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因為這個案子前後牽涉太廣，除了老孫提供的材料，我特意和其他警界人員進行了核對和交流，以保證其內容的可信。比如，我曾和一位已經退休的老警務人員問起，這三百八十起案子，是否都是他一個人做的，會不會有別人的案子混在裏麵。那位同樣熟悉此案的老警察很堅決地表示，沒錯，都是他一個人幹的。事實上，“飛毛腿”最後被擒，正是因為警方通過技術手段，已經確認這些案件都是一人所為，所以才能夠通過作案手法的比對將其歸案。
這位老警察還談到了一個細節：在預審的時候，“飛毛腿”居然對三百八十起案件（實際上有些案件如果不是他交代，受害人都沒有報案）中每一起的細節記憶清晰，補充了大量警方沒掌握的線索，甚至多次和警方鬥智鬥勇的前後經過都能敘述清楚。起初，有些警察對此感到不可思議，後來才逐漸理解 “飛毛腿”的作案，酷似吸毒，從最初的偶爾作案，到後來則變成不能自拔。每次作案對他來說都是生命中最刺激和最有快感的事情，總要反複回味。甚至到不作案，簡直就過不下去的地步。人對自己經曆的這種極刺激的事情總會記憶特別深刻。你若問他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他也記不住。
“從哪兒說起呢？”老孫撓撓頭。“這案子，最初不是交給我們十三處的，”老孫說。“最開始抓‘老流氓’的抓法很不正規，主力極有時代特色，叫做‘首都工人民兵’，那動作簡直跟打個戰役似的。”
工人民兵，最初是我國作為預備役部隊建立的準軍事部隊，跟美國的國民警衛隊一個性質，隻是人數最多的時候高達兩千萬，這就沒一個國家能比了。在特殊的時代，工人民兵很快從單一的預備役部隊變成了萬能膠和多麵手。搞宣傳，派民兵；抓特務，派民兵；來外賓，派民兵；開批鬥會，派民兵；連教街道老太太認字，都用過民兵。在“文革”公檢法陷入相對混亂的時期，工人民兵在北京更成了類似今天武警的角色，經常被用來應付突發事件和治安惡性事件，雖然裝備和訓練遠不能和正規人員相比。據說，讓民兵抓“老流氓”，是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吳德的招兒。
“飛毛腿”案第一起，發生在1972年夏天。當時報到“革委會”，情況是有一案犯蒙麵裸體夜入十八裏店一農村民宅，強奸了一個帶孩子的年輕媳婦。受害人半夜驚起，連案犯的身高體態都說不清。
不久，就發生了第二起，這次地點在靠近今天朝陽區邊緣瑪鋼廠收費站，也是農村，案情幾乎相同，唯一區別是案犯自稱“老流氓”。此後，這樣的案子接連發生，都是強奸，順便盜竊，作案範圍以朝陽區雙橋為中心，方圓大約十裏，最遠的到通縣、順義等地，每一次案犯都自稱“老流氓”。麵對一係列惡性案件，當地治安部門束手無策，引發了極大震動，“老流氓”的稱呼也不脛而走。