幾乎沒有什麼時間陪伴家人。他曾有一首《車上過年》的小詩描繪了他這一時期的匆忙與艱辛：上車過舊年，下車過新年。年年車上過，也算是過年。
在推行平民教育的過程中，在和廣大貧苦農民接觸後，陶行知意識到平民教育的方向應該有所轉變，他認為如果平民教育不能深入到中國廣大農村去，那是沒有前途的。他說：“中國以農立國，十有八九住在鄉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間去的運動，就是到鄉下去的運動。”
1924年，陶行知在給朱經農的信中說：“知行自從親自到民間去打了幾個滾，覺得我們有好多主觀的意見都是錯的，沒有效驗的。”陶行知決定改變平民教育方向，他要到鄉下去！
1926年元月，陶行知就江蘇省立五所師範學校在鄉村設立分校一事，提出了“師範教育下鄉運動”。他意識到，點到即止的鄉村支教對改變中國鄉村的教育麵貌將無濟於事，他的夢想是讓“鄉村學校做改進鄉村生活的中心，鄉村教師做改造鄉村生活的靈魂”，“鄉村師範之主旨在造就有農夫的身手、科學的頭腦、改造社會精神的教師”。
為了實踐他的理想，陶行知放棄了教授的派頭和享受，義無反顧地走向了中國鄉村。
1926年秋，陶行知他們不停地為他未來的鄉村師範學校尋找校址。他們找到了南京和平門外燕子磯附近一個靠著老山的叫小莊的村落，這裏依山傍水，桃林似錦。陶行知高興地發現這是一個理想的設立鄉村師範的地方，他激動得熱淚盈眶之餘，對同行的趙叔愚說：“老山太老了，這名字不好，不如叫勞山。小莊也應改叫曉莊。我們在這裏創辦試驗鄉村師範，在勞力上勞心，中國的教育必將從這裏破曉，放出曙光。”曉莊師範的校址由是選定。
同年12月3日，陶行知以中華教育改進社的名義起草了《改造全國鄉村教育的宣言書》，聲明該社的使命是“厲行鄉村教育政策為我們三萬萬四千萬農民服務。我們已經下定了決心，要籌募一百萬元基金，征集一百萬位同誌，提倡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在這一宏偉宣言的倡導之下，曉莊師範就這樣誕生了。
1927年初，曉莊師範開始招生。它的招生廣告別具一格，值得全錄如次：培養目標：(一)農夫的身手；(二)科學的頭腦；(三)改造社會的精神。考試科目：(一)農務或木工操作一日；(二)智慧測驗；(三)常識測驗；(四)作文一篇；(五)五分鍾演說。本校準備：(一)田園二百畝供學生耕種；(二)荒山十裏供學生造林；(三)最少數經費供學生自造茅屋住；(四)中心學校數處供學生實地教學做；(五)指導員數人指導學生教學做。投考資格：初中、高中、大學一年級半程度，有農事或土木工之經驗，及在職教師有相當程度，並願意與農民共甘苦，有誌增進農民生產力，發展農民自治力者，皆可投考。招生廣告後還特別聲明：少爺、小姐、小名士、書呆子、文憑迷最好不來。這一打破陳舊框框的招生廣告一時轟動全國。自此，來自全國各地熱心鄉村教育事業的有誌青年紛紛前來投考或是應聘擔任教員。
3月15日，曉莊師範經過艱苦而簡單的籌備正式開學，董事長為蔡元培，校長為陶行知。在開學典禮上，陶行知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演，稱：“本校特異於平常的學校有兩點：一無校舍，二無教員。……本校隻有指導員而無教師，我們相信沒有專能教的老師，隻有經驗稍深或學識稍好的指導。所以，農夫、村婦、漁人、樵夫都可做我們的指導員，因為我們有不及他們之處。我們認清了這兩點，才能在廣漠的鄉村教育的路上前進。”
曉莊的教學是別開生麵而務實有效的，它完全地貫徹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思想。關於他的生活教育和杜威的教學理念有什麼差別，陶行知曾做過精彩的解釋：“傳統教育在學校和社會中間造了一道高牆。改良者主張半開門，是‘學校社會化’，提出‘學校即社會’的口號。生活教育者主張把牆拆去，主張‘社會即學校’，以青天為頂，大地為底，二十八宿為圍牆，人人都是先生，都是學生，都是同學。”
因了這個理想，所以曉莊師範沒有呆板的上課製度，也不完全按照書本教學，而是把教學活動分成文學、教育、農藝、美術、科學、政治、鄉村建設、醫藥衛生等各種小組。有的科目講幾小時，有的則上好多周乃至幾個月。所有校務，無論大小，全由學生輪流擔任，小到飲食衛生，大到接待客人、防衛校園，都是如此，陶行知本人也親自參加買菜燒飯、灑掃庭院。學校重視體育訓練、重視技能培訓、重視自己動腦動手。舉一個典型的小例子，學校的科學組聘請的生物學教員為陶行知的金陵大學故人姚文采，剛開始上課時，他抱了一大堆參考書，結果當場遭到陶行知的否定，陶行知要求他教學做合一的教學，而不是課本教學。自此，姚文采逐步把“教學做”運用自如。一次，一個被毒蛇咬傷的農民被送到曉莊鄉村醫院救治，原來當地多長蟲，曉莊的師生也很怕這東西。姚文采就借機邀請來一個南京夫子廟耍蛇的藝人來到課堂上，教學生如何辨別有毒蛇和無毒蛇，講授如果被咬傷如何治療的知識，並當場要求學生一起演示如何捉蛇，很快學生都精於此道。曉莊的教學大率類此。
曉莊師範很快在全國聲名遠播。1927年10月，蔡元培和沈定一等來學校參觀，對學校火紅的教育成果大為歎服。他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高度肯定了曉莊的事業對改造中國所具有的深遠意義。曉莊吸引了全國二十多個省市的各界人士前來參觀、學習。不僅如此，曉莊甚至引起了世界的注意。美國著名教育家克伯屈博士是設計教學的創始人，從蘇聯考察教育後，他專程來參觀曉莊。他把參觀過程拍成紀錄片，在和陶行知交流後，他盛讚說：“在我這次參觀考察後，覺得你的學校辦得很好。今後無論我走到世界上哪一個國家，我都要說中國南京有一個曉莊學校，辦得很好。它是代表世界教育的一道曙光！”
曉莊培養的學生大都極具社會關懷，而且實踐能力十足，在很大意義上，它實際培養了許多有誌的社會革命者。要求聘請曉莊畢業生的邀請函如雪片翻飛，甚至泰國曼穀的華僑學校都來該校聘請教師。
1930年，蔣介石和馮玉祥、閻錫山以及桂係軍閥發動中原大戰，由於陶行知和馮玉祥交情甚深，蔣介石疑心陶行知的曉莊是他的反對者，再加上曉莊的確存在具有革命傾向的熱血青年。蔣介石悍然於4月8日下達了關閉曉莊的密令，並通緝陶行知。陶行知被迫離開凝聚著他一生心血的曉莊，避走日本，以逃脫國民黨政府的迫害。
自國民黨對陶行知發出通緝令後，持續遭到國內外輿論的譴責。國際知名人士如愛因斯坦、杜威、甘地、羅素、羅曼羅蘭等於1930年秋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他撤銷對陶行知的通緝令。次年春，陶行知秘密潛回國內，得《申報》總經理史量才支持，供職於《申報》。以化名創辦《讀者通信》專欄，譴責國民政府不抗日的反動行徑，並發起“科學下嫁”運動。
1931年，蔣介石二次下野，林森任國民政府主席，馮玉祥也為此而努力，迫於國內外壓力，次年元月，國民政府解除了對陶行知的通緝。陶行知終於又自由了，他再次投身於他鍾愛的大眾教育。
解放了的陶行知準備光明正大地讓曉莊複校，並登載招生廣告，蔣介石主導的國民政府卻食言而肥，他們用非法手段侵占曉莊校園，致使學校不能正常辦學。學校二次被封，陶行知對蔣介石的獨夫本質有了深刻認識。但他不會屈服，他要以更靈活的方式來傳播他的“曉莊”精神。
陶行知和著名教育家陳鶴琴創辦了工學團，繼而又組建了新安旅行團和山海工學團等承繼曉莊教育精神的組織。在這個過程中，陶行知發明並倡導了享譽世界的“小先生”製。
1934年1月28日，山海工學團召開普及教育總動員大會。在這次大會上，陶行知正式提出了“小先生”製。所謂“小先生”，就是通過教育家庭的小朋友，再利用小朋友去教育家裏不識字的人。
陶行知總結了采用“小先生”的幾大好處：一是有利於中國女子教育。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之下，女性主要在家庭裏，而且奉守陳舊的觀念，她們的教育問題相當不好解決。而有了“小先生”們，該困境幾乎不再存在，至少識字教育不是障礙；其次，大人跟小孩學，無形之中能使大人心態年輕，這也有利於培育少年中國的精神氣質；再次，“小先生”製有利於打破教育壟斷的藩籬，使得知識可以轉化為公共資源，為社會成員共同分享；最後，傳統教育的一大難點是家庭和學校之間聯絡不暢，但如果有了“小先生”們，就可以把學校、社會和家庭有效地聯結在一起。
陶行知倡導的“小先生”製，雖然飽受質疑，但在中國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卻的確起到了非同尋常的巨大作用。其影響波及整個國統區，並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在中共解放區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共和國的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就是這一製度的踐行者，“小先生”製在延安被廣泛采用。不僅如此，實行“小先生”製的成果經受住了國際友人的考核，並由此揚名國際。
1936年8月，在倫敦世界教育會議第七屆年會上，陶行知作了“中國救亡運動與小先生普及大眾教育運動實踐情況”的報告，受到與會各國代表的高度讚揚。印度代表甚至直接邀請陶行知去訪問印度，指導印度的普及教育工作。在印度，聖雄甘地抱病和陶行知交流半個小時，臨別時，特別叮囑陶行知：“請代表我向中國人民致意。請把您在印度演講大眾教育的問題，寫成文章，寄給我們。”
隨著罪惡的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的摧殘加深，為了中國的前途和命運，陶行知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投放到遊說國際友人支持中國抗日的民族事業中。饒是如此，他仍然沒有放棄教育救國的理想。一方麵，他提倡國難教育；另一方麵，他身體力行，在重慶創辦了育才學校，繼續著他通過普及平民教育拯救並改造中國的理想。
1938年，陶行知結束了歐、美、亞、非26國的訪問行程，回到國內。其時，中國抗日統一戰線已經形成，他有了更大的政治空間推廣他的教育理想。他相信他的“生活教育”的理念有助於堅定中國人養成自立、自強精神，他說：“我相信生活教育必定能夠發出偉大的力量幫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幫助創造一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並且幫助創造一個和平互助的新世界。”這一年12月15日，廣集包括國共兩黨在內的社會賢達的生活教育社在廣西桂林省政府禮堂舉行成立大會，陶行知當選為理事長。隨後，他著手籌備創立育才學校，它的對象是教育戰時彙集在重慶的200多萬流浪兒童。
1939年7月20日，育才學校借北碚北溫泉小學校舍舉行了開學典禮。陶行知宣講了該學校的創辦旨趣：“創辦育才的主要意思在於培養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至於枯萎，而且能夠發展，就必須給予適當的陽光、空氣、水分和養料，並掃除害蟲。我們愛護和培養他們正如園丁一樣，日夜辛勤地工作著，希望他們一天天的生長繁榮。”他強調，學校不是培養專家，而是希望學生能根據各自的興趣，把他們育成專才；更不培養人上人，而是要讓學生從老百姓中來，學成以後再回百姓中去。因此，這裏的教育仍然是普及大眾教育的一部分。
育才學校最後在古聖寺開學，學校沒有入學考試，也沒有升學考試，也不存在所謂的畢業問題，不過要經過必要的智力測試。學校設立專業為音樂、戲劇、繪畫、文學和社會五組，無數當時享譽全國乃至國際的高級知識分子、詩人、音樂家、藝術家紛紛到學校任教。育才學校是中國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一所特異的學校，因為它是根據一種全新的教育理念而創設的。它不僅要求其學生有相當的智力，還要測試學生的特殊才能和興趣。與此同時，它的學製規定又是那麼不拘一格，而在教育過程中，始終強調“創造性”的培育。
同時，它在培養學生的品德方麵也是別出心裁，而且至今仍極有啟發意義的。有一天，陶行知校長看到一名男生正要用磚頭砸同學，立即將其製止，並讓他到校長辦公室等候。陶行知回到辦公室，見男生已在等候，便掏出一塊兒糖給他：“這是獎勵你的，因為你按時到了。”接著又掏出一塊兒糖給他：“這是獎勵你的。我不讓你打同學，你立即住手了，說明你很尊重我。”男生將信將疑地接過糖果。陶行知又說：“據了解，你打同學是因為他欺負女生，說明你有正義感。”隨後，掏出第三塊兒糖給他。這時，男生哭著說：“校長，我錯了，同學再不對，我也不能采取這種方式。” 陶行知又拿出第四塊兒糖說：“你已認錯，再獎勵你一塊兒，我的糖給完了，我們的談話也該結束了。”我們至今很難評價育才學校的曆史貢獻，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它為國家培養了不少專門人才。此外它一直在經費極其拮據的情況下運行。盡管它受到進步黨派團體和人士的支持，但國民政府一直對它的存在甚為警惕。陶行知為了保證它的運轉四處奔走而積勞成疾。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這位把自己的一生全部貢獻給中國平民教育的巨人，突發腦溢血在上海去世，享年僅56歲。他的遽然辭世，震動了全國乃至全世界。10月27日，上海各界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同年12月9日，美國紐約也為這位世界級的教育家舉行追悼會，由杜威和馮玉祥擔任名譽主席，威廉霍蘭德擔任主席，美國教育界的各大名流以及留美中國人士出席。陶行知先生備享身後哀榮，他理當享有這樣的榮譽。
陳垣
史學家、教育家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生於一八八○年，他自幼好學，但沒有師承、家學，隻靠勤奮自學，闖出一條廣深的治學之路。在考據學、宗教史、元史和史論等方麵，著作等身，都取得成績，受到國內外學者的推崇。四、五十年間，他在大學和研究機構裏，對廣大青年學者熱心傳授，給予他們深遠的影響，造就了眾多的史學人才。
陳垣曾任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輔仁大學等校教授、導師。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二年，任輔仁大學校長，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一年，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前後四十五年。解放前，他還擔任過京師圖書館館長，故宮圖書館館長。解放後任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第二所所長等職。在政治上，他曆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陳垣同誌治學，能隨著時勢的發展而不斷有所發展，思想不斷有所前進。在他少年時，受到“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思想影響，曾考過科舉，不中。後來在民主革命浪潮中，參加了反清反帝的宣傳活動。辛亥革命後，積極進行政治活動。
民國元年，陳垣被選為眾議院議員。後以連年軍閥混戰，宦途又汙濁黑暗，大失所望，於是決心從事著述與教學。
八年抗戰，陳垣身陷敵占區的北平，在教學中以著述明誌，以著作抗敵，教育青年，指責漢奸，堅決鬥爭，不計生死，直至北平解放。
新中國成立，在黨的教育下，在新生活中，陳垣的思想也得到解放，並開始學習毛主席著作。作為一個愛國學者，他深切感到，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年過七十，在繼續努力學習與科研教學進程中，在現實的教育下，他又進一步認識到，隻有實現共產主義，人類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終於以七十九高齡，被吸收入黨，成為一個光榮的中國共產黨員。他準備在晚年，繼續努力為黨多作貢獻，但體力日衰，更兼處在“十年浩劫”中，不幸，在一九七一年，九十一歲病逝。
陳垣同誌自小好學，無師承，隻靠自學摸索，自辟蹊徑。十二、三歲，在私塾裏偶然看到張之洞的《書目答問》，開卷有道：“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偏舉既嫌掛漏，誌趣學業亦各不同，因錄此以告初學。”他讀後高興極了，即以為師，按目求索自己需要的書。後來買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更視為良師益友。按所指導和輔助，泛覽群籍，經史子集，無所不觸，因而知識麵愈廣，求知欲愈強。他的認真治學，可以說從《提要》開始。
陳垣十七歲，赴京應順天鄉試，不中。回來仍走自己治史的道路。二十三歲，他讀了清趙翼的《廿二史劄記》，首卷識語有：“此編多就正史紀傳表誌中，參互勘校，其有牴牾處自見，輒摘出，以侯博驗君子訂正。至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他認為前者是“史法”，後者是“史事”，於是把《劄記》剪裁，分為“史法”和“史事”兩部分，以便研究。這種分法，他在以後治史中時常應用。
陳垣治史，認為有時代的需要，也受時代的影響。經過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醜條約等，到二十世紀初，興起了民主革命的風暴。一九O五年，孫中山先生創立同盟會，領導民主革命，就在這一年，廣東人民展開了反對美國政府迫害旅美華工的愛國鬥爭。他和潘達微幾位青年誌士，創辦《時事畫報》，以文學、圖畫為武器進行反帝反清的戰鬥。
這期間，陳垣因父親患腎結石病，幾經治療，後得西醫動手術治愈，深有感觸，因而又決心學西醫，並認為要使中國擺脫落後狀態，必須使科學發達起來。
一九○七年，陳垣進了美國教會辦的博濟醫學校。讀了一年，又因美國教會當局不尊重中國教師和學生，便憤然離開博濟，另和友人創辦光華醫學校，開附屬醫院，延聘本國醫師任教，自己繼續當學生。他們這些愛國行動，受到社會的大力支持，學校、醫院逐步發展起來。一九一一年，他學成畢業，留校任教，講授生理學、解剖學，研究醫學史。其解剖學的教學與研究，對他後來的治史，有很大的幫助。
一九一一年，“三·廿九”廣州起義，繼之辛亥革命。巨大的政治運動，使陳垣又毅然舍醫從政，時他和康仲犖創辦《震旦日報》，自任編輯，更激烈地宣傳反清。
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陳垣被選為眾議院議員。一九一三年，第一屆國會召開，他離開廣州進北京，從此定居北京。入京後，他最高興的是得縱覽文津閣《四庫全書》。後來他說：“因此可以補從前在廣州未見的書。如是者十年，漸漸有所著述。”一九一四年，袁世凱解散國會，政局混亂。從此，他專心著述的意誌，逐漸增強起來。
陳垣同誌研究宗教史，和他對宗教曾有信仰密切相關。一九一九年，他在重刊明韓霖《鐸書》序裏說：“邇年以來，餘篤信敬天愛人之學，以為非此不足以救世。”一九一七年，他就發願著中國基督教史，於是有《元也裏可溫教考》之作。他重視這一著作，以為這解決了前人沒有解決的元史中基督教史問題。據他一九二四年所寫的《基督教人華史略》，基督教入華史可分為四期：第一期為唐代的景教；第二期為元代的也裏可溫教；第三期為明代的天主教；第四期為清以後的耶蘇教。景教於唐貞觀九年（635年）傳入中國，景教的衰滅始於武宗會昌五年（845年）。景教滅後，到元代有也裏可溫教，盛於一時。所謂“也裏可溫”，是當時基督教各派之總稱。元亡，也裏可溫就絕跡於中國。據此，也裏可溫教史是元史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在中國宗教史上，僅元代有也裏可溫教。但作為宗教史來說，也裏可溫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他這書解決了元史中的宗教史問題，不但引起了我國研究元史和宗教史家的注意，而且引起了國際學者和宗教史家的重視。他把沉埋了幾百年的這段曆史，作了充分的闡明，為我國史學研究工作，作出貢獻。
此後，陳垣繼續宗教的研究，先後寫成《火襖教入中國考》（1923年），《回回教入中國史略》（1927年）等作。他研究宗教史，主要研究其興衰，及其與政治的關係，而不是研究其教義——宗教思想史。
《元也裏可溫教考》既屬於宗教史的研究，又屬於元史的研究。陳垣同誌注意元史，實先於宗教史。早在青年時期，他在廣州，有機會讀到方功傑所藏舊抄本《元典章》，已引起他研究元史的很大興趣。其後他到北京，竟然在坊間偶爾買得這一舊藏抄本，不禁認為奇遇。前此，他先曾買到沈家本的刻本《元典章》。於是兩相對校，他開始了《元典章》校補工作，同時也開始了元史的深入研究，也就為他寫《元西域人華化考》開辟了道路。
《元西域人華化考》，題名“華化”，據他的解釋：“華化之意義，以後天所獲，華人所獨創者為斷。”意思是說，“華化”指的是中國曆史發展所形成的文化，而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他認為是儒家。他說：“儒家為中國唯一的產物，言華化者應首言儒家。”其次則宗教、文學、藝術、科學、風俗習慣等，也有中國的特色。至於西域人，指的是色目人。在第一卷中，他說：“畏吾兒、突厥、波斯、大食、敘利亞等國，本有文字，本有宗教，一旦入居華地，亦改從華俗，且於文章學術有聲焉，是真前所未有，而為元所獨有也。”“元時西域文化，本由襖教而佛教，而回教，更唱迭和，浸淫濃鬱者數百年，最後役於西遼，受大石林牙之漢化，耳濡目染者又近百年。元軍先定西域，後下中原；西域人之從軍者，被虜者，貿易者，接踵而至，平日所想望之聲明文物，盡觸目於前。元製，色目人又自由雜居，故一傳再傳，遂多敦詩書而說禮樂。茲編之作，正所以著其盛也。”
他用了多年的時間，積累大量的資料，掌握了豐富的元史知識，引用了二百種以上的圖籍，具體而明確地闡明了元朝百年間西域諸族人來華後吸收並傳播了漢文化，留下了大量漢文寫成的著述。他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為元史，為我國民族文化史和中外關係史，添上了光輝的一頁。這一著作，在國內外史學界，繼《元也裏可溫教考》之後，獲得高度的評價。
陳垣同誌年輕的時候，就很欣賞乾嘉學者的考據成就。他特別欽佩錢大昕的精博。乾嘉學者重視掌握資料，用種種方法證明其正確，獲得了確實的成就，超過前代。這就在於他們善用考據知識。他除了善於學習前人和自己的刻苦實踐的精神外，最重要的是接觸了近代科學知識，就是他青年時曾學西醫，並特別重視解剖學。他的史學研究，不但注意掌握史料，運用清人考據學的方法予以處理，而且科學地加以解剖，然後作出判斷，作出結論。
陳垣的考據學，主要在校勘學，年代學和避諱學幾門輔助學科上。
先談校勘學。他既先後獲得沈家本刻的和方功惠舊藏抄本的《元典章》，認為《元典章》是考究元代政教、風俗、語言、文字的很好的一部參考資料。他細細地作了一次整理校勘工作。除方沈兩本外，他繼續買到和借到其他藏本三種，主要是借到故宮藏的元刻本。他先用元刻本對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諸本互校，得出沈刻本“偽誤、衍脫、顛倒”之處共一萬二千多條，寫成《沈刻元典章校補》。又從沈刻本一萬多條錯誤中選出千多條作例，分門別類，指出致誤之由，加以分析，一九三一年他寫成《元典章校析釋例》，——又名《校勘學釋例》。他對《元典章》整理校勘工作，前後用了十多年時間，才脫稿。
陳垣運用校勘學方法考究古籍的又一成果，是一九三七年寫成的《舊五代史輯本發覆》。薛居正等編《五代史》，因後出的歐陽修的《五代史記》，而被稱為“舊五代史”，且漸被埋沒。清乾隆時開四庫全書館，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薛史》，詔頒布於學宦。但當時館臣為避免政治上嫌忌，將《薛史》原文中虜、戎、胡、夷、狄、蕃酋、偽等字眼，盡量改篡，失去了《薛史》的本來麵目。他根據《冊府元龜》、《歐史》、《資洽通鑒》等書，把輯本《薛史》中改竄的字句校勘出來，回複其本來麵目；並指出當日館臣之所以改竄《薛史》原文，實際有不滿於清朝的統治。這就不僅限於校勘，而且對當日館臣之所以忌諱，作了分析。
陳垣同誌在考據學上另一方麵成功的專著，是屬於年代學的《二十史朔閏表》和《中西回史日曆》兩書。在後一書的自序中，他簡要地敘述了作書的原因和經過，“稿凡五易，時閱四載”。兩書成於一九二五年。兩書為研究中國史學及我國與東南亞各國交通史方麵提供重要依據。
避諱是我國曆史上特有的風習製度。考據學中的避諱學，是我國特有的一門學科。陳垣同誌在《史諱舉例》中，介紹自秦迄清，曆朝的避諱製度和諱例。兩千多年來，避諱的製度、習慣和風氣，長期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在語言、文字上不能觸犯所謂尊者親者以至賢者的名字，違反的便是大逆不道，甚至有生命的危險，史不乏例。談到避諱成為製度，其曆史很長，朝代更換又多，各朝所避的諱不同，避諱方法又不一致；其在文獻上常有因避諱而改換文字，甚至改變前人的姓名、官名、書名，前代的地名、年號等等，使一些古籍文字淆亂不清。但是，他在《史諱舉例》的序文中曾指出：反過來，利用古文書的避諱，“可以解古文書之凝滯，辨別古文書之真偽及時代。蓋諱字各朝不同，不啻為時代之標識，前乎此，或後乎此，均不能有是”。他在《史諱舉例》中，所舉的例，不少帶有啟發性，引起探索各種疑難問題。
避諱問題，前人已有不少研究。錢氏（大昕）《廿二史考異》中，以避諱解釋疑難者尤多，隻因散在諸書，未能為係統之整理。陳垣同誌用了很多工夫，閱讀了大量宋人清人有關避諱的述作，並廣泛搜集和引用了一百種以上古籍中的材料，然後寫成《史諱舉例》。他在序言中說：“意欲為避諱史作一總結束，而便考史者多一門路、一鑰匙也。”
陳垣同誌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這十多年間，著重考據學的研究。其中《舊五代史輯本發覆》完成於一九三七年七月。就在這年七月，爆發了“七、七事變”，日本侵略軍向蘆溝橋進犯，中國人民奮起抵抗，開始了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不久，北京被日軍侵占，成了淪陷區。他身處危境，但堅決與敵偽鬥爭。他在大學的講壇上，講抗清不仕的顧炎武《日知錄》，講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鮚埼亭集》，以此自勵，並黽勉學生愛國。同時利用史學研究作為武器，連續發表史學論著，以抨擊敵偽漢奸，顯示出不屈不撓的愛國精神與民族氣節。在八年抗戰期間，他堅守教研崗位，寫成《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諍記》、《中國佛教史籍論》等宗教史論文，而實際是民族抗敵鬥爭史的專著，最後以《通鑒胡注表微》作表微之著。
八年抗戰，陳垣同誌一直身處淪陷區。一九四三年他寫成《通鑒胡注表微》。那年冬，他寫信給西南一位學者，說道：“至於史學，此間風氣亦變。從前專重考據，服膺嘉定錢（大昕）氏；事變後，頗趨實用，推尊昆山顧（炎武）氏；近又進一步，頗提倡有意義之史學。故前兩年講《日知錄》，今年講《鮚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習，不徒為精密之考證而已。此蓋時勢為之，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也。”
一九五七年，他在《表微》重印後記中敘述研究經過：“胡三省親眼看到宋朝在異族的嚴重壓迫下，政治還是那麼腐敗，又眼見宋朝覆亡，元朝的殘酷統治，精神不斷受到劇烈的打擊，他要揭露宋朝招致滅亡的原因，斥責那些賣國投降的敗類，申訴元朝橫暴統治的難以容忍，以及身受亡國慘痛的心情，因此，在《通鑒注》裏，他充分表現了民族氣節和愛國熱情。”“我寫《胡注表微》的時候，正當敵人統治著北京；人民在極端黑暗中過活，漢奸更依阿苟容，助紂為虐。同人同學屢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時時受到威脅，精神異常痛苦，閱讀《胡注》，體會了他當日的心情，慨歎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淚，甚至痛哭。因此，決心對胡三省的生平、處境，以及他為什麼注《通鑒》和用什麼方法來表達他自己的意誌等，作了全麵的研究，用三年時間寫成《通鑒胡注表微》二十篇。”這樣“表”胡三省作注之“微”，也正所以寓自己的心意。
總之，《表微》確有表《胡注》之微的特點以處境相仿佛，不但表《胡注》之微，亦所以表自己內心之微。
解放後，陳垣同誌在學術思想上有很大的飛躍。一九五○年他給武漢大學一位朋友的信說：“解放以後，得學毛澤東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一切須從頭學起。年力就衰，時感不及，為可恨耳。”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後不久，五月十一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陳垣同誌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其中說：“我也初步研究了辯證法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使我對曆史有了新的見解，確立今後治學的方法。我們的治學方法，本來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關係，所以我們時常一起研討，你並且肯定了我們的舊治學方向和方法。但因為不與外麵新社會接觸，就很容易擺脫不開那反人民的立場。如今我不能再讓這樣的一個違反時代的思想所限製，這些舊的‘科學的’治學方法，在立場上是有著它基本錯誤的，所以我們的方法，隻是實證主義的。”他並且勸告胡適，應該幡然覺悟，轉向祖國。
一九五○年，在輔仁大學堅決與帝國主義進行鬥爭，使長期受到外國勢力控製和影響的一所私立大學能夠順利地變成國立大學，並於一九五二年院係調整時，和北京師範大學合並成為一所新型大學。他仍任新校校長。解放後，他的思想轉變，還具體表現在一九五一年參加西南土改工作團。作為團長，他率領工作團，到四川巴縣進行土改工作。一九五四年兼任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從一九五八年起，曆次被選為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在學術上，他在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一方麵整理曆年舊著作，一方麵不斷用新觀點繼續從事史學論文的撰寫，前後寫成短文二十多篇。他壯心未已，本來還計劃整理多卷本的古籍如《冊府元龜》等，可惜年事已高，一九五0年後，又連續幾次重病，並曾動大手術，使壯誌難酬。
陳垣同誌生活在舊社會近七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已經六十九歲。由於他多年專研曆史，專攻史學，掌握了豐富的曆史知識。新中國成立後，他接觸了新思想，迅速從舊思想的束縛解放出來，接受新思想，奮勇前進。經過十年的社會實踐，在黨的親切關懷下，在他的強烈要求下，終於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以七十九高齡，成為一個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他回憶多年舊社會艱苦酸辛的生活，今日身心都得到解放，不禁由衷地歡呼：“黨使我獲得新的生命”！並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以此為題的文章。
入黨以後，他對自己要求更高，要求為黨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特別在史學方麵。然而不久，來了“十年浩劫”。他足不得出戶，賓客親屬不能探訪。這樣，直到一九七一年六月，在極端苦悶中含恨以歿，終年九十一歲。他臨終囑咐子孫，好好為黨為人民多做工作。
史學家教育家陳垣同誌謝世了，然而他留給我們一份極其珍貴的文化遺產。這份文化遺產他無私地獻給了全國人民。
晏陽初
晏陽初，生於1890年，四川巴中人。著名的平民教育家、鄉村建設元老,被國際學術界並列為“世界上為社會貢獻最大、影響最廣的十大名人”之一。
晏陽初出身書香門第，晏求知欲望強烈，學習用功，每期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多次受到學校獎勵。
1907年，晏陽初在保寧府華英學堂畢業後升入成都華美中學，兩年後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該校。
1913年春，晏在友人的支持下，以名列榜首的成績考入香港大學。按該校的規定，考第一名者，可獲英皇愛得華第七獎學金1600美元，但獎學金隻授於英國籍學生，學院院長建議他改入英國籍。晏回答說：“這代價，要一個中國人來舒暢，太高了。”他毅然放棄了這筆獎金，表現了一個中國人高尚的民族氣節，就連當時港大的校長對此也深表敬佩。
1916年，晏得到中國政府的資助，遠渡重洋赴美國深造。他在美國先後獲得耶魯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曆史學碩士、路易斯維爾大學法學博士學位。這段時間的經曆，使晏的愛國主義思想日趨成熟。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在川中時，隻有抽象的民主觀念，到香港後，敗國之民的羞辱，促進了民主意識的發生，我開始深切體會到國之重要，已有改造社會的願望，再進而看到美國的繁榮，華裔工商的屈居人下，又回想到祖國的貧愚落後，我比較三種不同生活方式，孰高孰下，優劣如何……我不願在中國的土地上再出現香港式的殖民地，苦難的中國需要解放，我立誌貢獻己力。”基於這些想法，他參加了中國留美學生的秘密組織“成誌會”，青年們眾誌成城，“思圖救國”。當時正值美國排華運動加劇，許多華商一到美國就被拘禁，即是久居美國的留學生和華僑也常被無理拘留。眼見這些不平之事，陽初心裏既氣憤又難過。為表示對美國政府排華政策的反對，他以“從美國憲法論排華的不合理”為題，參加了耶大的演講比賽，充分表達了他對祖國深切的愛。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20萬華工被送往歐洲，在各戰場幫助修建工事、運輸物資等，為了管理這批語言不通的勞工，美國陸軍青年會在美國各大學招募留學生充當翻譯，時值晏陽初畢業，他在愛國主義精神的鼓舞下，毅然投筆從戎，在畢業典禮的第二天便跨過布滿魚雷的大西洋，來到戰雲密匝的法國。在法國，晏被分配到自郎華工營戰時臨時商店充當售貨員兼翻譯，與華工朝夕相處。在此期間，他經常利用業餘時間幫助華工寫信，給他們讀報上的新聞，逐漸萌動了訓練他們識字的想法。陽初在白郎華工營辦起了他平民教育生涯的第一個識字班，他選擇了一千個最常用的漢字，邊編、邊教，開始訓練華工識字。這項活動，受到陸軍青年會的支持，並吸引了當時在巴黎留學的許多中國學生參加，使辦學規模逐漸擴大。隨著識字華工文化程度的提高，晏陽初創辦了《華工周報》，當時在巴黎找不到漢字印刷設備，隻得自己編排，用照相製版印刷，報紙很受華工歡迎。他“從此有了個心願，回到中國不發財，不升官，把終身獻給勞苦大眾”。
1920年，晏陽初回到祖國，在北京成立了“大眾教育聯合會”，首倡掃盲運動，他用了一年時間深入鄉村，考察平民教育情況。
1922年，晏陽初到了長沙，同一批知識分子先後辦起了600多所平民學校，提出了“掃文盲，作新民”的口號，編輯出版了速成掃盲課本——《千字文》。長沙的掃盲教育四個月一期，利用早晚上課，受教育的學生總計有5萬多人。當時，青年毛澤東便是100多位義務教師之一。繼長沙之後(1922年至1923年)晏陽初還先後在煙台、南京、杭州、嘉興等地開展了識字運動，並在華北、華中、華東、華西開展了平教活動。他編輯了市民十字課、農民千字課、士兵千字課等通俗語體文課本。
1925年6月，晏陽初作為中國民間代表出席了在檀香山召開的太平洋沿岸國民會議，旨在探索太平洋地區窮國富強的道路。在會上，他就平民教育運動作了一次專題演講，引起了會者強烈反響，檀香山華僑為之掀起熱烈的捐獻活動。
1929年秋，晏陽初出任河北縣政研究院院長，他將平民教育總會辦事處遷至河北定縣。晏陽初夫婦攜三子二女舉家遷往河北定縣創辦鄉村建設實驗區，在晏的一心為平民的真誠情感和崇高的獻身精神的感召下，當時有幾十名高級知識分子和幾百名大學生，都甘心情願地離開城市優越的生活，有的甚至拋棄高官厚祿到十分艱苦的農村參與鄉村建設實驗。陽初除領導整個實驗區的工作外，還親到翟城村小學任教。晏的夫人許雅麗是美國華僑，生長於美國，回國後，一直在上海、北京居住，現在來到定縣，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很多不便，可她並不以此為苦，而是積極支持晏的事業，她協助接待來定縣參觀的國際友人，組織平民會同事的家屬成立“家庭會”，每周聚會一次，並由許雅麗向她們介紹衛生保健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